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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即使张伯伦早就知道这些防御工事，他可能也不会在意。他对失去部分领土后捷克斯洛伐克未来会发生什么毫无兴趣。他只想要和平。他仍然坚信自己掌握了政府处理危机的个人控制权，他本人是英国对付独裁者最有效的武器。在此期间，他的首席顾问是霍勒斯·威尔逊爵士。习惯了幕后工作的威尔逊是一个关键人物，他向报纸和英国广播公司施加压力，要求它们支持绥靖政策，他还与德国大使馆就一项可能解决捷克斯洛伐克危机的协议展开秘密谈判。1938年9月1日，在与西奥多·科尔特会晤时，威尔逊告诉这位德国临时代办，如果两国能够达成和解，“我们将干脆无视法国或捷克斯洛伐克可能对这一决定提出的抗议”[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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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危机升级，布拉格于1938年9月13日宣布戒严。张伯伦得出了结论，只有他和希特勒一起才能解决问题。首相只征询了威尔逊、哈利法克斯和其他几位官员的意见，就给德国元首发了一份电报，建议自己去德国进行面对面的谈判。9月14日，他向内阁通报了自己所做的一切。达夫·库珀回忆说：“我们是被告知，而不是被征询。”[19]在追求个人外交的过程中，张伯伦无视英国政府体制中公认的惯例，即把制定政策的责任委托给内阁。他没有得到内阁的同意，就准备与希特勒谈判，也没有向国王汇报。按照传统，首相离开英国必须获得国王批准。尽管如此，这位69岁的老人以前从未坐过飞机，独自出发去执行一项和平使命，张伯伦的想法激发了英国人的想象力。“英国新闻界收到了张伯伦访问德国的消息，给予了明显的肯定，”奥利弗·哈维在他的日记中写道，“（企业界）松了一口气。”[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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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9月15日，张伯伦在威尔逊和一位中级外交官员的陪同下，飞往贝希特斯加登，那是德国元首在巴伐利亚阿尔卑斯山的度假地。当两位领导人会晤时，希特勒要求苏台德地区实现自决，并归属于德国。张伯伦回答说，他必须与内阁和法国领导人协商。但他给希特勒留下了明确的非正式协议，那就是他的要求会得到满足。希特勒向张伯伦保证，在接下来的几天内，两人在德国举行另一次首脑会议之前，他不会对捷克斯洛伐克发动攻击。张伯伦认为希特勒很温顺，他为此感到高兴。张伯伦在给妹妹的信中写道：“我的印象是，他是一个说话算数的人。”[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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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位内阁成员不同意这种观点。当张伯伦回到伦敦报告他的行程时，达夫·库珀、奥利弗·斯坦利和其他几位大臣都觉得结果“很可怕”[22]。正如库珀所指出的：“从始至终，希特勒在任何一点上都没有显示出丝毫让步的迹象。”[23]他和斯坦利在枢密院掌玺大臣德拉瓦尔勋爵（Lord De la Warr）和卫生大臣沃尔特·埃利奥特（Walter Elliot）的支持下，拒绝在没有进一步讨论的情况下，同意将苏台德地区割让给德国。斯坦利认为，英国应该开战，而不是向希特勒屈服。[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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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一些知名人士也加入了批评贝希特斯加登交易的行列。在华盛顿，美国总统富兰克林·D.罗斯福会见了英国大使，告诉他分裂捷克斯洛伐克的计划是“有史以来，要求一个国家做出的最可怕、最无情的牺牲”[25]，而且“它将在美国引发对英国极为不利的反应”。丘吉尔宣称，如果捷克斯洛伐克被分裂，至少有25个德国师将被解放出来，用以威胁法国和低地国家。丘吉尔说：“受到威胁的不仅是捷克斯洛伐克，所有国家的自由和民主都受到威胁。”[26]工党领袖克莱门特·艾德礼（Clement Attlee）对张伯伦说：“你完全抛弃了这些人。你已经完全投降了。整个东欧都将落入希特勒的掌控之中。”[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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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下议院休会，反绥靖政策的议员们无法有组织地反对张伯伦的所作所为。作为民主的守护者，议会理应追究首相的责任。他没有征求议员的意见，违反了代议制政府的原则，视议会无足轻重。保守党中持不同政见者对自己的无能感到沮丧和愤怒，他们紧张地忙碌着，制订了一个阻止叛徒的计划。哈罗德·尼科尔森在他的日记中写道：“我收到越来越多的电话留言，每个人都歇斯底里。”[28]安东尼·艾登再一次感到压力，众人让他带头，但他又一次拒绝了。他告诉尼科尔森，他“不会领导叛乱，也不会动员内阁成员辞职”[29]。当尼科尔森暗示由于艾登的不作为，他在这个国家失去了支持时，艾登却不同意。即使这是真的，艾登说，他仍然年轻，只有41岁，他还可以等，“直到再受到大众青睐”[30]。尼科尔森没有问：这个国家怎么办？