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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奥莉特夫人也泪眼婆娑地回家了。在离开萨沃伊的路上，她遇到了开心的爱德华·马什，他是丘吉尔的朋友，也是别人俱乐部的成员。“这不光荣吗？”他说，“毕竟我们不会被轰炸。”[59]维奥莉特夫人眯起眼睛盯着他：“光荣？”她反唇相讥，轻蔑地吞掉了这个词。“你在哪里看到了荣耀？你只想着自己的安危！”她昂首阔步地往前走，留下可怜的爱德华·马什，纳闷自己究竟说了什么，竟会错得这么离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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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别人俱乐部的成员都穿着正式的服装，而且经常在一间雅致的小客厅里用餐，但他们总是以遵守俱乐部的主要规则为傲：那就是“什么都不能……影响政党政治的积怨”。但在1938年9月29日晚，爆发了一场激烈的争吵，它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这个俱乐部的联合创始人引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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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吉尔还在为下午发生的事感到痛心，他大发雷霆，让每个人都知道了这件事。包括布思比、布兰登·布拉肯、劳合·乔治和迪克·劳在内的大约20名成员，从他们端起当晚第一杯酒的那一刻起，就感受到了丘吉尔式的愤怒。但是，丘吉尔把愤怒的矛头首先对准了房间里的两名内阁大臣：卫生大臣沃尔特·埃利奥特和第一海军大臣达夫·库珀。“两位有着良好的参战记录和丰富的政府部门工作经验的可敬的人，怎么能容忍张伯伦对捷克斯洛伐克的懦弱政策呢？”丘吉尔怒吼道。难道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个政策多么“肮脏和具有毁灭性的”[60]吗？难道他们没有看到这是“自本尼迪克特·阿诺德以来，最恶劣的恃强凌弱、背信弃义的行为”吗？难道他们不明白，出卖捷克斯洛伐克不仅意味着牺牲荣誉，而且意味着“牺牲生命——我国人民的生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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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岁的库珀是丘吉尔的好朋友，他的脾气也很暴躁。另一位议员称丘吉尔是“野蛮”攻击，库珀充分利用自己的脾气来反击丘吉尔。他认为这些指控极不公平。毕竟，他一直在领导内阁内部的反绥靖运动，试图说服张伯伦坚决反对希特勒，准备在必要时开战。与此同时，作为政府的重要成员，他觉得有义务在公共场合为政府的行为辩护，即使自己激烈地反对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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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进入议会的年轻开明的保守党人中，库珀取得了巨大的政治成就，其政治成就仅次于安东尼·艾登。和艾登一样，库珀也是伊顿公学和牛津大学的学生和战争英雄。1918年8月，在比利时阿尔伯特运河附近的盟军进攻中，他单枪匹马俘虏了18名德国人，因此获得杰出服役勋章。他于1924年当选为议员，1935年成为斯坦利·鲍德温的战争大臣，1937年成为张伯伦的第一海军大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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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达夫·库珀取得了诸多成就，但伦敦政界普遍认为，他没有发挥出自己的潜力，如果发挥出自己的才能，他能做得更好。库珀是出色的演说家、才华横溢的健谈者和极具天赋的作家。他在业余时间写诗，出版了法国政治家塔列朗（Talleyrand）的传记并广受好评。同时，他也是一位执着的享乐主义者，更看重自己的快乐，而不是在海军部埋头苦干。他以逃避无聊的政府会议而闻名，在怀特俱乐部和别人俱乐部里，他曾花几个小时和朋友喝酒，玩双陆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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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Time）杂志总是用“时髦”来形容库珀。他喜欢剪裁考究的衣服、美酒、美食和漂亮女人。他娶了戴安娜·曼纳斯夫人（Lady Diana Manners），她是英国最著名的社交美人之一，无论走到哪里，她似乎都能成为新闻人物。戴安娜夫人是拉特兰郡公爵夫人（Duchess of Rutland）及其情人哈利·卡斯特（Harry Cust）的女儿。卡斯特曾带领一群放荡的年轻贵族后裔，他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和一战期间，因举办疯狂的派对、酗酒和吸毒而登上报纸头条。戴安娜夫人仍然光彩照人，但她已成家立业，（或多或少）成为一名合格的政治家的妻子。但这对夫妇繁忙的社交生活给库珀招来了懒惰和轻浮的名声，许多白厅的资深人士视他为政治外行。在库珀职业生涯早期的一次午餐会上，外交大臣寇松勋爵靠在桌子上问他：“库珀先生，在取悦你美丽妻子的间隙，你都做些什么？”[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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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库珀的关注点是德国日益增长的实力。他认为自己是一个爱国者和追求快乐的人，他对希特勒对英国的威胁感到震惊。1933年夏天，他以初级大臣的身份访问德国，回国后发表了一篇关于纳粹主义威胁的演讲，却被比弗布鲁克勋爵的报纸斥为战争贩子。作为战争大臣，他曾多次与时任财政大臣的内维尔·张伯伦发生冲突，原因是张伯伦拒绝为一支规模庞大、装备精良的军队提供资金，而这支军队可以在德国发动进攻时派往欧洲大陆。[62]“我确信战争即将来临，”库珀回忆道，“我相信只有一种办法可以阻止它，那就是让德国人相信，如果他们发动战争，就会被打败。”[63]像往常一样，张伯伦在这场辩论中获胜。作为第一海军大臣，[64]库珀继续致力于加速重整军备。他要求加快皇家海军的建设，并谴责张伯伦和财政部对所有军种预算的限制。随着慕尼黑危机的升级，他认为与独裁者讨价还价的时代已经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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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库珀发脾气的时候，就像他屡次对张伯伦所做的那样，那景象真是太可怕了。他的家人和朋友称这种爆发为“暴怒”（veiners）[65]。当库珀生气时，他额头上的血管会扩张、颤动，他的脸会变紫，声音会传到好几个街区外。那天晚上，在萨沃伊，他对着丘吉尔和丘吉尔的亲密助手弗雷德里克·A.林德曼教授大喊大叫。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喝了更多的葡萄酒和白兰地，越来越多的人大喊大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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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珀和布思比对周日报纸《观察家报》支持绥靖政策的编辑J.L.加文恶语相向，加文气冲冲地离开了。[66]（回到家后，他写了一封脱离俱乐部的请辞信。）后来，正如库珀记得的那样，“每个人都在侮辱别人，温斯顿最后说，下次大选时，他将在（工党的）每一个政纲上发表反对德国人的言论”[67]。