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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炎热的下午，他发现了潜在目标，一个红头发的小男孩站在泳池边，腰上围着一条毛巾。同样是红头发的丘吉尔悄悄爬到“受害者”身后，抓起毛巾，把他推进了游泳池。使他吃惊和错愕的是，那个男孩气冲冲地蹿出水面，脸上带着愤怒的表情，然后用力向池边游去，显然决心要报复他。丘吉尔拔腿就跑，但追赶者很快就追上了他，把他扔进了达克的深处。丘吉尔爬出来时，被几个低年级的男孩子围住了。“现在你要倒霉了！”其中一个男孩喊道，“你知道你都干了些什么吗？你刚才推的人是埃默里。他上六年级。他是一家之主，也是健身房冠军，已经入选了足球校队……”[15]埃默里的成就一个接一个被列举出来，丘吉尔能想到的袭击一个年长男孩会出现的各种可怕报应也一个个跳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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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吉尔因恐惧和“亵渎圣物的罪恶感”而感到不知所措，他紧张地走近埃默里。“我很抱歉，”他说，“我把你错当成四年级的学生了，因为你个子不高。”埃默里的表情变得更加暴躁，丘吉尔意识到自己挖了一个更深的坑，于是很快补充道：“我的父亲是个伟大的人，但他也很矮。”（事实上，这两个男孩都很矮，而且一直很矮：成年后，埃默里身高5英尺4英寸[16]，而丘吉尔只比他高2英寸。）令丘吉尔松了一口气的是，埃默里对他的无礼言论一笑置之，并告诉他今后要小心点。然而，尽管埃默里当时轻松地放过了丘吉尔，这次偶遇还是为他们之间的竞争关系定了基调，这种不稳定的关系在他们的余生中一直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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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埃默里在哈罗公学继续大出风头时，丘吉尔却从未在那里获得过荣誉。他从未成为他所谓的学校贵族的一分子。事实上，他并没有正式从初中毕业，因此也没有自己的小圈子。[17]在就读哈罗公学30多年后，丘吉尔告诉埃默里，他“一直对罪犯怀有最大的同情……因为我自己在英国的私立学校和公学里服了11年的‘劳役’”[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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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丘吉尔去了陆军和骑兵军官学院所在地桑德赫斯特，而埃默里上了牛津大学，继续他看似毫不费力的学术生涯。在那里，埃默里获得了一等学位，能流利地说德语、意大利语和法语，还学会了几种新的语言，包括塞尔维亚语、克罗地亚语和马扎尔语。24岁时，埃默里被选为牛津大学万灵学院院士，这是英国知识界最负盛名的荣誉之一。[19]万灵学院是一所没有本科生的学院，由大约50名研究员组成，其中包括著名的学者以及艺术与公共生活领域的杰出人士，包括法官、政府部门的部长、记者和商人。当埃默里成为该学院院士时，万灵学院研究员包括首相索尔兹伯里勋爵和未来的印度总督兼外交大臣乔治·寇松。设置这一奇特机构背后的想法是在学术界和外界之间架起一座桥梁，让学者们定期与参与公共事务的人联系。几年后，《伯明翰邮报》（Birmingham Post）称埃默里是“他那个时代最优秀的古典学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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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尽管埃默里有学术才能，但他不是象牙塔里的知识分子。他是一个热情、善于交际的人，喜欢运动和冒险。他一生都热衷于滑雪和登山，曾多次攀登马特洪峰。1929年，在担任自治领和殖民地的国务秘书期间，他攀登了加拿大落基山脉的一座11000英尺高的山峰，后来该山以他的名字命名为埃默里山。离开牛津大学后，他进入了新闻业。他在《泰晤士报》的记者生涯几乎和丘吉尔早期的职业生涯一样丰富多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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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尔战争前夕，《泰晤士报》派埃默里去南非，他负责在报纸上报道当地的冲突情况。这位敢于冒险的年轻记者，领导《泰晤士报》的20多个通讯员和特约记者，设法说服布尔军队的首领，让他在布尔人的队伍中报道这场战争，但是战斗真正开始的时候，他无法留在布尔人的队伍中。几周后，在纳塔尔前线，埃默里遇到了正在为《晨邮报》（Morning Post）撰稿的丘吉尔。他们两人在埃斯特科特火车站附近共用一个帐篷，一支小规模的英国军队紧张地准备迎击布尔人的攻击，不时派一辆英国装甲列车去莱迪史密斯执行侦察任务。由于没有更好的事可做，埃默里和丘吉尔决定乘坐装甲列车开始下一段旅程。[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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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当那一天到来的时候，下起了瓢泼大雨，埃默里确信列车不会准时发车，于是就待在睡袋里，丘吉尔则去车站，想弄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不久之后，远处的枪声把埃默里从睡梦中惊醒。他爬出睡袋，和另一名英国记者顺着铁轨朝枪声方向跑去。不久，他们看到列车的车头向他们驶来，英国士兵紧抓着列车的两侧铁杆。