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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凯瑟琳·阿索尔（Katharine Atholl）的背景和性情来看，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她在慕尼黑事件后会成为保守党中最大胆的“反叛分子”。她与阿索尔公爵的婚姻使她成为英国贵族中的高级成员。她的丈夫是英国最大的土地所有者之一，这对夫妇住在苏格兰高地的一座白色石头城堡里。他们拥有一艘加拿大邮轮“阿索尔公爵夫人”号。在她结婚之前，曾就读于伦敦皇家音乐学院，她被公认为天才钢琴家和作曲家。凯瑟琳·阿索尔身材娇小，长着一双大而富于表现力的蓝眼睛。她有教养、羞怯、不谙世故，没有兴趣引起别人对她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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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英国首相大卫·劳合·乔治注意到她与地方和国家慈善机构的广泛合作，建议她竞选议员。对公爵夫人来说，这是一个令人吃惊的想法。她反对英国妇女的参政运动，对从政毫无兴趣。但在那时，并没有多少英国女性预见过自己在政坛的未来，毕竟距离她们赢得有限的选举权和代表议会的权利仅仅3年。在丈夫的支持下，凯瑟琳终于听从了劳合·乔治的建议，并在1924年以保守党党员的身份在苏格兰乡村地区的金罗斯郡和西珀斯郡赢得了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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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瑟琳·阿索尔是第三位赢得下议院选举的女性，她发现自己进入了“伦敦最好的（男性）俱乐部”。在那里，她的许多男性同事（不是大多数）对女性成员的到来感到恐惧。从真实的意义上来说，女性在被选为议员之前，一直是被忽视的。[23]直到1917年，女性访客还被强迫像与世隔绝的修女一样，坐在女士走廊的格栅后面。阿斯特勋爵夫人回忆说，当她成为议会的第一位女议员时，“我认识多年的男性如果在走廊从我的身边走过，都不跟我说话”[24]。温斯顿·丘吉尔就是其中之一，阿斯特勋爵夫人和丈夫经常在伯克郡乡村的克莱夫登庄园招待丘吉尔。当她问丘吉尔为什么对她如此无礼时，丘吉尔反驳道：“因为我觉得一个女人闯进下议院就像闯进我的浴室一样令人尴尬，我没有任何保护自己的东西，甚至连一块海绵都没有。”[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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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20世纪30年代末，下议院中的女性只增加了几个，仅有9人。沙文主义仍然猖獗，甚至在反绥靖主义的“反叛分子”中也是如此，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认为自己思想自由。“（在下议院中）没有女性的位置，”达夫·库珀说道，“女人在这里的能力并不比她们在足球场上的能力更强。”[26]尽管女议员有权使用下议院的所有设施，但仍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即她们不得进入议会最排外的男性专区——议员吸烟室。[27]男人们在那里喝威士忌、抽雪茄、谈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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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瑟琳·阿索尔做梦也想不到自己会进入这个“圣地”，她也从未想过要挑战任何让女性安分守己的其他议会惯例。当选后，当她被告知许多男性保守党议员尚未接受女议员时，她说：“如果我能为解决问题做点什么的话，我觉得我有责任去尝试。”[28]与反对传统、言辞犀利的阿斯特勋爵夫人不同，这位公爵夫人被保守党领导层和普通成员视为不具威胁性的女议员。花呢长裙、羊毛夹克，配一串珍珠项链是她一贯的装束。这也反映了她的个性：谦逊、端庄、非常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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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后来发生的事情，这一切充满了讽刺意味。正是内维尔·张伯伦强调了凯瑟琳的可靠性，他在1924年向首相鲍德温建议，委任凯瑟琳一个初级大臣的职位，让她担任教育委员会的秘书。人们希望这项任命能帮助保守党赢得女性选民的支持，阿索尔公爵夫人不像阿斯特勋爵夫人，她绝对不会捣乱。鲍德温也认为，阿索尔公爵夫人对党的忠诚是毋庸置疑的。因此，凯瑟琳·阿索尔成为保守党第一位担任初级大臣的女议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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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10年后，她表现出了明显的反叛迹象。