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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合·乔治在下议院演讲3天后，希特勒出现在德国国会大厦前亲自呼吁和平，劳合声称如果法国和英国把控制东欧的权利让给德国，并同意恢复德国在非洲的前殖民地，德国就会提出结束战争。张伯伦拒绝了希特勒的建议，但私下里，他和他的政府仍在寻求和平解决问题的可能性，就像战争开始前他们所做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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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官员仍决心不激怒德国人，他们敦促英国广播公司和印刷媒体不要播出或印刷纳粹大规模屠杀犹太人以及在德国控制下的其他国家公民的报道。哈罗德·尼科尔森在日记中写道：“我们有大量证据表明，波兰和德国存在暴行。这两个国家都发生了骇人听闻的暗杀事件，但是（信息）部不允许发布这些消息，因为害怕对暴行的报道会引起德国舆论的反感。我开始相信……我们真的是在为安排好的和平而战。”[92]英国外交部曾鼓励《新政治家》刊登萧伯纳的和平要求，这一消息的披露更火上浇油。这位剧作家说他对此并不感到惊讶：“我敢肯定，如果我说出了他们想说但又不敢说的话，他们肯定会站起来称颂我。”[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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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伯伦则坚持认为，在考虑和平之前，希特勒必须先摆出姿态。（约翰·科尔维尔认为，“被希特勒欺骗后虚荣心受损的因素”是张伯伦提出这种需求的基础。[94]）但首相和哈利法克斯勋爵愿意考虑，与不包括希特勒在内的德国政府打交道的可能性。哈利法克斯在1939年11月初对战争内阁表示，“我们不应该完全关闭和谈大门”[95]。政府正在与一名瑞典商人进行磋商，此人据称是希特勒副手赫尔曼·戈林（Hermann Göring）的中间人，赫尔曼·戈林被吹捧为德国领导人可能的继任者。根据哈利法克斯的说法，外交部告诉瑞典人，“除非希特勒不再担任可以影响事态发展的职位”[96]，否则英国永远不会与新的德国政府达成协议。丘吉尔对任何有关与德国谈判的谈话感到震惊，他私下警告哈利法克斯，这样的信息将被解释为“我们准备接受德国政府为希特勒保留一个具有仪式感和荣誉的职位，这将与我们的公开声明的整个基础背道而驰”[97]。他补充道：“这些秘密通信存在极大的危险。比如，如果你说的都是你建议的，德国人就会用它来削弱法国对我们的信心，甚至可能造成致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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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英国政府仍继续寻求一种非武力的方式来结束这场战争。在白厅和唐宁街的支持下，两名英国情报人员在荷兰会见了几名持不同政见的德国将军，讨论是否有可能摆脱希特勒，以及英国是否能与以戈林为首的政府达成协议。[98]不幸的是，这些持不同政见的将军原来是纳粹的双重间谍，他们诱骗英国情报人员进入陷阱，然后迅速将他们送往德国的监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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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组建新德国政府的想法是一种幻想。希特勒完全控制了局面。与他的西方敌人不同，希特勒完全专注于发动战争。当英法两国步履蹒跚地重整军备时，德国却充分利用了这场虚假战争带来的平静。德国军工厂未受英国炸弹影响，正全力运转，捷克斯洛伐克的斯柯达工厂也是如此，其规模仅次于德国的克虏伯兵工厂。虽然英国正在生产新的飓风战斗机和喷火战斗机，但是德国的战斗机产量仍然超过同盟国，战斗机在不列颠之战中很快就被证明是至关重要的。飞机、坦克和武器被从德国的装配线上大量生产出来。此外，由于德国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德国还拥有1500多架捷克斯洛伐克战斗机、500门高射炮、450辆坦克、43000支机枪、100万支步枪和价值2900多万美元的捷克斯洛伐克黄金，以帮助应对德国军事开支的爆炸性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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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4月，同盟国的一项战略研究指出，由于英国和法国的军事不作为，德国处于有利地位：“在战争的前6个月里，德意志帝国似乎没有遭受多少损失，这主要是由于盟军的封锁。”[99]与此同时，它也利用这段时间，提高了陆军和空军的装备水平，扩充了军官力量，完成了部队的训练，并在已有的战地部队基础上增加了更多的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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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虚假战争爆发不到一个月，希特勒的和平提议遭到拒绝，于是他开始策划下一次闪电战。希特勒向他的将军们宣布了横扫西欧的计划，接着是对英国发动海空战争。无论西方同盟国是否愿意，它们都将被迫卷入一场激烈的战争。“我们必须对付它们，”希特勒说，“越快越好。”[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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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11月下旬，在西辛赫斯特的家里，哈罗德·尼科尔森望着窗外，“凉风习习，晚云蔽月”[101]。他的思绪像天气一样不稳定，他想：“所有那些在德国和罗马的魔鬼都在密谋，密谋如何让我们在春天毁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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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Peter Lewis，A People’s War，London：Thames Methuen，1986，p.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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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 S. Turner，The Phoney War，New York：St. Martin’s Press，1961，p.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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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Charles Ritchie，The Siren Years：A Canadian Diplomat Abroad，1937-1945，Toronto：Macmillan of Canada，1974，p.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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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Frederick T. Birchall，The Storm Breaks，New York：Viking，1940，p.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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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Nineteenth Century and After，October 1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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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Piers Brendon，The Dark Valley：A Panorama of the 1930s，New York：Knopf，2000，p.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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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Oswald Garrison Villard，“Issues and Men，” Nation，September 16，1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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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David Dilks，ed.，The Diaries of Sir Alexander Cadogan 1938-1945，New York：Putnam，1971，p.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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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Sir Robert Bruce Lockhart，Comes the Reckoning，London：Putnam，1947，p.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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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John Colville，The Fringes of Power：Downing Street Diaries，New York：Norton，1985，p.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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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Paul Addison，The Road to 1945：British Politics and the Second World War，London：Pimlico，1994，p.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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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Edward R. Murrow，This Is London，New York：Simon and Schuster，1941，p.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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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John Colville，The Fringes of Power：Downing Street Diaries，New York：Norton，1985，p.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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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E. R. Chamberlin，Life in Wartime Britain，London：Batsford，1972，p.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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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1磅≈0.45千克。——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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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Robert Becker，Nancy Lancaster：Her Life，Her World，Her Art，New York：Knopf，1996，p.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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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John Colville，The Fringes of Power：Downing Street Diaries，New York：Norton，1985，p.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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