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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布思比所观察到的，在经历了这么多年的政治狂乱之后，丘吉尔已经如鱼得水，他的注意力集中在管理海军和指挥战争上。维奥莉特·博纳姆·卡特说，尽管忧心忡忡，但他“心情愉快，因为这是他最喜欢待的地方，在这里他能行动起来，充分施展才能”[27]。在早期出版的一本书中，丘吉尔写了他做过的一些决定：“我根据自己的感觉行事，不必费心使这种行为与思想的结论相一致。”[28]维奥莉特夫人认为这些话“深刻地反映了他的真实想法”[29]。她说，丘吉尔有用心思考的习惯。在这种情况下，他对首相让他回到行动中心的感激之情多过他对张伯伦领导下的英国可能走向失败的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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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在这场虚假战争中，丘吉尔没有公开批评政府的政策，即使是在保守党党鞭和张伯伦的其他支持者散布谣言，意在损害他的利益时。爱德华·斯皮尔斯在日记中提到了一些他在下议院吸烟室和大厅里听到的关于丘吉尔的“耳语”：“他很累，身体不好，感觉自己老了。”[30]然而，这种含沙射影的言论并没有影响丘吉尔对首相的忠诚。在回应休·道尔顿关于英国未能对德国发动真正战争的质询时，丘吉尔说如果他不在内阁，他将对这个问题“有很多话要说”[31]，但“我已经参加这次‘航行’，所以我现在什么都不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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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吉尔曾多次成为张伯伦最有力的捍卫者之一。当维奥莉特夫人在海军部拜访他，谈到政府的“老绥靖者”时，丘吉尔为首相进行了一场充满活力的辩护，宣称：“没有人比他更执着，更一心一意。他有钢铁般的意志。”[32]（维奥莉特夫人很克制，没有指出张伯伦也许是在用这些品质追求错误的目标。）一天午餐时，丘吉尔的一个孩子开了张伯伦的玩笑，他对他怒目而视，咆哮道：“如果你要对我的上级发表无礼的言论，你就得离开餐桌。我们为了一项共同的伟大事业团结在一起，我不准备容忍对首相的这种言论。”[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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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吉尔的支持者认为，这种忠诚虽然令人钦佩，却大错特错，国家的生存比张伯伦政府的生存更重要，但这种观点毫无意义。布兰登·布拉肯在这一点上尤为激动，他宣称：“事情已经变糟了，而且越来越糟。我们没有赢得这场战争，我们正在走向失败。”[34]他和丘吉尔激烈地争辩，说丘吉尔已经坚持忠诚到了荒唐的地步。丘吉尔让他少管闲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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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张伯伦继续奉行他为战争制定的非对抗性路线，他相信自己不会遭到丘吉尔的公开反对。“温斯顿，尽管暴力、冲动，但对富有同情心的处理方式反应敏捷。”他在给妹妹的信中写道，“就我个人而言，他绝对忠诚于我，我经常从其他人那里听到他对我表示钦佩。”[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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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张伯伦，“反叛分子”还有什么其他选择呢？选择安东尼·艾登吗？他曾是保守党内持不同政见者和英国大部分人的希望之光。由于之前的谨慎和犹豫，艾登已经失去了影响力，成了政府里一个无足轻重的人物，被困在自治领办公室里。对于一名前外交大臣来说，这个不属于战争内阁成员的新职位是一种耻辱。他越来越沮丧，越来越不耐烦，他参加了大多数战争内阁会议，但只是个旁观者。“他无法忍耐自己不安分的精力，无法忍受这个奇怪时期的无所事事，”艾登的一个下属回忆说，“他给人一种肤浅的印象，对联邦的问题不感兴趣。”[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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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3月，《每日镜报》的出版商塞西尔·金采访艾登后，在日记中这样描述：“他最迷人，也最聪明，但作为未来的领导人，却相当可悲。”[37]《每日镜报》是少数公开反对张伯伦指挥战争的报纸之一。“艾登没有独立的观点，显然也无意打破现有的政治状态，在时事面前，他实际上只是一棵墙头草……”金写道，“真的，当我离开他走下白厅的时候，我几乎要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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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初，当利奥·埃默里及其所在党的党内大多数持不同政见者决定张伯伦必须下台时，一如克莱门特·戴维斯和鲍勃·布思比的治安维持会，挑战依然存在：如何放松首相对下议院的控制，并说服多数保守党人推翻他。[38]尽管公众对张伯伦的领导能力越来越不满，但推翻他的障碍似乎并不亚于以前。英国著名宪政学者沃尔特·白芝浩（Walter Bagehot）曾写道，公众的不满理应导致政府更迭：“议会与众不同的特点……就是，在公开事务的每个阶段，都有讨论；公众参与讨论；可以通过议会选出一个不按照自己意愿行事的政府，也可以选出一个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的政府。”[39]但是张伯伦把这种宪法理论当耳旁风。由于他在下议院拥有绝大多数席位，他相信自己可以安全地无视公众舆论，而大卫·马杰森和他的副手们则尽最大努力消除下议院的异议。迪克·劳讽刺地说：“人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压制独立的判断力，无论它在哪里露出那‘丑恶’的脑袋。”[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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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张伯伦的支持等同于在战争时期对军队和国家的支持。