士兵们告诉记者们发生了什么：列车正点出发，丘吉尔也在车上，他们遭到了5英里外的布尔人的伏击。士兵们描述了丘吉尔如何挥舞着手枪，大喊“伙计们，保持冷静”[21]，还有“这对我的报道来说会很有意思”。他帮忙把脱轨的车厢从铁轨上清理掉，并把受伤的英国士兵扶上了车头，不知怎么回事，车头开了出来。丘吉尔返回伏击现场帮助其他伤员，被布尔人抓获。他在袭击事件中的英勇事迹，以及随后从布尔监狱大胆越狱的事，成为世界各地的新闻头条，并使他在英国成为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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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年以后，丘吉尔和埃默里在一次你来我往的言语交锋中，就早起的利弊进行了辩论。埃默里说，他们在南非乘坐列车的经历证明，“早起的虫儿容易被捉到”[22]。丘吉尔很快就怼了回去：“如果我没有早到，就不会被抓。如果我没有被抓，就不会越狱。监禁和越狱为我提供了演讲的素材，我还因此出版了一本书，这本书让我挣了足够的钱。而且，这段经历使我在1900年进入议会，比你早了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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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直到1911年，埃默里才被选为议员。为了进入政界，他拒绝了《泰晤士报》让他担任编辑的邀请。他的选区在内维尔·张伯伦的家乡伯明翰，张伯伦的支持对他当选议员至关重要。埃默里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我能当选议员要归功于内维尔……他见了很多人，说服了许多人……”[23]在接下来的25年里，埃默里在政治上与张伯伦家族结盟，特别是与内维尔的父亲约瑟夫结盟。实际上，埃默里很快就成了下议院中的帝国特惠制的倡导者，这是约瑟夫·张伯伦提出的一项保护主义计划，旨在将英国和它的帝国团结在一个经济共同市场中，并对来自非帝国特惠制国家的进口商品征收高额关税。“温斯顿·丘吉尔曾经说过，我父亲似乎认为大英帝国是他的私有财产，”埃默里的儿子朱利安（Julian）说，“这些批评有一定道理。英联邦的统一与强大是我父亲一生最关心的事。”[24]对帝国特惠制的立场，让埃默里与丘吉尔走上了对立的道路。丘吉尔对自由贸易政策的支持促使他在1904年脱离了奉行保护主义的保守党。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两人在下议院就这一问题多次交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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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证明，埃默里和丘吉尔一样好斗。《曼彻斯特卫报》评论道：“在埃默里的一生中，他身上总有一种强大的力量在与不出众的外表和平庸的嗓音做斗争。他生来就是个斗士，但个子太矮，无法让这种本能发挥出来。”[25]尽管如此，埃默里至少有两次打败了侮辱他的人，一次是打败了竞选中向他发难的人，另一次是战胜了议会中的议员同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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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丘吉尔和埃默里相互尊重，但他们之间的竞争一直是两人关系的标志。据罗伊·詹金斯（Roy Jenkins）说，丘吉尔认为埃默里是“半个敌人”[26]。埃默里无疑也有同样的感受。1924年，作为海军部第一大臣，埃默里反对任命丘吉尔为财政大臣，并声称此举是灾难性的。他曾宣称，丘吉尔是“才华横溢的演说家和军事战略家，但坦率地说，他对金融一窍不通”[27]。在这一点上，他从未改变自己的想法。在下一届内阁中，埃默里先是担任殖民地事务部次官，后来又担任主管所有英属殖民地和自治领事务的大臣，他在许多问题上与丘吉尔争论不休，包括财政大臣计划削减埃默里的预算以提高大英帝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埃默里写道：“我的日记几乎是一个连续的故事，记录了我与丘吉尔在内阁和跨部门事务处理上的日常分歧。”[28]斯坦利·鲍德温“曾开玩笑地说，内阁一半以上的时间被丘吉尔的演讲和埃默里的反驳占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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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30年代初，两人还在印度的未来归属上发生了冲突，当时埃默里支持印度自治，而丘吉尔反对英国失去对印度的控制权。埃默里坚信，不能违背殖民地人民的意愿把他们留在大英帝国内。他说：“我从小就对印度的艺术展很感兴趣，对英国统治时期的历史也很自豪。但是关于自治领问题，我相信，对自治的要求做出让步要比把安全阀拧紧明智得多。总有一天，印度只能作为平等的伙伴留在英联邦。”[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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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吉尔在与埃默里在印度问题上的交锋显示出了相当大的优势，当埃默里能够从更有演讲天赋的丘吉尔那里获得修辞上的加分时，他非常高兴。1933年6月，丘吉尔指责时任印度事务大臣、负责制定《印度政府法案》的塞缪尔·霍尔爵士严重侵犯了议会特权。这一指控被提交给下议院特别委员会，该委员会的裁决对霍尔有利。丘吉尔没有屈服，在下议院对霍尔发起了另一次尖刻的攻击。