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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Violet Bonham Carter to Harold Macmillan，December 23，1965，Bonham Carter Pap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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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意大利语，指雨伞。——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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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Violet Bonham Carter to Harold Macmillan，December 23，1965，Bonham Carter Pap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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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Julian Amery，Approach March：A Venture in Autobiography，London：Hutchinson，1973，p.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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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Lord Hailsham，A Sparrow’s Flight：The Memoirs of Lord Hailsham of Marylebone，London：Collins，1990，p.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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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Harold Macmillan，Winds of Change：1914-1939，New York：Macmillan，1962，p.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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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暗时刻的反抗：辅佐丘吉尔并拯救英国的年轻人 第十章 “等待激动人心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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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的某个夏日，前保守党首相之子迪克·劳与一位美国熟人坐下来，讨论如何推翻现任保守党首相。[1]早在5年前，劳就与菲利克斯·法兰克福特（Felix Frankfuter）相识。当时，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的长期顾问菲利克斯·法兰克福特在贝利奥尔学院担任客座伊士曼教授。1939年，57岁的法兰克福特是美国最高法院的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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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伦敦一家俱乐部吃午饭时，身材高大、金发碧眼的劳向法兰克福特倾诉了他和其他保守党“反叛分子”深深的挫败感和沮丧。慕尼黑事件发生6个多月后，欧洲再次处于战争边缘。然而，尽管张伯伦的政策明显失败，但他仍然牢牢地控制着政府办公室，英国对劳和其他持不同政见者预见的那场大灾难，仍然毫无准备。正如罗纳德·卡特兰后来宣称的那样，“时间非常昂贵，它从没有像现在这样被肆意挥霍”[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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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那几个月里，保守党“反叛分子”仍然没有对政府发起真正的挑战。他们签署了决议，发表了攻击张伯伦政策的演讲，作为回报，他们被亲政府的媒体、大卫·马杰森及其副手谴责为战争贩子，但他们并没有试图推翻政府。他们怎么可能奢望成功呢？自慕尼黑事件以来，“反叛分子”的人数略有增加，也不过30多人，在一个被无情控制的议会里，他们是没有权力的少数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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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一会儿，法兰克福特已经听够了劳的倾诉。[3]“我亲爱的迪克，”他说，“你们这些人的问题在于，行为与信念不一致。