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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乔治五世表达了他大多数下属的感受，他宣称：“我不会再参与一场战争，坚决不会。第一次世界大战与我无关，如果还有另一场战争，我们面临被卷入其中的危险，我宁愿自己去特拉法尔加广场（进行反战争示威的场所），也不愿让这个国家卷入其中。”[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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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国王不喜欢的不仅仅是战争。人们认为，英国在下一次冲突中的敌人很可能还是德国。作为坚定的亲德派，乔治五世和他的家人坚信，一个强大的德国，不管是不是纳粹，都是抗衡共产主义苏联的必要力量。1917年俄国革命后，布尔什维克杀害了国王乔治五世的第一堂兄沙皇尼古拉斯二世及其家人，对此国王仍然心有余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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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英国的上层阶级来说，对共产主义的恐惧在20世纪30年代更为明显。当时，英国北部的失业工人对政府漠视他们的困境感到愤怒，他们决定让伦敦人睁开眼睛，看看他们长期忽视的东西。在过去的十年里，成千上万的工人到英国首都参加示威游行和集会。最著名的一次游行发生在1936年10月，一群群穷困的矿工和船员从英格兰东北部的贾罗步行近300英里到伦敦，因他们和其他英国数百万失业者陷入困境而抗议。首相鲍德温拒绝接见游行者，政府对他们的要求几乎不予理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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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30年代上层社会的成员们紧张地意识到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他们要么在萨沃伊酒店的大厅里，从一群“睡懒觉”的失业者的身旁走过；要么看警察在牛津街与示威者搏斗。英国的阶级制度使每个人都知道自己所处的阶级，并一直待在相应的位置，它会分崩离析吗？英国也会发生革命吗？约克公爵（未来的乔治六世）造访伦敦东区，加剧了人们的恐惧。在那里，他被一群挥舞着拳头的伦敦人包围，他们高喊：“食物！给我们食物！我们不要皇家寄生虫！”[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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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索尔兹伯里侯爵夫人的姻亲内莉·塞西尔夫人（Lady Nelly Cecil）指出，几乎她所有的血亲都“对纳粹态度温和，对‘共产主义’的看法很愚蠢，对他们来说，共产主义的行动都得不到保守党中央政府的批准”[15]。有天晚上，哈罗德·尼科尔森在伦敦的一家叫普拉特的俱乐部遇到3个年轻的同僚，他们告诉他：“他们更愿意在伦敦看到希特勒，而不是（工党）政府。”[16]尼科尔森在日记中厌恶地写道：“我慢慢地躺在床上，思考着大英帝国的衰落和灭亡。”后来他写道：“统治阶级只考虑自己，并且仇恨红军。这使我们和希特勒建立了一种完全虚伪却最有效的秘密联系。”[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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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最直言不讳的支持者之一是威尔士亲王。1933年，他对一位德国王子说：“我们不应该干涉德国的内政，不管是（关于）犹太人还是（关于）其他任何事情。现在我们可能很快就会在英国找到一个受追捧的独裁者。”[18]事实上，亲王如此高调地支持纳粹，甚至有一次连他亲德的父亲都认为他做得太过分了，让他低调一点。支持绥靖政策的保守党议员亨利·钱农爵士（Sir Henry “Chips” Channon，别名为薯条）在他的日记中写道，未来的爱德华八世“将走上独裁者的道路……反对过度民主”[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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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王对德国及其政府的敬佩得到了英国建制派中相当一部分人的认同，其中包括许多著名的商人、政治家、前军事领导人、媒体大亨和贵族。1935年，德国驻伦敦大使馆鼓励一群德国社会和政府精英的纳粹仰慕者组成“英德联谊会”，加强英国与纳粹德国的关系。该组织标榜自己与政治无关，但根据历史学家伊恩·克肖（Ian Kershaw）的说法，它“在很大程度上是纳粹在高层进行直接宣传的工具，是德国在英国施加影响的工具”[20]。该组织的创始成员包括英国议会两院的50名议员，以及几位退役的将军和海军上将，其中包括加里波利英军司令伊恩·汉密尔顿（Ian Hamilton）将军，还有格林尼治皇家海军学院前院长、海军上将巴里·多姆维尔（Barry Domvile）。