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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库珀收到了成千上万封赞扬他勇气的信。奥利弗·斯坦利的妻子写道：“我认为你很了不起！”[15]她还说：“我的嘴被命令封上……但我找不到足够结实的东西来封它！”当鲍勃·布思比得知库珀辞职的消息后，他写道：“我的心怦怦直跳，几个月来这是第一次……（你）给成千上万的人带来了一线希望，他们至今仍相信英国公共生活的基本准则，他们已开始感到绝望。”[16]罗伯特·伯奈斯告诉库珀，他很想站在海军部大楼外面大喊：“我们需要达夫·库珀！上帝保佑你，先生！”[17]他没有这么做，伯奈斯说，因为“人们会认为，这场危机扰乱了我的心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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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库珀最珍视的赞扬来自他指挥下的海军军官。“请允许我对于您认为有必要辞职表示遗憾，但我非常钦佩您这样做。”普利茅斯皇家海军基地总司令科克勋爵（Admiral Lord Cork）和奥雷里（Orrery）上将写道，“我发现自己完全同意您的观点，遗憾的是，我不能公开这么说。”[18]英国王室的近亲、未来的第一海军大臣路易·蒙巴顿亲王（Prince Louis Mountbatten）表示：“作为一名现役海军军官，给您写信，我认为我的行为极不正常……但我不能袖手旁观，看着我所仰慕的人按照我希望自己有勇气践行的方式行事，而不说一句‘干得好’……您的行为激励了我。”[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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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库珀的辞职，很明显，张伯伦和反绥靖派之间的激烈冲突，将成为下议院即将就慕尼黑问题展开辩论的关键。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伦敦午餐会和晚宴上最热门的话题是，是否有其他内阁成员曾私下公开反对首相的行为，他们会把政府交给库珀吗？一些人，比如哈罗德·麦克米伦，认为如果发生这种情况，政府可能会垮台。其他人说，没有什么可以动摇政府，国家对张伯伦压倒性的支持令他无懈可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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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内阁成员可能辞职的猜测主要集中在卫生大臣沃尔特·埃利奥特身上，他和库珀在别人俱乐部的晚宴上成了丘吉尔泄愤的靶子。作为一名医生，埃利奥特是一位前程似锦的进步保守党人，在社会问题上持自由主义立场，是重整军备的坚定支持者。和库珀一样，他也曾敦促张伯伦对抗希特勒。他的许多反对绥靖政策的朋友都敦促他辞职，并宣称现在是站队的时候了。在这一点上，没有人比巴菲·达格代尔表现得更激烈了，达格代尔也许是埃利奥特最亲密的朋友。出身贵族的达格代尔同她的朋友维奥莉特·博纳姆·卡特一样坚决反对绥靖政策。达格代尔几乎每天都和埃利奥特交谈，埃利奥特向她吐露心事，就像他向包括妻子在内的任何人吐露心事一样。有些人认为达格代尔爱上了埃利奥特。不管达格代尔对埃利奥特有什么感觉，在慕尼黑事件后明确表示，她希望他辞职。如果他留下来，他将“一文不值”[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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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一番挣扎，埃利奥特决定不辞职。他在给达格代尔的信中写道：“和达夫一样，《慕尼黑协定》的条款也让我难以释怀。当然，内维尔没有权力签署这样的协定。”[21]这是“一桩巨大的罪行和丑闻”。但出于扭曲的逻辑，埃利奥特坚持认为，由于他没有因为政府对之前的莱茵兰事件、艾登辞职事件、德奥合并事件而辞职，因此他必须留在内阁，否则就会被指责为虚伪。达格代尔不甘示弱，她告诉埃利奥特，“为了我们的利益，也为了我们的过去和未来”[22]，他们最好分开一段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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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利奥特在议会中的同僚们，甚至是那些最坚决反对绥靖政策的人，对他和其他大臣们的困境也远比达格代尔更具同情心。他们知道，对于一个政治家来说，要选择良心而不是野心和忠诚是多么困难，要挑战社会的规范是多么困难。多年后，麦克米伦写道：“所有这些人都是我的朋友……我现在意识到，他们做决定时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忠义两难的选择也使他们分心。