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碰巧，1939年夏天在伦敦英德两国还在进行其他谈判，如果这些谈判成功，用霍勒斯·威尔逊的话来说，确实会“使英国摆脱对波兰的承诺”[14]。和与波兰军方官员的谈判不同，英德谈判是绝密的。德克森大使警告德国外交部：“如果任何信息被泄露出去，将引发一场大丑闻，张伯伦可能会被迫辞职。”[15]不可否认，正在讨论的问题具有爆炸性：在英国人民和议会的支持下，威尔逊被授权试探德国是否有可能达成一项英德协定，该协定涉及两国间广泛的经济合作，包括为德国工业提供大量贷款。实际上，这是在贿赂希特勒，目的是说服他循规蹈矩，不要贸然与波兰开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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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这些谈判的德国官员是政府高级外贸专家赫尔穆特·沃尔西特博士（Dr. Helmut Wohlthat）。威尔逊向沃尔西特提出了一大堆条件：一项互不侵犯条约，根据该条约，英国和德国都将放弃单边侵略行动；一项裁军协议；解决归还德国在非洲的被《凡尔赛条约》剥夺的前殖民地的问题；承认德国在中欧和东欧的经济利益范围。[16]在与德克森的谈话中，威尔逊明确表示，在英国政府看来，缔结这样的英德协定将使英国对波兰的承诺失效。然而，英德谈判未能取得很大进展。事实上，谈判的消息确实被泄露给了英国媒体，在随之而来的公愤中，张伯伦政府悄悄终止了谈判，同时否认正在进行任何此类谈判。[17]然而，谈判流产导致一个严重的后果：他们使希特勒更加坚信，张伯伦无意为波兰而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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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关于张伯伦最新绥靖政策逐渐扩散的谣言以及不断出现的猜测，一些保守党“反叛分子”开始相信，张伯伦准备背叛波兰。一些“反叛分子”，如麦克米伦、布思比、卡特兰和劳，对较为温和的同事们表现出的胆怯而感到愤怒。随着1939年夏初波兰危机的加深，持不同政见者之间的分歧扩大，紧张局势偶尔会导致激烈的争论。哈罗德·尼科尔森指出，“迪克·劳希望我们立即开始战斗”[18]，即使这意味着“我们都可能失去席位”。他补充道，麦克米伦几个月来一直主张摆脱张伯伦，“他认为我们这些‘艾登派’太温和、太绅士了。我们应该大声要求张伯伦下台。历史上没有人犯过如此顽固而愚蠢的错误，我们却继续假装一切还好”[19]。在艾登集团的一次会议上，麦克米伦轻蔑地说：“如果张伯伦说黑人就是白人，保守党会为他的才华喝彩。如果一周后他说黑人就是黑人，他们会称赞他的现实主义。这样的奴性实属罕见。”[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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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科尔森本人也收到了鲍勃·布思比一封措辞尖刻的信，这封信指责他胆小懦弱。在令人动容的回复中，尼科尔森承认，好斗的精神对他来说不是天生的。尼科尔森在慕尼黑奥运会时表现出了相当大的勇气，但从那以后就不再直接批评政府了。他在书中写道：“事实是，像我这样的老家伙们能够歇斯底里地崇拜英雄主义，却不擅长持续战斗。我的同类是那些有文学气质的人，我跟他们一样，缺乏对战争的渴望……不管怎样，你的信都令我为之一振。”[21]就像冲动的布思比经常做的那样，他一寄出那封措辞激烈的信后就后悔了。布思比回复尼科尔森：“我从来没有怀疑过你的诚意，但我对你的态度总比你对自己的态度严肃得多……我对外交事务所知的一切，都是你教我的。总之，我真的佩服你……但不要忘记，这些人会背叛我们，我们应该警惕地监视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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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罗纳德·卡特兰对所有批评慕尼黑的议员提出了指控，包括他自己在内，因为他们没有大声疾呼、反复重申自己的反对意见。他在名为《前进》（Headway）的时事杂志上写道，他所要的是“一场革命”[22]，因为他不需要别的。在卡特兰的心目中，唯一能把英国从迫在眉睫的灾难中拯救出来的人就是温斯顿·丘吉尔。虽然仍是艾登集团的成员，但卡特兰早已放弃了前外交大臣。他在自己的选区里目睹了人们对丘吉尔日益高涨的热情：当这位老人应卡特兰的邀请参观位于伯明翰的奥斯汀飞机制造厂时，工人们报以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人们看到他都很激动。”卡特兰对姐姐说，“普通民众意识到，自1933年以来，丘吉尔说的每句话都是对的。那些身居高位的人说他完蛋了，我不相信。他在英国拥有的追随者，远远超出了英国议会的想象。”[23]麦克米伦和艾登集团的其他成员也转而效忠丘吉尔。而且，正如卡特兰指出的那样，这个国家的大部分地区也是如此。