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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瑟琳·阿索尔把德文原版和英文译本，以及英文译本中遗漏部分的复本寄给了丘吉尔。她在随附的便条上写道：“原作的好战性被英译本所掩盖。”[31]她还寄给丘吉尔一些希特勒演讲中的“极端”段落，这些段落“没有被外国媒体传播”。丘吉尔全神贯注地读着《我的奋斗》，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没有哪本书……比它更值得仔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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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凯瑟琳·阿索尔来说，《我的奋斗》是战斗的号令。她不再是一个一心想要“平息事端”的温顺的后座议员，而是一个直言不讳的绥靖政策反对者。她再次与丘吉尔联手，这一次是为了唤醒英国民众，让他们意识到希特勒的危险和英国重整军备的必要性。和丘吉尔一样，她也从消息灵通人士那里得到了关于德国重整军备的速度和规模的机密信息，并把这些信息传递给了他和外交部的官员。[32]但因为她强烈反对一切法西斯主义，而不仅仅是纳粹主义，她与丘吉尔和其他反绥靖主义的保守党分道扬镳。例如，她不同意实用政治的观点，即必须安抚墨索里尼，以免他与希特勒结盟。1936年西班牙内战爆发时，丘吉尔和其他保守党“反叛分子”都没有对法西斯将军弗朗西斯科·弗朗哥（Francisco Franco）反抗西班牙民选共和政府的行为表示过多的关注。当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向弗朗哥派遣军队、飞机和提供援助时，他们也没有表态。事实上，大多数持不同政见者支持张伯伦对西班牙的不干涉政策，理由是这只是德国主要活动中附带的一个小插曲。凯瑟琳·阿索尔不同意这种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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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次前往西班牙的事实调查任务中，她目睹了德国轰炸机造成的破坏：整个社区被毁，数百名平民致残、死亡。她和其他几位女议员一起，发起了一场帮助西班牙难民的运动，并批评张伯伦和他的下属们拒绝向西班牙政府出售武器。西班牙共和党人得到苏联支持的事实并没有困扰她。她长期反对共产主义，但她认为法西斯主义是当时欧洲面临的最可怕的危险。对公爵夫人来说，“不管是谁干的，暴行是残忍和不可容忍的邪恶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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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为了支持西班牙共和党政府，她与英国共产党人、社会主义者、工会领袖以及其他被保守党所厌恶的团体结成联盟。她的选区里有许多保守党人，比选区中的贵族、有土地的乡绅和退役军官还多，这些保守党人对她的行为感到愤怒。一位公爵夫人与共产党员共享集会平台。她被认为是阶级的叛徒，一些选民公开称她为“红色公爵夫人”[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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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相和保守党党鞭对她同样感到愤怒。1938年4月，她写信给张伯伦，暗示由于政府对西班牙的立场，她可能不得不撤回对政府的支持。张伯伦先发制人，回信说要用鞭子抽她，意思是要把她逐出保守党。[34]她可以继续做议员，但除非她的保守党党员身份得到恢复，否则她在下一次选举中就不会得到保守党的官方支持。没有其他保守党“反叛分子”受到如此严厉的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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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慕尼黑会议期间，凯瑟琳·阿索尔正在美国进行巡回演讲。她没有出席下议院的辩论，也没有参与投票。当她于1938年10月回国后，她的丈夫担心她会陷入更多的政治麻烦，敦促她支持该协定。但是当凯瑟琳被召集到选区协会官员面前时，她告诉他们，自己强烈反对张伯伦的所作所为。为了确保观点无疑，她还把它们印在小册子上，在自己的选区广泛散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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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保守党党鞭所需要的。几个月来，在苏格兰处理保守党事务的党鞭詹姆斯·斯图尔特一直在敦促公爵夫人所在的选区协会为下一次选举挑选一名新候选人。现在他敦促得更加急迫了，1938年11月，选区协会照他的要求做了，选择了当地一位富有的农民威廉·麦克奈尔·斯纳登（William Mcnair Snadden）来代替公爵夫人。因此，她辞去了自己的席位，并宣布将作为独立候选人参加接下来的补选。与她关系密切的几个人，包括丘吉尔和她的丈夫，恳求她不要采取如此激烈的举措。然而，对公爵夫人来说，这是一个关乎荣誉和良心的问题。