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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年以后，丘吉尔和埃默里在一次你来我往的言语交锋中，就早起的利弊进行了辩论。埃默里说，他们在南非乘坐列车的经历证明，“早起的虫儿容易被捉到”[22]。丘吉尔很快就怼了回去：“如果我没有早到，就不会被抓。如果我没有被抓，就不会越狱。监禁和越狱为我提供了演讲的素材，我还因此出版了一本书，这本书让我挣了足够的钱。而且，这段经历使我在1900年进入议会，比你早了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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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直到1911年，埃默里才被选为议员。为了进入政界，他拒绝了《泰晤士报》让他担任编辑的邀请。他的选区在内维尔·张伯伦的家乡伯明翰，张伯伦的支持对他当选议员至关重要。埃默里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我能当选议员要归功于内维尔……他见了很多人，说服了许多人……”[23]在接下来的25年里，埃默里在政治上与张伯伦家族结盟，特别是与内维尔的父亲约瑟夫结盟。实际上，埃默里很快就成了下议院中的帝国特惠制的倡导者，这是约瑟夫·张伯伦提出的一项保护主义计划，旨在将英国和它的帝国团结在一个经济共同市场中，并对来自非帝国特惠制国家的进口商品征收高额关税。“温斯顿·丘吉尔曾经说过，我父亲似乎认为大英帝国是他的私有财产，”埃默里的儿子朱利安（Julian）说，“这些批评有一定道理。英联邦的统一与强大是我父亲一生最关心的事。”[24]对帝国特惠制的立场，让埃默里与丘吉尔走上了对立的道路。丘吉尔对自由贸易政策的支持促使他在1904年脱离了奉行保护主义的保守党。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两人在下议院就这一问题多次交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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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证明，埃默里和丘吉尔一样好斗。《曼彻斯特卫报》评论道：“在埃默里的一生中，他身上总有一种强大的力量在与不出众的外表和平庸的嗓音做斗争。他生来就是个斗士，但个子太矮，无法让这种本能发挥出来。”[25]尽管如此，埃默里至少有两次打败了侮辱他的人，一次是打败了竞选中向他发难的人，另一次是战胜了议会中的议员同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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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丘吉尔和埃默里相互尊重，但他们之间的竞争一直是两人关系的标志。据罗伊·詹金斯（Roy Jenkins）说，丘吉尔认为埃默里是“半个敌人”[26]。埃默里无疑也有同样的感受。1924年，作为海军部第一大臣，埃默里反对任命丘吉尔为财政大臣，并声称此举是灾难性的。他曾宣称，丘吉尔是“才华横溢的演说家和军事战略家，但坦率地说，他对金融一窍不通”[27]。在这一点上，他从未改变自己的想法。在下一届内阁中，埃默里先是担任殖民地事务部次官，后来又担任主管所有英属殖民地和自治领事务的大臣，他在许多问题上与丘吉尔争论不休，包括财政大臣计划削减埃默里的预算以提高大英帝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埃默里写道：“我的日记几乎是一个连续的故事，记录了我与丘吉尔在内阁和跨部门事务处理上的日常分歧。”[28]斯坦利·鲍德温“曾开玩笑地说，内阁一半以上的时间被丘吉尔的演讲和埃默里的反驳占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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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30年代初，两人还在印度的未来归属上发生了冲突，当时埃默里支持印度自治，而丘吉尔反对英国失去对印度的控制权。埃默里坚信，不能违背殖民地人民的意愿把他们留在大英帝国内。他说：“我从小就对印度的艺术展很感兴趣，对英国统治时期的历史也很自豪。但是关于自治领问题，我相信，对自治的要求做出让步要比把安全阀拧紧明智得多。总有一天，印度只能作为平等的伙伴留在英联邦。”