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6354726
1706354727
[79] Harold Nicolson，Diaries and Letters，Vol. 1，1930-1939，New York：Atheneum，1996，p.222.
1706354728
1706354729
[80] Harold Nicolson Diaries，December 31，1937.
1706354730
1706354731
[81] Harold Nicolson，Diaries and Letters，Vol. 1，1930-1939，New York：Atheneum，1966，p.326.
1706354732
1706354733
[82] Sir Robert Doncaster to Emrys-Evans，April 12，1938，Emrys-Evans Papers.
1706354734
1706354735
[83] Harold Nicolson，Diaries and Letters，Vol. 1，1930-1939，New York：Atheneum，1966，p.332.
1706354736
1706354737
1706354738
1706354739
1706354741
至暗时刻的反抗：辅佐丘吉尔并拯救英国的年轻人 第六章 “很显然，他说谎了”
1706354742
1706354743
已经过了午夜，橡木装饰的下议院图书馆几乎空无一人。[1]但罗纳德·卡特兰还在说话。卡特兰已经为此努力了几个小时，他对英国正在滑向灾难的边缘，以及任何人似乎都无力阻止灾难的发生表达了自己的愤怒。如果在1938年4月7日的晚上，有张伯伦的支持者看到卡特兰和他的听众躲在角落里的绿色皮革扶手椅里，那么毫无疑问，这个消息会在早上传到大卫·马杰森的耳朵里。其结果多半是马杰森会再次滔滔不绝地演讲。因为此时年轻的保守党人正在和工党议员休·道尔顿（Hugh Dalton）谈话，他是为数不多的反对派领袖之一，很早就认识到希特勒的威胁以及英国重整军备的必要性。道尔顿曾在拉姆齐·麦克唐纳领导的两届政府中担任外交次大臣，他和一些工党人士一起，推动他们的政党从和平主义转向反对绥靖主义。
1706354744
1706354745
道尔顿曾是伦敦经济学院的教授，他以毫不掩饰对地主贵族深深的厌恶，以及对财富和特权的辛辣讽刺而著称，其中包括要求提高遗产税和累进所得税。他在激励保守党同僚方面的非凡才能源于他与许多保守党人有着相似的背景。道尔顿的父亲是英国国教的牧师，是未来的乔治五世和他的兄弟克拉伦斯公爵的家庭教师。公爵是道尔顿的教父，道尔顿本人曾就读于伊顿公学和剑桥大学，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是他的同学。在谈到道尔顿时，工党议员艾伦·威尔金森（Ellen Wilkinson）指出：“作为一名伊顿公学的校友，没有什么比在提问时面对一群以前的校友更让道尔顿高兴了……”[2]
1706354746
1706354747
然而，卡特兰并不关心他与一个被保守党领导人视为死敌的人谈话可能产生的影响。他已经因为直言不讳地发表反对绥靖政策的演讲而在保守党党鞭办公室和自己的选区协会中遇到了麻烦。卡特兰告诉道尔顿，再做一次坏事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他说，首相和他的部下想彻底粉碎保守党的反对党。任何怀疑这一事实的人都应该想想，在艾登主动辞职、保罗·埃默斯-埃文斯和哈罗德·尼科尔森被迫辞职后，他们对艾登的诋毁。保守党有了自己的领导，卡特兰继续说，张伯伦变得越来越独裁。令人惊讶的是，大多数保守党人如此盲目地追随他；令人惊诧的是，如此多的保守党人“仍然害怕共产主义者”[3]，很少有人意识到希特勒和纳粹对这个国家构成迫在眉睫的危险。
1706354748
1706354749
除了做一个满怀同情的听众，道尔顿几乎为卡特兰做不了什么。他建议这位年轻的议员，可能加入工党更舒心，并表示如果卡特兰决定转党，他会提供帮助。然而，这是不可能发生的。卡特兰仍然坚信传统的保守党价值观。此外，加入软弱的、分裂的工党，他对政策的影响更小。尽管工党要求对独裁者采取坚决的行动，但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工党拥护和平主义，这大大削弱了它的地位。大多数工党议员强烈反对重整军备，并投票反对每一项国防拨款。即使在1938年中期，工党党内仍然有一支强大的和平主义力量。