它也等得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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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9月22日，当张伯伦返回德国与希特勒进行第二次会晤时，他同时带去了法国和捷克斯洛伐克同意德国兼并苏台德地区的消息。捷克斯洛伐克的批准是通过勒索获得的。英国和法国告诉起初强烈反对德国兼并苏台德地区的捷克斯洛伐克领导人，如果他们不默许，一旦德国入侵，两个西方盟友都不会来保卫捷克斯洛伐克。捷克斯洛伐克人大吃一惊。他们的国家是莱茵河以东唯一的民主国家，而这里有两个民主国家同意将其分裂，并把它置于捷克斯洛伐克人明知最终会被德国控制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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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德斯贝格是莱茵河畔的一个小镇。在此与希特勒进行第二次会晤之前，内阁已指示张伯伦坚持苏台德地区要“公平有序”地分离，包括组建一个国际委员会监督移交，以及德国确保新捷克斯洛伐克边境的安全。但是希特勒不给他机会来概述这些条件，反而突然提高了赌注。他宣布，所有捷克斯洛伐克人必须在1938年10月1日前离开苏台德地区，届时该地区将被德国军队占领。他将于1938年9月28日星期三定为回应通牒的最后期限。达夫·库珀后来写道，希特勒的要求“就像经过长期艰苦的战争，一个获胜且残暴的敌人会将意志强加给被征服的人民”[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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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这些条款被传回伦敦时，批评声如潮。哈利法克斯勋爵收到了来自丘吉尔、艾登、布思比、麦克米伦和许多其他议员的抗议信件和电话。反对派向张伯伦发出紧急电报，警告说：“公众舆论似乎越来越强烈地感觉到，我们已经到了让步的极限，应该由（希特勒）做出一些让步了。”[32]利奥·埃默里是最有力的绥靖政策反对者之一。在致捷克斯洛伐克总理的一封信中，埃默里说：“据我所知，希特勒的要求是捷克斯洛伐克人……在他们有时间建立一条新的防线之前，应该放弃他们唯一的防线，并且放弃他们在被割让地区的所有朋友，让他们在政治对手的温柔怜悯下生活……他们怎么可能做出这种愚蠢和懦弱的事呢？……难道我们没有义务告诉希特勒，我们认为他的要求是不合理的，不能责怪捷克斯洛伐克人拒绝它吗？”[33]他在给《纽约时报》的一封信中，更加直言不讳：“问题变得非常简单。我们要让一个自由的民族臣服于残忍的暴行吗？我们曾支持过他们的事业，但现在为了保全自己的性命而把他们丢进狼群，还是我们仍然能够勇敢地抵抗恶霸？危在旦夕的不是捷克斯洛伐克，而是我们的灵魂。”[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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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张伯伦回到伦敦时，试图“扑灭大火”。张伯伦告诉内阁，他确信自己对希特勒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希特勒信任他，愿意与他合作”[35]。他的保证毫无用处。在几个同事的支持下，达夫·库珀要求张伯伦向希特勒表明，如果他进攻捷克斯洛伐克，英国就会宣战。如果英国抛弃捷克斯洛伐克人，“甚至建议他们投降”[36]，库珀补充道，“我们应该为犯下历史上最卑鄙的背叛罪而感到内疚”。哈利法克斯勋爵起初赞同戈德斯贝格会议的谈判结果，但后来改变了主意，加入了反对者的行列。同时，简·马萨里克［Jan Masaryk，捷克斯洛伐克驻伦敦大使，该国首任总统托马斯·马萨里克（Tomáš Masaryk）的儿子］正式拒绝了希特勒的最新要求，宣布他的国家不会成为“一个奴隶国家”[37]。面对捷克斯洛伐克人的拒绝和可能发生的内阁重组，张伯伦做出了让步。英国外交部通知德国，英国将支持捷克斯洛伐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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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然之间，在把电报传送到柏林的这段时间里，英国处在了战争边缘。英国人被反复告知不会发生冲突，而且对捷克斯洛伐克数月来积累的危机的严重性知之甚少，因此处于极度震惊的状态。他们现在得知，末日即将来临。玛格丽·阿林厄姆评论说，无线电台“变得歇斯底里，每隔约45分钟就会播报一次新闻……这一切都非常令人担忧，尽管形势看起来很危险，但是我们仍然无法相信这实际上是一场战争。政府没有给我们任何暗示，我们的双眼被蒙蔽了。正是这一点让我们觉得，肯定有不对劲的地方。说得委婉些，20年来，我们的政客可能一直效率低下……我们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38]。她和她的同胞戴上了防毒面具（她称之为“猥亵的、像胎一样的”东西）[39]，她还发现她朋友和邻居的眼睛是如何“震惊和无助”地出现在面具的小云母窗户后，危险真的降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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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国各地，就像在阿林厄姆的村庄里一样，“即将发生悲剧的感觉令人窒息……对一些人来说，当时战争似乎意味着对我们最爱的每个人和每件事宣判死刑”[40]。