英格兰银行的3名董事也在成员名单上，还有一些大型工业企业（如弗斯-维克斯、联合利华和邓洛普）的高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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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组织的第一任主席是前保守党交通大臣，也是未来的蒙巴顿勋爵（Lord Mountbatten）的岳父坦普尔勋爵（Lord Mount Templ）。在一次团契晚宴上，就在餐后甜点（一种饰有纳粹十字和英国国旗的冰激凌甜点）上桌前，坦普尔勋爵在祝酒词中表示，希望英国能在下一场战争中与德国并肩作战。[21]许多贵族也支持坦普尔勋爵的亲德立场，包括德文郡公爵夫人的女儿多萝西的追求者巴克卢公爵、贝德福德公爵（Duke of Bedford）、洛锡安侯爵（Marquess of Lothian）、艾伦男爵（Baron Allen）、布罗基特男爵（Baron Brocket）、雷德斯代尔男爵（Baron Redesdale，米特福德姐妹的父亲）。米特福德姐妹是著名的纳粹同情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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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的另一位贵族拥护者是威斯敏斯特公爵（Duke of Westminster），他被认为是英国最富有的人，拥有梅菲尔区大部分的土地、贝尔格莱维亚区全部的土地，以及其他地区数十万英亩的土地。本多·威斯敏斯特（本多·威斯敏斯特的昵称来自他祖父的一匹获奖赛马的名字）是温斯顿·丘吉尔的朋友和远亲，温斯顿·丘吉尔是威斯敏斯特公爵第三次结婚时的伴郎，曾在法国的庄园和他一起猎杀野猪，被他的第三任妻子洛丽亚（Loelia）描述为“令人敬畏、反复无常的专横的人”[22]。公爵也是一个坚定的反犹太分子，他最珍视的财产之一是一本名为《犹太名人录》（The Jews’ Who’s Who）的书，他“严密”[23]地守护着这本书，声称它“准确记录了在英格兰贵族家庭的血脉中流淌着多少犹太人的血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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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张希特勒与英国保持密切关系的最著名的贵族代表是伦敦德里勋爵（Lord Londonderry），他是丘吉尔的另一位亲戚，于1931年至1935年担任英国空军部长。1933年11月，当希特勒的非官方特使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Joachim von Ribbontrop）为促进英德同盟而来到英国时，他受到了伦敦德里夫妇的接待。伦敦德里夫人是伦敦社交界的知名人物，以在伦敦德里大厦举办奢华派对和招待会而闻名。里宾特洛甫还受到其他几位著名的社会名媛的奉承，包括埃默拉尔德·丘纳德和苏格兰一位百万富翁啤酒商的女儿玛吉·格雷维尔（Maggie Greville），她们毫不掩饰自己对希特勒的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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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希特勒在英国的宣传运动显然已经取得了可观的成果。在某些上层社会圈子里，亲纳粹不仅被认为在政治上是合理的，而且被认为很合时宜。一位首次进入上流社交场合的富家女回忆道：“在英国，有很多非常有权势的人……仰慕希特勒及其政权，不遗余力地与纳粹分子交往，因为他们的思维方式很不同。”[24]她补充说，贵族和富商经常在女儿未入社会前，把她们送到德国待一两个夏天。“我认识的女孩几乎都是在16岁或17岁时去过慕尼黑，那时就是这个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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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利用自己的声望，在他成为总理后邀请了许多英国社会和政治领袖来德访问。1936年3月，希特勒公然违反《凡尔赛条约》和《洛迦诺公约》（Locarno Treaty），占领了非军事化的莱茵兰，但这似乎并没有影响他的英国客人。1936年8月，大批贵族和议员涌入柏林参加夏季奥运会。9月，又有数十人返回德国，参加在纽伦堡举行的一年一度的纳粹集会。历史学家唐纳德·卡梅伦·瓦特（Donald Cameron Watt）说，许多怀揣着“世界最美好愿望”[25]的游客在朝圣归来后，“成为德国和纳粹外交政策的无偿仆人”。在一次会面后，洛锡安勋爵（Lord Lothian）写道：“今天的核心事实是，德国不想发动战争，并把放弃战争作为解决它与邻国争端的一种方式。”[26]外交大臣约翰·西蒙爵士（Sir John Simon）把希特勒描写成“一个留着小胡子的奥地利‘圣女贞德’”[27]。从纽伦堡回来后，玛吉·格雷维尔深情地说：“我亲爱的棕色小衬衫。”