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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点刚过,张伯伦和工党副领袖亚瑟·格林伍德一起进入议院,现场响起了一片欢呼声。首相在政府的前排长凳上就座,然后几乎是立刻起身发言。他情绪激动地告诉下议院,应该立刻采取行动,而不是发表演讲。除非他得到德国的保证,德国停止入侵并从波兰撤军,否则英国就会履行对这个不幸国家的义务。一种比之前有所减弱的欢呼回应了他的声明。议员们迷惑地面面相觑。张伯伦承诺的行动在哪里?毕竟,他只发表了一次演讲——这是“漂亮的言辞”[7],在爱德华·斯皮尔斯看来,“显而易见的事实是,依据我们与波兰的条约,我们现在就应该援助它”。一些议员扫了丘吉尔一眼,想知道他是否会回应。但丘吉尔仍然坐着,闷闷不乐,一言不发。他刚刚接受了一个内阁职位,在他看来,这意味着他不能再公开质疑或批评张伯伦领导的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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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没有人反驳首相,下议院晚上休会了。议员们还在进行非正式辩论,他们分散到附近的俱乐部和餐馆,争论在上帝的名义下到底发生了什么。丘吉尔与达夫·库珀、戴安娜·库珀和其他几个人在萨沃伊烧烤店共进晚餐,大家一致认为政府有必要在第二天宣战。聚会结束后,库珀夫妇走进了刚刚停电的伦敦的那一片陌生的黑暗中。此时,威斯敏斯特公爵也要离开萨沃伊,邀请库珀夫妇搭他的车。他们一跨进公爵的劳斯莱斯,公爵就开始了一场恶毒的、反犹太主义的长篇大论,大吼着萨沃伊是如何被犹太人侵扰的。库珀沉默了片刻。但是当威斯敏斯特宣布他很高兴英国还没有开战,希特勒必须知道“毕竟,我们是他最好的朋友”[8]时,库珀再也不能保持沉默了。“我希望,”他厉声回答,“到明天他就会知道,我们是他最不可调和、最残酷无情的敌人。”在接下来的短暂旅程中,剩下的时间只有一片寂静。第二天,有人告诉库珀,公爵在伦敦四处散播说:“如果发生战争,那完全是犹太人和达夫·库珀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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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9月2日,星期六,天气比前一天还要暖和。伦敦天气炎热、气象沉闷,乌云密布。显然,在这一天结束之前,暴风雨就会来临。整个城市给人一种不安的感觉——等待暴风雨和战争的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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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道和公园都很安静,没有孩子们在夏末周末玩耍时的笑语喧哗。孩子们不见了,伦敦的其他宝贝也不见了。加冕宝座和14世纪珍贵的手稿《王室典籍》(Liber Regalis)已从威斯敏斯特教堂被转移。皮卡迪利广场上,爱神厄洛斯的著名雕像盘旋在喷泉上空,他的箭不再瞄准围着街心转盘飞驰而过的车辆。[9]它被转移到安全的地方,Long Room at Lord’s里珍贵的板球纪念品也是如此。那天下午,哈罗德·尼科尔森参观了国家美术馆,结果发现那里的画也不见了。他若有所思地说:“这是一种奇怪的效果,大画框挂着,标签还在,但没有画。所有的画布都被取走了。”[10]为了安全,人们将它们保存在威尔士的博物馆和乡村住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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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尼科尔森到下议院参加一个罕见的周六会议时,他被带到了14号房间,在那里,他发现下议院的工作人员正在认真地向一群议员下达指令,告诉他们一旦伦敦遭到猛烈空袭,他们应该如何撤离。为此,他们已经制订了一个周密的计划。房间里有印刷好的手提行李和个人行李标签,还有一个收集议员行李的地方。下议院的工作人员拒绝透露新议会的地址,但传闻目的地是埃文河畔的斯特拉特福。当尼科尔森走进房间时,有人递给他一张通行证,军士在上面盖了戳。达夫·库珀也刚进来,他哼了一声,把通行证撕成了碎片。[11]不管炸弹是否落下,他都不会离开伦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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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波兰,“炸弹雨”已经下了超过24个小时。德国空军的俯冲式轰炸机和战斗机正在轰炸与扫射机场、城镇、桥梁和道路,这些地方挤满了在加入部队途中的波兰预备役士兵。与此同时,近200万德国军队从北部、南部和西部向波兰境内发起猛攻,数百辆装甲坦克在波兰乡间横冲直撞。波兰人英勇抵抗,但他们的陆军和空军兵力严重不足,装备简陋,波兰已经输掉了所有的前线战役。