人们普遍认为，战争爆发后几周内，伦敦将会遭受毁灭性的打击。英国首都“就像电影里的噩梦”[41]，反对绥靖政策的初级大臣罗伯特·伯奈斯在写给妹妹的信中说道：“笑声，甚至微笑都消失了。我们就像一个等待审判的民族。”在一次严肃的晚宴上，当伯奈斯试图通过讲笑话来缓解紧张气氛时，一位客人歇斯底里地喊道：“该死的！你不知道我们下星期可能会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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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袋被疯狂地堆积在政府大楼、商店和俱乐部前，探照灯也被安装起来，医院也被清理出来，以防空袭造成伤亡。人们在首都的主要公园里挖了狭长的战壕，地窖和地下室被用作防空洞。达夫·库珀主动调动了英国舰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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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的几天简直是噩梦。随着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希特勒的最后期限越来越近，保守党内持不同政见者举行了一系列秘密会议，来决定该怎么做。一些年轻的煽动者，如麦克米伦、布思比、卡特兰等人，当时就想推翻内维尔·张伯伦政府。利奥·埃默里在他的日记日写道：“在1938年9月27日的一次会议上，他们非常狂热，大声要求立即进行大屠杀，除掉内维尔。”[42]早些时候，布思比曾告诉一位朋友，“内阁必须下台……它既不适合和平时期，也不适合战争时期”[43]。尽管埃默里加入了反对绥靖政策的阵营，但他还没有完全失去对张伯伦的信任，他当然也不赞成发动反对首相的政变。他说：“我对那种言论泼了冷水……”[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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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一天晚上，埃默里、麦克米伦、尼科尔森、布思比、斯皮尔斯和劳聚集在温斯顿·丘吉尔位于莫佩斯大厦顶层的公寓里，俯瞰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出席会议的还有丘吉尔的老朋友、自由党领袖阿奇博尔德·辛克莱（Archibald Sinclair），以及几位反对绥靖政策的上议院议员。随着战争的临近，议会召开了紧急会议，这是自1938年8月初以来的首次议会会议。持不同政见者认为，他们该表明立场。尼科尔森说：“如果张伯伦再捣乱，我们就联合起来反对他。”[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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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9月27日，张伯伦对全国的广播并没有让在丘吉尔公寓开会的人们安心。在广播中，他没有提到荣誉，没有明确界线，也没有对四面楚歌的捷克斯洛伐克人民表示同情或支持。张伯伦的声音干巴巴的，传达了完全不同的信息：“因一无所知的人在遥远的国度发生了一场争吵，我们就在这里挖战壕、试戴防毒面具，这是多么可怕、多么不可思议的事情啊。”[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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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9月28日上午，庞大而沉默的人群挤满了议会广场和附近的街道，看着议员们进入威斯敏斯特宫（又称议会大厦）参加紧急会议。如果说议会大厦外人们的情绪高涨，那么在拥挤的下议院大厅和走廊里，紧张气氛几乎是令人无法忍受的。快到下午3点，首相看起来筋疲力尽，他从政府长凳上慢慢站起来，把他的笔记放到面前的公文箱上。会议室里鸦雀无声。当张伯伦疲惫地开始讲述他与希特勒的会面时，《纽约时报》的记者亚瑟·贝克（Arthur Baker）认为，他从来没有听过“比这更令人绝望的演讲……”[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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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伯伦讲了一个多小时，贵族画廊里，英国外交次大臣亚历山大·卡多根（Alexander Cadogan）递给哈利法克斯勋爵一张纸。[48]扫了一遍这张纸之后，外交大臣从座位上站起来，匆匆走下楼梯，来到议长席后面，把这张纸递给了张伯伦的议会私人秘书道格拉斯勋爵。道格拉斯把它递给约翰·西蒙爵士，西蒙爵士站起来把它递给了首相。张伯伦读完了纸上的内容，转身对西蒙说：“我现在可以告诉他们吗？”西蒙笑着点点头。张伯伦环顾静谧的会议室，他的声音大多了。