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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上一辆进站的公交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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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会在晚上挥舞手电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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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挂个白色的东西在他的公交车上当“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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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从不在排队时推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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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等着轮到他。你呢？[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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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份早期的政府海报，旨在安抚和鼓舞英国人民，却受到了潮水般的批评。海报以鲜红色为背景，最上面有一顶王冠，上面写着：“你们的勇气、决心和坚定信念将带给我们胜利。”它的创作者认为这是“一个团结的战争口号，它将……让我们立刻处于一种攻击性情绪中”[62]。公众认为这是冒犯，好吧，他们注意到“你们”和“我们”之间的对比，并从中解读出“下层阶级的决心将为少数特权阶级带来胜利”的含义。这张海报最终被撤回，但政府还发布了许多其他劝诫性的海报，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它们被安装在火车站、商店、酒吧、工厂、图书馆和公共汽车上。其中的人物就像比利·布朗那样令人恼火，举几个例子，比如“漏口小姐”（Miss Leaky Mouth）、[63]“茶杯耳语小姐”（Miss Teacup Whisper）和“郁闷锅先生”（Mr. Glumpot）。英国人民每天都面临着这样的警告：“自由岌岌可危——尽你们的全力去捍卫它”，“我们要看透它”，“一切取决于我”，“不要帮助敌人——漫不经心的谈话可能会泄露机密”[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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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英国人对这些海报不屑一顾，就像对待他们收到的没完没了的政府传单一样，这些传单要求他们在窗户上贴上胶带，晚上不要在街上抽烟，不要随地吐痰。《图画邮报》登出令人反感的评价——“官僚主义横行”[65]。《旗帜晚报》宣称：“我们在莱茵河上与大希特勒作战，并不是为了在这里培养小希特勒。”[66]查尔斯·里奇若有所思地说：“住在伦敦就像住在感化院里一样。无论你去哪儿，都会遇到一些为保护人们而设计的规则。政府就像一个学校的女舍监，钥匙在她的腰间叮当作响……只有严重的人身危险才能让这样的政权变得可以忍受。”[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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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没有严重危险，公众也厌倦了假装有危险。英国人没有遵守政府的命令，随时携带防毒面具，[68]也没有参加避难演习。他们对空袭监督员的命令充耳不闻，监督员被视为干涉性的、政府主管部门的化身。这些戴着可笑的锡帽的人，好管闲事，因为防毒面具和停电问题骚扰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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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的深秋，维奥莉特·博纳姆·卡特写信给她的亲戚说：“我认为，如果不尽快采取行动，激发公众的勇气和想象力，公众的情绪就会低落……没有希望、社交，没有精神食粮，最重要的是没有消息！”[69]对维奥莉特女士和其他一些英国人来说，这场虚假战争最糟糕的不是停电、食品配给制或摆出恩赐态度的政府监管，而是民众对正在发生的事情缺乏了解。政府以国家安全的名义，对有关战争的所有信息实行令人窒息的审查制度，结果导致几乎没有关于战争是如何进行的消息。甚至非军事新闻也被压制，例如，由于担心向敌人泄露过多的天气信息，媒体被禁止报道冬天的严寒天气。信息部再一次因为这个问题而受到指责。毕竟，它负责发布政府信息。在这次事件中，不幸的信息部被广泛认为是“不能直接开枪的团伙”，但它是无辜的，至少在军事新闻中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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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队不愿意放弃任何与战争有关的信息，信息部也没有权力强迫他们公开他们想要保密的信息。温斯顿·丘吉尔领导下的皇家海军是最严重的违法者。丘吉尔后来写道：“如果海军部可以随心所欲的话，它宁愿完全沉默。”[70]由于这不是一个现实的选择，他的退路是海军的重要或有趣的消息只能由他来宣布。作为海军大臣，后来的首相，很少有英国领导人像丘吉尔这样团结英国民众，他赞同英国军队的想法，认为“平民的工作就是不问任何问题，纳税以维持军队武装力量，当军旗列队经过时，平民要脱帽”[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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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战争开始一个多月后，英国和美国的记者才被禁止在法国报道英国远征军。当一小群记者最终获准访问不存在的前线时，他们的报道通常被政府限制在新闻官员的吹风会上，“向我们灌输军队的士气有多高涨……以及英国和法国军队如何抵御所有攻击”[72]。政府对英国皇家空军的限制更严格，禁止所有电台的记者与飞行员或地勤人员交谈。没有一个军种允许新闻摄影师拍摄部队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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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美国记者约翰·冈瑟（John Gunther）要求军方审查员提供一份入侵波兰后不久扔在德国上空的传单时，他被以这个解释回绝了：“我们不允许透露对敌人有价值的情报。”