对此埃默里给予了回应，指责他的老同学试图削弱政府。知道丘吉尔厌恶拉丁语，而且尽其所能避免在哈罗公学学习拉丁语，于是埃默里在演讲的最后一句插入了一个拉丁语短语，宣称“不惜一切代价”[30]，丘吉尔“必须忠实于他的座右铭［Fiat justitia，ruat caelum（即使天塌地陷，也要伸张正义）］”。丘吉尔坐在他前面的长凳上，转过身来直截了当地说：“请翻译一下。”埃默里兴高采烈地说：“没想到我的鱼那么贪婪地吞下了苍蝇。”他咧嘴一笑，随意翻译道：“如果我扳倒塞缪尔，政府就完蛋了。”两院的议员们爆发出热烈的笑声，丘吉尔坐在座位上，怒目而视。那天晚上，埃默里在日记中兴高采烈地写道：“我就这样上床睡觉了，自从温斯顿第一次把我推进达克的游泳池，我给了他最棒的一击……”[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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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胜利对于一个知识界的“矮脚鸡”来说，是极不寻常的。公众演讲是丘吉尔最擅长的领域之一。埃默里满怀期望地写道：“如果我有温斯顿那样的议会演讲能力，我就能独立完成工作。”[32]埃默里是一个精力充沛、富有远见的人，他喜欢政治上的互谅互让，喜欢完成某件事的成就感。但是，他作为一个演讲者，却有演讲沉闷、爱长篇大论的名声，这极大地妨碍了他的工作。一位议会同僚打趣道，如果他再高半头，演讲时间再缩短半小时，就有可能成为首相。[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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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默里的政党代理人是乔迪·布坎南（Geordie Buchanan），他是一位坦率的苏格兰人，曾经为埃默里列出了“你没有获得更高声誉”[34]的理由。“第一，”布坎南说，“你是矮个子。第二，你不是道格拉斯·费尔班克斯（Douglas Fairbanks）[35]。第三，你话说得很好，但太直接了。2加2等于4，但如果你说2.5加1.5也等于4，人们都会说你真是个聪明的家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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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奥·埃默里的时代还没有到来。即使他是一位具有英雄气概的演说家，在说服英国议会反对希特勒这一问题上，他似乎也不可能比丘吉尔更成功。转眼到了1938年夏天，一切似乎都对保守党的反绥靖政策一派不利。他们在下议院受到阻挠，张伯伦和他的支持者不仅控制了议会，而且控制了大多数的国家媒体，“反叛分子”们发现不可能越过政党领导人，让公众相信德国的威胁日益增加。“当时英国人民普遍认为，无论是政府还是媒体都没有准备好接受危险迫在眉睫的现实，”达夫·库珀后来写道，“在他们看来，那样说似乎是不明智的、轻率的，甚至是不体面的。”[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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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著名悬疑小说家玛格丽·阿林厄姆（Margery Allingham）赞同库珀的观点。阿林厄姆和她的丈夫住在艾塞克斯郡的一个叫托尔斯亨特达奇的小村庄里。阿林厄姆回忆说，无论是张伯伦还是媒体，都没有让英国公众，包括她所在村庄的居民，有任何危险即将来临的想法。她写道：“在那次让我们震惊的德奥合并事件之后，我们向政府投以焦虑的目光，却没有得到任何警告。没有那种持续的鼓声，也没有那种突然且偶然的提醒，提醒我们军队是由活生生的人组成的。什么都没有，只有对国内社会进步的坚持，正如大家所知，它表明国外一切都好……即使到了1938年7月，尽管（在托尔斯亨特达奇）没有人能够帮助人们认识到即将发生的事情，但人们的普遍印象是，战争几乎是不可能发生的，因为没有要开战的迹象。”[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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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英国报业正处在黄金时代，报纸覆盖人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英国人渴求对日益严重的国际危机真实的新闻报道。他们对英国重整军备的可悲状况以及英国议会对绥靖政策的分歧知之甚少。[38]在慕尼黑会议之前的几个月里，英国媒体从未认真讨论过针对绥靖政策的替代方案。英国广播公司和大多数报纸（除了《每日电讯报》和《曼彻斯特卫报》之外）一贯支持首相与德国和意大利谈判，并且支持首相拒绝反对两国侵略的态度。在大多数主要的报纸上，那些写给编辑，表明对报纸和政府的绥靖政策持批评态度的文章都没有刊出。[39]在谈到新闻报道时，洛锡安勋爵说：“真正的权力掌握在政府手中。”[40]他于1939年出任张伯伦驻华盛顿大使。“我们决定做什么，然后联系报社，再让它们把报纸卖给公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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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泰晤士报》的资深政治记者詹姆斯·马加奇（James Margach）多年后评论道：“从1937年（张伯伦）进入唐宁街10号那一刻起，他就试图操纵媒体，让媒体支持他姑息独裁者的政策……为了抓住权力不放，张伯伦准备滥用真理。他发表了最具误导性和最不准确的言论，他决心让这些言论公之于众，使他的政策显得可信和成功。