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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许多相信张伯伦背叛了捷克斯洛伐克的人，也忍不住分享了这份喜悦，其中就包括工党报纸《每日先驱报》的反绥靖政策的编辑弗朗西斯·威廉姆斯。威廉姆斯后来写道：“理智上，人们知道，试图安抚希特勒只会让我们陷入更糟糕的境地。一个人可以凭自己的意志感到，即使停止绥靖意味着战争，也比不断撤退要好……但与此同时，人们在情感上拒绝接受这种逻辑为最终的结局。情感……要求人们停止抽象地思考战争，而要思考战争对所有成人和孩子的影响。”威廉姆斯的脑海中浮现出小女儿倒立和儿子骑自行车的画面，他得出结论：“这种事和其他成百上千的事——介于智慧和意志之间——让人们为了避免战争，愿意做任何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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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9月30日下午，张伯伦乘坐飞机从慕尼黑返回时，在赫斯顿机场，数千名激动不已的民众站在暴雨中，挥舞着报纸和英国国旗，等着迎接被他们视为世界救世主的人。当首相举着他标志性的雨伞走出飞机时，人群沸腾了。似乎每个人都想和张伯伦握手，几十名骑在马上的警察费了好大劲才把汹涌的人群压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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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赫斯顿出发，张伯伦被汽车迅速送往白金汉宫，在那里乔治国王和伊丽莎白王后等着向他表示祝贺。透过雨痕斑驳的车窗，张伯伦望向窗外，成千上万的英国人站在街道两旁，他们欢呼雀跃，挥舞着旗帜，其中一些人兴高采烈地跳上汽车的踏板，砰砰地敲打着车窗。在宫殿里还有一大群人在等待，当张伯伦和妻子与面带微笑的国王和王后一起走到王宫的阳台上时，全场爆发出震耳欲聋的掌声。这是史无前例的，也是执政君主第一次允许一个平民在白金汉宫的阳台上得到认可。保守党议员爱德华·格里格（Edward Grigg）表示，这也是“20世纪主权国家所犯的最大的宪法错误”[6]。乔治六世和张伯伦一起出现在阳台上，公开表明自己支持首相的政策，是对君主立宪制中君主政治公正性的违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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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那天很少有人想到这些问题。张伯伦继续他的凯旋游行，最后回到唐宁街，数百人挤满了那里，他们已经在雨中等了几个小时。在首相官邸的街对面，外交次大臣助理、强烈反对绥靖政策的奥姆·萨金特（Orme Sargent）在外交部一楼的阳台上注视着人群。他转向一位同事，尖刻地说：“你可能认为我们赢得了一场重大胜利，而不是背叛了一个小国。”[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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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夫·库珀站在唐宁街10号的大厅里，望着外面的人群，在想同样的事情。他从海军部大楼走了一小段路，来到首相官邸，穿过密集的人群，“在我无法分享的幸福中感到非常孤独”[8]。库珀度过了一个不安的夜晚，他在考虑自己该怎么做。他喜欢担任第一海军大臣。“在政府担任的各种职务中，”他后来说，“第一海军大臣是最让我开心的一个。”[9]这份工作的薪水相当可观，库珀没有多少钱，因而对此非常感激。这个职位还有两个极好的附带福利：一是他和妻子可以住在伦敦最豪华的住宅之一——海军部大楼里；二是可以使用美丽的海军游艇“女巫”号，这艘游艇上有100多名船员。如果他辞职，将失去这一切。此外，他还会因为在关系密切的世界里犯下重大的罪过而感到内疚：对他的政党和首相不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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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对群众欢呼的回应，张伯伦唱起了《因为他是一个快乐的好人》（For He’s a Jolly Good Fellow），随即消失在唐宁街10号。当喊声、掌声和歌声没有停止的迹象时，张伯伦出现在楼上一扇开着的窗户前，手里拿着一张纸。奥姆·萨金特在办公室的阳台上看着眼前的这一幕，对同事说：“只要他不说‘荣誉与和平’，我什么都能忍受。”[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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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张伯伦与希特勒最后一次会面时，他要求希特勒签署一份文件，表明“我们两国人民希望永远不再彼此交战”。