飞来飞去的谩骂是如此极端，一名与会者对维奥莉特·博纳姆·卡特说，如果这些日子是“我们的议员要求一对一决斗，为自己辩护”[68]，那么他们至少会在黎明时分进行3场决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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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凌晨1点，有人看了看表，说报纸初刊一定已经在街上售卖了，上面有关于慕尼黑一事的新闻。另一个成员走了出去，几分钟后，带着一份报纸回来了。库珀从他手里夺过报纸，默默地研究了一会儿头版，然后大声朗读了其中的文章，语气“明显是愤怒和厌恶的”[69]。文章的具体内容不详，但毫无疑问，张伯伦和法国总理爱德华·达拉第（Édouard Daladier）已经完全向希特勒屈服了，满足了他在戈德斯贝格提出的所有要求。捷克斯洛伐克将被迫立即放弃苏台德地区以及重要的防御工事和主要的工业中心。英国和法国没有征求捷克斯洛伐克代表的意见。张伯伦和达拉第事后通知他们，还说争吵是没有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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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读完这篇文章后，库珀把报纸扔在桌子上，一言不发地走出房间。他身后一片寂静，人们都很震惊。在那个初秋的早晨，正如一位成员所说：“耻辱几乎有形可觅。”[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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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德国作曲家理查德·瓦格纳作曲并撰写德文剧本的三幕歌剧，其创作灵感主要来自13世纪作家戈特弗里德·冯·斯特拉斯堡改编的12世纪同名典雅浪漫传奇爱情故事。——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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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Robert Boothby，I Fight to Live，London：Gollancz，1947，p.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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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Robert Boothby，I Fight to Live，London：Gollancz，1947，p.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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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Herbert von Dirksen，Documents and Materials Relating to the Eve of the Second World War，Moscow：Foreign Languages Publishing House，1948，pp.3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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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David Dilks，ed.，The Diaries of Sir Alexander Cadogan 1938-1945，New York：Putnam，1971，p.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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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Williamson Murray，The Change in the European Balance of Power，1938-1939，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2，p.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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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William Manchester，The Last Lion：Winston Spencer Churchill：Alone，1932-1940，New York：Dell，1988，p.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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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William Manchester，The Last Lion：Winston Spencer Churchill：Alone，1932-1940，New York：Dell，1988，p.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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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Williamson Murray，The Change in the European Balance of Power，1938-1939，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2，p.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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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John Charmley，Duff Cooper，London：Weidenfeld & Nicolson，1986，p.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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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Williamson Murray，The Change in the European Balance of Power，1938-1939，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2，p.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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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Richard Cockett，Twilight of Truth：Chamberlain，Appeasement & the Manipulation of the Press，New York：St. Martin’s，1989，p.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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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James Lees-Milne，Harold Nicolson：1930-1968，London：Chatto & Windus，1981，p.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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