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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登辞去外交大臣职务已经一年了，在那一年里，艾登虽然在全国各地发表了关于民族团结必要性的含糊演讲，但与1938年2月相比，他与保守党和政府的关系并没有进一步破裂。在关乎英国命运的重要时刻，他不愿成为党内特立独行的人，部分原因是他害怕步阿索尔公爵夫人的后尘，这让很多人疯狂，其中包括他的哥哥蒂莫西·艾登爵士（Sir Timothy Eden）。“你是个外交专家，在关乎世界命运的问题上不能随心所欲地投票，就因为沃里克郡的某个有钱老太太或某个老糊涂的上校……你投了其他人的票会很令人恼火，真是可笑。”蒂莫西·艾登写道，“这不仅荒谬，而且是不道德的，也是错误的。如果一个人不能凭良心投票，那么自由在英国就已经死了。”[22]安东尼宣称自己“实际上是政府的支持者”，他哥哥愤怒地问道：“你支持（张伯伦）主张的哪些政策？你既不支持政府的外交政策，也不支持重整军备政策……你不是政府的支持者。”为了保持他“在这个国家外交事务上的领导地位”[23]，安东尼·艾登必须尽快提出“一些对未来积极且明确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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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登的其他支持者也支持这一观点。“整个国家的年轻人都在等待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哈罗德·尼科尔森对博比提·克兰伯恩抱怨道，“而安东尼所做的就是重复优柔寡断的套路。”[24]克兰伯恩转而写信给吉姆·托马斯说：“我同意安东尼走得比他目前所行的更远……”[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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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11月下旬，当艾登接受邀请，在伦敦女王大厅举行的一场大型反对绥靖政策的集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时，民众曾闪过一丝短暂的希望，希望他最终能鼓起勇气，按照支持者的意愿去行事。《泰晤士报》的军事记者巴兹尔·利德尔·哈特帮助艾登准备了一篇措辞严厉的演讲稿，抨击英国政府的外交政策。数千人把大厅挤得水泄不通，当他们站起来为艾登热烈鼓掌时，充满了期待。当艾登开始演讲后，他们的热情就变成了困惑，随后又变成了愤怒。艾登放弃了利德尔·哈特所准备的演讲稿中的所有批判性内容，没有提及英国政府对捷克斯洛伐克的背叛，也没有提及政府安抚希特勒的愚蠢行为。[26]相反，他就民族团结的必要性发表了“相当胆怯的总结”。听众越来越烦躁不安，讲台上，坐在艾登妻子旁边的利德尔·哈特担心大厅里听到的嘟囔和耳语很快就会变成嘘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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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奥莉特·博纳姆·卡特迅速行动，拯救了这个夜晚。她被派去做一个简短的致辞，感谢艾登的演讲，但她利用这个机会做了艾登应该做的事：对张伯伦的外交政策提出控诉。她热情洋溢的即席演讲“挽救了这一天”[27]。利德尔·哈特后来写道：“这是我听过的最精彩的演讲之一，它激起了冷漠的听众的热烈回应。”（又听了一次维奥莉特的反绥靖政策的讲话后，利奥·埃默里在日记中写道：“如果有这种雄辩的天赋，我可能早就当上首相了。”[28]）但是艾登显然被维奥莉特夫人的话弄得很狼狈，他后来给一位朋友写信说：“我认为，维奥莉特·博纳姆·卡特对首相的猛烈抨击，破坏了（我演讲）的效果。当然，就修辞而言，她的演讲很巧妙，但就政治而言，她这么做是不明智的，甚至让我感到有点气愤。”[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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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晚上，当维奥莉特夫人离开女王大厅时，她自己也想到了命运的讽刺。“一边是安东尼·艾登，一位广受信任和尊敬的领袖，大部分‘民众’都给了他一把他不愿拔出的剑。另一边是温斯顿，他有不屈不挠的勇气和无与伦比的口才，不知什么原因，却没能赢得民众的信任。即使在政府的批评者中，安东尼也被认为是‘值得尊敬的’，温斯顿则不然。”[30]她想知道艾登“不冷不热、不偏不倚的态度”是否反映了他想重新得到张伯伦的赏识和内阁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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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她是对的。艾登正在谋求一份工作。在针对慕尼黑事件的信任投票一周后，艾登告诉哈利法克斯勋爵，他“同意张伯伦在慕尼黑问题上90%的立场”[31]，当哈利法克斯告诉他，首相认为希特勒是一个没有吸引力的人物时，艾登完全同意张伯伦在慕尼黑问题上的立场。到与此同时，艾登急于保持自己作为绥靖政策批评者的声誉，这样一来，如果张伯伦的政府垮台，用维克多·戈登-伦诺克斯的话来说，艾登将会“为了党内领导权而漂亮地撒谎”[32]。这是一个高难度的杂耍表演，张伯伦很清楚这一点。他在给妹妹的信中讽刺道：“我们的安东尼，正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他非常希望我能把他拉出来。”[33]然而，尽管哈利法克斯要求建立一个民族团结政府，但张伯伦无意把艾登重新收归麾下。