她打算让补选成为对奉行绥靖主义的独裁者的全民公投，希望唤醒公众，让他们意识到这个国家所面临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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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伯伦和他的手下也把这次补选看作对他们政策的一次全民公决，他们决心尽其所能击败公爵夫人，向其他反叛者发出一个准确无误的信息——持不同政见者是危险的。英国现代史上最卑劣、最臭名昭著的一次竞选活动就这样开始了。日复一日，内阁大臣和其他支持绥靖政策的保守党议员，来到凯瑟琳所在的选区发表反对她的言论，同时向每一位选民分发谴责她却赞扬张伯伦的小册子。[35]保守党的游说者警告民众，如果他们投票给公爵夫人，“将会有一场战争，你的儿子会被杀死”[36]。有谣言说她从共产党那里得到了钱，还收到了署名为“斯大林”的假电报，上面写着“来自莫斯科的问候”[37]。据报道，在1938年12月21日大选前不久，该地区多处庄园的工人们在工资袋里发现了意想不到的奖金和庄园所有者的便条，敦促人们投票支持公爵夫人的保守党对手。[38]一些反对她的地主通知房客会降低租金，并附上写有“投票支持斯纳登”的卡片。这个消息传遍了当地的酒吧和其他聚会场所，那些支持凯瑟琳的工人可能会因此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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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对抗这种策略，凯瑟琳呼吁其他的保守党“反叛分子”来帮助她。但他们都没有帮她。当凯瑟琳最坚定的支持者之一维奥莉特·博纳姆·卡特问安东尼·艾登什么时候去苏格兰支持凯瑟琳时，艾登回答说，他根本不打算支持凯瑟琳竞选。维奥莉特夫人所在的自由党在补选中命令其候选人退出竞选，转而支持公爵夫人，她很惊讶。维奥莉特夫人后来写道，如果艾登要表现出勇气的话，“肯定应该是在那场选举中，他所属政党的一名成员为了他所支持的事业，在拿自己的政治生命冒险”[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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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罗德·麦克米伦回应凯瑟琳的求助时写道，他太忙了，很抱歉没能帮上忙。鲍勃·布思比起初表示愿意为凯瑟琳助选，后来却羞愧地收回了提议。他写信给凯瑟琳说，詹姆斯·斯图尔特威胁说，如果他积极为凯瑟琳竞选，党鞭就要收拾他，他自己的选区协会主席早些时候曾帮助他从保守党对慕尼黑事件的愤怒中解脱出来，也威胁要辞职。[40]布思比说，自己很乐意发一封支持她的公开信。公爵夫人严厉地拒绝了这个提议，说布思比向纪律委员会辞职会更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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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保守党的“反叛分子”中，丘吉尔与公爵夫人的关系最为密切，当补选宣布时，他也考虑为公爵夫人助选。丘吉尔告诉自己选区协会的主席，如果公爵夫人愿意，自己应该支持她。但丘吉尔也承受着来自斯图尔特和自己选区内保守党中坚分子的压力，最后他决定不再发声。但他寄了一封表示支持她的信，公爵夫人的支持者们在整个选区传阅它。“毫无疑问，许多和你一样忠诚、爱国的保守党人反对你，但事实是，在我们的国土之外，你此刻的失败将被在英国和世界各地与自由为敌的人所津津乐道……”丘吉尔写道，“这将被广泛认为是大不列颠……再也没有勇气和意志去对抗使这个时代变得黑暗的暴政和残酷行径。”[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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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对公爵夫人的积极支持显然不是“反叛分子”们的光彩时刻。当他们写回忆录时，很少有人提到他们不愿意触怒党鞭们和自己的选区协会去帮助她。但他们可能受到了党派压力以外因素的影响。麦克米伦在大约同一时间举行的牛津补选中大力支持一位反对慕尼黑事件的独立候选人。凯瑟琳·阿索尔补选失败的真正原因是她的性别。作为一名女性，她从未加入过议会的校友关系网。她没有被邀请加入艾登和丘吉尔的反对绥靖政策的议员圈子。简单地说，他们并没把她当自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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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选当天，金罗斯郡和西珀斯郡的2.2万多名选民冒着大雪投了票。当那些投票给公爵夫人的人不得不自己去投票时，由保守党中央办公室派出的车队载着斯纳登的支持者去投票。最后，凯瑟琳比斯纳登少1400票，她被击败了。考虑到保守党所花费的资源和努力，凯瑟琳与竞选对手的票数非常接近，这很难被认为是对张伯伦政策的有力支持。尽管如此，首相和他的支持者们还是欣喜若狂。张伯伦写信给大卫·马杰森说，公爵夫人的失败让他“喜出望外”[42]。艾弗·科博尔德是当地的一个地主，也是麦克米伦和詹姆斯·斯图尔特的亲戚，他给凯瑟琳发了一封奚落她的电报：“我很高兴你出局了。希望我的……人投票反对你。”[43]斯图尔特给丘吉尔打了预防针，暗示他将是下一个出局的人。“我当然告诉他，”丘吉尔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要么下地狱，要么去埃平。”