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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暗时刻的反抗:辅佐丘吉尔并拯救英国的年轻人 第十二章 “为英国发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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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9月1日清晨,整个英格兰南部异常温暖,几乎没有一丝风。在西辛赫斯特吃过早餐后,哈罗德·尼科尔森坐在屋外的躺椅上享受阳光。他把躺椅放在门边,这样就能听见电话铃响。他躺下才几分钟,一直在听收音机的维塔·萨克维尔-韦斯特就从书房里出来,快步朝他走去。“已经开始了!”[1]她喊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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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博格诺海边别墅的附近,达夫·库珀打了一场早场高尔夫,试图让自己的思绪远离战争的喧嚣。[2]但这不管用,库珀后来说,这是他打过的最糟糕的一场高尔夫。后来,他走进会所,和两个坐在酒吧的熟人喝了一杯。他们聊了一会儿赛马,其中一个人转向库珀,漫不经心地说:“希特勒今天早上从波兰出发了。”然后,他又转向另一个同伴,继续谈论关于赛马的话题。库珀后来写道:“我就是这样听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爆发的消息。”[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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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纳德·卡特兰和母亲在利特尔伍德度周末。[4]利特尔伍德是卡特兰夫人在伍斯特郡马尔文山附近的一座16世纪小木屋。早餐后,母亲来找罗纳德,带来了德国国防军已入侵波兰的消息。她还通过无线电听到,议会将于当晚6点召开会议。卡特兰匆忙换了衣服,跳上他那辆二手的奥斯汀-库珀汽车,直奔伦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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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议员们返回首都的时候,伦敦的孩子们正如洪水般逃离这座城市。成千上万的年轻人,连同他们的父母和老师,挤满了伦敦火车站的月台,正等待着火车把他们带到乡下,他们认为这样做是安全的。政府几个月来一直计划在1939年9月1日进行疏散——这本来是一次疏散演习——但当孩子们到达车站时,报摊上的标语牌上写着“波兰遭到入侵!”父母们知道这不是演习。少量的疏散人员把名牌别在衣服上或系在脖子上,戴上防毒面具。有些孩子以为这是一次大冒险,在月台上跑来跑去,兴奋地喊着。有些孩子则害怕地抓住母亲的手。火车开出时,他们从车窗里探出身子,向哭泣的父母挥手告别。成年人没有被告知孩子们要去哪里,什么时候能再见到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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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下午3点,巨大的银色阻塞气球懒洋洋地飘浮在伦敦上空,用来防御低空飞行的敌机。军用卡车沿街隆隆驶过,往政府大楼前运送士兵。唐宁街狭窄的死胡同里挤了数百人。人群被戴着钢盔的警察挡住了去路,人们看着大臣们从唐宁街10号进进出出,他们正在与首相进行磋商。一辆载着乔治六世的汽车停下,随即响起一阵激动的沙沙声和新闻摄影师闪光灯的噼啪声。当温斯顿·丘吉尔在下午晚些时候抵达时,也发生了同样的事情。他被张伯伦召见,张伯伦意识到,如果想留在政府,他最终将不得不屈服于压力,接纳他最讨厌的政治敌人。丘吉尔欣然接受了张伯伦的提议,在新的战争内阁(War Cabinet,也称战时内阁)中任大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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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下山,影子变长,议会广场上聚集了大批群众,观看议员们匆忙进入威斯敏斯特宫,那里已经被沙袋围了起来。英国议会大厦已经全面实行灯火管制,大厅和走廊里仅有的光亮来自小型电灯,它们在马赛克的地面上投下一抹蓝光。