她加入了丘吉尔和其他保守党强硬派的行列，反对政府法案赋予印度有限的自治权，因为在她看来，占人口多数的印度教徒将会伤害穆斯林和地位低下的少数群体。然后，在1935年底，她拿到一本德语原版的《我的奋斗》。当她读到希特勒的政治哲学纲要时，她对其中的仇恨和偏执感到震惊，但最重要的是，对希特勒明确提出德国侵略欧洲大部分地区的蓝图感到震惊。她后来写道：“从来没有一个现代政治家如此明确地向读者表达过自己的野心……”[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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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秋，英国最著名的出版社之一哈钦森旗下的赫斯特-布莱克特出版社出版了《我的奋斗》的英译本，书名为《我的奋斗》（My Struggle）[30]。这本书是由埃德加·达格代尔翻译的，他是富有的绅士学者和翻译家，娶了巴菲·达格代尔。这本书在英国出版的几个月前，纳粹官方报纸《人民观察家报》驻伦敦记者汉斯·威廉·托斯特博士通知赫斯特-布莱克特出版社，达格代尔的译本必须得到德国政府的批准才能出版。考虑到如果不同意这个要求，可能会失去这本书的版权，赫斯特-布莱克特出版社勉强同意了柏林的要求。结果，希特勒的《我的奋斗》被删减，这本书的英译本只剩下297页（相比之下，德国版的《我的奋斗》有781页），而且一些最具煽动性的言论被删除了，尤其是他对犹太人仇恨的相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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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瑟琳·阿索尔把德文原版和英文译本，以及英文译本中遗漏部分的复本寄给了丘吉尔。她在随附的便条上写道：“原作的好战性被英译本所掩盖。”[31]她还寄给丘吉尔一些希特勒演讲中的“极端”段落，这些段落“没有被外国媒体传播”。丘吉尔全神贯注地读着《我的奋斗》，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没有哪本书……比它更值得仔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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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凯瑟琳·阿索尔来说，《我的奋斗》是战斗的号令。她不再是一个一心想要“平息事端”的温顺的后座议员，而是一个直言不讳的绥靖政策反对者。她再次与丘吉尔联手，这一次是为了唤醒英国民众，让他们意识到希特勒的危险和英国重整军备的必要性。和丘吉尔一样，她也从消息灵通人士那里得到了关于德国重整军备的速度和规模的机密信息，并把这些信息传递给了他和外交部的官员。[32]但因为她强烈反对一切法西斯主义，而不仅仅是纳粹主义，她与丘吉尔和其他反绥靖主义的保守党分道扬镳。例如，她不同意实用政治的观点，即必须安抚墨索里尼，以免他与希特勒结盟。1936年西班牙内战爆发时，丘吉尔和其他保守党“反叛分子”都没有对法西斯将军弗朗西斯科·弗朗哥（Francisco Franco）反抗西班牙民选共和政府的行为表示过多的关注。当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向弗朗哥派遣军队、飞机和提供援助时，他们也没有表态。事实上，大多数持不同政见者支持张伯伦对西班牙的不干涉政策，理由是这只是德国主要活动中附带的一个小插曲。凯瑟琳·阿索尔不同意这种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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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次前往西班牙的事实调查任务中，她目睹了德国轰炸机造成的破坏：整个社区被毁，数百名平民致残、死亡。她和其他几位女议员一起，发起了一场帮助西班牙难民的运动，并批评张伯伦和他的下属们拒绝向西班牙政府出售武器。西班牙共和党人得到苏联支持的事实并没有困扰她。她长期反对共产主义，但她认为法西斯主义是当时欧洲面临的最可怕的危险。对公爵夫人来说，“不管是谁干的，暴行是残忍和不可容忍的邪恶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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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为了支持西班牙共和党政府，她与英国共产党人、社会主义者、工会领袖以及其他被保守党所厌恶的团体结成联盟。她的选区里有许多保守党人，比选区中的贵族、有土地的乡绅和退役军官还多，这些保守党人对她的行为感到愤怒。一位公爵夫人与共产党员共享集会平台。她被认为是阶级的叛徒，一些选民公开称她为“红色公爵夫人”[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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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相和保守党党鞭对她同样感到愤怒。