[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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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吉尔在与埃默里在印度问题上的交锋显示出了相当大的优势，当埃默里能够从更有演讲天赋的丘吉尔那里获得修辞上的加分时，他非常高兴。1933年6月，丘吉尔指责时任印度事务大臣、负责制定《印度政府法案》的塞缪尔·霍尔爵士严重侵犯了议会特权。这一指控被提交给下议院特别委员会，该委员会的裁决对霍尔有利。丘吉尔没有屈服，在下议院对霍尔发起了另一次尖刻的攻击。对此埃默里给予了回应，指责他的老同学试图削弱政府。知道丘吉尔厌恶拉丁语，而且尽其所能避免在哈罗公学学习拉丁语，于是埃默里在演讲的最后一句插入了一个拉丁语短语，宣称“不惜一切代价”[30]，丘吉尔“必须忠实于他的座右铭［Fiat justitia，ruat caelum（即使天塌地陷，也要伸张正义）］”。丘吉尔坐在他前面的长凳上，转过身来直截了当地说：“请翻译一下。”埃默里兴高采烈地说：“没想到我的鱼那么贪婪地吞下了苍蝇。”他咧嘴一笑，随意翻译道：“如果我扳倒塞缪尔，政府就完蛋了。”两院的议员们爆发出热烈的笑声，丘吉尔坐在座位上，怒目而视。那天晚上，埃默里在日记中兴高采烈地写道：“我就这样上床睡觉了，自从温斯顿第一次把我推进达克的游泳池，我给了他最棒的一击……”[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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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胜利对于一个知识界的“矮脚鸡”来说，是极不寻常的。公众演讲是丘吉尔最擅长的领域之一。埃默里满怀期望地写道：“如果我有温斯顿那样的议会演讲能力，我就能独立完成工作。”[32]埃默里是一个精力充沛、富有远见的人，他喜欢政治上的互谅互让，喜欢完成某件事的成就感。但是，他作为一个演讲者，却有演讲沉闷、爱长篇大论的名声，这极大地妨碍了他的工作。一位议会同僚打趣道，如果他再高半头，演讲时间再缩短半小时，就有可能成为首相。[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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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默里的政党代理人是乔迪·布坎南（Geordie Buchanan），他是一位坦率的苏格兰人，曾经为埃默里列出了“你没有获得更高声誉”[34]的理由。“第一，”布坎南说，“你是矮个子。第二，你不是道格拉斯·费尔班克斯（Douglas Fairbanks）[35]。第三，你话说得很好，但太直接了。2加2等于4，但如果你说2.5加1.5也等于4，人们都会说你真是个聪明的家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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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奥·埃默里的时代还没有到来。即使他是一位具有英雄气概的演说家，在说服英国议会反对希特勒这一问题上，他似乎也不可能比丘吉尔更成功。转眼到了1938年夏天，一切似乎都对保守党的反绥靖政策一派不利。他们在下议院受到阻挠，张伯伦和他的支持者不仅控制了议会，而且控制了大多数的国家媒体，“反叛分子”们发现不可能越过政党领导人，让公众相信德国的威胁日益增加。“当时英国人民普遍认为，无论是政府还是媒体都没有准备好接受危险迫在眉睫的现实，”达夫·库珀后来写道，“在他们看来，那样说似乎是不明智的、轻率的，甚至是不体面的。”[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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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著名悬疑小说家玛格丽·阿林厄姆（Margery Allingham）赞同库珀的观点。阿林厄姆和她的丈夫住在艾塞克斯郡的一个叫托尔斯亨特达奇的小村庄里。阿林厄姆回忆说，无论是张伯伦还是媒体，都没有让英国公众，包括她所在村庄的居民，有任何危险即将来临的想法。她写道：“在那次让我们震惊的德奥合并事件之后，我们向政府投以焦虑的目光，却没有得到任何警告。没有那种持续的鼓声，也没有那种突然且偶然的提醒，提醒我们军队是由活生生的人组成的。什么都没有，只有对国内社会进步的坚持，正如大家所知，它表明国外一切都好……即使到了1938年7月，尽管（在托尔斯亨特达奇）没有人能够帮助人们认识到即将发生的事情，但人们的普遍印象是，战争几乎是不可能发生的，因为没有要开战的迹象。”