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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科尔森接着说：“我知道，在当今信奉现实主义的时代，原则被认为是相当古怪的，而理想则被认为是歇斯底里的。我们这些人相信……这个国家的一项重要职能是维持欧洲的道德标准，而不是与行为明显邪恶的人交朋友……却被控秉承外交部的原则。”他停顿了一下，环顾了一下房间，接着说：“感谢上帝，我秉承了外交部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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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叛分子”演讲的激烈程度在伦敦政界和社交圈引发了关于他们下一步行动的猜测和谣言。在公开反对张伯伦之后，《慕尼黑协定》的反对者是否有勇气发动一场反对首相的真正起义？随着阴谋和反阴谋的流言四起，张伯伦的部下开始镇压叛乱。1938年10月4日，震惊的鲍勃·布思比告诉巴菲·达格代尔，他和别人都受到了“威胁”[41]。有人告诉他，如果他们投票反对政府，“党鞭将会停止提供支持，候选人将与他们为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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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派认为张伯伦计划利用自己的声望，并呼吁立即举行大选，期待保守党再次获得压倒性胜利，击败他的对手。根据英国法律，大选必须至少每5年举行一次。1938年10月，离下一次大选的最后期限还有两年。但是政府可以随时举行选举，首相的一些最亲密的顾问敦促他马上这样做。对张伯伦来说，这一前景显然是诱人的，他认为这是压制党内批评的一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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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10月3日深夜，就在关于《慕尼黑协定》讨论结束后的第一天，哈罗德·麦克米伦把休·道尔顿拉到一边。两人在威斯敏斯特宫一个黑暗的角落里安静地聊天。他们非常了解对方，几年前曾就经济和社会改革的建议进行过合作。道尔顿身材高大、秃顶，这位来自斯托克顿的左倾议员是为数不多的他能容忍的保守党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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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交谈中，麦克米伦告诉道尔顿，“反叛分子”担心张伯伦会要求提前选举。他还提到，他们担心任何在《慕尼黑协定》问题上投了弃权票或反对票的人，“都将被列入毁灭名单，保守党的官方候选人也会与他们作对”[42]。然后他提出了一个令人吃惊的建议：道尔顿与保守党异见人士会面，讨论跨党派联盟的可能。长期以来，与保守党直接合作的想法，无论其政治倾向如何，一直是像道尔顿这样的工党中坚分子所痛恨的。事实上，就在捷克斯洛伐克危机爆发的前几周，他曾宣布工党必须拒绝“所有与其他政党组织——自由党、共产党或保守党联合的提议”[43]。但对慕尼黑事件的震惊让他对这种合作有了不同的想法。他同意陪同麦克米伦参加午夜秘密会议。它是温斯顿·丘吉尔和其他保守党“反叛分子”在北街布兰登·布拉肯家举行的秘密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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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里，有人问道尔顿，如果真的进行选举，他的政党是否会考虑在其选区内支持“反叛分子”，他说他会查明的。还有人敦促道尔顿阻止工党同僚呼吁对政府进行谴责投票，因为担心这会吓跑可能想与“反叛分子”结盟的保守党人。道尔顿和保守党“反叛分子”同意在不久的将来进行更多的讨论。他带着一个有趣的想法离开了秘密会议，他认为“保守党对张伯伦的大规模‘反叛’”[44]可能真的即将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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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反叛分子”必须做出的决定。辩论结束时，下议院将面临信任投票，“在这次投票中，下议院将批准国王陛下政府的政策，该政策在这次危机中避免了战争，并支持他们为确保持久和平所做的努力”。这项决议措辞巧妙：投反对票，甚至弃权，很可能导致不忠、好战和缺乏爱国主义的指控。持不同政见者已经被贴上了叛徒的标签。如果他们更进一步，真的投票反对首相，如果他们加入工党和自由党的反对游说团，他们的政治生涯几乎肯定会结束。在很大程度上，这些人雄心勃勃，其中一些人也有成为首相的梦想。然而，当他们在布拉肯的房子里再次碰面，决定该怎么做时，麦克米伦、劳和卡特兰想冒这个险，投出自己的良心票。丘吉尔也有同感。他们以前总是用弃权的方法来表达对张伯伦政策的不满，他认为这是一种软弱的妥协。这意味着“反叛分子”“对政府的政策有一半赞同”[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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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他们做什么，“反叛分子”都知道他们必须一起行动，安东尼·艾登和利奥·埃默里是该组织的另外两名主要成员，他们主张弃权。尽管艾登在辩论中反对《慕尼黑协定》（这是他辞职后首次在下议院发表重要讲话），但人们普遍认为他行事过于胆小和谨慎。张伯伦于1938年9月28日发表讲话后，艾登似乎对自己离开议会的鲁莽行为感到后悔。后来，他赞扬了首相为维护和平所做的努力，尽管他明确表示，自己不会支持这些努力的结果。在这场辩论中，《泰晤士报》这样评价艾登：“他好像想挠痒痒，但不想杀人。”