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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压倒性的优势，芬兰被迫在1940年3月初向苏联投降。几天后，张伯伦告诉下议院，英国政府曾协助芬兰打了一场败仗，然后列出了一长串已送去的武器和物资清单时，哈罗德·麦克米伦跳了起来，实际上，他骂首相是个骗子。在芬兰3个月的抵抗期间，麦克米伦在那里待了一个星期。他说芬兰人请求英国援助，“这种请求一开始几乎完全被忽视，最后英国给芬兰的物资总是数量太少或来得太迟”[46]。然后，他宣读了芬兰官员给他的清单上的数字，表明事实上芬兰人收到的给养和武器的数量与首相说的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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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39年9月以来，麦克米伦多次在下议院发表演讲，抨击政府在战争中的行为。但他之前的演讲都没有他对芬兰的重新评价那么有影响力。他后来写道，这是一次难得的经历，“他们最初是一群怀有敌意的听众，随后我把他们争取到我这边来”[47]。即使是政府的支持者也承认麦克米伦的批评对张伯伦造成了打击。迪克·劳当天也发表了一场近乎要求首相辞职的演讲。他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我仍然不明白，哈罗德为什么不把政府赶下台。也许他已经这样做了，我们很快就会知道。”[48]但即便事实证明这不是真的，劳说，他也相信“我们应该继续下去，我真诚地相信，我们越是削弱政府，就越能巩固英格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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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克米伦和劳是1940年4月4日出席索尔兹伯里勋爵会客厅聚会的两位保守党议员。索尔兹伯里邀请了他们、埃默里和其他人加入他所谓的监察委员会。勋爵说，该委员会的目的是“监督政府……在适当的时候‘骚扰’大臣们”[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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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守党议员中有一半以上来自上议院。埃默里称他们为“好孩子”[50]，他们大多是支持张伯伦的，虽然他们开始质疑政府对战争的管理，但大体上还是支持首相的。除了“好孩子”还有“坏小子”，他们中的几个人在慕尼黑会议之前就坚决反对绥靖政策：埃默里、麦克米伦、劳、尼科尔森、爱德华·斯皮尔斯、达夫·库珀和保罗·埃默斯-埃文斯，后者被任命为新小组的秘书。（在此期间，博比提·克兰伯恩生病了，没有积极参与监察委员会的活动。）监察委员会并不像埃默里的组织或“义务警员”那样激进。顾名思义，监察委员会是一个监督组织，试图促使张伯伦引进更多有活力的大臣，以更强的斗志对抗德国。然而，其温和的基调和其成员名单中包含了保守党当权派的几大骨干，使对张伯伦的任何批评都更容易被接受，就像它赋予了埃默里和其他“坏小子”的行为一定程度的尊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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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过来，被任命为该组织军事小组委员会主席的埃默里，也用自己的斗志感染了监察委员会的委员们。更重要的是，他成为反抗张伯伦的催化剂，历史学家大卫·达顿（David Dutton）称他为反对首相的各个机构间的“关键纽带”[51]。整个4月，他花了大量时间参加监察委员会、“义务警员”和他自己的保守党叛军组织的一个又一个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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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抗精神在蔓延。现在，它所需要的只是一个“大问题”来使星星之火变成熊熊烈火。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个问题最终来自张伯伦对德国采取进攻行动的决定。温斯顿·丘吉尔在不知不觉中点燃了导火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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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3月28日，在监察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的前一周，张伯伦终于签署了丘吉尔自战争开始就提出的计划：阻止从瑞典沿挪威海岸向德国运送铁矿石。7个月来，内阁成员就这一想法的各种变化进行了争论，包括开采挪威水域，拦截德国船只，甚至控制瑞典的矿场。1940年1月，英国差点做出决定，通知挪威和瑞典，英国正在考虑采取军事行动阻止铁矿石的运输。但在这两个国家强烈抗议后，这个想法暂时被放弃了。2月，作为援助芬兰的远征行动的一部分，英国人曾计划占领瑞典的矿区和几个挪威港口，但这一行动也被取消了。不久之后，愤怒的丘吉尔写信给哈利法克斯：“我觉得我应该让你们知道，我非常关心这场战争的走向。它之所以不那么致命，并不是因为它是无声的……我们能假设（德国人）没有考虑过该怎么做吗？他们当然有计划，可我们没有。除了等待有事发生之外，我们看不到任何行动。”[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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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约翰·科尔维尔所说，经过了数月的犹豫和拖延，张伯伦在1940年3月决定停止开采铁矿石，倒不是因为他改变了对抗德国的主意，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认为应该“偶尔向公众示好”[53]。首相与法国领导人一致同意一项在挪威领海布雷的计划。行动被推迟了3天，终于确定下来。4月8日星期一的黎明时分，英国船只将开始在挪威水域布雷。盟军终于控制了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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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他们是这么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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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Barbara Cartland，Ronald Cartland，London：Collins，1942，p.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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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Robert Boothby，I Fight to Live，London：Gollancz，1947，p.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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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Barbara Cartland，Ronald Cartland，London：Collins，1942，p.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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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Harold Nicolson，The War Years：Diaries and Letters，Vol. 2，1939-1945，New York：Atheneum，1967，p.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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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Harold Nicolson，The War Years：Diaries and Letters，Vol. 2，1939-1945，New York：Atheneum，1967，p.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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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Martin Gilbert，Winston S.Churchill，Vol. 6，Finest Hour，1939-1941，Boston：Houghton Mifflin，1983，p.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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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Martin Gilbert，Winston S.Churchill，Vol. 6，Finest Hour，1939-1941，Boston：Houghton Mifflin，1983，p.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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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Harold Nicolson，The War Years：Diaries and Letters，Vol. 2，1939-1945，New York：Atheneum，1967，p.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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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J. E Sewell，Mirror of Britain，London：Hodder & Stoughton，1941，p.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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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Fourth Week，” Picture Post，October 14，1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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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Martin Gilbert，Winston S.Churchill，Vol. 6，Finest Hour，1939-1941，Boston：Houghton Mifflin，1983，p.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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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Brian Gardner，Churchill in His Time：A Study in a Reputation 1939-1945，London：Methuen，1968，p.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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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Kingsley Martin，Picture Post，June 1，1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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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Martin Gilbert，Winston S.Churchill，Vol. 6，Finest Hour，1939-1941，Boston：Houghton Mifflin，1983，p.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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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1939年底，格拉夫·斯比号与英国皇家海军的3艘巡洋舰遭遇，接着两者在瑞夫普拉塔河出海口发生了激战，结果双方互有损伤，各自退出了战斗。该舰驶入瑞夫普拉塔河，到达中立国乌拉圭的蒙得维蒂亚港，请求避难和维修。然而，英、德外交代表和乌拉圭方面经过激烈的外交谈判，乌拉圭方面接受折中方案，允许该舰在港停留3天，至12月17日，该舰离开了港口，驶向大海深处，英国舰员们凿沉了这艘著名的军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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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Paul Addison，“Winston Churchill，” Dictionary of National Biogra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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