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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10月1日，在他作为海军大臣的首次全国广播中，丘吉尔给全国注入了活力，就像他几天前震动了下议院一样。他宣称，英国皇家海军正处于进攻状态。它的船只正“日夜不停地”[11]搜捕德国U型潜艇，“我不能说毫无怜悯之心，因为上帝不允许我们与它分离，但我们至少是满怀热情，而不是毫无兴致”。他猛烈抨击希特勒“和他身边那一小撮邪恶的人，他们的双手沾满了鲜血，政府很腐败”，并承诺英国作为“文明和自由的捍卫者”，将战斗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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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次大师级的表演，在德国也引起了注意。威廉·夏伊勒在柏林对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听众们说：“当地对和平的热情因丘吉尔昨晚的广播而有所减弱。”[12]与张伯伦不同的是，丘吉尔的内心充满了激情。他不但没有在战斗中退缩，反而似乎渴望更多。《新政治家》的编辑金斯利·马丁说，在这次演讲中，正如后来向全国广播的一样，这位第一大臣“用生动的语言描述了这场战争的现实情况”[13]。在一次演讲中，丘吉尔轻蔑地谈到了“纳粹匪徒”，并描述了他们如何感受到“英国海上力量的长臂压在他们肩上”。在另一篇文章中，他声称英国已经准备好“忍受希特勒和他手下最毒的恶意”。正如《新政治家》的编辑所指出的，愿意迎接挑战和内心充满希望的丘吉尔可以让充满怀疑和恐惧的民众兴奋起来。“我们谈过，讨论过，争执过，也犹豫过，”马丁写道，“我们……看到自己的错误，因顾忌而裹足不前……在丘吉尔先生身上，我们看到了一个实干家，他把这一切抛在一边，并提醒我们，无论我们是什么样的人，或者自认为是什么样的人，我们生来就是英国人。现在，我们英国人正面临生死存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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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是在陈述海军遭受挫折和失败时，丘吉尔还是设法用一种不可抑制的乐观情绪来陈述坏消息——他经常这样。在讲述了皇家橡树号驱逐舰沉没的悲惨故事后，他警告说：“一定有持续的损失。任何时候我们都无法保证不遭受损失。我们会受苦，而且会一直受苦……”[14]不过，他补充道：“我毫不怀疑，最终我们会让他们心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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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只要有好消息，他就尽可能地利用它。1939年12月，德国袖珍战舰格拉夫·斯比号先被3艘英国巡洋舰击毁，后被船员们凿沉。[15]海军大臣命令船员们回家，并举行了盛大的公众庆祝活动，以纪念国家的新英雄们。他决心要鼓舞英国人的士气，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他会不惜一切代价，甚至会“玩弄”真相。例如，在海军部内部，众所周知，他向议会宣布的德国军舰和潜艇的损失往往被极度夸大。当反潜作战指挥官对这些数字提出疑问时，丘吉尔告诉他：“在这场战争中有两个人击沉了U型潜艇，塔尔博特。你把它们沉到大西洋，我把它们沉到下议院。问题是你下沉的速度只有我的一半。”[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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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用什么方法，丘吉尔都成功地实现了他的目标，甚至赢得了更多。他不仅振奋了英国人的精神，而且让他们更好地理解了为什么要打这场仗。在这个过程中，他成了全英国最受欢迎的公众人物。在这场虚假战争中，只要他出现在新闻影片中，观众就会报以热烈的掌声，而张伯伦和其他内阁大臣出现时，观众通常沉默以对。[17]在他每次广播之后，伦敦西区剧院的上座率都戏剧性地提升。剧院经理们得出结论，丘吉尔的活力已经感染了观众，市民们决定离开自己挡着黑色窗帘的公寓和房子，度过一个晚上。[18]“我们多么期待丘吉尔的广播，”乔治·比尔德莫尔在他的日记中写道，“人人都崇拜他。”[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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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并不是所有人都崇拜他。张伯伦、哈利法克斯和大多数内阁成员肯定不在其中，他们认为丘吉尔在试图盖过首相的风头，让自己负责这场战争。一位海军官员回忆说：“每个人都意识到，丘吉尔的同僚都认为他试图接管战争，他们对此相当敏感。”[20]事实是，丘吉尔性情多变，无法集中精力管理自己的部门，尽管这是一项至关重要的任务。作为英国海军大臣，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前几个月，他表现得就像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海军大臣一样，把涉及战争的事都视为他应该关心的事，并向张伯伦和其他内阁成员抛出了一连串似乎无休止的问题和意见。为了使其他内阁成员感受到同样的紧迫感，他一再表示，他担心飞机和坦克的短缺，也担心军队在充分补充兵力方面有所拖延。他最担心英国不能对敌人采取任何重大的进攻行动。他写信给一位高级海军上将：“你意识到我们可能正在走向失败吗？”