[46]奥利弗·哈维写道，那些指望艾登当领导的人，对艾登温和的演讲“感到失望，甚至震惊”[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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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默里也没能完全与保守党的等级制度以及他的老朋友张伯伦彻底决裂。尽管他坚定地站在持不同政见者的阵营中，但他仍然保留着哈罗公学优等生的影子，因为他被灌输了公学的忠诚观和遵从传统的观点。他承认，“内维尔在慕尼黑的表现”[48]是“可耻的”，但重要的是要保持与其他保守党人沟通渠道的畅通，而不是“把我们从保守党主体中分离出来”。埃默里的观点影响了大多数人，1938年10月6日，就在下议院表决前不久，他们都同意弃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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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如此，埃默里也曾考虑自己是否应该走得那么远，尤其是在张伯伦的演讲结束之后。这比他第一次演讲要好得多。首相承认有必要更迅速地重整军备，并承诺政府将全力加速这一进程。听到这个消息，埃默里和艾登都动摇了，他们相信张伯伦可能终于看到了曙光，并纠结自己是否应该支持张伯伦。就在投票前，在议员们的大厅里，他们告诉一些年轻的“反叛分子”，他们正在考虑投票给政府。其他人坚决不同意。他们说，重要的是，要表明大家对张伯伦在慕尼黑的行动的立场。“他们中没有人希望撤销这个决定，”埃默里后来写道，“鉴于此，安东尼和我都不认为我们能够……改变主意。”[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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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伯伦在下议院拥有绝大多数席位，很容易赢得信任投票。但大部分注意力集中在约30名投了弃权票的保守党议员身上。他们中的一些人，包括丘吉尔、卡特兰、尼科尔森、劳和邓肯·桑兹，在投票过程中仍然紧张地坐在自己的座位上，保守党的忠诚分子向他们愤怒地咕哝并投去轻蔑的目光。尼科尔森在他的日记中写道：“弃权肯定会激怒政府，因为重要的不是数字，而是声誉。很明显，政府对此感到不安。”[50]虽然“反叛分子”的行动似乎是一种温和的抗议，但张伯伦和他的部下以及伦敦政界的其他人士并不这样认为。尼科尔森是对的：这确实激怒了政府，后果很快就随之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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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目前张伯伦只想让那些吹毛求疵的议员们休息一下。尽管他在下议院大获全胜，但还是向妹妹抱怨：“除了下议院，全世界似乎都对我赞不绝口。”[51]投票结束后，张伯伦提议下议院再休会4个星期，直到1938年11月1日。尽管工党、自由党议员和一些保守党“反叛分子”强烈反对，这项动议还是通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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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党的议会领导人提出了他们自己的跨党派联盟的倡议。休·道尔顿再次与麦克米伦会面，并告诉他，克莱门特·艾德礼和其他重要的党内人士都有兴趣寻求建立一个由工党、自由党和保守党“反叛分子”组成的联盟，反对张伯伦的绥靖政策，并致力于加强重整军备。麦克米伦羞愧地答道：“他们组织内部有一些困难。”[52]艾登似乎已经宣布不会加入任何这样的联盟，因为许多与张伯伦持不同政见者都是艾登的追随者，“他们不会比艾登走得更远、更快”[53]。无论如何，因为首相已经决定不立即举行大选，结盟的紧迫性已经不存在了。（张伯伦在给妹妹的信中写道，他非常希望“摆脱这个令人不安和沮丧的下议院”[54]，但大卫·马杰森和其他人告诉他，“我们需要几个月的精心准备，才能漂亮地赢得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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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艾登不同，丘吉尔对继续联盟的谈判很感兴趣，麦克米伦、卡特兰、布思比、劳和布拉肯也是如此。道尔顿称赞丘吉尔的进取精神（“他比艾登和其他绅士派的淡而无味有魅力得多。他是一个真正的硬汉，此刻正说出我们的心声”[55]），但是“鉴于其他人的拒绝，我们这边决定停止跨党联盟计划”。跨党联盟计划已经失败。在告别麦克米伦之前，道尔顿给了麦克米伦一些建议，并让他转告他那些持不同政见的保守党同僚。他说，对政府投弃权票很好，但如果他们真的想改变事态的发展，就必须鼓起勇气，“准备给政府投反对票……否则反抗的萌芽永远不会破土而出”[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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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慕尼黑事件之后，张伯伦渴望一场战斗，但不是对抗德国。尽管他向下议院承诺要加快重整军备，但他告诉内阁，虽然英国应该继续加强防御，但他仍然相信有可能与希特勒达成协议，避免战争。他说：“很多人错误地把重点放在重整军备上。”[57]他还补充说，他无意开始一场新的军备竞赛。相反，他要把自己好斗的本能用在消灭那些胆敢在慕尼黑问题上反对他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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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在捷克斯洛伐克，德国人进军苏台德地区，控制了苏台德地区的边境防御工事、军需工厂以及其他重工业和原材料。在布拉格，一位捷克斯洛伐克著名的实业家向玛莎·盖尔霍恩概述了捷克斯洛伐克的损失。他表示：“40%的冶金业已经消失。还有60%的烟煤业、63%的纺织业、57%的玻璃工业、40%的化学工业和63%的造纸业也不复存在。”盖尔霍恩写道，他用一种“低沉的、实事求是的声音”讲述了这一切。