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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Williamson Murray and Allan R. Millett，A War to Be Won：Fighting the Second World War，Cambridge，Mass.：Belknap/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0，p.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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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Williamson Murray and Allan R. Millett，A War to Be Won：Fighting the Second World War，Cambridge，Mass.：Belknap/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0，p.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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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Harold Nicolson Diaries，November 26，1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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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暗时刻的反抗：辅佐丘吉尔并拯救英国的年轻人 第十五章 “他绝对忠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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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开始3周后，罗纳德·卡特兰走进下议院，静静地坐在他的老位置。自从德国入侵波兰那天起，他就再没有参加过下议院的辩论。对他来说，回到这间屋子很奇怪，好像觉得自己不属于那里了。[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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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特兰正忙于准备即将到来的战斗，他刚刚在距离英吉利海峡不远的肯特郡完成了一个小型武器训练课。他像往常一样投入训练中，只离开过一次，当时是和一位战地军官同事，在距离他们营地几英里远的乡间小屋度周末。小屋是鲍勃·布思比租来的。布思比和两个年轻的军官在附近的草地上野餐，度过了一个漫长而悠闲的下午。天气很好，野味派美味可口，勃艮第酒味道浓郁，大家的谈话也很愉快。布思比和卡特兰都以风趣著称，那天下午他们就来来回回地开了好几个小时的玩笑。多年后，布思比回忆那个下午“美好的友谊和纯粹的幸福”时，写道：“在那短暂的一刻，我们抛开了所有烦恼。”[2]然而，在这种乐趣背后，却是“一种灾难迫在眉睫的感觉”。布思比总结道：“我们的欢乐中有一丝绝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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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卡特兰来说，趁着休假回到伦敦和下议院，只会加重他的这种灾难迫近的感觉。就在几天前，他还在学习杀死敌人的最有效方法。现在他又回到了那些似乎认为根本没有敌人的人身边了。他对姐姐说，战争是不能单凭愿望就结束的。它就要来了。希特勒目前正在等待时机，但当他出击时，“将会出现我们做梦也想不到的灾难，英格兰必须清醒过来，否则就会被消灭”[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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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知道，这场战争将是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它不仅涉及海军、飞行员和遥远战场上的士兵，而且将席卷全国。不管人们喜不喜欢，每个人都上前线。如果英国想要获胜的机会，它的公民就必须从倦怠中被唤醒，动员起来，为未来的战斗做准备。但是，如果领导人比他们还无精打采，他们又怎么能被唤醒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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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休假期间的一个晚上，卡特兰与哈罗德·尼科尔森以及其他几位议会同僚共进晚餐。所有人都被这些通常快乐的朋友所表现出来的“异常悲观”[4]震惊了。卡特兰告诉他们，内维尔·张伯伦和大卫·马杰森应该被“挂在灯柱上，我们每个部门都严重缺乏弹药，事实上，我们没有陆军、海军或空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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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特兰坐在第二排的长凳上，看着张伯伦站起来发表每周关于战争进展的讲话。当首相开始干巴巴地背诵最新的真实情况和数字时，距离卡特兰几英尺的哈罗德·尼科尔森，感到“议员们的信心和精神被一寸一寸地拖垮”[5]。和张伯伦以往的每周讲话一样，这次讲话也“闷得像滩死水”[6]。