他说：“现在的内阁已经让我够烦的了。我希望我的政策得到更多的支持，或者至少那些被不断的怀疑所困扰的人（得到更多的支持），而不希望那些不相信我的政策的人得到更多的支持。因此，我认为你不希望看到内阁有任何重大的改组或重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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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一些反对政府的人仍然对温斯顿·丘吉尔持怀疑态度，但在慕尼黑事件之后，他也开始收到大量信件，其中许多是年轻人写给他的，恳求他领导一场运动，组建一个新的国家党、一届新的政府。康沃尔郡的商人、丘吉尔的支持者托马斯·霍拉宾（Thomas Horabin）写信给丘吉尔说，当他在彭赞斯的一个大型公众集会上说，丘吉尔是未来首相的唯一人选时，500多名群众跳起来鼓掌。霍拉宾宣称：“这个国家的普通民众强烈渴望果断的领导者，他们真诚地希望得知真实情况并正视它们。”[34]埃莉诺·拉思伯恩回应了这一观点，她给丘吉尔写信说：“人们对领导人的渴望非常强烈，甚至那些在政治上与你的观念相距甚远的人也认识到，只有你既充分认识到我国军事的危险地位，又相信应对侵略行为采取集体国际行动。请原谅我插嘴，但作为政党的支持者和局外人……我不禁担心，你和艾登先生的沉默会被人误解。”[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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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斯泰尔·福布斯（Alastair Forbes）[36]是剑桥大学的学生，也是丘吉尔的儿子伦道夫的朋友。在一封长达10页的信中，他敦促丘吉尔领导“反叛分子”与张伯伦的斗争，但他的措辞远没有这么客气。20岁的福布斯写道：“您是否认为政治家有权吞下您的信念和理想，直到更便于提出它们的那一天。您为什么要堕落到这种地步呢？……在这个时候消除您的政治良心的刺痛就是叛国。”[37]如果张伯伦继续留任，绥靖政策仍会继续，“这个国家的年轻人还有什么希望？什么是信仰？到底为什么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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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丘吉尔和艾登一样，拒绝接受指挥棒。他的一生都有抑郁的倾向，他又陷入慕尼黑事件的深深阴霾中。丘吉尔的侄子回忆道：“在查特韦尔，当沮丧的情绪压倒一切时，有些场合……他只能独自面对。”[38]当杂志编辑R.J.明尼（R. J. Minney）敦促他发起另一场全国巡回演讲，唤醒公众舆论时，丘吉尔答道，发表演讲“似乎没有产生丝毫效果”[39]。他在回复一名年轻律师写给他的信中说：“不善表达的广大选民在呼唤新的领导人和新的政党。在过去的两个月里，成百上千的人向我提出了同样的观点，但事实证明，组织和组建一个新政党的困难往往是不能克服的。”[40]哈罗德·麦克米伦是艾登集团中少数几个与这位老人保持密切联系的人之一，他担心丘吉尔“有可能重蹈自鸣得意的卡桑德拉（Cassandra）的覆辙”[41]。麦克米伦对休·道尔顿说，他担心丘吉尔会有这样的看法：“好吧，我已经尽力了。我已经做了所有演讲。没有人注意到，我所有的预言都成真了。我曾被政府公开冷落。我还能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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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吉尔不愿发起反对张伯伦的运动还有另一个原因：他和艾登一样，希望首相能邀请他加入内阁。尽管丘吉尔从未动摇过对绥靖政策的反对态度，但在过去的4年里，鲍德温或张伯伦似乎有可能让他进入他们的政府。在那段时间里，丘吉尔倾向于压制自己对政府的批评。“温斯顿不喜欢扮演独立评论家的角色。”维奥莉特·博纳姆·卡特说，“只有当他坐上权力的宝座时，他的想象力、精力和能力才能得到最好的发挥。”[42]因此，尽管丘吉尔继续在下议院发表声音洪亮的反绥靖政策演讲，但在慕尼黑事件之后的几个月里，他几乎拒绝了所有公开露面的请求，把大部分时间花在了查特韦尔，撰写他的《英语民族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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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历山大·卡多根在张伯伦和哈利法克斯领导的政府中，出任外交次大臣，在他漫长的一生即将结束时，他查阅了1939年前3个月的日记。他被自己的发现惊呆了。它们给人留下的印象是“一群业余爱好者在探讨无法解决的问题……我们自己的军事能力严重不足。希特勒以惊人的速度带来一连串的意外，我们被其裹挟前行”[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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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1月，《纽约时报》在头版发表了一篇关于英国防御的文章。文中总结称，几乎没有证据表明，“英国应对潜在敌人的准备比慕尼黑事件时更充分。但拥挤的人口中心仍然存在对空袭无防御能力的危险。如果德国的轰炸机群在伦敦上空狂轰滥炸，平民还不知道该做什么，也不知道该往哪里躲”[44]。成千上万的小型钢制避难所建于私人住宅的花园中，而数百万英国人既没有花园，也无法进入花园，更没有建造防空洞。