安东尼·艾登曾多次拒绝带头反对政府的绥靖政策，如今他彻底失去了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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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画报》（Sunday Pictorial）是少数几家自始至终反对绥靖政策的报纸之一。1939年4月，该报在头版刊登了一篇题为《为什么温斯顿·丘吉尔未入内阁？》（Why Isn’t Winston Churchill in the Cabinet）的报道，报社收到了2400多封回信，几乎所有写信的读者都认为丘吉尔应该进入政府内阁。该报的编辑休·库德利普（Hugh Cudlipp）告诉丘吉尔，这些信件流露出一边倒的情绪，那就是“别再奉承希特勒，我们需要一个不怕事的、坚强的人”[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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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到了《星期日画报》的报道，艾登集团的几位成员决定要求其他全国性报社发起一场运动，呼吁将丘吉尔、艾登、埃默里和库珀引入内阁。在希特勒接管捷克斯洛伐克之后，许多先前支持张伯伦的报社对政府提出了更严厉的批评，保守党中的“反叛分子”急于利用时下的这一变化。1939年6月底，麦克米伦、艾登、尼科尔森和其他几位持不同政见者拜访了《每日电讯报》的老板卡姆罗斯勋爵，请他发起这场运动。当他们进入《每日电讯报》的大楼时，尼科尔森不禁觉得好笑，他注意到“安东尼害怕被认出来，他戴着一顶黑色的大帽子，一直低着头”[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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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姆罗斯同意了“反叛分子”的要求，尽管他对艾登心存不小的怀疑。结果，当《每日电讯报》发表了一篇要求扩大内阁规模的社论时，只提到了丘吉尔。“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当人们谈到重建内阁时，首先想到的是让丘吉尔加入。”这位《每日电讯报》的负责人宣称，“（我）可以肯定的是，没有比这更能打动轴心国，使其相信，这个国家是要动真格的了。”[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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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电讯报》也加入了英国其他报纸的行列，包括《观察家报》《曼彻斯特卫报》《晚间新闻》《每日镜报》《每日邮报》和《新闻纪事报》。各大报纸一起敦促张伯伦把丘吉尔引入内阁。这是一次服务于政府的媒体对现政府不满情绪的明显流露。只有比弗布鲁克管理的报社和《泰晤士报》报社拒绝参加此项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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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一些出版物呼吁将艾登和埃默里也引入内阁。《图画邮报》指出：“埃默里先生拥有丰富的知识，当许多大臣疲惫不堪时，他还精力充沛。”[27]《曼彻斯特卫报》回应了这一观点：“无论从能力还是从执政经验来看，埃默里先生都足以代替内阁中任何一位疲惫的成员。为什么他接连被鲍德温勋爵和张伯伦先生忽视，这是一个政治谜团。”[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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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这场运动的核心人物并没有为战果增添任何光彩。丘吉尔仍然躲在查特韦尔，拒绝发表任何可能被解读为对张伯伦施压的言论或讲话。实际上，两个月前，丘吉尔曾要求在内阁任职。他告诉大卫·马杰森，他“强烈希望加入政府”[29]，说他可以与张伯伦“友好地”合作，并向首席党鞭保证他完全同意首相的新反绥靖政策。丘吉尔还在等着张伯伦的回音，他现在无意与张伯伦作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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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7月初的某一天，丘吉尔写了一份声明，将自己与代表他的媒体活动剥离开来。丘吉尔宣称：“我没有参与扩大国王陛下政府规模的运动，在这场运动中提到了我的名字。我觉得我有责任申明，我愿意遵从张伯伦先生和哈利法克斯勋爵所宣布的政策，在张伯伦的政府工作。”