当时，张伯伦的统治地位是如此之高，以至用辞职来抗议他的政策看起来似乎不合逻辑，毫无用处。”[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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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是什么原因，没有人再辞职。埃利奥特、奥利弗·斯坦利、德拉瓦尔勋爵没有辞职，战争大臣莱斯利·霍尔-贝利沙（Leslie Hore-Belisha）也没有辞职，他们都曾反对《慕尼黑协定》。1938年10月3日，当下议院辩论开始时，达夫·库珀独自坐在传统上为退休或辞职的内阁大臣保留的席位上。大约8个月前，安东尼·艾登和博比提·克兰伯恩也曾坐在这里。内维尔·张伯伦站起来接受下议院的喝彩之前，不得不在政府前排的长凳上等待，聚光灯首先照在他的批评者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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妻子在旁听席上注视着他，库珀讲了将近一个小时的话，没有笔记。如果他同意迫使捷克斯洛伐克接受《慕尼黑协定》，“我将永远无法抬起自己的头，”他说，“我失去了很多。我放弃了一间钟爱的办公室，放弃了一份我极感兴趣的工作，放弃了一群让我引以为傲的下属……也许，我已经毁了自己政治前途。但这些只是小问题。我保留了一些对我很有价值的东西。我仍然可以昂首阔步地周游世界。”[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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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珀的口才对全场产生了明显的影响，[25][26]当张伯伦站起来发言时，全场欢呼，却没有上个星期三他宣布慕尼黑之行时的那种绝对的热情。当他谈到自己对捷克斯洛伐克的“深切同情”[27]时，几名工党议员高呼：“可耻！”哈罗德·尼科尔森评论道，首相“显然又累又暴躁，演讲不太成功”[28]。奇普斯·钱农郁闷地指出，“周三的光芒已经消失了”[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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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随后3天的辩论中，张伯伦得到了党内许多人的支持。正如人们所预料的那样，尽管大卫·马杰森和其他保守党党鞭施压，要求保守党议员们遵守规定，但张伯伦还是遭到了一些保守党人士的强烈批评。“反叛分子”需要相当大的勇气才能站出来，抨击一个因阻止另一次世界大战而受到全国赞扬的人。已经在媒体和党内受到攻击的异见人士，被贴上了不爱国的战争贩子、国家利益叛徒的标签。麦克米伦说道，在这一点上，“质疑张伯伦的权威是叛国，否认他鼓舞人心几乎就是亵渎”[30]。然而，“反叛分子”还是一个接一个地谴责《慕尼黑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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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慕尼黑辩论之前，理查德·劳并没有直言不讳地反对绥靖政策，但他成为保守党内最强硬的“反叛分子”之一。当张伯伦进入下议院开始辩论时，37岁的劳仍然坐在他的位子上，而他周围的人都站起来为首相欢呼。邻座的议员们大声斥责他，还有几个人试图把他拉起来，但他“像帽贝一样紧紧抓住”[31]前面的栏杆不肯动。其中一个粗暴对他的人是他的一个亲密的熟人，“通常是最友好、最令人舒服的那个人”[32]凸显了当天议会双方的痛苦和敌意的强烈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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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东尼·艾登后来说，作为第一批向下议院发表演讲的“反叛分子”之一，劳“说话时带着皈依者炽热的真诚”[33]。劳说，由于张伯伦向希特勒投降，英国已成为德国的“新合伙人”[34]，这是“世界上最残忍、最不人道的暴政”。他补充道，英国一直奉行的理想——“体面、公平和自由”——在慕尼黑被抛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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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另一次猛烈的攻击中，博比提·克兰伯恩说，尽管张伯伦声称要实现“承载着荣誉的和平”，但《慕尼黑协定》没有荣誉可言。的确，给它起一个“如此高贵的名字”是一种“恶毒的嘲弄”[35]。克兰伯恩说：“欧洲的和平实际上已经实现了……是通过把一个国家推进狼窝实现的。