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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着炉火喋喋不休。[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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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没有更好的办法来支持英国，库珀和他的妻子一起去了美国，在那里的反英、反张伯伦情绪高涨的时候，他做了一系列的演讲来为自己的国家辩护。库珀知道有些人在指责他逃避战争。但看在上帝的份上，这是一场虚假战争，有什么可逃避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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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罗德·麦克米伦则一如既往。他的家族出版公司也是如此。在开战的前几个星期，麦克米伦匆忙前往伦敦，一次麦克米伦出版公司的编辑洛瓦特·迪克森（Lovat Dickson）问他，公司是否应该像其他许多出版商那样，发布一则公告，宣布从伦敦撤离。麦克米伦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拿出一叠纸，写了一两分钟。他把那叠纸递给迪克森，说道：“写点类似的话。”[63]这则公告刊登在报纸上，与麦克米伦所写的一模一样：“麦克米伦出版公司，在回应众多作家、书商和公众人士的询问时，希望着重声明，本公司在伦敦圣马丁街WC2号继续营业，直到它被征税、被投保为止……或者被炸得无影无踪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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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著名的麦克米伦出版公司的合伙人，麦克米伦至少有一个高级职位可以留作退路。但他最不想做的事就是在这段时间里把自己局限于出版业中。他的儿子莫里斯在开战的第一天就离开牛津，加入军队。麦克米伦也想跟随儿子的脚步入伍参战。然而，和达夫·库珀一样，当他试图回到自己原来的掷弹兵部队时，也遭到了拒绝。掷弹兵预备队也拒绝了他。他45岁了，年纪太大了，而且仍然承受着早期战争创伤的折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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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麦克米伦来说，未来看起来黯淡得令人沮丧。他的婚姻破裂了。在他和多萝西难得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彼此表现得像有礼貌的陌生人；多萝西把大部分时间花在了布思比身上，多年来一直如此。麦克米伦的政治生涯也好不到哪里去。他在议会待了15年，不像和他同时代的几位议员，他没有什么值得炫耀的政绩。尽管库珀很沮丧，但在他50岁之前，至少担任过两个高级职位。艾登30多岁时担任过外交大臣。甚至抱着“不在乎”态度的布思比也担任过财政大臣的议会私人秘书。这些事麦克米伦一件也没做过，看来他也不太可能会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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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寻找一份有意义的工作时，他甚至请求布思比为他向丘吉尔求情。布思比照办了，在给新任海军大臣的信中写道：“我过去与哈罗德·麦克米伦有过个人化的分歧和难题，但我们在政治上一直密切合作……当然，他应该被任命在新的负责经济战的部门，那里需要经济领域最高水平的建设能力。”[64]可是那封信没起作用，政府里似乎没有人想要麦克米伦，即使是一个低职位也不想提供给他。既然议会“似乎不太可能在正在上演的戏剧中扮演重要角色”[65]，那对议会还有什么可期待的呢？麦克米伦闷闷不乐地想，也许他可以自愿为库克菲尔德乡村地区议会开卡车，就在他位于苏塞克斯郡乡下的住宅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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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他“反叛分子”相比，利奥·埃默里年纪要大得多，经验也丰富得多。战争爆发时，他发现自己除了读普鲁斯特（Proust）的作品，没什么更好的事可做。作为一名前内阁大臣，他对自己无法发挥作用有特别强烈的挫败感。“现在我被弃之不用，这太荒谬了，”他给杰弗里·道森的信里写道，“毕竟，在温斯顿旁边……我比（内阁中的）任何一个人都更了解战争，更不用说我对欧洲事务有更深的了解以及我在自治领方面的权威性。如果按实际年龄计算，我比温斯顿年长，但我想，生理上我可比他年轻得多……”[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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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岁的埃默里终于和他的老对手联手反对绥靖政策，他渴望和丘吉尔合作。埃默里认为，海军部第一大臣是战争内阁中唯一具有“进攻性战斗精神”[67]的人，如果不是正在开战，他应该负责“协调防御事务”。抛开几十年来他对丘吉尔的强烈不满，埃默里在给丘吉尔的信中写道：“如果我能为你做点什么，比如撰写海军领域以外的一般政策备忘录，或者以任何其他方式为你效劳，请命令我。我非常乐意为你工作。”[68]丘吉尔答道，他怀疑张伯伦是否会赞成这样的计划，但他会努力为埃默里谋得一个可能的位置。然而，没有任何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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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也好。埃默里对战争的最大贡献是反对政府，而不是辅佐一位大臣。