1706354750
1706354751
卡特兰仍将是保守党，他和一些持不同政见者必须找到一位领袖来激励和鼓舞他人。卡特兰告诉道尔顿，下议院有很多潜在的支持者。在希特勒吞并奥地利之后，约有40名保守党议员，对张伯伦的不作为感到非常愤怒，准备投票推翻政府——人数是艾登辞职后投弃权票人数的两倍。[4]但似乎没有哪位领导人抓住时机，进一步激起人们的不满情绪，于是机会消失了。“反叛分子”的人数很快就减少了，回到原来的20人。
1706354752
1706354753
对于卡特兰和其他“反叛分子”来说，尤其令人恼火的是安东尼·艾登一直拒接电话。1938年3月底，仍在法国南部自我放逐的艾登收到一封来自罗纳德·特里的紧急信件，信中警告说他这次在里维埃拉延长逗留时间，甚至受到艾登的一些反靖绥主义同僚的质疑。[5]至关重要的是，艾登必须返回伦敦，公开反对希特勒对奥地利的进军及其对捷克斯洛伐克的明显图谋。几个星期后，邓肯·桑兹写信给艾登说：“我本人，和许多其他人将追随你，无论你选择带领我们到哪里。我们最需要的是像你这样的人让我们团结起来。我们大多数人非常讨厌四处打独立的游击战争……只有你才能起到领导作用，使党内所有人团结起来并发挥作用。”[6]
1706354754
1706354755
但是艾登直到春季晚些时候才回到英国，当他回来的时候，明确表示自己无意挑战张伯伦。他在给博比提·克兰伯恩的信中写道：“虽然我希望指出德国重整军备的危险，但我不想扮演独裁者不可调和的对手。”[7]
1706354756
1706354757
另一位可能成为“反叛分子”领袖的丘吉尔，继续谴责张伯伦未能与希特勒正面对抗，但他仍然被冠以鲁莽和缺乏判断力的名声。即使反绥靖政策的后座议员倾向于追随他，在1938年的春夏两季，他也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出现在议会里。由于经济拮据，丘吉尔在政治斗争中退了一步，隐居在查特韦尔，撰写了一系列杂志文章，完成了《马尔伯勒》（Marlborough），并开始撰写他的四卷本著作《英语民族史》（English-Speaking Peoples）。
1706354758
1706354759
当希特勒造成的威胁迅速加剧时，领导权的真空尤其具有破坏性。到1938年4月，毫无疑问，德国已经选定了捷克斯洛伐克作为下一个目标。希特勒鼓励苏台德地区的居民起来反抗捷克斯洛伐克。苏台德地区是一个多山的工业区，大部分居民是日耳曼人。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严防希特勒的威胁和欺凌，对自己训练有素、装备精良、全员调动时可达30～40个师兵力的军队充满信心。此外，根据捷克斯洛伐克和法国于1924年签署的共同防御条约，如果捷克斯洛伐克与德国发生对抗，法国军队有义务向捷克斯洛伐克提供援助。
1706354760
1706354761
德国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是希特勒的真正意图，这对英国和欧洲大陆造成的可怕后果将远远超过德国吞并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是东欧唯一的民主国家。它是该地区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也是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武器装备的国家之一。如果德国击败捷克斯洛伐克，它将控制捷克斯洛伐克的军火、工业产能和自然资源。此外，德国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征服将对东欧和中欧其他国家构成严重威胁，这将意味着对波兰的三面包围，并威胁到匈牙利和石油资源丰富的罗马尼亚。
1706354762
1706354763
