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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尽管丘吉尔让海军做好了自卫的准备，但他的总体观点并不具有防御性。从开战的第一天起，他就希望英国政府大力打击德国，并动用海军来完成这一任务。例如，在开战后的第一个星期，他提议对德国在波罗的海的船只发动海上攻击，他称之为“皇家海军采取的海上最猛攻势”[35]。此后不久，他提出要尽一切可能阻止铁矿石从瑞典沿挪威海岸运往德国。如果不能通过外交手段来阻止运输这批德国战时急需的矿石，丘吉尔建议在挪威领海内埋设地雷，或采取其他措施。这样的策略将迫使德国的矿石运输船进入公海，在那里英国舰艇可以攻击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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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伯伦和其他内阁成员急于避免与德国，或像挪威这样的中立国对抗，因此认为发动进攻的时机尚未成熟。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愤怒的丘吉尔一再敦促首相和其他大臣继续发动袭击，结果他们的反应更加犹豫不决。从一份空军参谋部便笺上的潦草评论中，可以看出丘吉尔极度沮丧，那份便笺表明他提出的进攻计划遭到了反对。在“结论似乎是……”这句话之后，丘吉尔插了一句，“基于错误的前提和精心的设计，目的是阻碍英国的行动，同时让敌人自由”[36]。这句话的意思是，对德国人的报复是“无利可图的”，海军第一大臣讽刺地写道：“亲爱的，别惹他们！”在他的回忆录中，丘吉尔写道：“这种不激怒敌人的想法并没有让我感到满意……看来善良、正派、有教养的人在被打死之前决不应该发动袭击。”[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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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开战的头几个月里，尽管政府中最具进攻意识的内阁大臣尽了最大的努力，却被迫负责执行一项防守任务。德国海军对进攻不感到内疚，英国在海上损失惨重。1939年9月18日，一艘德国潜艇在南威尔士附近的布里斯托尔海峡击沉了英国最早的航空母舰之一“勇敢号”，造成600多人死亡。不到一个月，一艘德国U型潜艇滑过作为反潜网的沉船和铁链，驶入了斯卡帕湾隐蔽的环礁湖。斯卡帕湾位于苏格兰北部，是英国本土舰队的海上锚地。1939年春天，斯卡帕湾的高级军官曾警告说，基地的防御能力严重不足，但海军部对报告置若罔闻。丘吉尔上任后，下令立即采取防御措施，但这些措施未能及时落实，英国海军未能阻止德国潜艇穿透本应坚不可摧的海盆。U型潜艇的第二枚鱼雷击沉了皇家“橡树号”驱逐舰，造成800多人死亡，其中包括指挥第二战斗中队的海军少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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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这两艘船的沉没对英国是严重的打击，但德国给英国商船带来的损失对英国来说更大。当时，英国政府坚持只攻击德国的军事目标（而且攻击次数不多），德国的U型潜艇和突袭机绕过丘吉尔的护航系统，整天对英国和中立国的商船进行攻击。在开战的第一个星期，共计11艘载有65000吨货物的船只被击沉。两周后，被击沉的船只总数达到26艘，而且这一数字还在快速增长。由于德国“捕食者”的成功，英吉利海峡、泰晤士河和泰恩河曾于不同时期被暂时关闭，禁止航运。[38]当德国用上了磁性水雷，用降落伞将它们空投到英国的海峡和港口，对英国航运造成更大的破坏时，丘吉尔想通过向莱茵河投放水雷来进行报复。在法国政府宣布这种“侵略性行动”[39]只会“招致德国对法国的报复”之后，该计划也被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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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开战的最初几个月里，英国没有发动军事进攻，原因很简单：首相认为没有必要发动军事进攻。1939年11月，他的政府对德国实施了海上封锁，英国皇家海军舰艇拦截了来往德国运送食品、原材料和其他货物的船只。张伯伦相信，封锁将足以“使希特勒屈服”[40]，从而在没有太多流血的情况下结束这场冲突。他写道，他有一种“预感”，战争将在1940年春天结束。他说：“不是因为德国人在战场上失败，而是因为德国人意识到，他们赢不了，在他们可能马上得到解脱的时候，我们不值得继续变瘦、变穷。”他的预感在现实中几乎没有依据。虽然封锁对德国经济造成了相当大的损失，但它本身并不足以战胜敌人。鉴于与希特勒签订的互不侵犯条约，苏联正通过提供食品和原材料来弥补德国的部分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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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德意志帝国，经济已经建立在明确的战争基础上。纳粹定量配给食物和其他消费品（导致张伯伦错误地认为他们正处于可怕的经济困境），同时加速生产军火、飞机、坦克和其他战争装备。在英国，为了响应利奥·埃默里和其他议员任命一位经济沙皇来动员国家的工业、协调国家经济的呼吁，张伯伦任命了一家大型铁路公司的主管斯坦普勋爵（Lord Stamp）为他的经济顾问。不过，这只是个临时职位，因为斯坦普勋爵觉得他必须同时经营自己的铁路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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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国政府内部，很少有人热衷于将工人、工厂和原材料从消费品生产上转移到武器、飞机和其他战略物资的生产上。英国财政大臣约翰·西蒙爵士（Sir John Simon）表示，保持英国工业在和平时期的水平非常重要，这样，在战争结束后，英国就能尽快恢复正常的经济生产。