慕尼黑危机期间分发的防毒面具在人们的壁橱里积满了灰尘，人们在公园和其他公共场所匆忙挖出的壕沟里积满了雨水，政府为了防止路人跌倒溺水，必须雇佣保安守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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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吉尔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张伯伦完全缺乏动力，他一点也不知道他应该为那些疏忽负责。”珍妮特·弗兰纳（Janet Flanner）在《纽约客》（The New Yorker）中评论道，英国人民迫切想知道，如果明年春天或秋天战争爆发怎么办，“从目前缺乏组织的情况来看，英国人的雨伞将是他们最好的防弹工具”[45]。她补充说，张伯伦政府“似乎处于清醒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人们发现自己在做梦——一场奔跑却没有目的地的噩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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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34年相对温和的重整军备运动开始，政府就把大部分资金用于皇家空军，到1939年初，已经建立了一些至关重要的雷达站，飞机的产量，特别是战斗机的产量大大增加，但数量仍远低于德国制造的飞机数量，英国皇家空军仍难以获得足够的装备和人员。B.H.李德尔·哈特（B.H. Liddell Hart）自己的报纸不愿发表他对英国防务缺陷的批评，他转向《旗帜晚报》撰文称，英国皇家空军的扩编计划一开始就不充分，且没有按计划实施。[46]慕尼黑事件之后不久，霍勒斯·威尔逊向英国航空大臣金斯利·伍德（Kingsley Wood）解释说，皇家空军不允许将其产量“提高到相当于德国估计产量的水平”[47]，因为德国会“把它当作表明我们已经决定立即破坏《慕尼黑协定》的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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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最被忽视的陆军服役问题，在慕尼黑事件之后关键的几个月里，张伯伦持续无视莱斯利·霍尔-贝利沙和利奥·埃默里等人的恳求，其中之一是增强少得可怜的部队规模，使至少6个正规师和26个本土防卫义勇军师可以得到适当装备。如果需要，可在战争爆发后8个月内将其送往欧洲大陆。到1939年初，经过4年的征兵，德国陆军拥有52个现役师和51个预备役师，总人数超过300万。[48]英国的正规军是欧洲国家所有军队中唯一没有征兵的，仍然只有大约18万人，另外还有13万本土防卫义勇军。[49]即使是这些人也急需足够的装备和训练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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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伯伦认为没有必要扩充军队，因为在他看来，永远不需要扩充军队。在1939年2月21日的下议院辩论中，首相重申了他的观点，即德国人“并不比我们更有侵略意图”[50]，而且“我们现在因为误会准备了这些毁灭性武器”。然而，不久之后，张伯伦终于屈服于内阁的压力，同意了一项计划，即在战争爆发时向欧洲大陆派遣4个正规师，并在未来几个月内派遣更多正规师。[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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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英国的经济部门基本上没有储备必要物资和原材料。以1939年1月为例，当时英国政府只储备了4个月的小麦和食糖，只比正常储备多了一个月的量。[52]当埃默里、霍尔-贝利沙、丘吉尔和其他人要求建立一个供应部，来动员英国工业加速生产战争物资时，张伯伦拒绝了这个提议。他宣称，将工业置于政府控制之下，会像以前一样干扰商业活动。一位前政府官员向艾登集团透露，首相反对建立供应部的真正原因是，他认为这“会激怒德国人”[53]。由于无人推动，英国的工厂继续蹒跚前行。1938年12月下旬，《纽约时报》记者费迪南德·库恩问一家大型军工厂的经理，他认为英国什么时候能为战争做好准备。那人答道：“给我们3年时间，我们就能准备好。”[54]库恩在《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中冷淡地指出：“如果希特勒再等3年，英国的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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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维尔·张伯伦坚信战争不会爆发，因此在1939年3月9日，他召集了几位政治记者到唐宁街，告诉他们自己希望在当年年底召开一次裁军会议。记者们不敢相信自己听到的话。张伯伦收到的报道和他们的报社收到的不一样吗？[55]希特勒正在动员军队接管整个捷克斯洛伐克。事实上，政府确实知道这些报道，但是首相和他的手下根本不相信这些消息。第二天，塞缪尔·霍尔爵士热情洋溢地谈论道，世界正在进入一个和平与繁荣的新“黄金时代”，这个时代将通过张伯伦、希特勒、墨索里尼和达拉第总统的合作而创造出来。5天后，也就是1939年3月15日，德军挺进布拉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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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德国占领捷克斯洛伐克，闷闷不乐的奇普斯·钱农在他的日记中写道，张伯伦的“绥靖政策彻底失败”[56]。