张伯伦本人就像是“一个殡葬公司的秘书，在宣读上次会议的记录”。显然，尼科尔森准备把首相往坏处想，但在这种情况下，他的观点得到了张伯伦的一些忠实拥护者的赞同。前内阁副秘书长托马斯·琼斯（Thomas Jones）在旁听了张伯伦的讲话后说：“首相总是吝啬辞藻、沉闷乏味，用最低俗的语气谈论忍耐和胜利。”不少议员睡着了。当首相最后讲完时，只听到零星的、微弱的欢呼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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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温斯顿·丘吉尔站起来。他大步走向发言箱，把笔记放在上面，开始第一次向下议院报告海上战争的情况。丘吉尔两手拇指竖起，紧握着马甲。他谈到了英国皇家海军成功建立了护航系统，摧毁了德国潜艇，以及英国商船损失稳步减少。但同时警告说，这些乐观的消息不应导致自满，“人们不应过分关注这些让人安心的数字，因为战争充满了令人不快的意外”[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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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演讲内容并不特别令人难忘，至少按照丘吉尔的标准来看是这样。他因擅用鼓舞人心的言辞而闻名，这次却没有使用任何此类语言。可是谁也没有打盹。整个会议室里，议员和访客都在全神贯注地听着，许多人身体前倾，努力听清每一句话。当丘吉尔讲话时，尼科尔森“能感觉议员们的情绪不断高涨”[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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唤醒了听众的不是这位海军大臣的演讲内容，而是他的演讲方式。用一位旁观者的话来说，丘吉尔那种斗志昂扬、坚定的态度，加上坚毅、机智和自信，“带来了春天早晨沿着悬崖散步时的兴奋感”[9]。他兴致勃勃地讲述海军的英勇事迹，流露出一种伊丽莎白时代的高度冒险精神，这与张伯伦和其他大臣们呆板的风格截然不同。当丘吉尔讲完时，会议室两侧的议员都起立欢呼。其中就有卡特兰，他的情绪突然好转了。“对于那些一直在悄悄地说岁月已经摧残了他们的批评家，温斯顿狠狠地打了他们的脸。”卡特兰在给姐姐的信中写道，“他向议员们展示了他军械库中体现卓越领导力的所有的武器。我知道国家现在不会让他走的……”丘吉尔演讲后的第二天，《每日电讯报》报道称：“近年来，很少有部长级的报告能像丘吉尔先生的那样，在议会激起如此巨大的热情……海军大臣偷走了首相的下午。”[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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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10月1日，在他作为海军大臣的首次全国广播中，丘吉尔给全国注入了活力，就像他几天前震动了下议院一样。他宣称，英国皇家海军正处于进攻状态。它的船只正“日夜不停地”[11]搜捕德国U型潜艇，“我不能说毫无怜悯之心，因为上帝不允许我们与它分离，但我们至少是满怀热情，而不是毫无兴致”。他猛烈抨击希特勒“和他身边那一小撮邪恶的人，他们的双手沾满了鲜血，政府很腐败”，并承诺英国作为“文明和自由的捍卫者”，将战斗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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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次大师级的表演，在德国也引起了注意。威廉·夏伊勒在柏林对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听众们说：“当地对和平的热情因丘吉尔昨晚的广播而有所减弱。”[12]与张伯伦不同的是，丘吉尔的内心充满了激情。他不但没有在战斗中退缩，反而似乎渴望更多。《新政治家》的编辑金斯利·马丁说，在这次演讲中，正如后来向全国广播的一样，这位第一大臣“用生动的语言描述了这场战争的现实情况”[13]。在一次演讲中，丘吉尔轻蔑地谈到了“纳粹匪徒”，并描述了他们如何感受到“英国海上力量的长臂压在他们肩上”。在另一篇文章中，他声称英国已经准备好“忍受希特勒和他手下最毒的恶意”。正如《新政治家》的编辑所指出的，愿意迎接挑战和内心充满希望的丘吉尔可以让充满怀疑和恐惧的民众兴奋起来。“我们谈过，讨论过，争执过，也犹豫过，”马丁写道，“我们……看到自己的错误，因顾忌而裹足不前……在丘吉尔先生身上，我们看到了一个实干家，他把这一切抛在一边，并提醒我们，无论我们是什么样的人，或者自认为是什么样的人，我们生来就是英国人。现在，我们英国人正面临生死存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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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是在陈述海军遭受挫折和失败时，丘吉尔还是设法用一种不可抑制的乐观情绪来陈述坏消息——他经常这样。在讲述了皇家橡树号驱逐舰沉没的悲惨故事后，他警告说：“一定有持续的损失。任何时候我们都无法保证不遭受损失。我们会受苦，而且会一直受苦……”[14]不过，他补充道：“我毫不怀疑，最终我们会让他们心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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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只要有好消息，他就尽可能地利用它。1939年12月，德国袖珍战舰格拉夫·斯比号先被3艘英国巡洋舰击毁，后被船员们凿沉。[15]海军大臣命令船员们回家，并举行了盛大的公众庆祝活动，以纪念国家的新英雄们。他决心要鼓舞英国人的士气，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他会不惜一切代价，甚至会“玩弄”真相。