哈罗德·尼科尔森发现,从昏暗的议员大厅进入下议院,这个通常让他想起“昏暗的水族馆”的房间“相比之下过于花哨了”[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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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下午6点,议员长凳和旁听席上都挤满了人,房间里充满了高亢的谈话声。波兰大使坐在前排著名的旁听席上,这是为希望听审判过程的公众保留的座位。就在几小时之前,华沙向外交部传达了一个信息:“波兰政府决心捍卫自己的独立和荣誉,直到最后一刻,并深信根据现行条约,将在这场斗争中得到盟国即时的援助。”[6]就像这个狭小而闷热的大厅里的其他人一样,爱德华·拉齐恩斯基伯爵(Count Edward Raczyński)确信,几分钟内,张伯伦就会宣布英国和德国之间进入战争状态。毕竟,英国与波兰的条约再清楚不过了:英国将“立即”向被围困的波兰提供“一切力所能及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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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点刚过,张伯伦和工党副领袖亚瑟·格林伍德一起进入议院,现场响起了一片欢呼声。首相在政府的前排长凳上就座,然后几乎是立刻起身发言。他情绪激动地告诉下议院,应该立刻采取行动,而不是发表演讲。除非他得到德国的保证,德国停止入侵并从波兰撤军,否则英国就会履行对这个不幸国家的义务。一种比之前有所减弱的欢呼回应了他的声明。议员们迷惑地面面相觑。张伯伦承诺的行动在哪里?毕竟,他只发表了一次演讲——这是“漂亮的言辞”[7],在爱德华·斯皮尔斯看来,“显而易见的事实是,依据我们与波兰的条约,我们现在就应该援助它”。一些议员扫了丘吉尔一眼,想知道他是否会回应。但丘吉尔仍然坐着,闷闷不乐,一言不发。他刚刚接受了一个内阁职位,在他看来,这意味着他不能再公开质疑或批评张伯伦领导的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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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没有人反驳首相,下议院晚上休会了。议员们还在进行非正式辩论,他们分散到附近的俱乐部和餐馆,争论在上帝的名义下到底发生了什么。丘吉尔与达夫·库珀、戴安娜·库珀和其他几个人在萨沃伊烧烤店共进晚餐,大家一致认为政府有必要在第二天宣战。聚会结束后,库珀夫妇走进了刚刚停电的伦敦的那一片陌生的黑暗中。此时,威斯敏斯特公爵也要离开萨沃伊,邀请库珀夫妇搭他的车。他们一跨进公爵的劳斯莱斯,公爵就开始了一场恶毒的、反犹太主义的长篇大论,大吼着萨沃伊是如何被犹太人侵扰的。库珀沉默了片刻。但是当威斯敏斯特宣布他很高兴英国还没有开战,希特勒必须知道“毕竟,我们是他最好的朋友”[8]时,库珀再也不能保持沉默了。“我希望,”他厉声回答,“到明天他就会知道,我们是他最不可调和、最残酷无情的敌人。”在接下来的短暂旅程中,剩下的时间只有一片寂静。第二天,有人告诉库珀,公爵在伦敦四处散播说:“如果发生战争,那完全是犹太人和达夫·库珀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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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9月2日,星期六,天气比前一天还要暖和。伦敦天气炎热、气象沉闷,乌云密布。显然,在这一天结束之前,暴风雨就会来临。整个城市给人一种不安的感觉——等待暴风雨和战争的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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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道和公园都很安静,没有孩子们在夏末周末玩耍时的笑语喧哗。孩子们不见了,伦敦的其他宝贝也不见了。加冕宝座和14世纪珍贵的手稿《王室典籍》(Liber Regalis)已从威斯敏斯特教堂被转移。皮卡迪利广场上,爱神厄洛斯的著名雕像盘旋在喷泉上空,他的箭不再瞄准围着街心转盘飞驰而过的车辆。[9]它被转移到安全的地方,Long Room at Lord’s里珍贵的板球纪念品也是如此。那天下午,哈罗德·尼科尔森参观了国家美术馆,结果发现那里的画也不见了。他若有所思地说:“这是一种奇怪的效果,大画框挂着,标签还在,但没有画。所有的画布都被取走了。”[10]为了安全,人们将它们保存在威尔士的博物馆和乡村住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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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尼科尔森到下议院参加一个罕见的周六会议时,他被带到了14号房间,在那里,他发现下议院的工作人员正在认真地向一群议员下达指令,告诉他们一旦伦敦遭到猛烈空袭,他们应该如何撤离。为此,他们已经制订了一个周密的计划。