[41]然而，并不是所有张伯伦的手下都像首相和西蒙一样对未来充满期待。约翰·科尔维尔在他的日记中写道：“我在内阁文件中读到我们要多久才能制造出令人满意的武器，尤其是飞机，这个结果使我感到震惊……我们的效率和能力并没有给我留下深刻印象。”[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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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于谨防出现巨额预算赤字的考虑，张伯伦和他的顾问对实行定量配给和其他紧缩措施会激怒工会和英国公众感到紧张。尽管德国人掠夺英国商船，但直到1940年1月，英国才开始对食品进行配给。事实上，张伯伦政府嘲笑德国人的配给政策。英国政府在第一个战时预算中，把标准所得税税率从每磅5先令6便士提高到7先令时，英国上层阶级倒吸了一口凉气（约翰·科尔维尔写道：“父亲抑郁了。”[43]）然而，这几乎不算是征收性的增长，也没有反映出国家处于紧急状态。也没有消息说，英国的失业率自开战以来实际上已经上升了。1939年12月，尽管实行了征兵制，仍有130多万英国人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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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经济衰退期，张伯伦和他的部下“完全缺乏紧迫感和果敢的行动”[44]。《芝加哥每日新闻》的驻外记者利兰·斯托（Leland Stowe）写道：“唐宁街一直在玩时间游戏，指望一切都会好起来，这种心态让战时的各种准备和调整都陷入瘫痪。”斯托是在开战两周后抵达伦敦的，他对伦敦穿着便服的军龄男子“多得惊人”[45]感到震惊。他问一名官员为什么所有可用的人都没有被征召入伍时，官员答道：“现在真的不需要他们……此外，他们说，即使他们被征召入伍，我们也没有足够的装备再提供给30万人。显然，如果你不能给他们制服，就不能把他们变成士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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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开战后的头的几个星期，张伯伦勉强同意了丘吉尔和莱斯利·霍尔-贝利沙在内阁中提出的一项建议，即在6个月内组建11个师，在一年内组建20个师。但张伯伦政府在实施该计划上鲜有作为。事实上，军队仍然没有必要的基础设施承担已有的兵力。那些在战争开始的前几天冲去参军的人都回家了，政府无法提供足够的训练营、教练或设备，也没有迹象表明这种情况会很快改善。由于在开战第一天议会通过了一项法案，该法案规定18岁至41岁的男性有义务应征入伍，但登记征兵名单的过程很曲折。正如一位评论员所调侃的那样，“我们试图以大象的速度参加德比赛马”[46]。1940年春天，当战争最终在西欧爆发时，20多岁的男性还没有应征入伍，40多岁的男性直到1941年7月才应征入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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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根结底，内维尔·张伯伦不愿意号召全国进行全面的军事和经济动员，就像他不愿意对德国发动任何形式的进攻一样，因为他根本就没这个想法。就像鲍勃·布思比所说的，应该“通过斗争”领导国家。黑斯廷斯·帕格·伊斯梅（Hastings “Pug” Ismay）将军作为帝国国防委员会的秘书，是张伯伦关于战争的私下讨论和磋商的知情人。[47]黑斯廷斯·伊斯梅告诉约翰·科尔维尔，他确信首相决心彻底避免战争，而不是推迟到英国有了更充分的准备才参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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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战争爆发前不久，张伯伦告诉他妹妹，如果战争爆发，他会辞职，因为他知道“下达给这么多人带来死亡、伤害和痛苦的指示，对我来说是多么痛苦的事啊”[48]。但事实证明，他后来写道：“这场战争与我预想的大不相同，我发现情况还是可以忍受的……”[49]张伯伦没有提到的是，他决心保持现状，他向妹妹坦白道：“我从来就没打算当一名战争大臣。”[50]1939年12月，当他访问法国远征军时，他说“看到铁丝网、药盒、枪支和反坦克障碍物，想起它们在上次战争中的意义”，这让他感到“恶心”[51]。在视察了蒙哥马利将军位于比利时边境附近的部队后，首相把蒙哥马利拉到一边，低声问：“我认为德国人无意攻击我们。你怎么看待此事呢？”[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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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伯伦的愚钝和一厢情愿让蒙哥马利感到震惊，尤其是考虑到英国情报部门报告说，德国正在为进攻西方做越来越多的准备，蒙哥马利反驳道，袭击肯定会到来，“我们必须做好准备，等寒冷的天气过后，麻烦就会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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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政府在对抗德国的问题上继续退缩，迫使张伯伦卷入战争的议员们只能沮丧地干瞪眼，无能为力。尽管议会通过让张伯伦对波兰宣战在与他的第一次交锋中占了上风，但在短暂的胜利之后，议会授予了张伯伦及其政府惊人的权力，并在此过程中失去了自己的主导权。当战争爆发时，爱国主义和忠诚的浪潮席卷全国，下议院迅速通过一系列紧急法案，给政府开了一张“空白支票”，让它可以做任何想做的事情，以确保公共安全和与敌交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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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争期间，人身保护令等宝贵的维护自由的法令被取消。