[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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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英国报业正处在黄金时代，报纸覆盖人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英国人渴求对日益严重的国际危机真实的新闻报道。他们对英国重整军备的可悲状况以及英国议会对绥靖政策的分歧知之甚少。[38]在慕尼黑会议之前的几个月里，英国媒体从未认真讨论过针对绥靖政策的替代方案。英国广播公司和大多数报纸（除了《每日电讯报》和《曼彻斯特卫报》之外）一贯支持首相与德国和意大利谈判，并且支持首相拒绝反对两国侵略的态度。在大多数主要的报纸上，那些写给编辑，表明对报纸和政府的绥靖政策持批评态度的文章都没有刊出。[39]在谈到新闻报道时，洛锡安勋爵说：“真正的权力掌握在政府手中。”[40]他于1939年出任张伯伦驻华盛顿大使。“我们决定做什么，然后联系报社，再让它们把报纸卖给公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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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泰晤士报》的资深政治记者詹姆斯·马加奇（James Margach）多年后评论道：“从1937年（张伯伦）进入唐宁街10号那一刻起，他就试图操纵媒体，让媒体支持他姑息独裁者的政策……为了抓住权力不放，张伯伦准备滥用真理。他发表了最具误导性和最不准确的言论，他决心让这些言论公之于众，使他的政策显得可信和成功。很显然，他说谎了。”[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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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张伯伦明确表示，他羡慕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有那样做的权力，但是政府没有直接审查媒体。他和他的政府所能做的就是督促媒体自我审查，他们也确实这样做了。1937年，在与约瑟夫·戈培尔（Joseph Goebbels）的一次会晤中，哈利法克斯勋爵同意纳粹宣传部门负责人的观点，即有必要防止“两国的媒体搞恶作剧”[42]。在德国之行后不久，哈利法克斯给英国驻柏林大使写信说：“如果我们能控制两国的媒体就好了。”[43]在英国，这并不是一件难事。例如，英国广播公司温顺地接受了政府的钳制。对大多数英国人来说，英国广播公司是唯一的广播新闻来源，它接受了政府资助，并最终对议会负责，但它本应该拥有编辑独立性。然而，该公司的总干事约翰·里斯（John Reith）对章程持有不同看法。他宣称：“假设BBC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那么BBC肯定是为政府服务的。”[44]基于这样的推理，政府在决定哪些政客可以参加BBC的广播节目时被赋予重要角色。在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温斯顿·丘吉尔实际上被禁止在广播中讲话，而哈罗德·尼科尔森，一位广受欢迎的电台发言人，被限制只能就一些没有争议的话题发表演讲。[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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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张伯伦在举止和着装风格上可能有些老派，但事实证明，他在操纵媒体和美化事实方面远远领先于他所处的时代。他和他的新闻办公室主任乔治·斯图尔德（George Steward）半个世纪后被称为斡旋大师。从接任首相的那一天起，张伯伦就开始对新闻界施加影响，尤其是报纸的议会记者。[46]这些记者是有影响力的政治记者，有进入议会接触议员的特殊渠道。首相邀请议会记者们在圣斯蒂芬俱乐部的一系列午餐会上与他私聊，这个俱乐部是议员和政府官员在议会附近经常光顾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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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斯图尔德开始限制记者进入除首相办公室外的其他政府办公室。[47]他尤其关注阻止外交部泄密，众所周知，外交部的许多官员强烈反对绥靖政策。不久，所有的政府新闻发布会都集中到了唐宁街，这意味着首相和他的下属是政府新闻的主要来源。