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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举之后，鲍德温政府和国际联盟都未能勇敢地面对墨索里尼。温和的经济制裁是国际联盟对意大利采取的唯一惩罚措施，但收效甚微。英国政府决心不冒与意大利开战的风险，并急于将墨索里尼排除在希特勒的势力范围之外。与此同时，英国政府采取进一步措施安抚意大利独裁者。选举刚过两周，外交大臣塞缪尔·霍尔和他的法国对手皮埃尔·拉瓦尔（Pierre Laval）就秘密同意了一项计划，允许墨索里尼在阿比西尼亚有些自由，以此来结束冲突。当《霍尔-拉瓦尔协定》的内容被泄露给新闻界时，引起了公愤。鲍德温迫于公众压力，迫使霍尔辞职，由安东尼·艾登取而代之。然而，首相并没有试图进一步控制墨索里尼，意大利在阿比西尼亚的战争仍在继续。1936年6月，也就是意大利吞并阿比西尼亚全境的一个月后，对意大利的经济制裁被取消。后来，一位反对绥靖政策的保守党人写道：“‘强奸’阿比西尼亚也许是独裁者胜利时代的转折点。我们没能兑现给阿比西尼亚提供援助的承诺。一个非常虚弱的（意大利）的夸大其词让40个国家面对狂妄自大的侵略行径时，变得玩世不恭和麻痹。意大利吞并阿比西尼亚成了欧洲历史上最悲伤的事件之一。”[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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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少数几个保守党人抗议鲍德温对意大利入侵阿比西尼亚的放任态度，其中包括布思比和麦克米伦。就连温斯顿·丘吉尔也倾向于淡化意大利的进攻。在下议院的一次辩论中，布思比认为，对袭击阿比西尼亚视而不见，将使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相信英国永远不会抵抗侵略。麦克米伦对首相政策的反对更为激烈。1936年6月23日，在政府放弃对意大利的制裁后，他是仅有的两名投反对票的保守党议员之一。麦克米伦在鲍德温手下，6天后辞去了党鞭的职务，这实际上意味着他要退出该党，不再被视为“政府的官方支持者”[40]。《星期日泰晤士报》认为，麦克米伦的“叛变”为他曾经充满希望的政治前途敲响了丧钟，并把他置于“每个议会都能找到的一小撮贱民”[41]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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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布思比所预测的那样，希特勒敏锐地注意到英国在与墨索里尼对峙时的失败。1936年3月，他下令德国军队占领非军事化的莱茵兰——德国西部的一个狭长地带，横跨莱茵河，与法国、卢森堡、比利时和荷兰接壤。根据《凡尔赛条约》，德国被禁止在该地区修建防御工事或驻军。截至1936年3月，这是希特勒最明目张胆地违反德国的条约义务的行为，也是他对英国和法国最戏剧性的挑战。正如麦克米伦所意识到的那样，这也是对西方安全和权力的致命打击。通过占领并在莱茵兰加强防御，德意志帝国可以制订计划来攻击它的东部邻国，从而确保自己可以免受来自西方的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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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其他大多数英国政客对麦克米伦称为“历史转折点之一”的情况漠不关心。只有少数议员，包括布思比、丘吉尔、埃默斯-埃文斯和爱德华·斯皮尔斯，敦促鲍德温政府接受希特勒的挑战。布思比告诉下议院，德国元首在莱茵兰发动的武装行动是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拥护的“大骗局”的一个例子，英国和法国必须戳破这个骗局。丘吉尔告诫说，如果不能与希特勒抗衡，法国和低地国家将受到德国的攻击。但这些警告没有得到重视。作为公开表态的人士之一，哈罗德·尼科尔森在日记中写道：“下议院‘非常亲德’，这意味它害怕战争。”[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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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自己也承认，他的行动确实是虚张声势。“进军莱茵兰后的48小时是我一生中最伤脑筋的时刻，”他说，“如果法国人当时进军莱茵兰，我们将不得不羞耻地撤退……”[43]但法国，尽管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军队，却宣称需要英国的帮助来对抗希特勒。