混乱仍在蔓延,波兰的两个西方盟友仍然没有任何提供援助的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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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沙要求援助的呼声越来越强烈。然而,在外交部,哈利法克斯勋爵告诉拉齐恩斯基伯爵,英国还没有决定该做什么。波兰参议院已经开了一整天会,议员们发表了勇敢的演讲,拉齐恩斯基后来告诉休·道尔顿:“但有一点人们没有注意到。没有一个发言人觉得能够提到我们的盟友。”[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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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威斯敏斯特附近的顶层公寓里,温斯顿·丘吉尔“像笼中的狮子”[13]一样在房间里踱来踱去,等待着唐宁街10号的电话。这个电话将会确定他的内阁职位,却一直没有打来。有一次,丘吉尔打电话给拉齐恩斯基,拉齐恩斯基对他说,尽管英国和法国有条约义务,但仍然没有决定采取行动。丘吉尔慢条斯理地说:“我希望……我希望英国能坚持……”[14]就在这时,他的声音停顿了,丘吉尔哭了。“他听起来既焦虑又羞耻。”[15]波兰大使后来回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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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吉尔也非常生气。在与拉齐恩斯基交谈之后,他给法国大使查尔斯·科尔宾(Charles Corbin)打了个电话。丘吉尔对他说,如果法国像对待捷克斯洛伐克那样对待波兰,那么他作为法国人的密友,将对法国的命运漠不关心。科尔宾声称,援助波兰的延误是由于“技术难题”[16],对此丘吉尔大呼:“该死的技术难题!我想,如果一枚德国炸弹落在一个波兰人的头上,你会称之为技术难题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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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下午3点,丘吉尔还没有接到张伯伦的电话,便与下议院的同僚们会合。围绕一系列战争相关法案的辩论持续了几个小时,议员们焦急地等待首相的消息。一些人聚集在议员休息室的新闻播报处,查看有关波兰平民伤亡的最新报道。其他人聚集在吸烟室里,喝了一杯又一杯酒。(“议员们的酒量太惊人了!”一名当天去过吸烟室的内阁大臣说。[17])议员们谈话的声音越来越大。什么原因导致了政府宣战的延误?张伯伦试图在最后一刻达成和平协议吗?这是不可能的。英国不能退缩。《纽约时报》的一名记者当天写道,议会议员和其他英国人“已经处于战争状态”[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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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尔特·埃利奥特给了巴菲·达格代尔一张议员旁听席的票。当鲍勃·布思比招呼她出去喝一杯时,达格代尔正在观看下午那场混乱的辩论。布思比告诉她,丘吉尔已被邀请加入内阁,但除非其他保守党的“反叛分子”也加入内阁,否则他接受邀请将是愚蠢的。达格代尔在日记中写道:“鲍勃说,在这种情况下,(丘吉尔)永远都不可能获胜,他只会因为保卫政府而毁掉自己的价值。”[19]达格代尔和布思比一致认为:“英国的荣誉正在我们眼前消失。从德国开始入侵波兰到现在已经36个小时了,英国还没有兑现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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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不是唯一对祖国的国家完整性正在消失感到愤怒和绝望的人。爱德华·斯皮尔斯后来写道:“我从未见过下议院议员像那天下午那样,激情四射,他们深深地打动了我。即使是对政府最不加批判的支持者,也开始意识到,我们作为集体守护者所守护的大不列颠的荣誉岌岌可危。”[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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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鞭们传话说张伯伦将在下午6点发言。议员们挤进会议室,内阁大臣们坐在前排长凳上,旁听席很快坐满了人。6点前,议长从椅子上站起来,宣布会议还会有一个短暂的延迟。大臣们鱼贯而出,房间里空无一人,吸烟室里又一次挤满了人。在雪茄和香烟的烟雾中,谈话越来越激烈,喧闹声中偶尔夹杂愤怒的吼声。最后,7点半,钟声响彻整个下议院。有些议员在下午和晚上喝了几杯威士忌,冲回会议室,期待首相宣战。用哈罗德·尼科尔森的话说,“会议室就像一个等待陪审团裁决的法庭”[21]。