在慕尼黑事件之后，他曾相信张伯伦关于国家将会尽快做好战争准备的承诺。但埃默里很快就发现，这些承诺并没有兑现。从开战的第一天起，他就确信，在如此关键的时刻，首相不是领导英国的合适人选。埃默里不像许多其他同事那样，认为张伯伦是个恶棍。在他看来，他的老朋友只不过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平民，头上顶着战争的帽子，被它带来的痛苦所困扰，并决心在有可能的情况下避免战争……他不知道敌人邪恶的驱动力、我们能够牺牲的程度，以及只要领导得当，我们的人民可以取得怎样的成就”[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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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政府的混乱和惰性日趋严重，埃默里不再读普鲁斯特，也不再死气沉沉，成了一个好斗的“老拳手”。本着坚决不让张伯伦在议会横行的决心，他重新加入这场争斗。在反绥靖主义战斗中，他退居丘吉尔和艾登之后，如今已成为无可争议的保守党反对派领袖。在下议院，他继承了丘吉尔的衣钵，成了保守派政府的资深批评者，对政府在军事和经济方面都未能做好战争准备而发动了一次又一次攻击。埃默里坚信，张伯伦和他的手下应该对他们对作战行动混乱的、外行的摸索以及由此给英国带来的危险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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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系列的演讲和报纸文章中，埃默里要求紧急开展人力和经济动员。他写道：“我支持给每一位愿意参战的人提供培训和装备。在生死攸关的斗争中，让身体健全的男人靠政府救济金生活的想法是荒谬的。”[70]和丘吉尔一样，他呼吁停止从瑞典到德国的铁矿石运输，并在莱茵河上投放地雷。他还敦促对德国军事和工业目标进行空袭。埃默里说，英国和法国没有发动任何这类进攻，这使希特勒得以囤积汽油、石油、橡胶和其他原材料，这些是他未来发动进攻时所必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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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镜报》头版刊登了一篇关于埃默里演讲的报道，标题是《让他们战斗！》[71]（Make Them Fight！）他的演讲雄辩又急切，让人想起了丘吉尔战前的一些演讲。埃默里称英国是在为“我们自己的生存”而战，他警告伦敦的民众，英国政府过于乐观。“我们不要低估敌人可怕的力量，或他们的持久力，”埃默里宣称，“我不是那种为了让你们振作起来就说德国会因内部不满或饥饿而崩溃的人……只有彻底失败才能让希特勒政府垮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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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图画邮报》报道，到1939年底，埃默里对政府的多次抨击引起了“极大的轰动”[72]，他的“言论在议会和全国都引起了人们对政府政策失误的批评浪潮”。据《西方邮报》（Western Mail）报道，“L. S. 埃默里先生是目前英国政界被谈论得最多的人”[73]。《曼彻斯特卫报》《每日邮报》和其他英国主要报纸再次向张伯伦施压，要求将埃默里纳入内阁。《每日邮报》评论道：“埃默里仍然是（政府）之外最有能力的保守党人。为什么在本届政府执政期内，他一直被排除在外？他在智力和精力上比许多人更有能力胜任公职。”[74]张伯伦再次对报纸的呼吁置若罔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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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文章和演讲一样重要，都唤起了人们对虚假战争的反抗，埃默里将在接下来的“戏剧”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他接管了艾登集团，称那些成员为“我的年轻人”（“my young man”），给他们带来了前任领导人所缺乏的活力和斗志。作为政府大臣，丘吉尔和艾登现在对张伯伦忠心耿耿，两人都没有参与接下来的“阴谋”。艾登确实参加了其中一次小组会议，会议每周在卡尔顿酒店的一间私人餐厅举行，会议期间参会人员共进晚餐。一名“反叛分子”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那次晚餐“相当平淡”[75]。“安东尼对他（政府）的同僚是如此公正（或者说毫无道理地忠诚），他的出现似乎消除了任何建设性的反对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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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该小组的其他会议上，批评之声不绝于耳。埃默里的好斗和直言不讳使一些温和派“反叛分子”更加坚定，比如哈罗德·尼科尔森，他以前一直不愿考虑对张伯伦及其部下发动任何形式的起义。在埃默里的领导下，持不同政见者认为，他们的职能，就目前而言，是“干扰政府，直到它把这次战争当作真正的战争”[76]。如果政府对压力不做出反应，“反叛分子”将采取更激进的行动。尼科尔森在他的日记中总结了同僚们的态度：“让张伯伦（暂时）留下。但是要让他和他的部下知道，他被宽容以待，但受到最严密的监视。”[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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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埃默里派系并不是唯一一个追踪政府战争行为的组织。鲍勃·布思比帮助建立了一个新的跨党派组织，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这个组织和埃默里集团一起集中表达对张伯伦的不满。丘吉尔去海军部时，把布思比留了下来，把布兰登·布拉肯作为议会私人秘书带去了海军部。