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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奥·埃默里坐在角落里，满腔怒火。内维尔·张伯伦正在把国家和人民珍视的每一项原则撕成碎片，而本应保护这些原则的议会却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来阻止他！见鬼去吧，格林伍德只代表他自己和工党说话！埃默里迅速站了起来，喊道：“为英国发声，亚瑟！”[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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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默里的喊声震惊了全场。张伯伦的头猛然一转，凝视着昔日的盟友兼朋友。[30]与此同时，格林伍德按埃默里的要求做了。“我深感不安，”他说，“38小时前发生了一起侵略行为。这种侵略行为发生的那一刻，现代最重要的条约之一就自动生效了……我想知道，在英国及其所代表的一切——以及人类文明——都处于危险之中的时候，我们还准备摇摆多久。现在每一分钟的拖延都意味着生命的消逝，危及我们的国家利益……”[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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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下议院的另一边，鲍勃·布思比不赞成这样的措辞，这不仅仅是国家利益受到威胁。“还有我们的荣誉！”[32]他冲着格林伍德喊道。工党副主席怒视布思比，厉声说道：“让我说完，我想说的是，这将危及我们国家荣誉的根基。”[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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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那天晚上格林伍德没展现出好口才，但他还是设法用语言表达了同僚们的心声。每个人都认为这是他一生中最伟大的演讲。爱德华·斯皮尔斯说：“这篇演讲照亮了他的职业生涯，证明了他整个人生是有意义的。这并不具有戏剧性，虽然有戏剧在上演，我们都生活在其中，我们和数百万人的命运取决于人们在那个小房间里做出的决定。”[34]当格林伍德坐下来的时候，房子的两边都爆发出欢呼和感谢声。“气氛变得紧张起来，”哈罗德·尼科尔森说，“从那时起，首相最忠实的支持者就开始发自肺腑地为他的对手欢呼。前面凳子上坐着的人，看上去就像被人打了脸……首相现在一定知道了，整个议会的人都反对他。”[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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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一刻，内维尔·张伯伦和他的政府已经疏远了议会里几乎所有的人，很可能被推翻。他的绥靖政策已成一纸空文，看来他可能要撕毁与波兰的条约。可以想象，来自他所在政党知名人士的谴责可能会引发一场关于信任投票的呼吁。如果真是这样，在休·道尔顿和其他人看来，“张伯伦领导的政府……就会被推翻”[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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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坐在长椅上和走廊里的人，包括维奥莉特·博纳姆·卡特，又一次满怀期待地看着丘吉尔。“温斯顿……本可以用人类和天使的语言为英国发声的，”维奥莉特夫人说，“这当然是属于他的时刻。”[37]但是丘吉尔没有动。他后来告诉朋友，他非常想在下议院发表演说，但他仍然觉得接受内阁职位是一种束缚，尽管张伯伦在提出第一份工作邀请后就对他置之不理。虽然达夫·库珀和其他几位持不同政见者早些时候发表了演讲，但艾登仍然坐着没动。没有其他人站起来，时间和机会就这样消失了。马杰森很快提出：“下议院现在休会。”正如巴菲·达格代尔所指出的：“我听到了熟悉的声音，看到了熟悉的身影。在过去的五年里，每天晚上马杰森都说同样的话，一切都是习惯使然。”[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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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8点09分，会议开始大约25分钟后，马杰森的动议获得通过，议员们涌向大厅，他们压抑已久的愤怒和沮丧情绪得到释放。“之前所有对慕尼黑事件的愤怒以及对张伯伦的怨恨又一次表现出来。”[39]仍然是张伯伦的忠实拥护者的奇普斯·钱农评论道。