[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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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索尔公爵夫人退出了政坛。在和平时期的最后一年和接下来的6年战争中，她致力于帮助欧洲各地的难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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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守党诽谤公爵夫人的幕后主谋是一个身材矮小、肥头大耳的官僚，名叫约瑟夫·鲍尔爵士（Sir Joseph Ball）。在担任保守党中央办公室研究部负责人之前，鲍尔曾担任英国国内情报机构——军情五处的调查主任，是公认的“生活阴暗面”[45]的专家。他也是内维尔·张伯伦的钓鱼伙伴和最亲密的政治顾问。鲍尔认为，他的主要职责之一就是对付那些他和张伯伦认为与首相为敌的人。他秘密控制了一份名为《真相》（Truth）的周刊，该周刊经常抨击丘吉尔和其他反绥靖的保守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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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鲍尔真正的专长是从事间谍活动。任职初期，他在工党总部和左倾报纸的工作人员中安插了保守党的特工。20世纪30年代末，他与马杰森和其他政府党鞭合作，收集了关于保守党“反叛分子”的情报。[46]传统上，党鞭办公室收集有关议员私人和公共行为的情报，但在马杰森的任期内，这种做法被提升到了全新的高度，或者可以说，被开拓到了全新的深度。在他的日记中，奇普斯·钱农提到助理党鞭托马斯·达格代尔是“政府间谍”。他向首相或大卫·马杰森汇报每一次谈话内容，他的职责是“激励人们……（他）是主要的告密者。倾听，不冒犯任何人，然后把一切上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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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监控活动中，鲍尔使用了类似于30多年后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总统及其手下在水门事件中使用的“肮脏伎俩”[47]。鲍尔的主要目标之一是富有的美国人罗纳德·特里，他位于安妮女王之门的四层别墅已经成为“反叛分子”最喜欢的集会场所。房子离议会只有几个街区，是他们秘密聚会的理想场所。特里安装了一个英国议会的分组表决钟，每当下议院即将进行投票时，它就会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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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里家的街对面就是《白厅信报》（Whitehall Letter）办公室，这份报纸是一份批评绥靖政策的每周外交时事报纸，由记者海伦·柯克帕特里克和维克多·戈登-伦诺克斯（Victor Gordon-Lennox）编辑。《白厅信报》是20世纪30年代由个人创办的几份新闻类报纸之一，针对全国新闻界及其无条件支持张伯伦政策发出了另一种声音。[48]大多数新出版的刊物是由报纸记者编辑的，他们对新闻界未能起到“看门狗”的作用感到失望。“我们指出了《我的奋斗》的内容和德国人在欧洲的所作所为。”[49]柯克帕特里克说。1939年春天，她成为《芝加哥每日新闻》的记者。她表示，“我们清楚地看到，英国正走向与德国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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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登-伦诺克斯和柯克帕特里克在外国大使馆和外交部都有很好的消息提供者，其中几人向他们泄露了有关英国军事弱点和德国实力迅速增长的信息。《白厅信报》等报纸刊登的这些材料，激怒了首相和鲍尔，戈登-伦诺克斯和柯克帕特里克都意识到，他们的办公室受到了监视。特里的房子也是如此。柯克帕特里克偶尔会看到有人在街角徘徊，密切注视着房子里的动静。然后，1939年初，她和戈登-伦诺克斯得到了一个消息，对特里的监视远远超出了原来的监视范围。柯克帕特里克是这位议员及其妻子南希的好朋友，她立即给特里打了电话。她问特里，知道自己的电话被窃听了吗？[50]特里惊呆了。在过去的几周里，当他拿起听筒时，特里注意到了奇怪的咔嗒声，但他不知道那是什么声音。他不敢相信“政府认为我们是如此危险”[51]。柯克帕特里克告诫他，从那以后，他不应该在电话中讨论任何反绥靖活动，也不应该提及联系人或消息提供者的姓名。[5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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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里不是张伯伦“敌人名单”上唯一的名字。包括丘吉尔在内的其他“反叛分子”的电话，还有一些被视为反张伯伦的政府工作人员和记者的电话也被窃听了。针对慕尼黑事件的辩论结束后，张伯伦在给他的妹妹的信中写道，那些首相的批评者们，“当然，完全不知道我对他们的活动多么了解”[54]。