当英国拒绝援助时，法国也拒绝行军。希特勒的冒险成功了，英国社会和政府上层似乎很少有人介意。前外交官洛锡安勋爵，也是劳合·乔治的前任秘书，说：“毕竟他们只会走进自己的后花园。”[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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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初，包括麦克米伦、布思比、特里、麦克纳马拉、尼科尔森、埃默斯-埃文斯、斯皮尔斯和新当选的罗纳德·卡特兰在内的大约35名反靖绥主义议员，组织了“12月俱乐部”，该俱乐部的名字来源于臭名昭著的《霍尔-拉瓦尔协定》签订的月份。斯皮尔斯说，议员们越来越担心政府拒绝回应意大利和德国的侵略，议员想向鲍德温及其手下表明，“如果采取行动符合国家利益，我们中有很多人做好了在紧急情况下独立于党鞭采取行动的充分准备”[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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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斯皮尔斯和他的后座议员同僚们都知道，他们在下议院没有足够的票数直接挑战鲍德温和压倒性的保守党多数派。为了扩大影响，反绥靖势力需要团结整个国家，为此，他们需要一位全国公认的领导人。乍一看，选择似乎是显而易见的：温斯顿·丘吉尔是最著名的绥靖主义反对者，也是英国下议院军备重组的倡导者。碰巧的是，丘吉尔对年轻的保守党人因未能在下议院发挥更大影响力而产生的挫败感表示同情。1928年，他给鲍德温的信中写道：“你提到了议会培养了很多年轻人才，但是你几乎没有为他们做什么。这些青年才俊再怎么努力也无法处理实际事务。”[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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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到了20世纪30年代中期，下议院几乎没有人愿意与丘吉尔扯上关系，当然也包括年轻有为的保守党进步人士。20世纪初，在反对印度有限自治的激烈运动中，丘吉尔将自己置于议会的深渊。像麦克米伦这样的议员，几年前还依偎在这位伟人的脚下，现在却对他极端右翼的观点避之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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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麦克米伦来说，这是一个令人恼火的局面。在20世纪20年代末担任英国财政大臣之后，丘吉尔就把他在印度事务上的影响力消耗殆尽了！1929年工党赢得大选后，他一直留在保守党的领导层，但在1931年，因为强烈反对该党支持印度自治的提议，他从影子内阁辞职。当年晚些时候，保守党控制的新政府成立，财政大臣是内维尔·张伯伦，而不是丘吉尔。丘吉尔的辞职，以及他在印度问题上对政府的谩骂，是他未来被排除在鲍德温政府和张伯伦政府所有高级职位之外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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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下来的4年里，丘吉尔坐在下议院过道下面的角落里，领导了一场针对《印度法案》（India Bill）的激烈的防御战。对他来说，这是一个非常私人的、情绪化的问题。作为第四轻骑兵团的下级军官，19世纪90年代末，他在印度待了将近一年。近40年过去了，他仍然迷失在帝国的幻梦中，对印度问题的复杂性和这个国家的紧张局势几乎一无所知。对丘吉尔来说，印度仍然是帝国皇冠上最珍贵的宝石，因此，印度必须继续处于英国不容置疑的控制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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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政府支持者指出，在关于印度的辩论中，丘吉尔有时“愤怒得几乎发狂”[47]。他对鲍德温和其他政府官员进行了猛烈的人身攻击。此外，他对印度和那些寻求印度独立的人的言辞攻击是极端的，甚至是恶毒的。他宣称，印度教徒是“肮脏的，他们受到污染的保护，免受应遭的厄运”[48]。