很显然，他说谎了。”[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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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张伯伦明确表示，他羡慕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有那样做的权力，但是政府没有直接审查媒体。他和他的政府所能做的就是督促媒体自我审查，他们也确实这样做了。1937年，在与约瑟夫·戈培尔（Joseph Goebbels）的一次会晤中，哈利法克斯勋爵同意纳粹宣传部门负责人的观点，即有必要防止“两国的媒体搞恶作剧”[42]。在德国之行后不久，哈利法克斯给英国驻柏林大使写信说：“如果我们能控制两国的媒体就好了。”[43]在英国，这并不是一件难事。例如，英国广播公司温顺地接受了政府的钳制。对大多数英国人来说，英国广播公司是唯一的广播新闻来源，它接受了政府资助，并最终对议会负责，但它本应该拥有编辑独立性。然而，该公司的总干事约翰·里斯（John Reith）对章程持有不同看法。他宣称：“假设BBC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那么BBC肯定是为政府服务的。”[44]基于这样的推理，政府在决定哪些政客可以参加BBC的广播节目时被赋予重要角色。在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温斯顿·丘吉尔实际上被禁止在广播中讲话，而哈罗德·尼科尔森，一位广受欢迎的电台发言人，被限制只能就一些没有争议的话题发表演讲。[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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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张伯伦在举止和着装风格上可能有些老派，但事实证明，他在操纵媒体和美化事实方面远远领先于他所处的时代。他和他的新闻办公室主任乔治·斯图尔德（George Steward）半个世纪后被称为斡旋大师。从接任首相的那一天起，张伯伦就开始对新闻界施加影响，尤其是报纸的议会记者。[46]这些记者是有影响力的政治记者，有进入议会接触议员的特殊渠道。首相邀请议会记者们在圣斯蒂芬俱乐部的一系列午餐会上与他私聊，这个俱乐部是议员和政府官员在议会附近经常光顾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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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斯图尔德开始限制记者进入除首相办公室外的其他政府办公室。[47]他尤其关注阻止外交部泄密，众所周知，外交部的许多官员强烈反对绥靖政策。不久，所有的政府新闻发布会都集中到了唐宁街，这意味着首相和他的下属是政府新闻的主要来源。根据新闻发布会的基本规则，报社永远不能披露信息的来源，这意味着官员不能对他们发布的任何信息或他们引发的新闻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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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姆斯·马加奇（James Margach）是《星期日泰晤士报》的长期议会记者，早在张伯伦成为首相之前，就认识并报道过他。马加奇指出，随着绥靖政策引发的愤怒升级，张伯伦的性格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马加奇回忆说，在升任国家最高职位之前，张伯伦是“最害羞、最善良、最慷慨、最热心的人，虽然天性冷漠、内向、孤僻，但他总是待人友善、善解人意”[48]。然而，在成为首相的两年内，他变成了“我所认识的所有首相中最专制、最不宽容和最傲慢的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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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伯伦对任何批评言论都极度敏感，他对记者提出的问题深感不满，认为这些问题暗示对他本人或对他的政策的批评。有时，在新闻发布会上被问到类似的问题后，他会停下来，用冷冰冰的语气问那位冒犯他的记者，他代表哪家报社。在场的每个人都意识到这是一种恐吓。[49]首相是在暗示，唐宁街对于这种厚颜无耻行为的投诉会让该记者与报社编辑和所有者陷入麻烦。在其他场合，当被问到一个他不喜欢的问题时，张伯伦会轻蔑地盯着这位责任记者，盯很长时间，然后把目光移开，大声喊道：“请提下一个问题！”当被问到希特勒对犹太人的迫害，或其他纳粹暴政的例子时，他会流露出一副尖酸刻薄的表情，惊讶于这样一个经验丰富的记者竟然会天真地相信“犹太共产主义者的宣传”[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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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伯伦尤其会被有关他正在变得专制的指控激怒。有一次，他气得浑身发抖，脸色苍白。他把马加奇和其他几位高级政治记者叫到唐宁街，表示了对这类攻击事件的不满。“我告诉你们，我不是独裁者，我不偏狭，也不压倒一切！”首相连连锤打桌子，大声吼道，“你们都错了，错了，错了！我告诉你们，我是最冷静、最善解人意的人！我坚决要求你们谁也不许再说我独裁！”[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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