但愤怒不再专属于保守党“反叛分子”。正如尼科尔森指出的那样，它甚至感染了首相最坚定的支持者。后来，当钱农走近马杰森并请求他做些什么的时候，首席党鞭耸了耸肩。“一定是战争，奇普斯，老伙计，”他慢吞吞地说，“没有别的出路了。”[40]在首相办公室，马杰森用“最强烈的语言”[41]对张伯伦说了同样的话。除非他第二天宣战，否则议会就会反对他。他自己的内阁成员也处于“叛变”的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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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议员们离开议会时，正赶上大雨倾盆、雷声隆隆。室外和室内都下起了暴雨。那天深夜，暴雨仍在下，布思比、库珀、艾登、邓肯·桑兹和布兰登·布拉肯聚集在莫佩斯大厦丘吉尔的公寓里，公寓的窗户都被遮光的窗帘挡住了。多年后，戴安娜·库珀对这次会面做了一个生动而准确的描述：“当时，空气中弥漫着‘阴谋’的味道……整片天都在燃烧，仿佛引燃了某种东西，布鲁图斯和其他人在夜里密谋着什么。”[42]布思比是主谋。[43]他认为，张伯伦的失败主义政府背叛了英国及其荣誉。怎么能让它继续存在呢？大多数保守党人准备起义。温斯顿已经有能力第二天去下议院，把张伯伦踢走，代替他的位置。在任何情况下，丘吉尔都不应该接受内阁的职位。如果这么做了，他就救了首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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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令同僚们失望的是，丘吉尔坚决拒绝听从布思比的建议。他已经向张伯伦保证过，他觉得自己已经是政府的一员了，所以不会做任何事来推翻它。在激烈的争论中，丘吉尔接到了白厅打来的电话。他接完电话，回来后告诉大家，第二天中午下议院开会时，英国将处于战争状态。张伯伦将在议会开会前向全国发表广播讲话。原来，当天早些时候投票支持英国宣战的内阁成员，在下议院大崩盘以后会见了张伯伦和哈利法克斯，并要求张伯伦和外交大臣立即采取行动。首相和外交大臣终于让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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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到这个消息，讨论就结束了，那些筋疲力尽的潜在“阴谋家”都回家去了。但他们不想冒任何风险。桑兹在波兰大使馆停下来，看了看拉齐恩斯基伯爵。他告诉大使：“他，丘吉尔，还有他们的朋友不会让步，波兰不仅可以指望工党道义上的支持，还可以指望大部分保守党人。如果张伯伦再软弱表现，他就会被赶下台。”[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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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9月3日，周日上午11点刚过，外交部条约司司长罗伯特·邓巴（Robert Dunbar）离开办公室，走下楼梯，从侧门走出，手里拿着一份白色的硬纸文件。[45]他穿过皇家骑兵卫队阅兵场，向位于几个街区外卡尔顿联排的德国大使馆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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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一个美丽的早晨。暴风雨已经停了，空气变得清新。当邓巴路过购物中心时，他发现几乎没有其他伦敦人在街上享受夏末的阳光。大多数人待在教堂或家里，等着能让他们的生活天翻地覆的消息。几分钟后，邓巴到了大使馆，那是3间坐落在圣詹姆斯公园边上的摄政时期风格的城镇房屋。外面站着两名戴着锡帽的英国警察，肩上挂着防毒面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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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门后，邓巴基本没有关注大使馆宏伟的新古典主义室内设计，这是几年前由希特勒最喜欢的建筑师阿尔伯特·斯皮尔（Albert Speer）设计的。他立即前往西奥多·科特的办公室。两人互致问候，然后邓巴把文件交给了科特。信上有哈利法克斯勋爵的签名，内容很简单：今日上午11点，英国与德国开战。两位外交官握了握手，邓巴向科特道别。他不得不提醒自己不要再补一句“祝你好运”[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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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早上早些时候，就在圣詹姆斯公园对面，大多数保守党“反叛分子”聚集在罗纳德·特里的家中，收听张伯伦的广播。