他认为，莫罕达斯·甘地（Mohandas Gandhi）“半裸着大步走上总督府府第台阶与国王的代表进行平等谈判，使人震惊和令人作呕”[49]……印度独立的想法是“对文明的犯罪和震撼世界的灾难”[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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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反对《印度法案》的斗争中，丘吉尔争取了不到100名保守党议员的支持，他们几乎都是党内的极右翼人士。大多数议员对丘吉尔反对印度任何形式的选举民主都没有多少同情。用麦克米伦的话来说，他的态度被认为是“反动和不切实际的”[51]，人们再次怀疑丘吉尔的判断力。一位名叫V. W.杰曼斯（V. W. Germans）的政治评论员在1931年指出：“公众认为他才华横溢，但为人鲁莽、头脑发热、容易冲动……”[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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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当丘吉尔在1933年对重新武装的德国日益增长的威胁发出警告时，很少有议员团结在他周围也就不足为奇了，即使是那些在德国问题上与他意见一致的人也不愿支持他，他作为领导人的价值已经严重降低了。实际上，在反对绥靖政策的斗争中，丘吉尔在议会中只有3个坚定的支持者：布思比、女婿邓肯·桑兹，还有一位白手起家的百万富翁布兰登·布拉肯（Brendan Bracken），他于1929年被选为下议院议员。布思比在印度问题上与丘吉尔有着强烈的分歧，两人的关系也有所降温。然而，到了1932年，两人的分歧已经弥合。丘吉尔向他的前议会私人秘书建议：一起前往美国，在英国报纸上报道民主党和共和党的政治会议。由于某种原因，那次旅程并未成行，布思比虽不像以前那样与丘吉尔的关系那么亲密，但他仍与这位长者结盟，以唤起国家和人民对重整军备的迫切需要。1934年11月，当丘吉尔在议会提出一项极具争议的修正案，宣称英国的武装部队，尤其是皇家空军，“已不足以保障国家的和平、安全和自由”时，布思比是该修正案的5名联名签署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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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30年代中期，丘吉尔在朋友家的乡间别墅里度周末，他和同为客人的维奥莉特·博纳姆·卡特夫人一起去森林里散步。卡特夫人是丘吉尔最亲密的朋友之一，和他一样坚决反对绥靖政策。在他们散步时，她说他必须提醒全国人民注意独裁者带来的日益严重的危险。“你一定是个唤醒者，”她说，“你必须唤醒公众，只有你能做到。”[53]他盯着她看了一会儿，然后说：“是的，问题是我将一个人做这件事。我不会有任何压力。我没有跳板。最糟糕的是，我没有追随者。”在这种情况下，她继续说：“我们必须为你招募一批追随者，必须为你制造一个跳板。”丘吉尔知道，自己最好不要反对她。他和维奥莉特女士做了近30年的朋友，这么长时间足以让他知道，一旦她下定决心做某事，她就很少放弃，直到完成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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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丘吉尔对女人的陪伴（除了他的妻子）一般都不感兴趣，而且他坚信女人在公共生活中没有一席之地，他和维奥莉特·博纳姆·卡特夫人的关系就不免令人惊讶了。丘吉尔对女性的厌恶从来没有延伸到维奥莉特·博纳姆·卡特身上，也许因为她和自己太相像了。和丘吉尔一样，维奥莉特也喜欢政治斗争，从20岁出头起，她就一直是自由党最杰出的人物之一。她是一位才华横溢的演说家，在很多人看来，她具备的情感力量和语言能力都可以与丘吉尔相媲美。就像丘吉尔一样，她尖酸刻薄、聪明绝顶，可以用智慧来碾压对手。她享受智者辩论中的交锋，是少数几个在口头辩论中偶尔能胜过丘吉尔的人之一。维奥莉特夫人与人争论时常常情绪激动，会不舒服地靠近交谈对象。一个熟人回忆起一件事，“一位邻座客人在晚餐时把自己的叉子伸到（维奥莉特夫人的）嘴里”[54]。在另一个社交聚会上，维奥莉特夫人的热情驱使她的谈话对象——约翰·科尔维尔，一位曾担任张伯伦和丘吉尔议会私人秘书的年轻贵族，背靠在壁炉旁，把裤子都烧焦了。丘吉尔曾经形容她是“一个如此聪慧的女人”[55]，并着重强调了“聪慧”。多年后，一位政治评论员写道：“如果她是个男人，她会在政治上达到顶峰。”