但对于仍决心避免军事对抗的内维尔·张伯伦来说，捷克斯洛伐克的战略重要性毫无意义。他拒绝在捷克斯洛伐克独立受到威胁时向捷克斯洛伐克领导人提供支持。相反，在整个1938年的春夏两季，他和哈利法克斯勋爵与英国受条约约束的捷克斯洛伐克和法国玩起了猜谜游戏。虽然张伯伦不承诺在捷克斯洛伐克受到攻击时提供援助，但他在1938年3月底宣布，也不排除提供援助的可能性。[8]
1706354764
1706354765
在这一关键时期，另一位在其漫长的议会生涯中担任过多个内阁要职的著名保守党高级官员，开始在这场愈演愈烈的绥靖政策辩论中，站到了持不同政见者的一边。起初，虽然利奥·埃默里的参与受到了“反叛分子”的欢迎，但这似乎不太重要，这种情况很快就会改变。
1706354766
1706354767
乍一看，埃默里决定与一群自由派的保守党人结盟，这似乎有些奇怪。人们普遍认为这位身材矮小、戴着眼镜的议员是右翼保守派。近30年来，他一直是张伯伦的朋友和支持者，而且自就读哈罗公学以来，他就一直是丘吉尔的对手。同丘吉尔一样，埃默里早就敦促英国加强军备。长期以来，他一直敦促英国加强军备，曾直言不讳地指出扩军的必要性，就像丘吉尔直言不讳地指出扩大英国皇家空军规模的重要性一样。多年来，埃默里一直主张政府需要“一支与我们所承诺的外交政策相匹配的军队”，即一支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大型专业部队。然而，他也坚定地认为，英国应专注于保护和加强其帝国，远离大陆争端。作为现实政治的信奉者，埃默里确信没有什么可以阻止德国重新武装，因此，与希特勒保持良好关系，并接受德国对东欧和中欧的经济统治至关重要。[9]他也是与墨索里尼发展友好关系的倡导者，在意大利入侵阿比西尼亚后，他提出实施制裁，在议会中引起了轩然大波，因为他宣称“不准备为了阿比西尼亚而牺牲一个伯明翰小伙子”[10]。
1706354768
1706354769
希特勒进军奥地利是促使他转变的催化剂。毫无疑问，64岁的埃默里是一个正直、值得尊敬的人——丘吉尔曾称他为“参与公众事务中最正直的人”[11]——他在奥地利所看到的一切，尤其是纳粹对该国犹太人的残酷迫害，令他感到恶心。他在给《泰晤士报》的一封信中说，不可能再与许多德国人讨论“和解”[12]。“和平的最大希望，”他补充道，“现在在于告诉德国，如果它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我们会强烈反对。”
1706354770
1706354771
埃默里没有告诉下议院的同僚，他对几乎所有认识的人都保密的是，他自己是半个犹太人。[13]他母亲是匈牙利犹太人，在君士坦丁堡长大，后来在英国定居。他的父亲是一名低级别的英国林业部官员，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在印度度过，埃默里在那里出生。当利奥·埃默里还是孩子的时候，查尔斯·埃默里就抛弃了他的家庭，利奥的母亲搬回了英国，她在那里过着节衣缩食的生活，为了攒够钱让儿子接受正统英国绅士的教育，她住在寄宿公寓和廉价旅馆里。
1706354772
1706354773
从进入哈罗公学的那天起，利奥·埃默里就专心致志地学习，决心不辜负母亲的期望。作为一名优秀的学生，他获得了一个又一个奖项，并在入学第二年年底成为学校的尖子生。1889年夏季学期，15岁的利奥·埃默里是哈罗公学的一名重要人物，他升入了高年级——六年级。14岁的温斯顿·丘吉尔第一次在学校的游泳池里遇见他时，懊恼地发现了这一事实。丘吉尔在进入哈罗公学前，已经有了“捣蛋鬼”的名声。他从心底讨厌哈罗公学的传统，更不用说它还强调学习拉丁语和希腊语。一位丘吉尔的同学回忆说：“他总是违反老师或同学们制定的几乎所有规则，屡教不改，而且‘顶嘴’的词汇量是无限的。”[14]。
1706354774
1706354775
温斯顿在那个夏季学期为数不多的乐趣之一就是在达克游泳，那是学校的一个大且弯曲的游泳池，坐落在青草丛生的山脚下。在阳光明媚的日子里，他和其他男孩总爱待在达克，在混凝土的露天平台上晒日光浴。淘气的丘吉尔喜欢偷偷溜到毫无戒备的同学（最好是比他小的同学）身后，把他们推入游泳池，来活跃懒散的时光。
[
上一页 ]
[ :1.706354726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