1938年4月，她写信给张伯伦，暗示由于政府对西班牙的立场，她可能不得不撤回对政府的支持。张伯伦先发制人，回信说要用鞭子抽她，意思是要把她逐出保守党。[34]她可以继续做议员，但除非她的保守党党员身份得到恢复，否则她在下一次选举中就不会得到保守党的官方支持。没有其他保守党“反叛分子”受到如此严厉的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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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慕尼黑会议期间，凯瑟琳·阿索尔正在美国进行巡回演讲。她没有出席下议院的辩论，也没有参与投票。当她于1938年10月回国后，她的丈夫担心她会陷入更多的政治麻烦，敦促她支持该协定。但是当凯瑟琳被召集到选区协会官员面前时，她告诉他们，自己强烈反对张伯伦的所作所为。为了确保观点无疑，她还把它们印在小册子上，在自己的选区广泛散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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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保守党党鞭所需要的。几个月来，在苏格兰处理保守党事务的党鞭詹姆斯·斯图尔特一直在敦促公爵夫人所在的选区协会为下一次选举挑选一名新候选人。现在他敦促得更加急迫了，1938年11月，选区协会照他的要求做了，选择了当地一位富有的农民威廉·麦克奈尔·斯纳登（William Mcnair Snadden）来代替公爵夫人。因此，她辞去了自己的席位，并宣布将作为独立候选人参加接下来的补选。与她关系密切的几个人，包括丘吉尔和她的丈夫，恳求她不要采取如此激烈的举措。然而，对公爵夫人来说，这是一个关乎荣誉和良心的问题。她打算让补选成为对奉行绥靖主义的独裁者的全民公投，希望唤醒公众，让他们意识到这个国家所面临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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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伯伦和他的手下也把这次补选看作对他们政策的一次全民公决，他们决心尽其所能击败公爵夫人，向其他反叛者发出一个准确无误的信息——持不同政见者是危险的。英国现代史上最卑劣、最臭名昭著的一次竞选活动就这样开始了。日复一日，内阁大臣和其他支持绥靖政策的保守党议员，来到凯瑟琳所在的选区发表反对她的言论，同时向每一位选民分发谴责她却赞扬张伯伦的小册子。[35]保守党的游说者警告民众，如果他们投票给公爵夫人，“将会有一场战争，你的儿子会被杀死”[36]。有谣言说她从共产党那里得到了钱，还收到了署名为“斯大林”的假电报，上面写着“来自莫斯科的问候”[37]。据报道，在1938年12月21日大选前不久，该地区多处庄园的工人们在工资袋里发现了意想不到的奖金和庄园所有者的便条，敦促人们投票支持公爵夫人的保守党对手。[38]一些反对她的地主通知房客会降低租金，并附上写有“投票支持斯纳登”的卡片。这个消息传遍了当地的酒吧和其他聚会场所，那些支持凯瑟琳的工人可能会因此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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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对抗这种策略，凯瑟琳呼吁其他的保守党“反叛分子”来帮助她。但他们都没有帮她。当凯瑟琳最坚定的支持者之一维奥莉特·博纳姆·卡特问安东尼·艾登什么时候去苏格兰支持凯瑟琳时，艾登回答说，他根本不打算支持凯瑟琳竞选。维奥莉特夫人所在的自由党在补选中命令其候选人退出竞选，转而支持公爵夫人，她很惊讶。维奥莉特夫人后来写道，如果艾登要表现出勇气的话，“肯定应该是在那场选举中，他所属政党的一名成员为了他所支持的事业，在拿自己的政治生命冒险”[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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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罗德·麦克米伦回应凯瑟琳的求助时写道，他太忙了，很抱歉没能帮上忙。鲍勃·布思比起初表示愿意为凯瑟琳助选，后来却羞愧地收回了提议。他写信给凯瑟琳说，詹姆斯·斯图尔特威胁说，如果他积极为凯瑟琳竞选，党鞭就要收拾他，他自己的选区协会主席早些时候曾帮助他从保守党对慕尼黑事件的愤怒中解脱出来，也威胁要辞职。[40]布思比说，自己很乐意发一封支持她的公开信。公爵夫人严厉地拒绝了这个提议，说布思比向纪律委员会辞职会更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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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保守党的“反叛分子”中，丘吉尔与公爵夫人的关系最为密切，当补选宣布时，他也考虑为公爵夫人助选。丘吉尔告诉自己选区协会的主席，如果公爵夫人愿意，自己应该支持她。但丘吉尔也承受着来自斯图尔特和自己选区内保守党中坚分子的压力，最后他决定不再发声。