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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许多相信张伯伦背叛了捷克斯洛伐克的人,也忍不住分享了这份喜悦,其中就包括工党报纸《每日先驱报》的反绥靖政策的编辑弗朗西斯·威廉姆斯。威廉姆斯后来写道:“理智上,人们知道,试图安抚希特勒只会让我们陷入更糟糕的境地。一个人可以凭自己的意志感到,即使停止绥靖意味着战争,也比不断撤退要好……但与此同时,人们在情感上拒绝接受这种逻辑为最终的结局。情感……要求人们停止抽象地思考战争,而要思考战争对所有成人和孩子的影响。”威廉姆斯的脑海中浮现出小女儿倒立和儿子骑自行车的画面,他得出结论:“这种事和其他成百上千的事——介于智慧和意志之间——让人们为了避免战争,愿意做任何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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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9月30日下午,张伯伦乘坐飞机从慕尼黑返回时,在赫斯顿机场,数千名激动不已的民众站在暴雨中,挥舞着报纸和英国国旗,等着迎接被他们视为世界救世主的人。当首相举着他标志性的雨伞走出飞机时,人群沸腾了。似乎每个人都想和张伯伦握手,几十名骑在马上的警察费了好大劲才把汹涌的人群压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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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赫斯顿出发,张伯伦被汽车迅速送往白金汉宫,在那里乔治国王和伊丽莎白王后等着向他表示祝贺。透过雨痕斑驳的车窗,张伯伦望向窗外,成千上万的英国人站在街道两旁,他们欢呼雀跃,挥舞着旗帜,其中一些人兴高采烈地跳上汽车的踏板,砰砰地敲打着车窗。在宫殿里还有一大群人在等待,当张伯伦和妻子与面带微笑的国王和王后一起走到王宫的阳台上时,全场爆发出震耳欲聋的掌声。这是史无前例的,也是执政君主第一次允许一个平民在白金汉宫的阳台上得到认可。保守党议员爱德华·格里格(Edward Grigg)表示,这也是“20世纪主权国家所犯的最大的宪法错误”[6]。乔治六世和张伯伦一起出现在阳台上,公开表明自己支持首相的政策,是对君主立宪制中君主政治公正性的违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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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那天很少有人想到这些问题。张伯伦继续他的凯旋游行,最后回到唐宁街,数百人挤满了那里,他们已经在雨中等了几个小时。在首相官邸的街对面,外交次大臣助理、强烈反对绥靖政策的奥姆·萨金特(Orme Sargent)在外交部一楼的阳台上注视着人群。他转向一位同事,尖刻地说:“你可能认为我们赢得了一场重大胜利,而不是背叛了一个小国。”[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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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夫·库珀站在唐宁街10号的大厅里,望着外面的人群,在想同样的事情。他从海军部大楼走了一小段路,来到首相官邸,穿过密集的人群,“在我无法分享的幸福中感到非常孤独”[8]。库珀度过了一个不安的夜晚,他在考虑自己该怎么做。他喜欢担任第一海军大臣。“在政府担任的各种职务中,”他后来说,“第一海军大臣是最让我开心的一个。”[9]这份工作的薪水相当可观,库珀没有多少钱,因而对此非常感激。这个职位还有两个极好的附带福利:一是他和妻子可以住在伦敦最豪华的住宅之一——海军部大楼里;二是可以使用美丽的海军游艇“女巫”号,这艘游艇上有100多名船员。如果他辞职,将失去这一切。此外,他还会因为在关系密切的世界里犯下重大的罪过而感到内疚:对他的政党和首相不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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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对群众欢呼的回应,张伯伦唱起了《因为他是一个快乐的好人》(For He’s a Jolly Good Fellow),随即消失在唐宁街10号。当喊声、掌声和歌声没有停止的迹象时,张伯伦出现在楼上一扇开着的窗户前,手里拿着一张纸。奥姆·萨金特在办公室的阳台上看着眼前的这一幕,对同事说:“只要他不说‘荣誉与和平’,我什么都能忍受。”[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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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张伯伦与希特勒最后一次会面时,他要求希特勒签署一份文件,表明“我们两国人民希望永远不再彼此交战”。