丘吉尔的两个追随者——布思比和桑兹，第一次加入艾登集团。虽然布思比和麦克米伦之间的关系仍然很尴尬，但已经有所缓和，在过去的几个月里，两人开始合作，试图推翻张伯伦政府。“反叛分子”们站在长长的、散发着花香的客厅里，随意地交谈着，阳光透过高高的窗户射进来，照得吊灯上的水晶吊坠闪闪发光。其中一人指出，《星期日泰晤士报》没有提到前一天晚上议会里的骚乱。[47]显然，保守党高层想表现得好像这件事从未发生过一样。会议结束后不久，有人看到张伯伦和马杰森在一起。他说，马杰森“脸色发紫”[48]，而张伯伦“面色苍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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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德华·斯皮尔斯站在窗前，目不转睛地望着窗外葱郁的公园，没有注意到这番话，他决心在战争爆发前尽可能地欣赏伦敦的美景。“我对我们所做的一切并不感到后悔，”他后来回忆道，“但在那一刻，我不想错过一缕阳光、一抹色彩……我太贪恋树木和美好的天气了，无法回身望向友人们分散而处的那个房间。”[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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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议员打开他的大金怀表，把它放在桌子上。[50]手表嘀嗒嘀嗒地走了几分钟，特里突然想起家里没有无线电设备，于是大家疯狂地争着去找。特里的一个女仆听到一阵骚动，跑来说自己房间里有一个，大家让她赶紧去拿。就在11点15分，首相开始他的演讲时，无线电已经被调好并打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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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伯伦说：“我现在在唐宁街10号的内阁会议室里向你们发表讲话。”随后，科尔特收到了一份措辞严厉的声明：德国未能对英国要求其从波兰撤军的最后通牒做出回应，“因此，这个国家与德国处于战争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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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特里家的议员们一样，在9月那个明媚的早晨，数以百万计的英国人聚集在他们的无线电设备周围，静悄悄地听着首相的开战宣言。利兹市的一名年轻女子听到这句决定命运的话时，瘫倒在丈夫身上，“晕过去一两分钟”[51]。在伦敦，作家维拉·布里顿（Vera Brittain）一边听广播一边啜泣，脑子里一直想着她的未婚夫和弟弟，他们都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丧生的。[52]玛格丽·阿林厄姆听到这个消息时，有“一种令人窒息的感觉，夹杂着解脱和无法忍受的悲伤”[53]。“好吧，它来了。”她想，“这就是我们的理念引领的方向……这就是当你看到可怕的事情发生时不去干涉的结果，即使那不是你的事。这毕竟是我们的命运。”[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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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广播公司的一名播音员在节目中与首相坐在一起，他认为首相看上去“憔悴、沮丧、苍老”[55]。当张伯伦告诉他的同胞，战争终究是无法避免的，这是他深切的悲痛时，他颤抖的声音传达出沮丧的情绪。他说：“你可以想象，我为争取和平而做的长期努力都失败了，这对我是多么沉重的打击。”[56]在罗纳德·特里的房子里，保守党的“反叛分子”们面面相觑。张伯伦此刻应该号召全国人民去战斗，而不是沉溺于自怜。当然，有比他自己的失败更重要的事情要考虑。“张伯伦的痛恨自己失败的言论……让我们震惊了，”哈罗德·尼科尔森在日记中写道，“我们觉得……他不可能带领我们投入一场伟大的战争。”[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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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相结束广播30分钟后，按计划他将在下议院发表讲话。特里家的几位议员决定趁着这美好的天气，在离议会不远的地方散步。