希特勒用行动证明自己是个骗子。对震惊的英国公众来说，进一步和解的想法令他们深恶痛绝，甚至几天前还在支持政府绥靖政策的人的数量也在不断减少。一位名叫乔治·比德莫尔的年轻小说家若有所思地说：“我十分愤怒。这个国家的其他人也很愤怒，甚至可能比我更愤怒。我认为，暴君必须被制止。”[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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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伯伦仍然坚信希特勒最终会变得理智，起初他对国民舆论的巨大变化毫无头绪。他向内阁辩称，德国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占领在很大程度上是“象征性的”[58]，而政府对德意志帝国的基本政策应该保持不变。哈利法克斯勋爵告诉他，那不再是一个选择。外交大臣使张伯伦相信，他必须谴责希特勒的行为，这个国家再也无法容忍这种行为。甚至先前支持他政策的报社也说绥靖政策结束了。最终，在1939年3月17日伯明翰的一次演讲中，首相谴责了德军的占领行为，尽管他似乎对自己所遭受的个人羞辱比对一个半主权国家的毁灭感到更不安。“当然，”他厉声说道，“作为《慕尼黑协定》的联合签署人，如果希特勒先生认为这项协定应该被撤销，那就按照……所规定的那样去做吧。特此声明。”[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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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演讲已经不够了。公众要求政府采取行动，下议院对张伯伦的批评也是如此。3月29日，保守党“反叛分子”向首相发起了《纽约时报》称之为“公开挑战”[60]的行动，这是自慕尼黑辩论以来，他们第一次对政府提出强烈反对。一个由丘吉尔、埃默里、麦克米伦、布思比、卡特兰、艾登、劳、尼科尔森和克兰伯恩等30多名议员组成的团体提出了一项决议，要求成立一个新的全国性全党政府，动员全国人民应对可能发生的战争。尼科尔森写道：“我感觉张伯伦要么下台，要么彻底改变他的政策。”[61]哈利法克斯和其他张伯伦的顾问们担心，保守党“反叛分子”即将进行一场席卷全国的“叛乱”。外交大臣警告张伯伦，如果不立即采取行动，表明政府在反对德国侵略上是“认真的”[62]，那么政府将陷入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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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相对哈利法克斯警告的反应震惊了全国。1939年3月31日，他现身下议院，宣布英国现代史上最戏剧性的外交政策逆转之一。他宣称，如果波兰遭到入侵，英国将向其提供援助，波兰是德国的下一个目标。他说：“如果出现任何明显威胁波兰独立的行动，而且波兰政府……认为要全力抵抗，那么英王陛下的政府会感到有义务立即向波兰政府提供一切力所能及的支持。”首相还说，法国已经授权他代表法国做出同样的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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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任何一位英国首相来说，这一承诺都是了不起的，对于一位如此热心支持绥靖政策的首相来说更是如此。历史上，没有一届英国政府承诺，向中欧或东欧国家提供军事支持。更令人吃惊的是，张伯伦的新政策实际上向波兰让步了，波兰被认为在军事力量上比捷克斯洛伐克弱得多，英国也就有了是否参战的决定权。与拥有强大的山地防御工事和庞大军火库的捷克斯洛伐克不同，波兰实际上是赤裸裸地面对敌人，其东部和西部几乎没有天然屏障。更糟糕的是，由于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德国对波兰北部、西部和南部边境都构成了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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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伯伦违背了英国最高军事领导人的建议，做出了这一承诺，他们对此感到震惊，并强烈坚称英国没有履行这一承诺的能力。当霍尔-贝利沙问张伯伦是否可以向内阁其他成员传阅一份表达军方观点的文件时，张伯伦拒绝了。他说，那将“等于批评他的政策”[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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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表明自己是“认真的”，首相又做出了一个不假思索的决定，这个决定彻底改变了现有的政策。在向波兰做出承诺的前两天，霍尔-贝利沙宣布，英国地方自卫队将增加一倍以上士兵，另外再增加21万名士兵。[64]在与霍尔-贝利沙进行简短的谈话后，张伯伦决定扩大英国地方自卫队的规模，但他并没有就如此全面建议的实际意义征求军官们的意见。如果没有足够的装备来满足现有英国地方自卫队的需求，哪里可以找到装备、训练营和教官来满足数十万新志愿兵的需求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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