“我不断地了解他们的行为和言论，这第N次证明了，只要温斯顿想，他完全可以自欺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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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相对政敌的无情策略只是英国政府和社会因政府对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政策争议而引起的深层压力和裂痕的一个侧面。尤其是慕尼黑事件，它制造了空前的仇恨，许多仇恨是如此之深，以致多年都无法消除。丘吉尔说：“在保守党中，亲密接触的家人和朋友之间的分歧，达到了我前所未见的程度。长期被党派关系、社交礼节和家庭关系所束缚的男女，彼此怒目而视。”[55]戴安娜·库珀回忆道：“丈夫和妻子不再互相交谈，父亲和儿子对彼此说出了不可原谅的话。”[56]她和丈夫认识至少12对夫妇对慕尼黑事件有着强烈的分歧。“在任何情况下，”达夫·库珀说，“都是丈夫支持张伯伦，妻子反对他。”[57]多萝西·麦克米伦的弟弟——德文郡的新公爵，以及他的妻子——博比提·克兰伯恩的妹妹玛丽莫不如此。爱德华·卡文迪什是张伯伦政府的成员，也是首相的热心支持者。玛丽·卡文迪什反对张伯伦的热情与爱德华支持张伯伦的热情不相上下。然而，在他们的家中并没有激烈的争吵，因为正如这对夫妇的儿子安德鲁回忆的那样，“我的母亲已经做好了压抑自己感情的准备，至少表面上看来，对我的父亲很忠诚”[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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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是例外。总的来说，就像达夫·库珀和戴安娜·库珀懊恼地学会了如何相处——在这段艰难时期，传统的英国文雅和礼貌都成了稀缺的品质。库珀辞去海军部第一大臣的职务后，他的朋友和熟人都回避他。他选区里的一位老朋友甚至取消了在家里举行的政治会议，因为他不想让库珀去他家。库珀辞职的那天晚上，丈夫曾任印度总督的威灵顿夫人怒气冲冲地说：“我真想把他的头捏成果酱。”[59]大法官毛姆勋爵（Lord Maugham）是小说家萨默塞特·毛姆（Somerset Maugham）的兄弟。他在一次演讲中宣称，应该“枪毙或绞死”[60]温斯顿·丘吉尔和达夫·库珀这样反保守党的“战争贩子”。一位客人说，戴安娜夫人在一次聚会上为丈夫辩护时，其他几位客人，包括她儿时就认识的朋友，在“充满敌意的沉默”[61]中听着。“他们认为达夫疯了，或者莫名其妙地傻了”。实际上，就慕尼黑事件而言，库珀对文明礼貌也不感兴趣。他告诉利奥·埃默里的儿子朱利安，他正在制作一种特殊的手杖，可以在里面藏一把卷起的雨伞。库珀说，张伯伦的雨伞“已经成为绥靖政策的象征，他死前可不愿让人看见他带着伞”[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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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段时间里，人们参加晚宴、午宴或喝茶，可能会遇到危险——这样的聚会经常变成雷区，在激烈的争论中爆炸。在肯尼斯·克拉克家中，一场关于绥靖政策的辩论变得如此激烈，以至于一位晚宴上的客人——一位著名的牛津大学的教师——对另一位客人咆哮道：“我期待着用你的头骨做墨水瓶！”[63]克拉克把这两个人都赶出了家门。在伦敦的一次午宴上，一位社交圈的女士，响应毛姆勋爵的感受，对芭芭拉·卡特兰低声说道：“那些叛徒，温斯顿·丘吉尔、你的兄弟，还有他的同类，应该被枪毙。”[64]维奥莉特·博纳姆·卡特的继母玛戈特·阿斯奎斯拒绝与维奥莉特夫人及其家人共进午餐。她说：“我知道你会说亲爱的内维尔的坏话，我肯定会哭的。”[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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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斯特勋爵夫人是张伯伦另一位强有力的支持者，她为了慕尼黑事件和她的侄女南希·特里（Nancy Tree）以及南希的丈夫罗纳德（Ronald）发生了激烈的争吵，以至于南希·特里从此拒绝见她的姑妈，也不允许她到迪奇里庄园来。[66]迪奇里庄园是特里在牛津郡的乡村庄园。直到战争开始后，她才改变了主意。特里夫妇还与一些曾经非常亲密的朋友断交了。他们曾指定财政部财政司司长尤安·华莱士（Euan Wallace）和他的妻子芭芭拉在他们死后成为孩子们的监护人。南希·特里说，在慕尼黑事件之后，华莱士夫妇不愿和她的丈夫说话了。[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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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吉尔的妻子克莱门汀也卷入了这场争斗。1939年1月，她乘坐游艇游览巴巴多斯。这艘游艇的所有者正是丘吉尔夫妇的好朋友莫恩勋爵（Lord Moyne）。克莱门汀和莫恩的其他客人听到来自英国的短波广播，谴责反对绥靖政策的议员，其中包括她的丈夫。克莱门汀在这次航行的大部分时间里一直受到亲慕尼黑言论的影响，当其他几位客人兴高采烈地附和着广播中的观点时，她再也忍受不了了。[68]克莱门汀冲出船舱，乘汽艇上岸，订了一张第二天回英国的船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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