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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马加奇的话来说，许多记者，尤其是议会记者认为自己是“权力机构的荣誉成员和政治体系的成员”[52]，他们赞同政府的绥靖政策。但其他人，包括目睹了希特勒侵略后果的外国记者，却不这样认为。作为对持不同政见者的质疑和批评做出的回应，政府官员向张伯伦献殷勤，还向国家操控的报纸的所有者和编辑示好，这些人多数本身就是政治和社会机构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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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英国的大多数报社与本国政党有密切的联系，所以政府和新闻界之间不存在美国那样的“分割线”。对英国报界来说，忠于执政党往往等同于维护国家利益。但是，政府和新闻界之间的亲密关系也因为政府官员和报纸所有者之间强大的个人和社会联系而得到加强——“老男孩”的关系网又启动了。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英国主要的新闻业巨头比弗布鲁克勋爵、罗瑟米尔勋爵（Lord Rothermere）、卡姆罗斯勋爵（Lord Camrose）、凯斯利勋爵（Lord Kemsley）并不都是生来就继承爵位。他们从首相那里得到了爵位以及崇高头衔带来的社会地位和福利。首相们感谢他们及其报社对当时的政府和执政党所做的贡献。除了少数媒体外，多数报社的老板和他们的高级编辑们经常和那些有政治权力的人一起用餐，还一起在乡下度周末，他们对新闻界应该监督政府的想法不赞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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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最具影响力的报纸《泰晤士报》的编辑杰弗里·道森和哈利法克斯勋爵之间的关系是最亲密的政府—媒体关系之一。哈利法克斯和道森是有共同背景的老朋友：他们都曾就读伊顿公学，和利奥·埃默里一样，他们都是牛津大学万灵学院的研究员。他们都住在北约克郡，而且住得很近，经常一起打猎。哈利法克斯出任外交大臣时，两人几乎每天会面，道森被认为是张伯伦政府的主要喉舌，尤其是在绥靖政策问题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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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4月，道森在给《泰晤士报》记者的信中写道：“我夜以继日地尽最大努力，不让任何可能涉及（纳粹）敏感问题的内容出现在报纸上。我真的想不出几个月来有文章会被人们当作不公正的评论而拿出来批评。”[53]除了压制批评性的社论和报道外，《泰晤士报》还经常省略或断章取义地引用下议院的辩论内容。有时，道森也会在文章中插入对希特勒政权有利的评论。“我在夜里，”他对洛锡安勋爵说，“顺便写点文章安慰他们。”[54]当该报著名的军事记者巴兹尔·利德尔·哈特（Basil Liddell Hart）就英国防空系统问题写了一系列文章时，道森拒绝发表它们。巴兹尔·利德尔·哈特回忆道：“我敦促《泰晤士报》报社，希望它让读者至少能清楚地了解形势，对正在形成的威胁有一个清楚的认识，但我的请求总是因为这样或那样的理由遭到拒绝。”[55]这不是第一次了，他补充道：“当我试图从军事角度在《泰晤士报》上发表任何与现行的外交政策编辑方针相左的言论时，曾多次被堵上嘴巴。”[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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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泰晤士报》极力支持绥靖政策，但只有英国一家主要报纸《每日邮报》是希特勒政权不折不扣的支持者。[57]它的所有者罗瑟米尔勋爵是柏林纳粹官员的常客，他对共产主义的仇恨和恐惧几乎达到了疯狂的程度。罗瑟米尔在《每日邮报》上宣扬在东欧让希特勒为所欲为的重要性，这样他就能攻击和摧毁布尔什维克主义。《每日邮报》曾经宣称，如果希特勒不存在，“整个西欧可能很快就会吵着要这样一位捍卫者”[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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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位支持张伯伦与德国和解的著名人物是比弗布鲁克勋爵，他的3家报纸（《每日快报》《星期日快报》和《旗帜晚报》）的发行量加起来超过400万份。当希特勒在德奥合并会议前不久，任命里宾特洛甫为外交部长时，比弗布鲁克向里宾特洛甫保证，他将得到比弗布鲁克负责的所有报纸的“全力支持”[59]。1938年6月，这位报业大亨给《旗帜晚报》的代理编辑发了一封短信：“弗兰克，谨慎对待你对里宾特洛甫的攻击。如果你（继续这样做），你将影响目前为与德国和解而付出的巨大努力。”[60]尽管比弗布鲁克是温斯顿·丘吉尔的老朋友，但他的报纸经常批评丘吉尔是一个好战分子，在1938年的春天，在丘吉尔急需收入时，比弗布鲁克自己下令取消了丘吉尔两年前的合同，合同规定他为《旗帜晚报》每两周写一篇文章。该报编辑告诉这个国家最著名的绥靖主义的反对者：“你对外交事务的看法以及这个国家应该扮演的角色，与我们所持的观点完全相反。”[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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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晤士报》《每日邮报》和比弗布鲁克负责的报纸都被认为是保守党的出版物，人们期望它们支持政府的政策。但是，即使是支持工党或自由党的报纸偶尔也会屈服于政府的压力，通常是出于商业原因。一个典型的例子是财政状况不佳的自由派报纸《新闻纪事报》（News Chronicle）的编辑和记者们普遍反对绥靖政策，但由于担心受到广告商的财务影响，该报的出版商和员工都倾向于回避对政府政策提出质疑。总的来说，报社所有者们担心来自欧洲大陆那些令人不安的消息对英国经济来说是坏消息，从而对他们自己和名下的报纸也是坏消息。支持工党的《每日先驱报》编辑道格拉斯·杰伊写道：“我敏锐地意识到来自（商界）权势集团和……广告商倾向于绥靖政策，最重要的是他们反对新闻界提出应该为战争做准备的任何建议。”[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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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界大亨们对绥靖政策的支持在他们的报社内部造成了巨大的矛盾。许多记者和助理编辑强烈反对绥靖政策。《纽约时报》副主编罗伯特·巴灵顿-沃德（Robert Barrington-Ward）坦言：“办公室里的大多数人反对道森和我。”[63]然而，这种反对之声最终石沉大海，这一点证明尽管新闻自由在英国继续存在，但在新闻界内部几乎没有自由。正如40多年后英国一部热播电视剧中的一个角色所言：“当媒体想要自由时，审查它是困难的，但如果它自愿放弃自由，那就容易了。”[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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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里特街（英国几家报社办事处所在地）“压制或‘淡化’令人不快的消息的习惯”[65]一直让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驻伦敦的美国记者感到惊讶。让美国记者同样感到困惑的是，英国人似乎很容易就接受了首相和新闻界的安抚性承诺，即战争不会爆发，而没有考虑到实际上公众对局势的真相知之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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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6月，《柯里尔杂志》（Collier’s）的记者玛莎·盖尔霍恩（Martha Gellhorn）[66]和她的好朋友弗吉尼亚·考尔斯在英国各地旅行，借此了解公众对日益动荡的国际局势的看法。