他宣布希特勒已同意将德国的动员工作推迟24小时，并邀请了英国、法国和意大利的领导人在慕尼黑举行更多的会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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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是一片寂静。然后有人喊道：“感谢上帝，有了首相！”[49]于是混乱爆发了。随着一声大吼，会议室两边的成员都站起来了。由于保守党在下议院的席位占多数，没有足够的空间让所有的保守党议员坐在下议院政府的一边，所以哈罗德·麦克米伦和其他保守党成员经常站在反对党一侧。尽管麦克米伦是反绥靖政策一派中的最坚定的成员之一，但他还是和同事们一起欢呼雀跃。[50]一些议员哭了，不会有战争，至少那一刻不会。麦克米伦的儿子下个月可以上牛津大学，而不是上战场。他的家和家人将幸免于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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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下午，麦克米伦望着对面的保守党议员席，发现并不是每个人都有同样“难以置信，几乎令人震惊的解脱”[51]的感觉。丘吉尔欠起身，好像是要回应张伯伦，然后又带着一副严肃而坚定的表情坐了下来。出人意料，艾登公开表示异议，他站起身，走出会议室。[52]埃默里仍然坐着，怒目而视，一言不发。尼科尔森也坐着，没有理会他身后一个议员的嘘声：“站起来，你这个畜生！”[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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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人也喊道：“起来！起来！”当来自3个政党的成员挤在财政部的长凳上与张伯伦握手时，没有人注意到马萨里克大使已经从他的座位上站起来，离开了议院。捷克斯洛伐克的领导人没有被邀请去慕尼黑。那天晚上，马萨里克对哈利法克斯和张伯伦说：“如果你们为了维护世界和平而牺牲我的国家，我将第一个为你们鼓掌。但如果不是，先生们，愿上帝保佑你们的灵魂。”[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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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结束后，同样在走廊里目睹了混乱场面的维奥莉特·博纳姆·卡特质问阿奇博尔德·辛克莱，为什么没有反驳张伯伦。这位自由党领袖抗议说，虽然在生理上是不可能的，但维奥莉特夫人的确“坚强如钢”[55]。维奥莉特夫人的朋友巴菲·达格代尔（即上文提到的布兰奇·达格代尔）目睹了这一幕。“我们曾寄予厚望的议会辜负了她。”她甚至拒绝签署批评首相慕尼黑之行的决议，因为这份决议的开头写道：“虽然有普遍的解脱感……”[56]维奥莉特夫人多年后写道，她没有那种解脱感。“背叛已经发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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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当张伯伦前往慕尼黑时，维奥莉特夫人和丘吉尔主持了核心小组的午宴。在萨沃伊酒店的皮纳福房间里，包括哈罗德·尼科尔森在内的几位反对绥靖政策的议员受邀参加了午宴。几个月来，维奥莉特夫人一直敦促她在议会的朋友们对张伯伦采取更坚决的立场。丘吉尔仍然情绪激动，她热心地同意了丘吉尔的建议，他们起草了一份电报给首相，敦促他不要再向希特勒做出任何让步，并警告他，如果他这样做了，“他回来以后就不得不在下议院战斗”[57]。他们对电报的措辞进行了研究，最终排除了地板打斗的可能性。他们决定让大概6位著名议会要员在电报上签字，包括丘吉尔本人，还有艾登、辛克莱和艾德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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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报的措辞并不具有煽动性，但当天傍晚时分，当丘吉尔在电话中把电报读给艾登听时，他拒绝在电报上署名，说张伯伦会认为这封电报充满敌意。艾德礼也不愿签字，他说他首先需要得到党内议员的同意。丘吉尔被他们的拒绝震惊了，他一动不动地坐在椅子上，如“泥塑一般”[58]。当维奥莉特夫人因艾登和艾德礼拒绝在电报上签名而恶语相向时，丘吉尔看着她，眼含着泪。“他们是什么做的？”他问，“不久的将来，我们将不得不献出生命，而不是签名。我们能活下来吗？当我们失去勇气的时候，我们有资格活下来吗？”为了让他振作起来，维奥莉特安慰道：“你还有勇气。属于你的时刻会到来。不管我们跑得多快，终究还是会被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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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最后会被抓，独自一人，没有盟军，也没有朋友，”他回答，“到那时，我们会背叛他们所有人。”两个老朋友静静地坐了一会儿。然后维奥莉特问丘吉尔在哪里吃饭。“在这儿，在别人俱乐部，几分钟后，”他说，“我不期待今晚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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