他挥舞着那张纸,上面有他和希特勒的签名,向欢呼的人群宣布,他从德国带回了“承载着荣誉的和平”[11]。“我相信,”张伯伦补充道,“这是我们时代的和平。”伴随着人群的欢呼声,萨金特转身,大步走进办公室,砰的一声关上身后的落地双扇玻璃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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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夫·库珀终于下定了决心。“我无法忍受的是‘承载着荣誉的和平’。”库珀后来对朋友们说,“如果张伯伦从慕尼黑回来,对我说‘和平附带着可怕的、纯粹的、空前的耻辱’,也许我会留下来。但他说‘承载着荣誉的和平’!”[12]几分钟后,在讨论《慕尼黑协定》的内阁会议上,库珀辞职了。他说,张伯伦“很高兴能摆脱我,就像我决心要离开一样”[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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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到这个消息后,库珀的一个熟人评论道:“这是最值得尊敬的行为。戴安娜是不会满意的,她不愿意放弃海军部的房子和游艇。”[14]真让这个熟人说中了。戴安娜对库珀的这个决定很不满。她很喜欢自己乘坐“女巫”号频繁旅行,她和丈夫一样喜欢海军部大楼的房子。事实上,她还张罗了一次大规模的室内装修。但一如既往,戴安娜首先忠诚于她的丈夫。他们的婚姻虽然复杂,但他们之间的关系很亲密。尽管经常被库珀的小过失激怒,包括他沉迷女色和醉心赌博,但戴安娜从未对他失去信心。戴安娜支持库珀辞职,就像支持他做的大多数事情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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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库珀收到了成千上万封赞扬他勇气的信。奥利弗·斯坦利的妻子写道:“我认为你很了不起!”[15]她还说:“我的嘴被命令封上……但我找不到足够结实的东西来封它!”当鲍勃·布思比得知库珀辞职的消息后,他写道:“我的心怦怦直跳,几个月来这是第一次……(你)给成千上万的人带来了一线希望,他们至今仍相信英国公共生活的基本准则,他们已开始感到绝望。”[16]罗伯特·伯奈斯告诉库珀,他很想站在海军部大楼外面大喊:“我们需要达夫·库珀!上帝保佑你,先生!”[17]他没有这么做,伯奈斯说,因为“人们会认为,这场危机扰乱了我的心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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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库珀最珍视的赞扬来自他指挥下的海军军官。“请允许我对于您认为有必要辞职表示遗憾,但我非常钦佩您这样做。”普利茅斯皇家海军基地总司令科克勋爵(Admiral Lord Cork)和奥雷里(Orrery)上将写道,“我发现自己完全同意您的观点,遗憾的是,我不能公开这么说。”[18]英国王室的近亲、未来的第一海军大臣路易·蒙巴顿亲王(Prince Louis Mountbatten)表示:“作为一名现役海军军官,给您写信,我认为我的行为极不正常……但我不能袖手旁观,看着我所仰慕的人按照我希望自己有勇气践行的方式行事,而不说一句‘干得好’……您的行为激励了我。”[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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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库珀的辞职,很明显,张伯伦和反绥靖派之间的激烈冲突,将成为下议院即将就慕尼黑问题展开辩论的关键。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伦敦午餐会和晚宴上最热门的话题是,是否有其他内阁成员曾私下公开反对首相的行为,他们会把政府交给库珀吗?一些人,比如哈罗德·麦克米伦,认为如果发生这种情况,政府可能会垮台。其他人说,没有什么可以动摇政府,国家对张伯伦压倒性的支持令他无懈可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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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内阁成员可能辞职的猜测主要集中在卫生大臣沃尔特·埃利奥特身上,他和库珀在别人俱乐部的晚宴上成了丘吉尔泄愤的靶子。作为一名医生,埃利奥特是一位前程似锦的进步保守党人,在社会问题上持自由主义立场,是重整军备的坚定支持者。和库珀一样,他也曾敦促张伯伦对抗希特勒。