他挥舞着那张纸，上面有他和希特勒的签名，向欢呼的人群宣布，他从德国带回了“承载着荣誉的和平”[11]。“我相信，”张伯伦补充道，“这是我们时代的和平。”伴随着人群的欢呼声，萨金特转身，大步走进办公室，砰的一声关上身后的落地双扇玻璃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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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夫·库珀终于下定了决心。“我无法忍受的是‘承载着荣誉的和平’。”库珀后来对朋友们说，“如果张伯伦从慕尼黑回来，对我说‘和平附带着可怕的、纯粹的、空前的耻辱’，也许我会留下来。但他说‘承载着荣誉的和平’！”[12]几分钟后，在讨论《慕尼黑协定》的内阁会议上，库珀辞职了。他说，张伯伦“很高兴能摆脱我，就像我决心要离开一样”[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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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到这个消息后，库珀的一个熟人评论道：“这是最值得尊敬的行为。戴安娜是不会满意的，她不愿意放弃海军部的房子和游艇。”[14]真让这个熟人说中了。戴安娜对库珀的这个决定很不满。她很喜欢自己乘坐“女巫”号频繁旅行，她和丈夫一样喜欢海军部大楼的房子。事实上，她还张罗了一次大规模的室内装修。但一如既往，戴安娜首先忠诚于她的丈夫。他们的婚姻虽然复杂，但他们之间的关系很亲密。尽管经常被库珀的小过失激怒，包括他沉迷女色和醉心赌博，但戴安娜从未对他失去信心。戴安娜支持库珀辞职，就像支持他做的大多数事情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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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库珀收到了成千上万封赞扬他勇气的信。奥利弗·斯坦利的妻子写道：“我认为你很了不起！”[15]她还说：“我的嘴被命令封上……但我找不到足够结实的东西来封它！”当鲍勃·布思比得知库珀辞职的消息后，他写道：“我的心怦怦直跳，几个月来这是第一次……（你）给成千上万的人带来了一线希望，他们至今仍相信英国公共生活的基本准则，他们已开始感到绝望。”[16]罗伯特·伯奈斯告诉库珀，他很想站在海军部大楼外面大喊：“我们需要达夫·库珀！上帝保佑你，先生！”[17]他没有这么做，伯奈斯说，因为“人们会认为，这场危机扰乱了我的心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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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库珀最珍视的赞扬来自他指挥下的海军军官。“请允许我对于您认为有必要辞职表示遗憾，但我非常钦佩您这样做。”普利茅斯皇家海军基地总司令科克勋爵（Admiral Lord Cork）和奥雷里（Orrery）上将写道，“我发现自己完全同意您的观点，遗憾的是，我不能公开这么说。”[18]英国王室的近亲、未来的第一海军大臣路易·蒙巴顿亲王（Prince Louis Mountbatten）表示：“作为一名现役海军军官，给您写信，我认为我的行为极不正常……但我不能袖手旁观，看着我所仰慕的人按照我希望自己有勇气践行的方式行事，而不说一句‘干得好’……您的行为激励了我。”[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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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库珀的辞职，很明显，张伯伦和反绥靖派之间的激烈冲突，将成为下议院即将就慕尼黑问题展开辩论的关键。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伦敦午餐会和晚宴上最热门的话题是，是否有其他内阁成员曾私下公开反对首相的行为，他们会把政府交给库珀吗？一些人，比如哈罗德·麦克米伦，认为如果发生这种情况，政府可能会垮台。其他人说，没有什么可以动摇政府，国家对张伯伦压倒性的支持令他无懈可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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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内阁成员可能辞职的猜测主要集中在卫生大臣沃尔特·埃利奥特身上，他和库珀在别人俱乐部的晚宴上成了丘吉尔泄愤的靶子。作为一名医生，埃利奥特是一位前程似锦的进步保守党人，在社会问题上持自由主义立场，是重整军备的坚定支持者。和库珀一样，他也曾敦促张伯伦对抗希特勒。