例如，在海军部内部，众所周知，他向议会宣布的德国军舰和潜艇的损失往往被极度夸大。当反潜作战指挥官对这些数字提出疑问时，丘吉尔告诉他：“在这场战争中有两个人击沉了U型潜艇，塔尔博特。你把它们沉到大西洋，我把它们沉到下议院。问题是你下沉的速度只有我的一半。”[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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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用什么方法，丘吉尔都成功地实现了他的目标，甚至赢得了更多。他不仅振奋了英国人的精神，而且让他们更好地理解了为什么要打这场仗。在这个过程中，他成了全英国最受欢迎的公众人物。在这场虚假战争中，只要他出现在新闻影片中，观众就会报以热烈的掌声，而张伯伦和其他内阁大臣出现时，观众通常沉默以对。[17]在他每次广播之后，伦敦西区剧院的上座率都戏剧性地提升。剧院经理们得出结论，丘吉尔的活力已经感染了观众，市民们决定离开自己挡着黑色窗帘的公寓和房子，度过一个晚上。[18]“我们多么期待丘吉尔的广播，”乔治·比尔德莫尔在他的日记中写道，“人人都崇拜他。”[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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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并不是所有人都崇拜他。张伯伦、哈利法克斯和大多数内阁成员肯定不在其中，他们认为丘吉尔在试图盖过首相的风头，让自己负责这场战争。一位海军官员回忆说：“每个人都意识到，丘吉尔的同僚都认为他试图接管战争，他们对此相当敏感。”[20]事实是，丘吉尔性情多变，无法集中精力管理自己的部门，尽管这是一项至关重要的任务。作为英国海军大臣，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前几个月，他表现得就像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海军大臣一样，把涉及战争的事都视为他应该关心的事，并向张伯伦和其他内阁成员抛出了一连串似乎无休止的问题和意见。为了使其他内阁成员感受到同样的紧迫感，他一再表示，他担心飞机和坦克的短缺，也担心军队在充分补充兵力方面有所拖延。他最担心英国不能对敌人采取任何重大的进攻行动。他写信给一位高级海军上将：“你意识到我们可能正在走向失败吗？”[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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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不奇怪，丘吉尔的大多数内阁同僚对他的干预的反应是愤怒和沮丧。丘吉尔在一次广播中指责欧洲中立国家没有勇气对抗希特勒，哈利法克斯非常恼火，他写信给丘吉尔：“如果你以后要特别谈到外交政策，可以先让我看看你想说什么吗？你认为我这么问没道理吗？”[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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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丘吉尔不可能保持沉默，尤其是在他看来，英国和欧洲其他国家的命运岌岌可危的时候。1940年1月27日，在曼彻斯特，他发表了可以说是他关于这场虚假战争最引人注目的演讲。他号召全体国民动员起来，全力以赴投入战争。他说，英国所有的劳动力都必须为战争做好准备，工会和工业界必须在这项至关重要的事业中合作。在面向全国广播的演说结束时，他最后呼吁：“来吧，让我们肩负使命，投身于战斗，竭尽全力，每个人都站在自己的岗位上，各司其职。我们在充实军队，统治空域，倒出弹药，摧毁U型潜艇，扫平地雷，开垦土地，建造船舰，守卫街道，救助伤员，鼓舞消沉的人，尊重勇敢的人。让我们一起前进，在帝国的各个地方，在全岛各地。一星期、一天、一小时都不能浪费。”[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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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有力的战斗口号使人们激动不已。许多人认为，这也是首相早就应该发表的讲话。如果说丘吉尔在曼彻斯特的讲话起了什么作用，那就是助长了伦敦政界的一种情绪，即张伯伦必须下台，海军大臣必须接替他的位置。卡特兰、布思比、麦克米伦、劳和其他人已经推动这个想法好几个月了。但是现在，甚至一些张伯伦的支持者也开始思考以前不可想象的事情。听完丘吉尔在下议院的一次讲话之后，尼科尔森写道：“就连张伯伦的支持者都在说‘我们现在找到了我们的领袖’。”[24]听了丘吉尔的广播后，约翰·科尔维尔认为，海军大臣将在战争结束前担任首相，尽管科尔维尔并不一定对此感到高兴：“从他之前不可靠和不稳定的行为来看，他可能会把我们引向最危险的道路。”[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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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伦敦，越来越多的人谈论丘吉尔领导了一场“内阁政变”，利用他在人民中的声望发动叛乱，推翻张伯伦和他的政府。这些谈话没有实质内容。在这场虚假战争中，丘吉尔明确表示，他不会参与任何推翻张伯伦的阴谋，就像他在英国政府宣战前一天拒绝那样做一样。虽然他认为国家处于极大的危险之中，并且他对政府的惰性感到沮丧，但他不会做任何伤害首相的事。布思比比大多数保守党“反叛分子”更了解丘吉尔，他在这段时间写道：“与人们的普遍看法相反，丘吉尔非常看重个人忠诚……我认为，那些把希望寄托在丘吉尔领导下的真正的国家政府上台的人是在妄想。他不会采取任何行动来取代那个在最后一刻给予他信任、把他安排在一个他喜欢的部门的人。”[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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