紧张的气氛笼罩在空气中。当张伯伦和格林伍德在7点42分大步走进房间时,房间里响起了喊声和欢呼声。首相在发言席前坐下,他的声音听起来又粗又哑,好像感冒了。他首先叙述了当天发生的事:英国与法国领导人的会谈、英国要求德国从波兰撤军的强硬态度,以及德国没有做出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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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当张伯伦喋喋不休时,议员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德国还没有收到英国的最后通牒。事实上,他们真的听到了吗?首相正在谈论由墨索里尼充当中间人,与德意志帝国展开进一步谈判的可能性。张伯伦说,德国对英国的照会反应迟缓,可能是由于“考虑了意大利政府提出的一项建议”[22]。长期以来,首相一直坚持和平的理念,他似乎希望和平仍能出现,就像魔术表演时,从帽子里变出来兔子一样。他继续陈述枯燥的事实,没有提到在他讲话的时候,死亡和毁灭继续降临波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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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伯伦讲完话,坐了下来,全场鸦雀无声。就连他最坚定的支持者也不敢回应一句:“是啊,是啊!”[23]两名保守党后座议员突然离开他们的座位,跑到议员盥洗室呕吐。[24]达夫·库珀和利奥·埃默里等人的脸都因愤怒而涨得通红。“可怜的波兰人被轰炸和屠杀了整整两天,我们仍在考虑,应在什么期限内请希特勒告诉我们他是否愿意放弃猎物!”埃默里后来写道,“这一切是否预示着另一个慕尼黑事件呢?”[25]意识到民众的愤怒情绪日益高涨,大卫·马杰森向他的副手们发出信号,要求他们为可能发生的暴力事件做好准备。[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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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亚瑟·格林伍德站起身,代表反对党做出回应。作为工党在下议院的副主席,瘦高的格林伍德将代替克莱门特·艾德礼发言,克莱门特刚做完前列腺手术,正在康复中。温和、单调的北方口音和陈词滥调是格林伍德的标志,即使在他表现最好的时候,也不以擅长演讲著称。这显然不是他表现最好的时候。格林伍德走进会议室,准备为首相终于宣战而鼓掌,而事情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化,他没有准备好可以依据的讲稿。格林伍德还以酗酒著称,和许多同僚一样,在首相出现之前,他在吸烟室里已经喝了几杯威士忌。当他站起来,把手放在面前的发言箱上,透过眼镜看着张伯伦的时候,身子似乎有些摇晃。[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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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格林伍德面对首相时,他身后的工党议员们爆发出一阵欢呼声,令人吃惊的是,随后保守党议员们又发出了一阵欢呼声。格林伍德惊奇地瞥了保守党一眼。然后,他慢慢地犹豫着开始发言。他说:“我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发表讲话,没有机会思考我应该说什么,我所说的是我此刻的心声。”[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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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奥·埃默里坐在角落里,满腔怒火。内维尔·张伯伦正在把国家和人民珍视的每一项原则撕成碎片,而本应保护这些原则的议会却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来阻止他!见鬼去吧,格林伍德只代表他自己和工党说话!埃默里迅速站了起来,喊道:“为英国发声,亚瑟!”[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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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默里的喊声震惊了全场。张伯伦的头猛然一转,凝视着昔日的盟友兼朋友。[30]与此同时,格林伍德按埃默里的要求做了。“我深感不安,”他说,“38小时前发生了一起侵略行为。这种侵略行为发生的那一刻,现代最重要的条约之一就自动生效了……我想知道,在英国及其所代表的一切——以及人类文明——都处于危险之中的时候,我们还准备摇摆多久。