[30]然而，他重新考虑了这份声明，决定不发表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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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即使他公开发表了这份声明，也几乎可以肯定，不会有什么好处。张伯伦被支持丘吉尔的运动激怒了，他确信这是媒体大亨们与保守党“反叛分子”联合策划的阴谋。对于这位首相，《时代》杂志评论道：“没有什么比要求丘吉尔先生加入内阁更能违背张伯伦的意愿了……在议会里，他最不喜欢的人恐怕就是丘吉尔先生了。”[31]张伯伦相信，他已经向波兰提供了担保，对自己的对手做出了足够的让步。他对同僚说，丘吉尔进入内阁将是“向柏林公开宣战的信号”[32]。张伯伦拒绝了报纸的呼吁，就像他对最近一项民意调查毫不在意一样。该项调查显示，60%的英国民众希望丘吉尔进入内阁。既然在下议院拥有多数席位，张伯伦为什么要担心与丘吉尔有关的公众舆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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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妮特·弗兰纳在《纽约客》中写道：“人们普遍认为，在现代议会时代，英国议会和国家从未如此分离，几乎没有机会聚在一起，也没有机会摆脱彼此。”[33]英国颇具影响力的舆情杂志《当代评论》（Contemporary Review）称：“张伯伦一直在抵制并将继续抵制（扩大内阁），因为他知道这将意味着他个人独裁的终结……值得注意的是，他继续像现在这样控制保守党势力，但他对各种事件都冷酷无情，以狭隘的党徒式算计既不看也不承认事实。他认为在他的领导下什么事都没出过错……这似乎已经催眠了一部分人，使他们相信事实一定如此。”[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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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张伯伦的顽强抵抗，代表丘吉尔的媒体攻势逐渐消失。但首相对批评者的愤怒丝毫未减。“首相受不了任何批评，哪怕是最轻微的……” 哈罗德·尼科尔森在1939年7月底的日记中写道，“他一直辩称，最无足轻重的询问都是对他的侮辱。”[35]当英国驻巴黎大使告诉张伯伦，达拉第想让法国议会暂停两年的时候，首相回答说，暂停议会的想法“让我垂涎三尺”[36]。他没有权力让下议院停摆两年，但从1939年8月2日开始，他确实度过了两个月传统的暑假，这一举动促使罗纳德·卡特兰在报纸头条上谴责张伯伦是独裁者。当丘吉尔意识到张伯伦无意让他进入内阁时，便不再沉默，开始对首相决定在夏季关闭议会的决定发起了愤怒的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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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议院一关闭，张伯伦就前往苏格兰钓鱼，哈利法克斯则休会回他的故乡约克郡。政府的其他成员分散到他们最喜欢的度假地。如果战争爆发，英国远征军第三师的指挥官将前往法国，但他整个夏天都在爱尔兰钓鲑鱼，而没有为战斗做准备。与此同时，丘吉尔与爱德华·斯皮尔斯一起视察了法国的马其诺防线。虽然两人都对法国的防御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斯皮尔斯，这位在一战结束时领导英国驻巴黎军事任务的前准将，对德国跨越边境修建的防御工事表示了担忧。“一年前，德国面对法国毫无防御，”他写道，“现在他们有了西墙，这是一面可怕的屏障。”[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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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在索尔兹伯里平原，罗纳德·卡特兰正在伍斯特郡和牛津郡的义勇骑兵队接受训练。他知道没有医生会批准他服兵役，所以两年前他利用关系，在没有进行体检的情况下设法进入英国地方自卫队。卡特兰18岁时，一个朋友在猎鹧鸪时不小心射中了他的腿，伤口愈合得不好，这给他带来了很大的麻烦。但当卡特兰的母亲对他是否适合服役表示担忧时，他答道，英国迟早会陷入战争，“他不能让其他年轻人为他战斗”[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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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地方自卫队展开训练，其他英国人则开始过暑假，希特勒对波兰的谩骂变得更加尖锐。他咆哮道，波兰人扰乱了欧洲的和平，波兰人威胁要入侵德国。接着，1939年8月23日，德国和苏联领导人引爆了一枚外交炸弹，宣布两国签署互不侵犯条约。这项非同寻常的条约达成的消息震惊了世界各国政府，但对英国来说，这是一个特别惊人的打击。几个月来，他们一直在与苏联进行断断续续的会谈，讨论建立保护波兰联盟的可能性。英国对波兰的承诺使斯大林处于有利的谈判地位，而且，在两个对服务出价的国家中，德国的出价要高得多。