你知道这是历史的转折点之一。然而，你表现得好像是面对威尔士分裂或地方自治这样的问题。下议院里有30个意志坚定的人可以拯救世界。你不可能通过争论，甚至不可能通过事实来说服下议院，只能靠自己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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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兰克福特是对的，这一点劳是知道的。他、卡特兰、麦克米伦、布思比和其他几个“反叛分子”坚定地认为张伯伦必须离开政府。但其他人支持不那么极端的行动。保守党对他们的报复性打击达到了预期的效果，他们急于避免进一步的报复。独立议员埃莉诺·拉思伯恩是绥靖政策的坚定反对者，她在给《旁观者》的一封信中尖锐地指出，在攻击《慕尼黑协定》后，几名保守党“‘反叛分子’沉默了几个月……直到党鞭的愤怒平息下来”[4]。更为谨慎的“反叛分子”还担心在国家危难之际造成不团结的状况。他们仍然希望能劝服张伯伦加强重整军备和扩充他的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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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是，“反叛分子”仍缺乏领导。谁有能力让摇摆不定的议员们相信，英国的生存取决于让张伯伦下台？谁能把他们带进下议院和国家的战场？劳仍然希望安东尼·艾登能接受挑战，尽管种种迹象都与他的意愿相反。自从慕尼黑事件以来，张伯伦的大多数保守党对手，也就是后来被称为艾登集团（或被张伯伦手下嘲笑为“魅力男孩”）的人，经常在罗纳德·特里的市内宅第会面。其中最活跃的有埃默里、劳、卡特兰、麦克米伦、尼科尔森、特里、博比提·克兰伯恩、吉姆·托马斯、保罗·埃默斯-埃文斯、爱德华·斯皮尔斯和达夫·库珀，他们在慕尼黑事件后加入了“反叛分子”行列。艾登通常负责关照这些人，但很少领导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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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著名的“反叛分子”没有被邀请参加这些秘密会议。如果说人们认为艾登过于谨慎，那么温斯顿·丘吉尔则被认为过于鲁莽、极度容易判断失误，这些品质在爆发国际危机时尤其不受人们欢迎。与此同时，丘吉尔领导着一支规模小得多的队伍，成员只有布思比、邓肯·桑兹和布兰登·布拉肯。这两组人几乎没有什么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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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艾登来说，他不愿与丘吉尔为伍，不仅因为他认为丘吉尔鲁莽，还因为他把这位年长的前辈视为潜在对手。1938年秋天，当罗纳德·特里和南希·特里夫妇邀请艾登夫妇、丘吉尔夫妇等人到迪奇里庄园度周末时，艾登对丘吉尔也在被邀请之列感到不快。“罗纳德询问温斯顿的意见，我很生气。”周六在树林里散步时，艾登对南希·特里说，“我想温斯顿也想加入我的集团。”[5]保罗·埃默斯-埃文斯后来回忆道，艾登集团的其他人则担心丘吉尔“会主导我们的活动，把我们和我们不想走的路线联系起来”[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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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思比也不受欢迎。他仍然公开与多萝西·麦克米伦交往，尽管他和哈罗德·麦克米伦在公开场合对彼此彬彬有礼，但麦克米伦尽量避免与给他戴绿帽子的人碰面。然而，艾登集团对布思比避之不及，并不仅仅因为两人碰面可能令双方尴尬。他和多萝西的风流韵事以及他和多萝西表妹的失败婚姻，使布思比的名声一直没有得到恢复。此外，他和丘吉尔一样，都被认为过于鲁莽、冲动。埃默斯-埃文斯回忆道：“人们普遍认为，（布思比）在私人谈话和公开行动中都太不可靠。”[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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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他和他的小集团遭受排斥的原因是什么，被排斥的境遇都令丘吉尔深感不安。1938年11月底，他在给达夫·库珀的信中痛苦地写道：“我的几个朋友……希望尽可能把我与其他反对政府的保守党隔离开来。”[8]十多年后，埃默斯-埃文斯对埃默里说：“温斯顿对自己被排除在我们这个圈子之外非常不满，而且从来没有忘记这件事。”[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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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夏，欧洲即将燃起战火，迪克·劳认为，这种对抗和分裂是不可饶恕的。在与法兰克福特共进午餐后的第二天，他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对艾登说了同样的话。劳写道，是时候让艾登忘掉自己的野心和谨慎，与丘吉尔联手了，“让自己成为一场运动的领导者，推翻现任政府，建立一个新的政府”[10]。劳补充道，张伯伦之所以能够坚持下去，唯一的原因是别无选择。“你和温斯顿可以提供另一种选择，只有你们两个能做到。你会说，这意味着攻击首相只会让党内团结起来支持他。这就是将要发生的事，但这只是一个阶段。