现在每一分钟的拖延都意味着生命的消逝,危及我们的国家利益……”[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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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下议院的另一边,鲍勃·布思比不赞成这样的措辞,这不仅仅是国家利益受到威胁。“还有我们的荣誉!”[32]他冲着格林伍德喊道。工党副主席怒视布思比,厉声说道:“让我说完,我想说的是,这将危及我们国家荣誉的根基。”[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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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那天晚上格林伍德没展现出好口才,但他还是设法用语言表达了同僚们的心声。每个人都认为这是他一生中最伟大的演讲。爱德华·斯皮尔斯说:“这篇演讲照亮了他的职业生涯,证明了他整个人生是有意义的。这并不具有戏剧性,虽然有戏剧在上演,我们都生活在其中,我们和数百万人的命运取决于人们在那个小房间里做出的决定。”[34]当格林伍德坐下来的时候,房子的两边都爆发出欢呼和感谢声。“气氛变得紧张起来,”哈罗德·尼科尔森说,“从那时起,首相最忠实的支持者就开始发自肺腑地为他的对手欢呼。前面凳子上坐着的人,看上去就像被人打了脸……首相现在一定知道了,整个议会的人都反对他。”[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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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一刻,内维尔·张伯伦和他的政府已经疏远了议会里几乎所有的人,很可能被推翻。他的绥靖政策已成一纸空文,看来他可能要撕毁与波兰的条约。可以想象,来自他所在政党知名人士的谴责可能会引发一场关于信任投票的呼吁。如果真是这样,在休·道尔顿和其他人看来,“张伯伦领导的政府……就会被推翻”[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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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坐在长椅上和走廊里的人,包括维奥莉特·博纳姆·卡特,又一次满怀期待地看着丘吉尔。“温斯顿……本可以用人类和天使的语言为英国发声的,”维奥莉特夫人说,“这当然是属于他的时刻。”[37]但是丘吉尔没有动。他后来告诉朋友,他非常想在下议院发表演说,但他仍然觉得接受内阁职位是一种束缚,尽管张伯伦在提出第一份工作邀请后就对他置之不理。虽然达夫·库珀和其他几位持不同政见者早些时候发表了演讲,但艾登仍然坐着没动。没有其他人站起来,时间和机会就这样消失了。马杰森很快提出:“下议院现在休会。”正如巴菲·达格代尔所指出的:“我听到了熟悉的声音,看到了熟悉的身影。在过去的五年里,每天晚上马杰森都说同样的话,一切都是习惯使然。”[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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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8点09分,会议开始大约25分钟后,马杰森的动议获得通过,议员们涌向大厅,他们压抑已久的愤怒和沮丧情绪得到释放。“之前所有对慕尼黑事件的愤怒以及对张伯伦的怨恨又一次表现出来。”[39]仍然是张伯伦的忠实拥护者的奇普斯·钱农评论道。但愤怒不再专属于保守党“反叛分子”。正如尼科尔森指出的那样,它甚至感染了首相最坚定的支持者。后来,当钱农走近马杰森并请求他做些什么的时候,首席党鞭耸了耸肩。“一定是战争,奇普斯,老伙计,”他慢吞吞地说,“没有别的出路了。”[40]在首相办公室,马杰森用“最强烈的语言”[41]对张伯伦说了同样的话。除非他第二天宣战,否则议会就会反对他。他自己的内阁成员也处于“叛变”的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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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议员们离开议会时,正赶上大雨倾盆、雷声隆隆。室外和室内都下起了暴雨。那天深夜,暴雨仍在下,布思比、库珀、艾登、邓肯·桑兹和布兰登·布拉肯聚集在莫佩斯大厦丘吉尔的公寓里,公寓的窗户都被遮光的窗帘挡住了。多年后,戴安娜·库珀对这次会面做了一个生动而准确的描述:“当时,空气中弥漫着‘阴谋’的味道……整片天都在燃烧,仿佛引燃了某种东西,布鲁图斯和其他人在夜里密谋着什么。”[42]布思比是主谋。[43]他认为,张伯伦的失败主义政府背叛了英国及其荣誉。怎么能让它继续存在呢?大多数保守党人准备起义。温斯顿已经有能力第二天去下议院,把张伯伦踢走,代替他的位置。在任何情况下,丘吉尔都不应该接受内阁的职位。如果这么做了,他就救了首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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