[73]冈瑟竭力控制自己的情绪，指出敌人已经看到了传单。这不是重点吗？这位官员眨了眨眼睛，结结巴巴地说：“是的，那一定出了什么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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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们试图通过从其他渠道获取信息，来规避军事机密。但是当他们这么做的时候，他们的报道就被压下，即使这些报道没有任何安全风险。英国和外国记者都被这种“琐碎、荒谬、专制”[74]的审查制度激怒了。《图画邮报》登出了一张大照片，上面写着：“禁止入内！这是一场私人战争。陆军部、海军部、空军部和信息部都在与纳粹作战。他们不应被打扰。没有什么是可以拍的。任何人都不能靠近它们。”[75]《图画邮报》开战了，它的编辑们说：“我们满怀希望，因为我们觉得有工作要做……我们觉得可以向英国人民展示他们的战斗部队在做什么，向世界展示英国对这场战争的反应。有几个星期，我们知道会发生混乱。但是现在，战争开始两个月后，我们有20张照片，它们都展示了德国战争的一面，而展示英国的只有一张。这是战争吗？这是民主吗？这是常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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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正如《图画邮报》指出的，德国正在轻松地赢得这场宣传战，就像它击败波兰一样轻而易举。英国小说家格雷厄姆·格林（Graham Greene）在《旁观者》杂志上写道，虽然由约瑟夫·戈培尔建立的尖端宣传机器制作了大量德国在波兰取得胜利的戏剧性照片和新闻短片，但英国的观众仍在观看“金钥匙、剪彩和选美皇后”[76]等千篇一律的新闻短片。为了展示战争正在进行，王室成员偶尔会出现在屏幕上“检查着什么”，伴随着播音员一成不变的评论：“王后从没这么漂亮过。”《纽约时报》指出：“拥有世界上最好例子的英国人在展现国家形象上远不如拥有最坏例子的德国人。”[77]来自美国和其他中立国家的记者被英国和法国的审查制度激怒，纷纷前往柏林报道战争新闻。因此，美国和其他地方的报纸和杂志充斥着反映德国对这场战争观点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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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英国人可以收听从德国传来的一系列英语广播节目，所以纳粹的宣传人员在英国也获得了加分。英国公众对新闻是如此渴望，以至于数以百万计的英国人经常收听德国的电台。事实上，根据一项全国性的民意调查，超过600万的英国人，接近总人口的20%，经常收听最受欢迎的纳粹宣传者——哈哈大人的节目。[78]哈哈大人是爱尔兰叛徒威廉·乔伊斯（William Joyce）的笔名，他在柏林进行广播。“我们几乎总是在9：15准时收听他的广播，试图搜集一些信息部没告诉我们的消息。”[79]一名男子告诉私人社会研究组织“大众观察”（Mass Observation）的代表。信息部的一份报告警告说：“哈哈大人极其阴险，英国广播公司和政府都低估了这种危险，它们没有充分认识到这种宣传的可信度。”[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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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初，自由党议员理查德·阿克兰爵士（Sir Richard Acland）总结了普通英国公民对这场战争的看法：“我们什么都没听说。我们什么都不知道。似乎没有人需要我们，我们希望（政府）能很快结束这场战争。”[81]随着这场虚假战争的持续，冷漠、愤世嫉俗、对政府的失望以及对国家军事力量弱点的恐惧开始侵蚀许多人的决心。用哈罗德·麦克米伦的话来说，“空气中弥漫着和平的气息”[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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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张与希特勒谈判解决问题的人，尤其是长期亲德的英国上层人士，虽然是少数，但他们的声音越来越大。巴克卢公爵告诉张伯伦的议会私人秘书道格拉斯勋爵，英国迟早要和德国讲和。为什么不在“造成的损害相对较小，还有时间避免经济崩溃”[83]的时候采取行动呢？威斯敏斯特公爵宣称，这场战争是犹太人和共济会破坏基督教文明的阴谋的一部分，应该被终结。这番言论激怒了他的朋友温斯顿·丘吉尔，后者警告他不要“鼓吹失败主义”[84]。比弗布鲁克勋爵敦促温莎公爵在英国发起一场和平运动，并承诺自己会支持他。[85]与此同时，贝德福德公爵正在执行个人的[86]和平使命，前往中立的爱尔兰，向都柏林的德国外交官提出解决问题的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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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历山大·卡多根在英国政府宣战后不久拜访了乔治六世，据他说，甚至国王也“有一点软弱无力”[87]。卡多根认为，国王对战争的沮丧源于他与约瑟夫·P.肯尼迪大使的一次谈话。肯尼迪坚称，英国无法抵抗军事力量占优势的德国，英国应该在还能坚持的时候与德国达成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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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翼贵族并不是唯一敦促结束战争的人。1939年深秋，一群工党议员签署了一份声明，呼吁召开国际会议，尽快达成停战协议，几个工会也通过了反战决议。[88]在左翼杂志《新政治家》的一篇文章中，萧伯纳要求英国与希特勒讲和，“而不是在这个过程中制造更多的恶作剧，毁灭我们的人民”[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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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最著名的左翼和平倡导者正是1918年领导英国胜利的人。1939年10月3日，前首相大卫·劳合·乔治在下议院敦促政府与希特勒进行和平谈判。[90]他的建议在会议室里引起了人们震惊的低语和愤怒的嘟囔。达夫·库珀气得面红耳赤，从座位上猛地站起来，指责劳合·乔治在鼓吹投降。库珀称，劳合刚给德国带来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宣传攻势，纳粹可以说，上一次战争的胜利者已经在这场战争中认输了。在后来与一位报纸编辑的谈话中，劳合·乔治这样回答库珀和其他批评者：“人们叫我失败主义者。但我对他们说：‘告诉我，我们怎样才能赢。’”[91]他指出，英国没有名副其实的军队，并补充道，如果英国继续对这场战争无动于衷，它肯定会走向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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