根据新闻发布会的基本规则，报社永远不能披露信息的来源，这意味着官员不能对他们发布的任何信息或他们引发的新闻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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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姆斯·马加奇（James Margach）是《星期日泰晤士报》的长期议会记者，早在张伯伦成为首相之前，就认识并报道过他。马加奇指出，随着绥靖政策引发的愤怒升级，张伯伦的性格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马加奇回忆说，在升任国家最高职位之前，张伯伦是“最害羞、最善良、最慷慨、最热心的人，虽然天性冷漠、内向、孤僻，但他总是待人友善、善解人意”[48]。然而，在成为首相的两年内，他变成了“我所认识的所有首相中最专制、最不宽容和最傲慢的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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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伯伦对任何批评言论都极度敏感，他对记者提出的问题深感不满，认为这些问题暗示对他本人或对他的政策的批评。有时，在新闻发布会上被问到类似的问题后，他会停下来，用冷冰冰的语气问那位冒犯他的记者，他代表哪家报社。在场的每个人都意识到这是一种恐吓。[49]首相是在暗示，唐宁街对于这种厚颜无耻行为的投诉会让该记者与报社编辑和所有者陷入麻烦。在其他场合，当被问到一个他不喜欢的问题时，张伯伦会轻蔑地盯着这位责任记者，盯很长时间，然后把目光移开，大声喊道：“请提下一个问题！”当被问到希特勒对犹太人的迫害，或其他纳粹暴政的例子时，他会流露出一副尖酸刻薄的表情，惊讶于这样一个经验丰富的记者竟然会天真地相信“犹太共产主义者的宣传”[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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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伯伦尤其会被有关他正在变得专制的指控激怒。有一次，他气得浑身发抖，脸色苍白。他把马加奇和其他几位高级政治记者叫到唐宁街，表示了对这类攻击事件的不满。“我告诉你们，我不是独裁者，我不偏狭，也不压倒一切！”首相连连锤打桌子，大声吼道，“你们都错了，错了，错了！我告诉你们，我是最冷静、最善解人意的人！我坚决要求你们谁也不许再说我独裁！”[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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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马加奇的话来说，许多记者，尤其是议会记者认为自己是“权力机构的荣誉成员和政治体系的成员”[52]，他们赞同政府的绥靖政策。但其他人，包括目睹了希特勒侵略后果的外国记者，却不这样认为。作为对持不同政见者的质疑和批评做出的回应，政府官员向张伯伦献殷勤，还向国家操控的报纸的所有者和编辑示好，这些人多数本身就是政治和社会机构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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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英国的大多数报社与本国政党有密切的联系，所以政府和新闻界之间不存在美国那样的“分割线”。对英国报界来说，忠于执政党往往等同于维护国家利益。但是，政府和新闻界之间的亲密关系也因为政府官员和报纸所有者之间强大的个人和社会联系而得到加强——“老男孩”的关系网又启动了。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英国主要的新闻业巨头比弗布鲁克勋爵、罗瑟米尔勋爵（Lord Rothermere）、卡姆罗斯勋爵（Lord Camrose）、凯斯利勋爵（Lord Kemsley）并不都是生来就继承爵位。他们从首相那里得到了爵位以及崇高头衔带来的社会地位和福利。首相们感谢他们及其报社对当时的政府和执政党所做的贡献。除了少数媒体外，多数报社的老板和他们的高级编辑们经常和那些有政治权力的人一起用餐，还一起在乡下度周末，他们对新闻界应该监督政府的想法不赞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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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最具影响力的报纸《泰晤士报》的编辑杰弗里·道森和哈利法克斯勋爵之间的关系是最亲密的政府—媒体关系之一。