甚至像《每日电讯报》这样在战争开始前不久对政府持强烈批评态度的报纸，也呼吁国家团结，并宣称议员不得发表可能危及政府的言论。《每日电讯报》的所有者卡姆罗斯勋爵告诉一位朋友，他对任何一位政府部长都没有什么话可说，但他认为在目前的危急时刻，说任何有损政府名誉的话都是错误的，尤其“不想说任何反对首相的话”[41]。在一些人的心目中，在战时推翻政府的想法无异于叛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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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许多在伦敦的美国记者一样，利兰·斯托不理解这种观点。他无法理解为什么反对张伯伦的议员们会如此犹豫。“你为什么不马上把张伯伦、威尔逊、霍尔和其他绥靖派除掉呢？”斯托向一位年轻的保守党“反叛分子”问道：“你怎么能相信这样的人会为你赢得这场战争？”[42]议员摇了摇头，他说，在英国政坛上，情况并非如此。现在做任何事都是不可能的。不仅是因为保守党占多数，而且持不同政见者甚至不确定工党是否会加入推翻张伯伦的行列。在考虑了跨党派联盟的想法后，大多数议会领导人放弃了这个想法。事实上，保守党最近开除了一名主要成员——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因为他一直坚持需要将所有反政府力量联合起来。这位保守党议员告诉斯托：“推翻（政府）的唯一途径是在一个大问题上，要唤醒所有国民。”[43]这个问题将在他自己的政党和反对党中激起反对张伯伦的情绪。这可能会迫使对首相发起信任投票，使其下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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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4月4日下午，利奥·埃默里来到了阿灵顿街21号，这是一处豪宅，位于丽兹酒店的转角处。[44]埃默里被领进了客厅，房子的主人索尔兹伯里勋爵和其他20多个人都在那里等着他，他们都是下议院或上议院的保守党议员。78岁的勋爵像往常一样衣着整洁。在公共场合，他仍然穿着礼服外套，戴着大礼帽，他是伦敦上流社会中最后一批这样打扮的人物之一。但是索尔兹伯里勋爵并不是一个优雅、逝去时代的不合时宜的人。他是前首相的儿子，上议院前领袖博比提·克兰伯恩的父亲，也是塞西尔家族的首领。和大多数塞西尔家族成员一样，他以钢铁般的正直和荣誉感而闻名。人们仍然密切关注着他说的话。他认为，内维尔·张伯伦的政府必须进行彻底的改革，同时对战争采取更具对抗性的态度。他邀请在场的人与他一起敦促首相达成这些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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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索尔兹伯里勋爵的音量远不及他的儿子，但他也是绥靖政策的强烈反对者。他曾公开反对慕尼黑事件，是早期征兵的倡导者，和儿子一样，他对政府与德国作战时的惰性感到震惊。战争开始后，他给哈利法克斯勋爵和其他政府官员发出密函和备忘录，敦促他们更积极地处理这场冲突。他对政府的行动迟缓的担忧并没有因为张伯伦在1940年初的两次战争危机中的行动而得到缓解。长期以来，人们一直敦促首相改革内阁，使其更具攻击性。但在1940年1月，张伯伦反其道而行之：解雇了战争大臣莱斯利·霍尔-贝利沙，他向敌人开战的愿望和在公众中的声望方面仅次于丘吉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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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陆军部工作的3年里，霍尔-贝利沙一直努力使墨守成规的英国军队现代化，扩大其规模。把阶级看得重于功绩，业余绅士胜过职业战士，这种情况已经在军队里持续了几个世纪。战争大臣解雇了3名高级将领，换成了年轻人。他提高了普通士兵的工资和津贴，为他们建造了新营房，并给予他们成为军官的机会。（在此之前，陆军军官几乎全部来自上层阶级。）在战争开始前的一年多时间里，他一直敦促张伯伦实行征兵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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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尔-贝利沙的民主改革很受公众欢迎，但遭到军方高层的鄙视，他们认为他是个急进派，还说服了张伯伦把他除掉。这种对犹太人霍尔-贝利沙的敌意带有强烈的反犹太主义色彩，他背后被称作霍利伯-以利沙（Horebi-Elisha）。英国战争大臣的免职引发了政治危机，虽然这场危机还不足以引发信任投票，但足以进一步削弱政府在英国人民心目中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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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11月，张伯伦对苏联入侵芬兰的反应，以及这个小国对侵略者的英勇斗争，使张伯伦政府受到的损害更大。在英国，就像在美国一样，公众和媒体呼吁给芬兰提供盟军部队、飞机、武器和弹药。回想起来，在没有足够的人员、飞机和武器支援法国前线、保护英国的情况下，向芬兰派遣英国军队并提供物资的想法并没有很好的战略意义。但是在1940年1月，张伯伦承诺向芬兰提供援助，宣称芬兰人“可以放心，我们的行动将不仅仅是形式上的”[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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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压倒性的优势，芬兰被迫在1940年3月初向苏联投降。几天后，张伯伦告诉下议院，英国政府曾协助芬兰打了一场败仗，然后列出了一长串已送去的武器和物资清单时，哈罗德·麦克米伦跳了起来，实际上，他骂首相是个骗子。在芬兰3个月的抵抗期间，麦克米伦在那里待了一个星期。他说芬兰人请求英国援助，“这种请求一开始几乎完全被忽视，最后英国给芬兰的物资总是数量太少或来得太迟”[46]。