他的许多反对绥靖政策的朋友都敦促他辞职，并宣称现在是站队的时候了。在这一点上，没有人比巴菲·达格代尔表现得更激烈了，达格代尔也许是埃利奥特最亲密的朋友。出身贵族的达格代尔同她的朋友维奥莉特·博纳姆·卡特一样坚决反对绥靖政策。达格代尔几乎每天都和埃利奥特交谈，埃利奥特向她吐露心事，就像他向包括妻子在内的任何人吐露心事一样。有些人认为达格代尔爱上了埃利奥特。不管达格代尔对埃利奥特有什么感觉，在慕尼黑事件后明确表示，她希望他辞职。如果他留下来，他将“一文不值”[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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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一番挣扎，埃利奥特决定不辞职。他在给达格代尔的信中写道：“和达夫一样，《慕尼黑协定》的条款也让我难以释怀。当然，内维尔没有权力签署这样的协定。”[21]这是“一桩巨大的罪行和丑闻”。但出于扭曲的逻辑，埃利奥特坚持认为，由于他没有因为政府对之前的莱茵兰事件、艾登辞职事件、德奥合并事件而辞职，因此他必须留在内阁，否则就会被指责为虚伪。达格代尔不甘示弱，她告诉埃利奥特，“为了我们的利益，也为了我们的过去和未来”[22]，他们最好分开一段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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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利奥特在议会中的同僚们，甚至是那些最坚决反对绥靖政策的人，对他和其他大臣们的困境也远比达格代尔更具同情心。他们知道，对于一个政治家来说，要选择良心而不是野心和忠诚是多么困难，要挑战社会的规范是多么困难。多年后，麦克米伦写道：“所有这些人都是我的朋友……我现在意识到，他们做决定时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忠义两难的选择也使他们分心。当时，张伯伦的统治地位是如此之高，以至用辞职来抗议他的政策看起来似乎不合逻辑，毫无用处。”[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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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是什么原因，没有人再辞职。埃利奥特、奥利弗·斯坦利、德拉瓦尔勋爵没有辞职，战争大臣莱斯利·霍尔-贝利沙（Leslie Hore-Belisha）也没有辞职，他们都曾反对《慕尼黑协定》。1938年10月3日，当下议院辩论开始时，达夫·库珀独自坐在传统上为退休或辞职的内阁大臣保留的席位上。大约8个月前，安东尼·艾登和博比提·克兰伯恩也曾坐在这里。内维尔·张伯伦站起来接受下议院的喝彩之前，不得不在政府前排的长凳上等待，聚光灯首先照在他的批评者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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妻子在旁听席上注视着他，库珀讲了将近一个小时的话，没有笔记。如果他同意迫使捷克斯洛伐克接受《慕尼黑协定》，“我将永远无法抬起自己的头，”他说，“我失去了很多。我放弃了一间钟爱的办公室，放弃了一份我极感兴趣的工作，放弃了一群让我引以为傲的下属……也许，我已经毁了自己政治前途。但这些只是小问题。我保留了一些对我很有价值的东西。我仍然可以昂首阔步地周游世界。”[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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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珀的口才对全场产生了明显的影响，[25][26]当张伯伦站起来发言时，全场欢呼，却没有上个星期三他宣布慕尼黑之行时的那种绝对的热情。当他谈到自己对捷克斯洛伐克的“深切同情”[27]时，几名工党议员高呼：“可耻！”哈罗德·尼科尔森评论道，首相“显然又累又暴躁，演讲不太成功”[28]。奇普斯·钱农郁闷地指出，“周三的光芒已经消失了”[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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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随后3天的辩论中，张伯伦得到了党内许多人的支持。正如人们所预料的那样，尽管大卫·马杰森和其他保守党党鞭施压，要求保守党议员们遵守规定，但张伯伦还是遭到了一些保守党人士的强烈批评。“反叛分子”需要相当大的勇气才能站出来，抨击一个因阻止另一次世界大战而受到全国赞扬的人。已经在媒体和党内受到攻击的异见人士，被贴上了不爱国的战争贩子、国家利益叛徒的标签。麦克米伦说道，在这一点上，“质疑张伯伦的权威是叛国，否认他鼓舞人心几乎就是亵渎”[30]。