这个小国，在几乎无法容忍的挑衅面前显露出的勇气和尊严激励了我们所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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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奥·埃默里站起来说，他对英国在“这个勇敢且热爱自由的国家的命运”中所扮演的角色感到“可怕、纯粹和空前的耻辱”[36]。他还说，《慕尼黑协定》是“侵略性恐怖主义有史以来取得的最伟大、最廉价的胜利……是以最明目张胆、最残酷的方式，取得的赤裸裸的武力胜利”。哈罗德·麦克米伦认为，“我们今天在这个国家面临的形势……比基督教文明开始以来的任何时候都更危险、更艰巨、更可怕”[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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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论进行到第三天，会议室里的情绪开始沸腾起来。当温斯顿·丘吉尔站起来宣布“我们遭受了彻底的失败”[38]时，保守党议员席上爆发出嘲笑和嘘声，阿斯特勋爵夫人喊道：“一派胡言！”丘吉尔猛地转过身来，厉声说道：“当那位高贵的夫人喊道‘一派胡言’时，她根本听不见一派胡言……首相能够为捷克斯洛伐克争取到的最大利益是……德国的独裁者没有从餐桌上抢夺食物，而是满足于把食物一道一道地端给他食用。”丘吉尔无视持续不断的喧闹声，宣布：“一切都结束了。沉默、悲伤、惨遭遗弃、支离破碎的捷克斯洛伐克渐渐消失在黑暗中。由于与西方民主国家的交往，她在各方面都饱受折磨。”用巴菲·达格代尔的话来说，丘吉尔的攻击是“一次伟大而可怕的演讲”[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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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接下来还会有对《慕尼黑协定》更加强烈的谴责。在这3天的辩论中，哈罗德·尼科尔森和罗纳德·卡特兰、保罗·埃默斯-埃文斯一样，一再地站起身来，想让人看到，但议长并没理他们。卡特兰和埃默斯-埃文斯都没有得到发言的机会，最终，在辩论的最后一晚，尼科尔森得到了议长的首肯。作为1919年曾在巴黎和平会议上帮助划定捷克斯洛伐克边界的前外交官，尼科尔森对张伯伦在外交上的“外行式干涉”和背叛英国荣誉的做法感到愤怒。在这种愤怒的推动下，他发表了他的政治生涯中最引人注目的演讲。称《慕尼黑协定》是“在我们的历史中……最具灾难性的协定之一”[40]。尼科尔森宣称：“我们不仅放弃了捷克斯洛伐克，放弃了苏台德地区的德国人，而且交出了通往欧洲的全部钥匙。”他说，他和其他反对《慕尼黑协定》的“反叛分子”被指控对党和国家不忠。“我曾经说过，假设这是一场板球比赛，在这个最受尊敬的集会上进行，你不能对自己这方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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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科尔森接着说：“我知道，在当今信奉现实主义的时代，原则被认为是相当古怪的，而理想则被认为是歇斯底里的。我们这些人相信……这个国家的一项重要职能是维持欧洲的道德标准，而不是与行为明显邪恶的人交朋友……却被控秉承外交部的原则。”他停顿了一下，环顾了一下房间，接着说：“感谢上帝，我秉承了外交部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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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叛分子”演讲的激烈程度在伦敦政界和社交圈引发了关于他们下一步行动的猜测和谣言。在公开反对张伯伦之后，《慕尼黑协定》的反对者是否有勇气发动一场反对首相的真正起义？随着阴谋和反阴谋的流言四起，张伯伦的部下开始镇压叛乱。1938年10月4日，震惊的鲍勃·布思比告诉巴菲·达格代尔，他和别人都受到了“威胁”[41]。有人告诉他，如果他们投票反对政府，“党鞭将会停止提供支持，候选人将与他们为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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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派认为张伯伦计划利用自己的声望，并呼吁立即举行大选，期待保守党再次获得压倒性胜利，击败他的对手。根据英国法律，大选必须至少每5年举行一次。1938年10月，离下一次大选的最后期限还有两年。但是政府可以随时举行选举，首相的一些最亲密的顾问敦促他马上这样做。对张伯伦来说，这一前景显然是诱人的，他认为这是压制党内批评的一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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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10月3日深夜，就在关于《慕尼黑协定》讨论结束后的第一天，哈罗德·麦克米伦把休·道尔顿拉到一边。