但他寄了一封表示支持她的信，公爵夫人的支持者们在整个选区传阅它。“毫无疑问，许多和你一样忠诚、爱国的保守党人反对你，但事实是，在我们的国土之外，你此刻的失败将被在英国和世界各地与自由为敌的人所津津乐道……”丘吉尔写道，“这将被广泛认为是大不列颠……再也没有勇气和意志去对抗使这个时代变得黑暗的暴政和残酷行径。”[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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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对公爵夫人的积极支持显然不是“反叛分子”们的光彩时刻。当他们写回忆录时，很少有人提到他们不愿意触怒党鞭们和自己的选区协会去帮助她。但他们可能受到了党派压力以外因素的影响。麦克米伦在大约同一时间举行的牛津补选中大力支持一位反对慕尼黑事件的独立候选人。凯瑟琳·阿索尔补选失败的真正原因是她的性别。作为一名女性，她从未加入过议会的校友关系网。她没有被邀请加入艾登和丘吉尔的反对绥靖政策的议员圈子。简单地说，他们并没把她当自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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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选当天，金罗斯郡和西珀斯郡的2.2万多名选民冒着大雪投了票。当那些投票给公爵夫人的人不得不自己去投票时，由保守党中央办公室派出的车队载着斯纳登的支持者去投票。最后，凯瑟琳比斯纳登少1400票，她被击败了。考虑到保守党所花费的资源和努力，凯瑟琳与竞选对手的票数非常接近，这很难被认为是对张伯伦政策的有力支持。尽管如此，首相和他的支持者们还是欣喜若狂。张伯伦写信给大卫·马杰森说，公爵夫人的失败让他“喜出望外”[42]。艾弗·科博尔德是当地的一个地主，也是麦克米伦和詹姆斯·斯图尔特的亲戚，他给凯瑟琳发了一封奚落她的电报：“我很高兴你出局了。希望我的……人投票反对你。”[43]斯图尔特给丘吉尔打了预防针，暗示他将是下一个出局的人。“我当然告诉他，”丘吉尔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要么下地狱，要么去埃平。”[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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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索尔公爵夫人退出了政坛。在和平时期的最后一年和接下来的6年战争中，她致力于帮助欧洲各地的难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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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守党诽谤公爵夫人的幕后主谋是一个身材矮小、肥头大耳的官僚，名叫约瑟夫·鲍尔爵士（Sir Joseph Ball）。在担任保守党中央办公室研究部负责人之前，鲍尔曾担任英国国内情报机构——军情五处的调查主任，是公认的“生活阴暗面”[45]的专家。他也是内维尔·张伯伦的钓鱼伙伴和最亲密的政治顾问。鲍尔认为，他的主要职责之一就是对付那些他和张伯伦认为与首相为敌的人。他秘密控制了一份名为《真相》（Truth）的周刊，该周刊经常抨击丘吉尔和其他反绥靖的保守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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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鲍尔真正的专长是从事间谍活动。任职初期，他在工党总部和左倾报纸的工作人员中安插了保守党的特工。20世纪30年代末，他与马杰森和其他政府党鞭合作，收集了关于保守党“反叛分子”的情报。[46]传统上，党鞭办公室收集有关议员私人和公共行为的情报，但在马杰森的任期内，这种做法被提升到了全新的高度，或者可以说，被开拓到了全新的深度。在他的日记中，奇普斯·钱农提到助理党鞭托马斯·达格代尔是“政府间谍”。他向首相或大卫·马杰森汇报每一次谈话内容，他的职责是“激励人们……（他）是主要的告密者。倾听，不冒犯任何人，然后把一切上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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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监控活动中，鲍尔使用了类似于30多年后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总统及其手下在水门事件中使用的“肮脏伎俩”[47]。鲍尔的主要目标之一是富有的美国人罗纳德·特里，他位于安妮女王之门的四层别墅已经成为“反叛分子”最喜欢的集会场所。房子离议会只有几个街区，是他们秘密聚会的理想场所。特里安装了一个英国议会的分组表决钟，每当下议院即将进行投票时，它就会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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