然而，“反叛分子”还是一个接一个地谴责《慕尼黑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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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慕尼黑辩论之前，理查德·劳并没有直言不讳地反对绥靖政策，但他成为保守党内最强硬的“反叛分子”之一。当张伯伦进入下议院开始辩论时，37岁的劳仍然坐在他的位子上，而他周围的人都站起来为首相欢呼。邻座的议员们大声斥责他，还有几个人试图把他拉起来，但他“像帽贝一样紧紧抓住”[31]前面的栏杆不肯动。其中一个粗暴对他的人是他的一个亲密的熟人，“通常是最友好、最令人舒服的那个人”[32]凸显了当天议会双方的痛苦和敌意的强烈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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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东尼·艾登后来说，作为第一批向下议院发表演讲的“反叛分子”之一，劳“说话时带着皈依者炽热的真诚”[33]。劳说，由于张伯伦向希特勒投降，英国已成为德国的“新合伙人”[34]，这是“世界上最残忍、最不人道的暴政”。他补充道，英国一直奉行的理想——“体面、公平和自由”——在慕尼黑被抛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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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另一次猛烈的攻击中，博比提·克兰伯恩说，尽管张伯伦声称要实现“承载着荣誉的和平”，但《慕尼黑协定》没有荣誉可言。的确，给它起一个“如此高贵的名字”是一种“恶毒的嘲弄”[35]。克兰伯恩说：“欧洲的和平实际上已经实现了……是通过把一个国家推进狼窝实现的。这个小国，在几乎无法容忍的挑衅面前显露出的勇气和尊严激励了我们所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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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奥·埃默里站起来说，他对英国在“这个勇敢且热爱自由的国家的命运”中所扮演的角色感到“可怕、纯粹和空前的耻辱”[36]。他还说，《慕尼黑协定》是“侵略性恐怖主义有史以来取得的最伟大、最廉价的胜利……是以最明目张胆、最残酷的方式，取得的赤裸裸的武力胜利”。哈罗德·麦克米伦认为，“我们今天在这个国家面临的形势……比基督教文明开始以来的任何时候都更危险、更艰巨、更可怕”[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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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论进行到第三天，会议室里的情绪开始沸腾起来。当温斯顿·丘吉尔站起来宣布“我们遭受了彻底的失败”[38]时，保守党议员席上爆发出嘲笑和嘘声，阿斯特勋爵夫人喊道：“一派胡言！”丘吉尔猛地转过身来，厉声说道：“当那位高贵的夫人喊道‘一派胡言’时，她根本听不见一派胡言……首相能够为捷克斯洛伐克争取到的最大利益是……德国的独裁者没有从餐桌上抢夺食物，而是满足于把食物一道一道地端给他食用。”丘吉尔无视持续不断的喧闹声，宣布：“一切都结束了。沉默、悲伤、惨遭遗弃、支离破碎的捷克斯洛伐克渐渐消失在黑暗中。由于与西方民主国家的交往，她在各方面都饱受折磨。”用巴菲·达格代尔的话来说，丘吉尔的攻击是“一次伟大而可怕的演讲”[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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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接下来还会有对《慕尼黑协定》更加强烈的谴责。在这3天的辩论中，哈罗德·尼科尔森和罗纳德·卡特兰、保罗·埃默斯-埃文斯一样，一再地站起身来，想让人看到，但议长并没理他们。卡特兰和埃默斯-埃文斯都没有得到发言的机会，最终，在辩论的最后一晚，尼科尔森得到了议长的首肯。作为1919年曾在巴黎和平会议上帮助划定捷克斯洛伐克边界的前外交官，尼科尔森对张伯伦在外交上的“外行式干涉”和背叛英国荣誉的做法感到愤怒。在这种愤怒的推动下，他发表了他的政治生涯中最引人注目的演讲。称《慕尼黑协定》是“在我们的历史中……最具灾难性的协定之一”[40]。尼科尔森宣称：“我们不仅放弃了捷克斯洛伐克，放弃了苏台德地区的德国人，而且交出了通往欧洲的全部钥匙。”他说，他和其他反对《慕尼黑协定》的“反叛分子”被指控对党和国家不忠。“我曾经说过，假设这是一场板球比赛，在这个最受尊敬的集会上进行，你不能对自己这方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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