两人在威斯敏斯特宫一个黑暗的角落里安静地聊天。他们非常了解对方，几年前曾就经济和社会改革的建议进行过合作。道尔顿身材高大、秃顶，这位来自斯托克顿的左倾议员是为数不多的他能容忍的保守党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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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交谈中，麦克米伦告诉道尔顿，“反叛分子”担心张伯伦会要求提前选举。他还提到，他们担心任何在《慕尼黑协定》问题上投了弃权票或反对票的人，“都将被列入毁灭名单，保守党的官方候选人也会与他们作对”[42]。然后他提出了一个令人吃惊的建议：道尔顿与保守党异见人士会面，讨论跨党派联盟的可能。长期以来，与保守党直接合作的想法，无论其政治倾向如何，一直是像道尔顿这样的工党中坚分子所痛恨的。事实上，就在捷克斯洛伐克危机爆发的前几周，他曾宣布工党必须拒绝“所有与其他政党组织——自由党、共产党或保守党联合的提议”[43]。但对慕尼黑事件的震惊让他对这种合作有了不同的想法。他同意陪同麦克米伦参加午夜秘密会议。它是温斯顿·丘吉尔和其他保守党“反叛分子”在北街布兰登·布拉肯家举行的秘密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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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里，有人问道尔顿，如果真的进行选举，他的政党是否会考虑在其选区内支持“反叛分子”，他说他会查明的。还有人敦促道尔顿阻止工党同僚呼吁对政府进行谴责投票，因为担心这会吓跑可能想与“反叛分子”结盟的保守党人。道尔顿和保守党“反叛分子”同意在不久的将来进行更多的讨论。他带着一个有趣的想法离开了秘密会议，他认为“保守党对张伯伦的大规模‘反叛’”[44]可能真的即将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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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反叛分子”必须做出的决定。辩论结束时，下议院将面临信任投票，“在这次投票中，下议院将批准国王陛下政府的政策，该政策在这次危机中避免了战争，并支持他们为确保持久和平所做的努力”。这项决议措辞巧妙：投反对票，甚至弃权，很可能导致不忠、好战和缺乏爱国主义的指控。持不同政见者已经被贴上了叛徒的标签。如果他们更进一步，真的投票反对首相，如果他们加入工党和自由党的反对游说团，他们的政治生涯几乎肯定会结束。在很大程度上，这些人雄心勃勃，其中一些人也有成为首相的梦想。然而，当他们在布拉肯的房子里再次碰面，决定该怎么做时，麦克米伦、劳和卡特兰想冒这个险，投出自己的良心票。丘吉尔也有同感。他们以前总是用弃权的方法来表达对张伯伦政策的不满，他认为这是一种软弱的妥协。这意味着“反叛分子”“对政府的政策有一半赞同”[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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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他们做什么，“反叛分子”都知道他们必须一起行动，安东尼·艾登和利奥·埃默里是该组织的另外两名主要成员，他们主张弃权。尽管艾登在辩论中反对《慕尼黑协定》（这是他辞职后首次在下议院发表重要讲话），但人们普遍认为他行事过于胆小和谨慎。张伯伦于1938年9月28日发表讲话后，艾登似乎对自己离开议会的鲁莽行为感到后悔。后来，他赞扬了首相为维护和平所做的努力，尽管他明确表示，自己不会支持这些努力的结果。在这场辩论中，《泰晤士报》这样评价艾登：“他好像想挠痒痒，但不想杀人。”[46]奥利弗·哈维写道，那些指望艾登当领导的人，对艾登温和的演讲“感到失望，甚至震惊”[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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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默里也没能完全与保守党的等级制度以及他的老朋友张伯伦彻底决裂。尽管他坚定地站在持不同政见者的阵营中，但他仍然保留着哈罗公学优等生的影子，因为他被灌输了公学的忠诚观和遵从传统的观点。他承认，“内维尔在慕尼黑的表现”[48]是“可耻的”，但重要的是要保持与其他保守党人沟通渠道的畅通，而不是“把我们从保守党主体中分离出来”。埃默里的观点影响了大多数人，1938年10月6日，就在下议院表决前不久，他们都同意弃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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