[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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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连英国贵族苦难的制造者——大卫·劳合·乔治——也曾一度迷恋希特勒。1936年，在访问德国后，这位前首相在《每日快报》上撰文，将希特勒与乔治·华盛顿相提并论，称他是“天生的领袖，一个有魅力、有活力、一心一意维护和平的人”[29]。后来，劳合·乔治宣称：“我只希望今天能有一个像他这样高素质的人来领导我们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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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并不是所有访问德国的政治人物都对他着迷。回国时，鲍勃·布思比和罗纳德·卡特兰对希特勒及其政权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芝加哥百货公司巨头马歇尔·菲尔德（Marshall Field）的外孙罗纳德·特里（Ronald Tree）也是如此。罗纳德在英国长大，1933年被选为保守党议员。特里在1934年和罗伯特·伯奈斯一起访问了德国。[30]由于伯奈斯曾在报纸上发表过批评纳粹的文章，因此他和特里被禁止会见希特勒或德国政府的其他官员。相反，他们秘密会见了纳粹政权的反对者，这些反对者还告诉他们，集中营当时是为“国家的敌人”而设立的。在那次访问中，特里还目睹了相当多的针对犹太人的街头暴力。他“被说服了，就像我的演讲证明的那样，……除非希特勒一早就知道我们将以武力对付武力，否则在他的领导下开战是不可避免的”[31]。不久之后，当杰克·麦克纳马拉去德国时，获准参观了一个集中营。在那里他看到挥舞警棍的党卫军卫兵威胁面无表情的囚犯。麦克纳马拉后来写道，在他的一生中，“我从未见过人类如此胆怯”[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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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小群反对绥靖政策的议员中，有两名议员对德国发生的事情有更广泛、更深入的了解。在1931年当选议员之前，下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保罗·埃默斯-埃文斯（Paul Emrys-Evans）曾在英国驻华盛顿大使馆担任武官，后来又在外交部工作。进入下议院后，埃默斯-埃文斯继续频繁地在伦敦的别墅宴请前外交部同事，他们都坚信政府正在向独裁者屈服，“灾难即将降临”[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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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事务委员会副主席哈罗德·尼科尔森曾在外交部和外交界任职20年，并于20世纪20年代末担任英国驻柏林大使馆参赞。意识到德国在停战后不久就开始秘密进行非法军事集结，早在希特勒夺取政权之前，尼科尔森就警告过白厅，德国正在积聚力量。他说：“如果我们在具体事情上表现软弱，在我们知道自己身在何处之前，我们将面对一个全副武装的德国。”[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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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人和其他议会“反叛分子”遭受到巨大的挫折。他们预见了英国和欧洲其他国家正面临日益严重的危险，却无能为力。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不到50岁，在正常情况下，他们和同龄人会进入政府，占据有影响力、有权威的职位。但这样的人太少了。他们是被战争摧毁的迷惘一代。其他的年轻人——“反叛分子”的兄弟、表兄弟、儿时的朋友、同学——可能会赞同他们进步的观点，反对与独裁者和解。这些人躺在散布于法国和比利时的坟墓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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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整个20世纪30年代，老一代政治家——拉姆齐·麦克唐纳、斯坦利·鲍德温、内维尔·张伯伦以及他们的同僚——继续紧握权力不撒手，就像他们自20世纪20年代初以来所做的那样。正如布思比所说，在这些“老派的平庸之辈”中，担任过两届工党政府首相的麦克唐纳最无足轻重。1931年至1936年，他是所谓的国家政府的名义首脑，实际上当时掌权的是鲍德温和保守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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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担任保守党领袖的最初几年里，斯坦利·鲍德温是布思比、麦克纳马拉、埃默斯-埃文斯和麦克米伦等年轻的保守党进步人士眼中的英雄。