在布拉格的一家咖啡馆里，她看到一群年轻人围坐在旁边的桌子，正俯身看着自己国家的地图，以同样的方式计算着自己国家在《慕尼黑协定》中的损失。突然，其中一个人站起来，大声喊道：“如果我们孤军奋战，会被击溃，情况不会比这更糟！”[58]屋里的人都听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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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其他小国意识到它们再也不能指望英国和法国来保卫自己抵御德国了，于是接受了这个暗示，发誓不做任何让德意志帝国不安的事情。尽管荷兰和比利时都采取措施保护自己免受德国的攻击，但他们拒绝与法国和英国一起讨论联盟的可能。“在英国没有准备好打仗、法国陷入混乱、德国重新武装的情况下，军事谈判可能有什么好处？”[59]荷兰外交部长在给《泰晤士报》的一封信中问道。艾登的前议会私人秘书吉姆·托马斯在一次对选民的演讲中，为自己在慕尼黑投票中的弃权行为辩护。托马斯宣称：“一个月前，我们在欧洲有朋友，如果出现紧急情况，他们会站在我们这边。未来，除了法国，我们将不得不独自面对这个全新且强大的德国。我们失去了朋友。”[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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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至少有一个月的广播节目每半小时就被中断一次，播放有关捷克斯洛伐克局势的报道，来自慕尼黑的消息让人震惊和愤怒。英、法两国因拒绝对抗希特勒而重新联合，疏远了政府内外的美国人，这些美国人赞成让美国更多地介入日益严重的欧洲危机。与此同时，捷克斯洛伐克向敌对势力屈服，也加强了美国国会和其他地方孤立主义者的力量，他们一直在敦促罗斯福政府远离欧洲战争。安东尼·艾登1937年12月访问纽约后表示：“英国政府显然已完全失去了美国人的同情。虽然我在那里，但我的大部分时间花在声明内维尔不是法西斯分子上了。”[61]艾登在他的日记中写道，许多美国人认为“我们做出让步是因为我们已经丧失了勇气，没有什么比这更危险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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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希特勒而言，他确信英国永远不会试图阻止他，于是制订了新的征服计划。在与张伯伦的交锋中，他对首相的评价是：不像张伯伦自诩的那样，他不是一个坚强、受人尊敬、有影响力的谈判者，而是一个软弱、自欺欺人的人，为了避免战争什么都做得出来。这位德国领导人后来这样称呼他的英、法两国对手：“可怜的寄生虫。”[62]从慕尼黑回到柏林后，希特勒轻蔑地对他的同僚们说：“我说了‘战争’这个词，（张伯伦）就吓得发抖。”[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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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Geoffrey Cox，Countdown to War，London：Hodder & Stoughton，1990，p.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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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John W. Wheeler-Bennett，Munich：Prologue to Tragedy，New York：Duell，Sloan and Pearce，1948，p.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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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Robert Graves and Alan Hodge，The Long Weekend：A Social History of Great Britain 1918-1939，London：Faber and Faber，1940，p.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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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Richard Cockett，Twilight of Truth：Chamberlain，Appeasement & the Manipulation of the Press，New York：St. Martin’s，1989，p.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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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Richard Cockett，Twilight of Truth：Chamberlain，Appeasement & the Manipulation of the Press，New York：St. Martin’s，1989，p.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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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Piers Brendon，The Dark Valley：A Panorama of the 1930s，New York：Knopf，2000，p.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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