你必须通过这个阶段，而且你会很快通过这个阶段。如果你果敢的话，这个国家的舆论会助你渡过难关。这个国家急需领导……（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领导人能引起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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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自慕尼黑事件后不久，英国大部分地区就一直在呼吁新的领导人。一旦最初的喜悦消失，许多人的脑海中萦绕着对捷克斯洛伐克命运的羞耻感，同时他们相信希特勒无疑会再次发动进攻，并对进攻充满恐惧。1938年10月下旬，盖洛普民意调查显示，近40%的英国民众对张伯伦及其政策不满，72%的民众希望加快重整军备。[11]这些数据发表在《新闻纪事报》，该报拥有盖洛普民意调查结果的独家印刷权。但另一项调查显示，86%的公众认为，希特勒说他不再有侵占别国领土的野心是在撒谎，但这一结果没有被刊登出来。《新闻纪事报》的出版人对这一数字进行了审查，并不是因为他认为这一数字不准确，而是因为正如他在给张伯伦的信中所说，“我担心如此直白地刊登英国民众对此事的看法，会更影响德国人的情绪”[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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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几天后发生的“水晶之夜”（Crystal Night，也称碎玻璃之夜）反犹太人的疯狂行为使英国民众对德国及其领导人更加反感。1938年11月9日晚，在盖世太保的命令下，纳粹暴徒对德国犹太人发动了大屠杀，烧毁了犹太教堂，洗劫了犹太企业，破坏了犹太人的医院、住宅、学校和墓地，杀害了数十人。有3万多犹太人被捕，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后来被送进了集中营。纳粹在这个“水晶之夜”和未来几天内的暴行，在英国引起了广泛的不满和愤怒，甚至一些张伯伦最坚定的支持者也开始质疑首相是否确定希特勒是个通情达理的人，可以和他“做生意”。1937年10月曾希望达夫·库珀的大脑变成果酱的威灵顿夫人，在1938年11月的一次午宴上对其他客人说，如果保守党在1939年初举行大选，那将是“疯狂之举”[13]，因为这个国家“正在变成反张伯伦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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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谈论组建一个由反对绥靖政策的议员组成的新全党派联盟，就像休·道尔顿与麦克米伦讨论过的那样。在1938年10月的盖洛普民意测验中，40%的公众表示支持在艾登的领导下建立这样的联盟，而只有39%的人表示不支持。[14]正如《新闻纪事报》指出的那样，这是一个重要的发现，它表明，“如果艾登先生选择担任这样一个组织的领导，他可以在这个国家赢得相当多的追随者”[15]。据《纽约时报》报道，“人们对张伯伦的领导能力的信心慢慢消失”[16]。该报估计，至少有一半的英国选民反对张伯伦及其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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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写给《曼彻斯特卫报》编辑的一封信中，A.L.卢维斯（A. L. Rowse），一位万灵学院的年轻学者（晚年，他是研究莎士比亚和伊丽莎白时代的英国著名专家）说他相信全国至少有四分之三的人反对“团结在张伯伦周围、不具代表性的政府”[17]，他们想团结在艾登和一个“真正的国家政府”周围。苏格兰圣安德鲁斯大学的3位教授写信给《卫报》，恳求反对绥靖政策的议员们关注民众，及时向政府发起直接挑战。这些教授宣称，首相“使我们越来越深地陷入混乱”[18]，这种混乱只有在“向德国霸权投降，（以及）放弃我们的公民和政治自由”的情况下才能结束。至关重要的是，在慕尼黑事件中投了弃权票的保守党议员必须“强有力地领导议会和国家”，与工党联手创建一个多党联合政府，“拯救民族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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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登收到了数以百计的信件，其中许多来自工党和自由党成员，他们发出了同样的呼吁。但他对这种全国性的情感迸发无动于衷，就像在面对议会同僚敦促他放弃谨慎的行事风格且表现出大胆的领袖风范时一样。一本很受欢迎的以照片为主的周刊《图画邮报》（Picture Post）指出，“似乎整个国家或者说大部分国人决心让艾登成为他们的领袖，而艾登却不想领导他们”[19]。艾登收到了著名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社会改革家朱丽叶·里斯-威廉姆斯夫人（Lady Juliet Rhys-Williams）一封热情洋溢的信，该信长达7页。信中说“英格兰的命运在你手中”[20]，并且这封信详细阐述了他怎样才能组织一个新的全党集团。以下是艾登的全部答复：“非常感谢您的来信，我对这封信很感兴趣。我知道您不指望我详细评论信的内容，我只能说，确实，我认为，我理解当前的政治困境与人们的困惑。”[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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