这对思想独立的布思比来说没问题。他不太适合做丘吉尔和布拉肯所希望的虔诚门徒。布思比一向善于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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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39年11月，这个新成立的跨党派组织（后来被称为“义务警员”[78]），已经吸收了超过50名议员，这些议员来自不同的政治派别：25名保守党成员、16名工党成员、8名自由党成员和4名独立派人士。除了布思比，该组织其他的指路明灯还有来自威尔士的独立议员克莱门特·戴维斯（Clement Davies）、来自利物浦的独立议员埃莉诺·拉思伯恩。戴维斯是成功的律师和商人，在战争之前，他一直是张伯伦的支持者和小型的自由国民党的成员，自由国民党是一个独立的自由组织，就像尼科尔森的国家工党一样支持政府。但是，首相拒绝援助波兰，拒绝主持一场激烈的战争，这使戴维斯大失所望、愤怒不已，他退出了自由国民党，成为独立派。拉思伯恩是著名的女权主义者和社会改革家，被公认为议会中最有影响力的女性。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以前，她主要关注国内事务。当时，她成为一个强烈反对绥靖政策的人，与阿索尔公爵夫人一道，敦促政府改变不干涉西班牙内战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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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义务警员”的3位创始成员都对张伯伦应对战争的方式持批评态度，但这个组织的目的，至少如它宣布的那样，是监督战争的进展，而不是密谋反对政府。事实上，“义务警员”邀请首相与他们会面，秘密讨论英国的战争政策。[79]当张伯伦拒绝该组织时候，该组织成员开始要求政府内外的经济和军事专家向他们简要介绍当时的情况。布思比的朋友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也接受了邀请。凯恩斯对政府战时的经济政策持强烈的批评态度，他宣称，政府各部门“乱七八糟，国内一片混乱”[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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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埃默里集团和“义务警员”彼此独立运作，但与早期的艾登集团和丘吉尔集团之间的关系不同，这两个组织有相当多的沟通、合作。例如，埃默里、麦克米伦和尼科尔森参加了“义务警员”组织的会议，埃默里偶尔会与该组织的领导人会面，交换意见。与艾登不同的是，他并不反对与批评政府的工党、自由派合作，他与克莱门特·艾德礼、休·道尔顿、阿奇博尔德·辛克莱以及其他主要反对派人物的接触日益增多，这对未来事态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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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反叛分子”越来越多的活动并没有被政府所忽视。基于精密的间谍网络，张伯伦和他的手下很清楚这两个组织在做什么。奇普斯·钱农在日记里酸溜溜地写道：“我注意到‘魅力男孩’又开始活跃起来了。我们必须小心。”[81]不久，大卫·马杰森给布思比写了一封言辞激烈的信，指责他与“义务警员”有牵连。布思比一如既往地目中无人，回击了一句同样尖刻的话：“亲爱的大卫……我请你们相信，在过去的12个月里，我攻击政府并不是为了好玩，而是出于真诚的信念。不可逃避的真相……就是在神奇的短短5年内，贵政府把这个国家的世界霸权和绝对安全的地位，降到了面临致命危险的处境。罗马帝国花了一百年，在最令人愉悦的堕落中才面临同样的处境。”[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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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Lynne Olson and Stanley Cloud，A Question of Honor：The Kosciuszko Squadron：Forgotten Heroes of World War Ⅱ，New York：Knopf，2003，p.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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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Lynne Olson and Stanley Cloud，A Question of Honor：The Kosciuszko Squadron：Forgotten Heroes of World War Ⅱ，New York：Knopf，2003，p.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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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Robert Kee，1939：The World We Left Behind，Boston：Little，Brown，1984，p.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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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L.S. Amery，My Political Life，Vol. 3，The Unforgiving Years 1929-1940，London：Hutchinson，1955，p.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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