然而，他们刚一离开，早晨的寂静就被一声刺耳的长鸣打破了。“在我们从无线电里听到消息之后，他们不应该这样做。人们会认为这是空袭警报。”[58]利奥·埃默里对走在身边的哈罗德·尼科尔森抱怨道。埃默里刚说完最后一句话，又听到了一声长鸣。“我的上帝！” 尼科尔森喊道，“这是空袭警报！”男人们加快了脚步，他们试图继续在警报声中随意交谈，所有人都试图假装什么事都没发生。就在这时，斯皮尔斯的车开到了他们旁边，他的车上坐着几个同事。“上来！”他大喊。这时，焦虑战胜了尊严，散步的人们迅速挤进了车，尼科尔森坐在埃默里的腿上，安东尼·艾登坐在尼科尔森的膝盖上。[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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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斯皮尔斯拐进通往议会广场的乔治大道时，他的同僚们看到数十人，其中一部分已经聚集在议会门前，跑着寻找掩护，还有许多人怀里抱着孩子。[60]汽车缓缓地驶进王宫的院子，穿过一大群人停下来，议员们纷纷下车，像马戏团里的小丑一样穿来穿去。他们匆匆进入下议院大厅，一名警察将他们带到议会新搭建的临时防空洞，一个靠近露台的房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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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城的人都在寻找安全的避难所。警察拦下车辆，把司机和行人赶进最近的防空洞。许多防空洞和房屋避难所是临时搭建的，位于火车站、商店、办公室、政府大楼里的地下室和其他地方。公园里的散步者冲进了慕尼黑事件后挖好的战壕里。当一名年轻女子匆忙走进伦敦北部一座新建的公共避难所时，一名防空洞管理员喊道：“小心那些电线。”[61]这让她意识到避难所仍在建设中。她说：“我想知道，还有多少人没有准备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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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警报第一次响起时，温斯顿·丘吉尔正穿衣服准备去议会，他爬上公寓的屋顶搜寻敌机。最后，在妻子的恳求下，丘吉尔才去寻找掩护。他抓起一瓶白兰地，夫妻俩朝着指定的避难所走去，这个避难所在附近一幢大楼的地下室里，他们大多数的邻居已经聚集在那里了。丘吉尔从门口望着外面空旷的街道，想象着“强烈的爆炸震撼着大地，建筑物在尘土和瓦砾中轰然倒塌”[62]。多年来，人们一直被警告：战争将带来世界末日，其他伦敦人也在想象着同样可怕的场景。“我们都吓坏了，”一位女士后来说，“我们知道战争是什么样子。炸弹如雨点般落下，到处是火，还有毒气，数十万人死亡。”[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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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帕丁顿车站一间空荡荡的大棚子里，维奥莉特·博纳姆·卡特听到了警报声。[64]帕丁顿车站是她所属的一个志愿护理部队的临时总部。维奥莉特夫人希望她的部队不会被要求处理当天早上的伤员，因为棚子里没有绷带、水盆、桌子和水龙头。她和其他护士甚至不能把受伤的人送到安全的地方，因为她们没有担架。警报响起时，维奥莉特夫人拒绝去避难所。她满脑子想的都是她的丈夫，他是一名空袭守卫，现在就在大街上，没有任何保护措施。她跑出棚子，疯狂地搜索附近的街道和广场，直到她发现他在巡逻。她在解脱之余，又夹杂着一种“奇特的兴奋和内心的平静”情绪。感谢上帝，英国现在处于战争状态。国家的荣誉得救了。看着阻塞气球在她头顶明亮的天空中舞动，她想，我们不必再感到羞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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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在威斯敏斯特，在警报响起时，只有一名议员坐在下议院的房间里。那天早上，乔赛亚·韦奇伍德和其他几位议员一大早就到了下议院，为听首相的演讲争取了一个好位置。警报一响，韦奇伍德的同僚们很快就消失了，但这位坚决反对绥靖政策的工党议员还在，“他就像高卢人攻进都城时罗马元老院的议员”[65]，对守卫的庇护请求置若罔闻。至少，他“会在我的岗位上死去”。但空袭没发生的时候，他决定放弃他后来自嘲地形容为“表演”的行为，和其他议员一起躲进了避难所。那里还有许多记者和下议院工作人员，所有人都惊叹于希特勒对张伯伦的战争宣言的迅速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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