房间里有印刷好的手提行李和个人行李标签,还有一个收集议员行李的地方。下议院的工作人员拒绝透露新议会的地址,但传闻目的地是埃文河畔的斯特拉特福。当尼科尔森走进房间时,有人递给他一张通行证,军士在上面盖了戳。达夫·库珀也刚进来,他哼了一声,把通行证撕成了碎片。[11]不管炸弹是否落下,他都不会离开伦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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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波兰,“炸弹雨”已经下了超过24个小时。德国空军的俯冲式轰炸机和战斗机正在轰炸与扫射机场、城镇、桥梁和道路,这些地方挤满了在加入部队途中的波兰预备役士兵。与此同时,近200万德国军队从北部、南部和西部向波兰境内发起猛攻,数百辆装甲坦克在波兰乡间横冲直撞。波兰人英勇抵抗,但他们的陆军和空军兵力严重不足,装备简陋,波兰已经输掉了所有的前线战役。混乱仍在蔓延,波兰的两个西方盟友仍然没有任何提供援助的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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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沙要求援助的呼声越来越强烈。然而,在外交部,哈利法克斯勋爵告诉拉齐恩斯基伯爵,英国还没有决定该做什么。波兰参议院已经开了一整天会,议员们发表了勇敢的演讲,拉齐恩斯基后来告诉休·道尔顿:“但有一点人们没有注意到。没有一个发言人觉得能够提到我们的盟友。”[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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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威斯敏斯特附近的顶层公寓里,温斯顿·丘吉尔“像笼中的狮子”[13]一样在房间里踱来踱去,等待着唐宁街10号的电话。这个电话将会确定他的内阁职位,却一直没有打来。有一次,丘吉尔打电话给拉齐恩斯基,拉齐恩斯基对他说,尽管英国和法国有条约义务,但仍然没有决定采取行动。丘吉尔慢条斯理地说:“我希望……我希望英国能坚持……”[14]就在这时,他的声音停顿了,丘吉尔哭了。“他听起来既焦虑又羞耻。”[15]波兰大使后来回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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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吉尔也非常生气。在与拉齐恩斯基交谈之后,他给法国大使查尔斯·科尔宾(Charles Corbin)打了个电话。丘吉尔对他说,如果法国像对待捷克斯洛伐克那样对待波兰,那么他作为法国人的密友,将对法国的命运漠不关心。科尔宾声称,援助波兰的延误是由于“技术难题”[16],对此丘吉尔大呼:“该死的技术难题!我想,如果一枚德国炸弹落在一个波兰人的头上,你会称之为技术难题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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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下午3点,丘吉尔还没有接到张伯伦的电话,便与下议院的同僚们会合。围绕一系列战争相关法案的辩论持续了几个小时,议员们焦急地等待首相的消息。一些人聚集在议员休息室的新闻播报处,查看有关波兰平民伤亡的最新报道。其他人聚集在吸烟室里,喝了一杯又一杯酒。(“议员们的酒量太惊人了!”一名当天去过吸烟室的内阁大臣说。[17])议员们谈话的声音越来越大。什么原因导致了政府宣战的延误?张伯伦试图在最后一刻达成和平协议吗?这是不可能的。英国不能退缩。《纽约时报》的一名记者当天写道,议会议员和其他英国人“已经处于战争状态”[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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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尔特·埃利奥特给了巴菲·达格代尔一张议员旁听席的票。当鲍勃·布思比招呼她出去喝一杯时,达格代尔正在观看下午那场混乱的辩论。布思比告诉她,丘吉尔已被邀请加入内阁,但除非其他保守党的“反叛分子”也加入内阁,否则他接受邀请将是愚蠢的。达格代尔在日记中写道:“鲍勃说,在这种情况下,(丘吉尔)永远都不可能获胜,他只会因为保卫政府而毁掉自己的价值。”[19]达格代尔和布思比一致认为:“英国的荣誉正在我们眼前消失。从德国开始入侵波兰到现在已经36个小时了,英国还没有兑现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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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不是唯一对祖国的国家完整性正在消失感到愤怒和绝望的人。