[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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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奥莉特夫人和丘吉尔相识于1906年，当时他32岁，是自由党首相亨利·坎贝尔-班纳曼（Henry Campbell-Bannerman）政府的一名初级大臣，而她19岁，是财政大臣的女儿。在一次晚宴上，他们毗邻而坐，这位金发碧眼的优雅少女被这个粗鲁年轻人的谈吐迷住了，她随后跑回唐宁街11号，叫醒了父亲，告诉他：“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见到天才。”[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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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对语言的共同喜爱点燃了友谊，尽管偶尔会有大发雷霆的时候，但他们的友谊维持了近60年，直到丘吉尔去世。维奥莉特夫人曾说：“语言是他心灵的通行证。在一场争论中，我常常会在一扇紧闭的大门前白白浪费几小时。但是，如果有人通过几句幸运的话，或者唤起了他的想象或感情，使他明白过来，那么门就打开了……在某种程度上，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准则。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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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8年，当阿斯奎斯接替坎贝尔-班纳曼成为英国首相时，作为她父亲最亲密的知己之一，维奥莉特向父亲施压，要求他任命丘吉尔为英国海军部第一大臣。1911年，丘吉尔首次以英国贸易委员会主席和内政大臣的身份证明了自己的勇气之后，他就这样做了。在往返于内阁会议的路上，丘吉尔经常造访唐宁街10号维奥莉特的客厅。许多人，包括维奥莉特夫人的继母玛格特，相信维奥莉特爱丘吉尔，并想嫁给他。1908年，当维奥莉特得知丘吉尔与克莱门汀·霍齐尔订婚的消息时，她在给朋友的信中刻薄地写道：“他的妻子对他来说，就像我常说的那样，不过是个装饰性的餐具柜罢了。她太没出息了，他也不介意她再差点儿了。我不知道他最终是否会介意她像猫头鹰一样愚蠢。”[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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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维奥莉特逐渐意识到的那样，克莱门汀·丘吉尔既不是“一个装饰性的餐具柜”，也不“像只猫头鹰一样愚蠢”，但她肯定比维奥莉特夫人更愿意让丈夫主宰他们的世界。尽管维奥莉特尊敬丘吉尔，并反击任何说他坏话的人，但她的意志力太强了，不愿留在幕后，成为丘吉尔强烈需要的那种助手。在28岁时，她嫁给了她父亲的议会私人秘书莫里斯·博纳姆·卡特（Maurice Bonham Carter）。卡特向她求爱多年，并承诺与他结婚并不意味着她放弃独立和自由，最终赢得了她的芳心。维奥莉特相信了卡特的话——或许比他的本意更加字面化。[60]多年来，她一直与著名的商业银行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密友奥斯瓦尔德·汤因比·福尔克（Oswald Toynbee Falk）有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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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维奥莉特夫人又有传统的一面，她认为身为人母的责任限制了她从政，也限制了她成为议员。十多年来，她远离政治，养育了4个孩子，直到希特勒的崛起促使她再次采取政治行动。作为一个宽容和个人自由的狂热信徒，当维奥莉特夫人看到对这些价值观的威胁时，从不保持沉默。她曾说：“我的性格里没有中立。自从我出生以来，就从来没有骑墙观望。”[61]她以黑白分明的方式看待人和事，对她来说，希特勒和纳粹从一开始就是黑暗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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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希特勒上台3个月后，她在一次自由党会议上说：“在德国，我们所认为的自由似乎已经消失……转眼间，它几乎不做任何斗争，就被噩梦般的暴力统治所取代。”