然后，他宣读了芬兰官员给他的清单上的数字，表明事实上芬兰人收到的给养和武器的数量与首相说的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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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39年9月以来，麦克米伦多次在下议院发表演讲，抨击政府在战争中的行为。但他之前的演讲都没有他对芬兰的重新评价那么有影响力。他后来写道，这是一次难得的经历，“他们最初是一群怀有敌意的听众，随后我把他们争取到我这边来”[47]。即使是政府的支持者也承认麦克米伦的批评对张伯伦造成了打击。迪克·劳当天也发表了一场近乎要求首相辞职的演讲。他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我仍然不明白，哈罗德为什么不把政府赶下台。也许他已经这样做了，我们很快就会知道。”[48]但即便事实证明这不是真的，劳说，他也相信“我们应该继续下去，我真诚地相信，我们越是削弱政府，就越能巩固英格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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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克米伦和劳是1940年4月4日出席索尔兹伯里勋爵会客厅聚会的两位保守党议员。索尔兹伯里邀请了他们、埃默里和其他人加入他所谓的监察委员会。勋爵说，该委员会的目的是“监督政府……在适当的时候‘骚扰’大臣们”[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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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守党议员中有一半以上来自上议院。埃默里称他们为“好孩子”[50]，他们大多是支持张伯伦的，虽然他们开始质疑政府对战争的管理，但大体上还是支持首相的。除了“好孩子”还有“坏小子”，他们中的几个人在慕尼黑会议之前就坚决反对绥靖政策：埃默里、麦克米伦、劳、尼科尔森、爱德华·斯皮尔斯、达夫·库珀和保罗·埃默斯-埃文斯，后者被任命为新小组的秘书。（在此期间，博比提·克兰伯恩生病了，没有积极参与监察委员会的活动。）监察委员会并不像埃默里的组织或“义务警员”那样激进。顾名思义，监察委员会是一个监督组织，试图促使张伯伦引进更多有活力的大臣，以更强的斗志对抗德国。然而，其温和的基调和其成员名单中包含了保守党当权派的几大骨干，使对张伯伦的任何批评都更容易被接受，就像它赋予了埃默里和其他“坏小子”的行为一定程度的尊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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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过来，被任命为该组织军事小组委员会主席的埃默里，也用自己的斗志感染了监察委员会的委员们。更重要的是，他成为反抗张伯伦的催化剂，历史学家大卫·达顿（David Dutton）称他为反对首相的各个机构间的“关键纽带”[51]。整个4月，他花了大量时间参加监察委员会、“义务警员”和他自己的保守党叛军组织的一个又一个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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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抗精神在蔓延。现在，它所需要的只是一个“大问题”来使星星之火变成熊熊烈火。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个问题最终来自张伯伦对德国采取进攻行动的决定。温斯顿·丘吉尔在不知不觉中点燃了导火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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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3月28日，在监察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的前一周，张伯伦终于签署了丘吉尔自战争开始就提出的计划：阻止从瑞典沿挪威海岸向德国运送铁矿石。7个月来，内阁成员就这一想法的各种变化进行了争论，包括开采挪威水域，拦截德国船只，甚至控制瑞典的矿场。1940年1月，英国差点做出决定，通知挪威和瑞典，英国正在考虑采取军事行动阻止铁矿石的运输。但在这两个国家强烈抗议后，这个想法暂时被放弃了。2月，作为援助芬兰的远征行动的一部分，英国人曾计划占领瑞典的矿区和几个挪威港口，但这一行动也被取消了。不久之后，愤怒的丘吉尔写信给哈利法克斯：“我觉得我应该让你们知道，我非常关心这场战争的走向。它之所以不那么致命，并不是因为它是无声的……我们能假设（德国人）没有考虑过该怎么做吗？他们当然有计划，可我们没有。除了等待有事发生之外，我们看不到任何行动。”[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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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约翰·科尔维尔所说，经过了数月的犹豫和拖延，张伯伦在1940年3月决定停止开采铁矿石，倒不是因为他改变了对抗德国的主意，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认为应该“偶尔向公众示好”[53]。首相与法国领导人一致同意一项在挪威领海布雷的计划。行动被推迟了3天，终于确定下来。4月8日星期一的黎明时分，英国船只将开始在挪威水域布雷。盟军终于控制了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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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他们是这么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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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Barbara Cartland，Ronald Cartland，London：Collins，1942，p.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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