盖尔霍恩和她的情人欧内斯特·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两人1940年结婚——译者注）报道了西班牙内战，目睹了德国飞机轰炸西班牙平民。在盖尔霍恩看来，面对德国加快的侵略脚步，英国人表现出的自满让她感到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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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下午，这两个年轻的女人在费弗沙姆伯爵（Earl of Feversham）在约克郡的庄园停下来喝茶，当年轻的伯爵拿她们的调查之旅开玩笑时，盖尔霍恩变得更加愤怒了。[67]“真想去酒吧问问人们的想法，”费弗沙姆慢吞吞地说，“你们两个是好战分子，只想颠覆国家，挑起事端。”盖尔霍恩答道，她打算通过和费弗沙姆自己的“佃农”谈话来挑起更多的事端。他扬了扬眉毛，说：“在英国，我们叫他们农夫。”盖尔霍恩反驳道：“我知道你是这么叫他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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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费弗沙姆的陪同下，盖尔霍恩和考尔斯步行穿过田野去采访伯爵的佃农。费弗沙姆把这两人介绍给一位老人，告诉他：“这两个女孩一直在英国四处游荡，散布战争谣言。他们认为会有一场战争。你不认为会有战争吧，杰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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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双手抓着帽子，摇了摇头，答道：“哦，不，老爷，不，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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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弗沙姆继续问：“你认为一切都很好，是不是，杰夫？”老人答道：“是的，老爷。是的，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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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问：“你不认为希特勒想和英国开战，是吗，杰夫？”老人说：“不，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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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弗沙姆最后问：“事实上，你觉得这个谈话很蠢，是不是，杰夫？”老人答道：“是的，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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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尔霍恩被费弗沙姆目空一切的态度激怒了，她转过身，在田野上跺着脚往回走。3个月后，《柯里尔杂志》刊登了她的旅行故事——《上帝会保佑英格兰》（The Lord Will Provide for England）。世界上最恐怖的事是在英国“保持沉默”[68]，她写道：“你忘了，在那条波涛汹涌、令人不安的海峡对面是欧洲，你只会想，‘我在英国，一个美好的绿色小岛，岛外的人都是外国人，很可能让人讨厌，在这里我们会倾向于处理自己的事务，这意味着一切照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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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Ben Pimlott，ed.，The Political Diary of Hugh Dalton：1918-1940；1945-1960，London：Jonathan Cape，1986，p.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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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Ben Pimlott，Hugh Dalton，London：Jonathan Cape，1985，p.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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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Hugh Dalton，The Fateful Years：Memoirs 1931-1945，London：Muller，1962，p.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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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Hugh Dalton，The Fateful Years：Memoirs 1931-1945，London：Muller，1962，p.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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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Ronald Tree to Anthony Eden，March 23，1938，Avon Pap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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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Duncan Sandys to Anthony Eden，April 28，1938，Avon Pap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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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Anthony Eden to Bobbety Cranborne，June 8，1938，Avon Pap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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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Andrew Roberts，“The Holy Fox”：The Life of Lord Halifax，London：Phoenix，1997，pp.95-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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