[62]她相信除非英国不只是口头上支持国际联盟，否则另一场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她和她的好朋友布兰奇·达格代尔（Blanche Dugdale，也称巴菲·达格代尔）——前首相阿瑟·贝尔福（Arthur Balfour）的侄女，还有罗伯特·克兰伯恩勋爵的堂兄，成为反对绥靖政策的保守党和自由党年轻议员的心腹，不断敦促他们对政府采取更坚定的立场。当一个年轻的“反叛分子”因为鲍德温和他的手下在阿比西尼亚问题上没有勇敢地面对意大利，而犹豫是否要给他们投反对票时，维奥莉特夫人严厉地批评了他。她问这个年轻人，正如他在日记中沮丧地写道：“我的道德原则在哪里？这一切都非常困难。”[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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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由于维奥莉特夫人的推动，丘吉尔参与了一些反绥靖组织，包括一个名为“集中力量捍卫自由与和平”的组织，旨在动员所有政党的人民反对安抚独裁者。早期的保守党支持者包括布思比、卡特兰和埃默斯-埃文斯，以及备受尊敬的独立议员埃莉诺·拉思伯恩（Eleanor Rathbone）和强大的工会大会秘书长沃尔特·西特林爵士（Sir Walter Citrine）。作为这个组织的领导人，丘吉尔发表了演讲并撰写了文章，强调政府必须加快重整军备和加强集体安全，以应对德国的威胁。维奥莉特夫人也这样做了。她在一次集会上宣布：“除非世界上自由民主的国家……准备站在一起，为正义、和平和自由冒险，就像其他人准备为侵略的果实冒同样的风险一样，否则我们的事业就会失败，黑暗势力就会抢占地球。”[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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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渐地，这场运动的势头越来越大。参加反绥靖主义集会的人越来越多，人们的热情也越来越高。丘吉尔甚至开始给下议院留下印象。1936年11月，他设法让鲍德温政府处于守势，迫使其承认尽管鲍德温两年前曾承诺建立英国皇家空军，但英国的空中力量仍逊于德国。鲍德温政府对事实的承认激发了丘吉尔对首相及其政府最尖锐、最有力的攻击之一：“所以他们在奇怪的悖论中继续前行，决绝地犹豫不决，坚定地随波逐流，顽固地反复无常，拥有无上权利，却毫无作为。所以我们要继续为‘蝗虫’准备更多的时间——这些时间也许对伟大的英国来说至关重要。”[65]意识到自己的处境不妙后，鲍德温哀怨地为自己争辩，却于事无补。他说如果他“到各地说德国正在重新武装，我们必须重新武装起来”[66]，那么保守党就会在1935年的选举中落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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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德温承认他重视政治上的胜利，而不是国家安全后，他的声望就一落千丈，他的外交政策也被质疑。就连他最坚定的支持者也承认他遇到了麻烦。与此同时，丘吉尔、维奥莉特夫人和他们的盟友在英国发现了一种新的精神——英国人越来越有决心迫使他们的领导人直面独裁者。丘吉尔写道：“我们有一种感觉，我们不仅即将赢得人们对我们的观点的尊重，还将使它们占据主导地位。”[67]但后来，爱德华八世和辛普森夫人的事闹得沸沸扬扬，机会又一次溜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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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即使国王不是有意为之，他也常常帮到希特勒。作为威尔士亲王，他曾是英国最著名的纳粹德国的辩护者。1936年1月，在接替父亲乔治五世不到一年中，他明确表示打算娶他的情妇、一位再婚的美国人沃利斯·辛普森（Wallis Simpson）为妻。这让他的国家陷入了一场长达数月的宪法危机，这场危机暂时掩盖了英国重整军备和对抗希特勒的问题。更糟糕的是，国王最重要的支持者之一竟然是丘吉尔，他在爱德华退位问题上的拖延破坏了他在反对绥靖政策斗争中辛苦恢复的信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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