他的许多反对绥靖政策的朋友都敦促他辞职,并宣称现在是站队的时候了。在这一点上,没有人比巴菲·达格代尔表现得更激烈了,达格代尔也许是埃利奥特最亲密的朋友。出身贵族的达格代尔同她的朋友维奥莉特·博纳姆·卡特一样坚决反对绥靖政策。达格代尔几乎每天都和埃利奥特交谈,埃利奥特向她吐露心事,就像他向包括妻子在内的任何人吐露心事一样。有些人认为达格代尔爱上了埃利奥特。不管达格代尔对埃利奥特有什么感觉,在慕尼黑事件后明确表示,她希望他辞职。如果他留下来,他将“一文不值”[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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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一番挣扎,埃利奥特决定不辞职。他在给达格代尔的信中写道:“和达夫一样,《慕尼黑协定》的条款也让我难以释怀。当然,内维尔没有权力签署这样的协定。”[21]这是“一桩巨大的罪行和丑闻”。但出于扭曲的逻辑,埃利奥特坚持认为,由于他没有因为政府对之前的莱茵兰事件、艾登辞职事件、德奥合并事件而辞职,因此他必须留在内阁,否则就会被指责为虚伪。达格代尔不甘示弱,她告诉埃利奥特,“为了我们的利益,也为了我们的过去和未来”[22],他们最好分开一段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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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利奥特在议会中的同僚们,甚至是那些最坚决反对绥靖政策的人,对他和其他大臣们的困境也远比达格代尔更具同情心。他们知道,对于一个政治家来说,要选择良心而不是野心和忠诚是多么困难,要挑战社会的规范是多么困难。多年后,麦克米伦写道:“所有这些人都是我的朋友……我现在意识到,他们做决定时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忠义两难的选择也使他们分心。当时,张伯伦的统治地位是如此之高,以至用辞职来抗议他的政策看起来似乎不合逻辑,毫无用处。”[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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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是什么原因,没有人再辞职。埃利奥特、奥利弗·斯坦利、德拉瓦尔勋爵没有辞职,战争大臣莱斯利·霍尔-贝利沙(Leslie Hore-Belisha)也没有辞职,他们都曾反对《慕尼黑协定》。1938年10月3日,当下议院辩论开始时,达夫·库珀独自坐在传统上为退休或辞职的内阁大臣保留的席位上。大约8个月前,安东尼·艾登和博比提·克兰伯恩也曾坐在这里。内维尔·张伯伦站起来接受下议院的喝彩之前,不得不在政府前排的长凳上等待,聚光灯首先照在他的批评者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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妻子在旁听席上注视着他,库珀讲了将近一个小时的话,没有笔记。如果他同意迫使捷克斯洛伐克接受《慕尼黑协定》,“我将永远无法抬起自己的头,”他说,“我失去了很多。我放弃了一间钟爱的办公室,放弃了一份我极感兴趣的工作,放弃了一群让我引以为傲的下属……也许,我已经毁了自己政治前途。但这些只是小问题。我保留了一些对我很有价值的东西。我仍然可以昂首阔步地周游世界。”[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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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珀的口才对全场产生了明显的影响,[25][26]当张伯伦站起来发言时,全场欢呼,却没有上个星期三他宣布慕尼黑之行时的那种绝对的热情。当他谈到自己对捷克斯洛伐克的“深切同情”[27]时,几名工党议员高呼:“可耻!”哈罗德·尼科尔森评论道,首相“显然又累又暴躁,演讲不太成功”[28]。奇普斯·钱农郁闷地指出,“周三的光芒已经消失了”[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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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随后3天的辩论中,张伯伦得到了党内许多人的支持。正如人们所预料的那样,尽管大卫·马杰森和其他保守党党鞭施压,要求保守党议员们遵守规定,但张伯伦还是遭到了一些保守党人士的强烈批评。“反叛分子”需要相当大的勇气才能站出来,抨击一个因阻止另一次世界大战而受到全国赞扬的人。已经在媒体和党内受到攻击的异见人士,被贴上了不爱国的战争贩子、国家利益叛徒的标签。麦克米伦说道,在这一点上,“质疑张伯伦的权威是叛国,否认他鼓舞人心几乎就是亵渎”[30]。