爱德华·斯皮尔斯后来写道:“我从未见过下议院议员像那天下午那样,激情四射,他们深深地打动了我。即使是对政府最不加批判的支持者,也开始意识到,我们作为集体守护者所守护的大不列颠的荣誉岌岌可危。”[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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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鞭们传话说张伯伦将在下午6点发言。议员们挤进会议室,内阁大臣们坐在前排长凳上,旁听席很快坐满了人。6点前,议长从椅子上站起来,宣布会议还会有一个短暂的延迟。大臣们鱼贯而出,房间里空无一人,吸烟室里又一次挤满了人。在雪茄和香烟的烟雾中,谈话越来越激烈,喧闹声中偶尔夹杂愤怒的吼声。最后,7点半,钟声响彻整个下议院。有些议员在下午和晚上喝了几杯威士忌,冲回会议室,期待首相宣战。用哈罗德·尼科尔森的话说,“会议室就像一个等待陪审团裁决的法庭”[21]。紧张的气氛笼罩在空气中。当张伯伦和格林伍德在7点42分大步走进房间时,房间里响起了喊声和欢呼声。首相在发言席前坐下,他的声音听起来又粗又哑,好像感冒了。他首先叙述了当天发生的事:英国与法国领导人的会谈、英国要求德国从波兰撤军的强硬态度,以及德国没有做出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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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当张伯伦喋喋不休时,议员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德国还没有收到英国的最后通牒。事实上,他们真的听到了吗?首相正在谈论由墨索里尼充当中间人,与德意志帝国展开进一步谈判的可能性。张伯伦说,德国对英国的照会反应迟缓,可能是由于“考虑了意大利政府提出的一项建议”[22]。长期以来,首相一直坚持和平的理念,他似乎希望和平仍能出现,就像魔术表演时,从帽子里变出来兔子一样。他继续陈述枯燥的事实,没有提到在他讲话的时候,死亡和毁灭继续降临波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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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伯伦讲完话,坐了下来,全场鸦雀无声。就连他最坚定的支持者也不敢回应一句:“是啊,是啊!”[23]两名保守党后座议员突然离开他们的座位,跑到议员盥洗室呕吐。[24]达夫·库珀和利奥·埃默里等人的脸都因愤怒而涨得通红。“可怜的波兰人被轰炸和屠杀了整整两天,我们仍在考虑,应在什么期限内请希特勒告诉我们他是否愿意放弃猎物!”埃默里后来写道,“这一切是否预示着另一个慕尼黑事件呢?”[25]意识到民众的愤怒情绪日益高涨,大卫·马杰森向他的副手们发出信号,要求他们为可能发生的暴力事件做好准备。[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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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亚瑟·格林伍德站起身,代表反对党做出回应。作为工党在下议院的副主席,瘦高的格林伍德将代替克莱门特·艾德礼发言,克莱门特刚做完前列腺手术,正在康复中。温和、单调的北方口音和陈词滥调是格林伍德的标志,即使在他表现最好的时候,也不以擅长演讲著称。这显然不是他表现最好的时候。格林伍德走进会议室,准备为首相终于宣战而鼓掌,而事情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化,他没有准备好可以依据的讲稿。格林伍德还以酗酒著称,和许多同僚一样,在首相出现之前,他在吸烟室里已经喝了几杯威士忌。当他站起来,把手放在面前的发言箱上,透过眼镜看着张伯伦的时候,身子似乎有些摇晃。[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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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格林伍德面对首相时,他身后的工党议员们爆发出一阵欢呼声,令人吃惊的是,随后保守党议员们又发出了一阵欢呼声。格林伍德惊奇地瞥了保守党一眼。然后,他慢慢地犹豫着开始发言。他说:“我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发表讲话,没有机会思考我应该说什么,我所说的是我此刻的心声。”[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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