哈利法克斯和道森是有共同背景的老朋友：他们都曾就读伊顿公学，和利奥·埃默里一样，他们都是牛津大学万灵学院的研究员。他们都住在北约克郡，而且住得很近，经常一起打猎。哈利法克斯出任外交大臣时，两人几乎每天会面，道森被认为是张伯伦政府的主要喉舌，尤其是在绥靖政策问题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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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4月，道森在给《泰晤士报》记者的信中写道：“我夜以继日地尽最大努力，不让任何可能涉及（纳粹）敏感问题的内容出现在报纸上。我真的想不出几个月来有文章会被人们当作不公正的评论而拿出来批评。”[53]除了压制批评性的社论和报道外，《泰晤士报》还经常省略或断章取义地引用下议院的辩论内容。有时，道森也会在文章中插入对希特勒政权有利的评论。“我在夜里，”他对洛锡安勋爵说，“顺便写点文章安慰他们。”[54]当该报著名的军事记者巴兹尔·利德尔·哈特（Basil Liddell Hart）就英国防空系统问题写了一系列文章时，道森拒绝发表它们。巴兹尔·利德尔·哈特回忆道：“我敦促《泰晤士报》报社，希望它让读者至少能清楚地了解形势，对正在形成的威胁有一个清楚的认识，但我的请求总是因为这样或那样的理由遭到拒绝。”[55]这不是第一次了，他补充道：“当我试图从军事角度在《泰晤士报》上发表任何与现行的外交政策编辑方针相左的言论时，曾多次被堵上嘴巴。”[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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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泰晤士报》极力支持绥靖政策，但只有英国一家主要报纸《每日邮报》是希特勒政权不折不扣的支持者。[57]它的所有者罗瑟米尔勋爵是柏林纳粹官员的常客，他对共产主义的仇恨和恐惧几乎达到了疯狂的程度。罗瑟米尔在《每日邮报》上宣扬在东欧让希特勒为所欲为的重要性，这样他就能攻击和摧毁布尔什维克主义。《每日邮报》曾经宣称，如果希特勒不存在，“整个西欧可能很快就会吵着要这样一位捍卫者”[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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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位支持张伯伦与德国和解的著名人物是比弗布鲁克勋爵，他的3家报纸（《每日快报》《星期日快报》和《旗帜晚报》）的发行量加起来超过400万份。当希特勒在德奥合并会议前不久，任命里宾特洛甫为外交部长时，比弗布鲁克向里宾特洛甫保证，他将得到比弗布鲁克负责的所有报纸的“全力支持”[59]。1938年6月，这位报业大亨给《旗帜晚报》的代理编辑发了一封短信：“弗兰克，谨慎对待你对里宾特洛甫的攻击。如果你（继续这样做），你将影响目前为与德国和解而付出的巨大努力。”[60]尽管比弗布鲁克是温斯顿·丘吉尔的老朋友，但他的报纸经常批评丘吉尔是一个好战分子，在1938年的春天，在丘吉尔急需收入时，比弗布鲁克自己下令取消了丘吉尔两年前的合同，合同规定他为《旗帜晚报》每两周写一篇文章。该报编辑告诉这个国家最著名的绥靖主义的反对者：“你对外交事务的看法以及这个国家应该扮演的角色，与我们所持的观点完全相反。”[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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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晤士报》《每日邮报》和比弗布鲁克负责的报纸都被认为是保守党的出版物，人们期望它们支持政府的政策。但是，即使是支持工党或自由党的报纸偶尔也会屈服于政府的压力，通常是出于商业原因。一个典型的例子是财政状况不佳的自由派报纸《新闻纪事报》（News Chronicle）的编辑和记者们普遍反对绥靖政策，但由于担心受到广告商的财务影响，该报的出版商和员工都倾向于回避对政府政策提出质疑。总的来说，报社所有者们担心来自欧洲大陆那些令人不安的消息对英国经济来说是坏消息，从而对他们自己和名下的报纸也是坏消息。支持工党的《每日先驱报》编辑道格拉斯·杰伊写道：“我敏锐地意识到来自（商界）权势集团和……广告商倾向于绥靖政策，最重要的是他们反对新闻界提出应该为战争做准备的任何建议。”[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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