然而,“反叛分子”还是一个接一个地谴责《慕尼黑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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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慕尼黑辩论之前,理查德·劳并没有直言不讳地反对绥靖政策,但他成为保守党内最强硬的“反叛分子”之一。当张伯伦进入下议院开始辩论时,37岁的劳仍然坐在他的位子上,而他周围的人都站起来为首相欢呼。邻座的议员们大声斥责他,还有几个人试图把他拉起来,但他“像帽贝一样紧紧抓住”[31]前面的栏杆不肯动。其中一个粗暴对他的人是他的一个亲密的熟人,“通常是最友好、最令人舒服的那个人”[32]凸显了当天议会双方的痛苦和敌意的强烈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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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东尼·艾登后来说,作为第一批向下议院发表演讲的“反叛分子”之一,劳“说话时带着皈依者炽热的真诚”[33]。劳说,由于张伯伦向希特勒投降,英国已成为德国的“新合伙人”[34],这是“世界上最残忍、最不人道的暴政”。他补充道,英国一直奉行的理想——“体面、公平和自由”——在慕尼黑被抛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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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另一次猛烈的攻击中,博比提·克兰伯恩说,尽管张伯伦声称要实现“承载着荣誉的和平”,但《慕尼黑协定》没有荣誉可言。的确,给它起一个“如此高贵的名字”是一种“恶毒的嘲弄”[35]。克兰伯恩说:“欧洲的和平实际上已经实现了……是通过把一个国家推进狼窝实现的。这个小国,在几乎无法容忍的挑衅面前显露出的勇气和尊严激励了我们所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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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奥·埃默里站起来说,他对英国在“这个勇敢且热爱自由的国家的命运”中所扮演的角色感到“可怕、纯粹和空前的耻辱”[36]。他还说,《慕尼黑协定》是“侵略性恐怖主义有史以来取得的最伟大、最廉价的胜利……是以最明目张胆、最残酷的方式,取得的赤裸裸的武力胜利”。哈罗德·麦克米伦认为,“我们今天在这个国家面临的形势……比基督教文明开始以来的任何时候都更危险、更艰巨、更可怕”[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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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论进行到第三天,会议室里的情绪开始沸腾起来。当温斯顿·丘吉尔站起来宣布“我们遭受了彻底的失败”[38]时,保守党议员席上爆发出嘲笑和嘘声,阿斯特勋爵夫人喊道:“一派胡言!”丘吉尔猛地转过身来,厉声说道:“当那位高贵的夫人喊道‘一派胡言’时,她根本听不见一派胡言……首相能够为捷克斯洛伐克争取到的最大利益是……德国的独裁者没有从餐桌上抢夺食物,而是满足于把食物一道一道地端给他食用。”丘吉尔无视持续不断的喧闹声,宣布:“一切都结束了。沉默、悲伤、惨遭遗弃、支离破碎的捷克斯洛伐克渐渐消失在黑暗中。由于与西方民主国家的交往,她在各方面都饱受折磨。”用巴菲·达格代尔的话来说,丘吉尔的攻击是“一次伟大而可怕的演讲”[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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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接下来还会有对《慕尼黑协定》更加强烈的谴责。在这3天的辩论中,哈罗德·尼科尔森和罗纳德·卡特兰、保罗·埃默斯-埃文斯一样,一再地站起身来,想让人看到,但议长并没理他们。卡特兰和埃默斯-埃文斯都没有得到发言的机会,最终,在辩论的最后一晚,尼科尔森得到了议长的首肯。作为1919年曾在巴黎和平会议上帮助划定捷克斯洛伐克边界的前外交官,尼科尔森对张伯伦在外交上的“外行式干涉”和背叛英国荣誉的做法感到愤怒。在这种愤怒的推动下,他发表了他的政治生涯中最引人注目的演讲。称《慕尼黑协定》是“在我们的历史中……最具灾难性的协定之一”[40]。尼科尔森宣称:“我们不仅放弃了捷克斯洛伐克,放弃了苏台德地区的德国人,而且交出了通往欧洲的全部钥匙。”他说,他和其他反对《慕尼黑协定》的“反叛分子”被指控对党和国家不忠。“我曾经说过,假设这是一场板球比赛,在这个最受尊敬的集会上进行,你不能对自己这方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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