鲍德温是一个直率的人，生得敦实，是正派和诚实在公共生活中的代表。他是一个温和的调解人，对1926年总罢工的巧妙处理受到了广泛的赞扬。布思比曾称鲍德温和他的父亲是“我所认识的最好的人”[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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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鲍德温性格温和、为人正派，但他在1935年再次成为首相时已经68岁了，与现代社会完全脱节了。他喜欢把自己描述成一个淳朴的乡绅，喜欢回顾早已消失的英格兰宁静的乡村价值观。这位从未在军队服过役，也没有目睹法国和比利时大屠杀的首相，斥责年轻一代“焦灼且愤世嫉俗”[36]的观点。他敦促“坦然而快乐地”接受这个世界是一个有道德的地方。布思比挖苦地指出，对于那些在一战阴影下长大的人来说，听从鲍德温的建议“有点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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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30年代，其他国家的政府正在制定革命性的新政策来应对大萧条，大萧条摧毁了这些国家的经济。美国制定了新政，法国有人民阵线，德国有第三帝国，苏联有五年计划。英国政府没有效仿这些国家。就像内维尔·张伯伦和政府的其他资深保守派一样，斯坦利·鲍德温从未意识到世界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内阁里的老人们身穿黑色外套、条纹长裤和有僵硬白领的衬衫，与许多英国客厅里陈列的老式达盖尔蜡像画中端正的维多利亚时代的人很像。查尔斯·里奇（Charles Ritchie）是一位在二战前和二战期间被派往伦敦的富有洞察力的加拿大年轻外交官，他形容20世纪30年代的英国领导人是“有条不紊、受人尊敬且意志坚定的人，他们过着舒适的生活，远离贫穷和危险，对这个绝望、暴力和需要探索的时代一无所知”[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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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静地生活是鲍德温最大的愿望。“安全第一”是他的座右铭。他以迟钝的方式回避以任何激进的方式促进经济发展或减少失业与贫困。他对外交事务不感兴趣，决心不惜一切代价避免另一场战争。他对和平的渴望与许多同胞的愿望如出一辙，他们在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屠杀之后，不想再与欧洲纠缠不清，只想继续自己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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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初，英国政府和公众一样，相信国际联盟能够维护世界和平。但是，由国际联盟执行的集体安全理念，从这个国际组织在战后成立的那一刻起，就存在严重的缺陷。美国拒绝加入该联盟，德国在希特勒于1933年上台后退出。作为国际联盟的主要成员，英国宣称自己支持国际裁军，并在战争一结束就开始削减武装力量和军备。1938年，杰克·麦克纳马拉指出，国际联盟有一个“伟大而崇高的理想，只有为之奋斗才能实现”[38]。他说：“相反，它被用作不作为的借口……我们（英国人）指望别人为我们战斗，为我们承担防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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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开始，国际联盟就证明了它在对抗侵略者和维护和平方面都是失败的。1931年日本入侵中国时，英国以缺乏美国支持为由，拒绝介入，而没有英国的领导，国际联盟的其他成员也拒绝采取行动。希特勒和欧洲另一位法西斯独裁者——意大利的贝尼托·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敏锐地注意到了这一点。1935年10月，在地中海和北非进行了近一年的威胁和挑衅后，意大利入侵了东非国家阿比西尼亚，阿比西尼亚立即呼吁国际联盟成员国提供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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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1935年11月的大选，鲍德温和保守党支持对意大利的侵略采取强有力的集体安全措施。保守党以压倒性优势横扫选举，赢得了超过工党和自由党近250个席位的多数，部分原因是他们支持国际联盟对意大利实施制裁。新政府名义上仍然是一个多党联合政府，但鲍德温仍然担任首相，保守党仍然控制局面。两个反对党就像国际联盟一样无所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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