英国人能给苏联提供的最多就是为保卫苏联古老的敌人波兰而与德国开战。相比之下，希特勒给了苏联一个置身事外的机会。苏联和德国同意，如果对方对第三方开战，彼此都将保持中立。更好的做法是，希特勒秘密地让斯大林控制波兰的东半部以及芬兰、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以换取苏联的中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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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消息公之于众时，没有人能够否认欧洲即将陷入战争，包括内维尔·张伯伦在内。首相采取了若干惊慌失措、孤注一掷的举措来避免这种情况。美国驻英国大使约瑟夫·P.肯尼迪（Joseph P.Kennedy）在1939年8月下旬告知美国国务院，英国政府希望罗斯福政府“向波兰施压”[39]，迫使其向希特勒做出让步。约瑟夫·P.肯尼迪向副国务卿萨姆纳·威尔斯报告说，张伯伦和他的部下“认为，鉴于他们的职责，他们不能做类似的事情，但我们可以”[40]。罗斯福断然拒绝了这个提议。美国国务院欧洲事务司司长杰伊·皮尔庞特·莫法特在日记中轻蔑地写道：“正如我们在这里看到的，这仅仅意味着（英国人）希望我们承担起新慕尼黑事件的责任，为他们干脏活儿。”[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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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议院成员被召回，所有军官和外交部工作人员也被召回。舰队奉命各就各位，海、陆、空军预备役人员也被征召入伍。地下防空洞建设加快，公园里有了更多的战壕。在白金汉宫外，哨兵们的小木屋被圆锥形的钢结构所取代，看起来就像带门的巨大铃铛。沙袋堆积在王宫和其他政府建筑周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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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议院于1939年8月24日召开会议时，匆忙地通过了一项法案，授予政府史无前例的紧急权力，并批准了其他一些与战争相关的法案。议员们严肃地听取了这场就事论事的辩论，没有表现出8月2日会议时的情绪。“不知何故，当一个人想到未来时，那一幕就不真实了。”卡特兰后来写道，“人们听到的话并没有反映出战争的恐怖。这些演讲似乎与画面格格不入，以至人们的想象如此容易和可怕地被唤起。”[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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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晚上，当卡特兰回到家时，他看到数以百计的预备役军人在奔赴部队的路上。他知道，过不了几天，他很可能就会成为他们中的一员。对这位年轻的下议院议员来说，这个消息是一种快乐而不是焦虑的源泉。“这是一个测试，”他告诉姐姐，“现在是时候了。”[43]他和他那一代人必须证明自己，就像他们的父辈在法国战壕中所做的那样。他在议会中感到如此沮丧和无能为力，而他现在可以“开始过充实的生活”了。正如他母亲曾经教导他的那样，卡特兰将“从（他）父亲停止的地方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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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Basil Liddell Hart，The Liddell Hart Memoirs，Vol. 2，New York：Putnam，1966，p.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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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Basil Liddell Hart，The Liddell Hart Memoirs，Vol. 2，New York：Putnam，1966，p.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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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William Manchester，The Last Lion：Winston Spencer Churchill：Alone，1932-1940，New York：Dell，1988，p.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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