政府有权不经审判就无限期监禁任何被判定为危害公共安全的人。这种做法可以防止人们举行示威或悬挂旗帜。政府也有权征用从马到铁路等一系列工具或设施，而无须支付任何建筑物或其他财产的使用费用。政府还有权告诉农民种植什么和如何处理他们的作物，以及有权未经警告或不必出示搜查令就可以进入任何人家中。一本英国法律杂志写道：“很有可能这种对（个人）权利的干涉……从来没有在议会进行充分的讨论。”[53]海伦·柯克帕特里克认为，英国人民“自愿接受了一个独裁政权，这个政权就像他们正在与之斗争的独裁政权一样控制一切”[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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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很明显柯克帕特里克是在夸大其词，但毫无疑问，张伯伦政府已经被授予了随心所欲的独裁许可。三大政党都同意在战争期间不举行普选，因此，首相甚至不用担心被英国公众问责。《每日电讯报》的议会记者J.E.休厄尔（J. E. Sewell）写道：“我相当有政治头脑……朋友们开始相信，如果政府变得足够强大，能够有效地指挥这场战争，下议院在这场斗争中不可能扮演重要角色。（议员们）或许能够对官僚们的行为进行某种形式的监督。在那以后，他们就不再重要了。”[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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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张伯伦希望议员们尽量少出现。“我私下里觉得他讨厌下议院，”奇普斯·钱农写道，“毫无疑问，他非常蔑视议会的干涉。”[56]战争爆发后，首相希望议会再次长时间休会。虽然一项要求议会每周只开3天会的折中提案被接受了，但来自议员们的激烈反对终结了张伯伦的这一想法。张伯伦的另一个计划是将下议院从伦敦疏散到内陆的某个地方，遭到了议员们更猛烈的攻击。当收到撤离通知时，愤怒的乔赛亚·韦奇伍德告诉大卫·马杰森他不会撤离。此外，他还说，一旦他知道议会的新址，“我会立刻告诉希特勒”[57]。关于议会迁址的通知，马杰森已经收到了潮水般的抗议，他疲惫地回应，除非白金汉宫被炸，否则不会撤离。在韦奇伍德和其他许多议员看来，议员根本不应该撤离。韦奇伍德在一封信中写道：“如果有危险，我们的责任就是站在危险的岗位上，特别是因为希特勒发动的战争是反对民主的。”[58]这封信被刊登在几家英国报纸上，他还写道：“我个人并不认为有多危险，但我担心，撤去其他地方的建议来自那些不喜欢且鄙视议会的高层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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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那些竭力反对绥靖政策的保守党“反叛分子”来说，他们有一种特别强烈的无力感。国家处于战争状态，他们想为国家服务，但似乎没有什么人让他们这么做，他们也没有什么事可做。张伯伦当然不会让他们做什么，他迫于压力将两位最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丘吉尔和艾登请进内阁，还明确表示不想与其他人有任何瓜葛。当艾登在一次内阁会议上递给张伯伦一张纸条，建议他给埃默里一份工作时，用艾登的话说，首相“恼怒地哼了一声”[59]，就把纸条推开了。张伯伦不打算因为从前的朋友背叛而奖赏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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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纳德·卡特兰和其他一些“反叛分子”还很年轻，可以参战，但其他人大多数已经40多岁了，年纪太大，不能再回到部队。对他们中的许多人来说，这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尤其是那些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人，他们还想参战。达夫·库珀就是其中之一，他把自己的旧制服换了，穿上了绑腿，系上了萨姆·布朗（Sam Brown）的皮带，试图回到掷弹兵部队。但是有人告诉他，没有部队能接纳一个49岁的少尉。他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开始时，我有太多的事情要做，现在我能做的事情太少了。”[60]当一个朋友注意到希特勒经常在演讲中谴责库珀时，库珀说：“希特勒是当今欧洲唯一记得我的人。”[61]作为一名业余诗人，库珀在诗中描述了自己无所事事时的不满和怨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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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去冬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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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着深沉而可怕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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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坐着，玩弄着无用的拇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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