[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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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不奇怪，丘吉尔的大多数内阁同僚对他的干预的反应是愤怒和沮丧。丘吉尔在一次广播中指责欧洲中立国家没有勇气对抗希特勒，哈利法克斯非常恼火，他写信给丘吉尔：“如果你以后要特别谈到外交政策，可以先让我看看你想说什么吗？你认为我这么问没道理吗？”[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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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丘吉尔不可能保持沉默，尤其是在他看来，英国和欧洲其他国家的命运岌岌可危的时候。1940年1月27日，在曼彻斯特，他发表了可以说是他关于这场虚假战争最引人注目的演讲。他号召全体国民动员起来，全力以赴投入战争。他说，英国所有的劳动力都必须为战争做好准备，工会和工业界必须在这项至关重要的事业中合作。在面向全国广播的演说结束时，他最后呼吁：“来吧，让我们肩负使命，投身于战斗，竭尽全力，每个人都站在自己的岗位上，各司其职。我们在充实军队，统治空域，倒出弹药，摧毁U型潜艇，扫平地雷，开垦土地，建造船舰，守卫街道，救助伤员，鼓舞消沉的人，尊重勇敢的人。让我们一起前进，在帝国的各个地方，在全岛各地。一星期、一天、一小时都不能浪费。”[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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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有力的战斗口号使人们激动不已。许多人认为，这也是首相早就应该发表的讲话。如果说丘吉尔在曼彻斯特的讲话起了什么作用，那就是助长了伦敦政界的一种情绪，即张伯伦必须下台，海军大臣必须接替他的位置。卡特兰、布思比、麦克米伦、劳和其他人已经推动这个想法好几个月了。但是现在，甚至一些张伯伦的支持者也开始思考以前不可想象的事情。听完丘吉尔在下议院的一次讲话之后，尼科尔森写道：“就连张伯伦的支持者都在说‘我们现在找到了我们的领袖’。”[24]听了丘吉尔的广播后，约翰·科尔维尔认为，海军大臣将在战争结束前担任首相，尽管科尔维尔并不一定对此感到高兴：“从他之前不可靠和不稳定的行为来看，他可能会把我们引向最危险的道路。”[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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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伦敦，越来越多的人谈论丘吉尔领导了一场“内阁政变”，利用他在人民中的声望发动叛乱，推翻张伯伦和他的政府。这些谈话没有实质内容。在这场虚假战争中，丘吉尔明确表示，他不会参与任何推翻张伯伦的阴谋，就像他在英国政府宣战前一天拒绝那样做一样。虽然他认为国家处于极大的危险之中，并且他对政府的惰性感到沮丧，但他不会做任何伤害首相的事。布思比比大多数保守党“反叛分子”更了解丘吉尔，他在这段时间写道：“与人们的普遍看法相反，丘吉尔非常看重个人忠诚……我认为，那些把希望寄托在丘吉尔领导下的真正的国家政府上台的人是在妄想。他不会采取任何行动来取代那个在最后一刻给予他信任、把他安排在一个他喜欢的部门的人。”[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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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布思比所观察到的，在经历了这么多年的政治狂乱之后，丘吉尔已经如鱼得水，他的注意力集中在管理海军和指挥战争上。维奥莉特·博纳姆·卡特说，尽管忧心忡忡，但他“心情愉快，因为这是他最喜欢待的地方，在这里他能行动起来，充分施展才能”[27]。在早期出版的一本书中，丘吉尔写了他做过的一些决定：“我根据自己的感觉行事，不必费心使这种行为与思想的结论相一致。”[28]维奥莉特夫人认为这些话“深刻地反映了他的真实想法”[29]。她说，丘吉尔有用心思考的习惯。在这种情况下，他对首相让他回到行动中心的感激之情多过他对张伯伦领导下的英国可能走向失败的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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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在这场虚假战争中，丘吉尔没有公开批评政府的政策，即使是在保守党党鞭和张伯伦的其他支持者散布谣言，意在损害他的利益时。爱德华·斯皮尔斯在日记中提到了一些他在下议院吸烟室和大厅里听到的关于丘吉尔的“耳语”：“他很累，身体不好，感觉自己老了。”[30]然而，这种含沙射影的言论并没有影响丘吉尔对首相的忠诚。在回应休·道尔顿关于英国未能对德国发动真正战争的质询时，丘吉尔说如果他不在内阁，他将对这个问题“有很多话要说”[31]，但“我已经参加这次‘航行’，所以我现在什么都不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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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吉尔曾多次成为张伯伦最有力的捍卫者之一。当维奥莉特夫人在海军部拜访他，谈到政府的“老绥靖者”时，丘吉尔为首相进行了一场充满活力的辩护，宣称：“没有人比他更执着，更一心一意。他有钢铁般的意志。”[32]（维奥莉特夫人很克制，没有指出张伯伦也许是在用这些品质追求错误的目标。）一天午餐时，丘吉尔的一个孩子开了张伯伦的玩笑，他对他怒目而视，咆哮道：“如果你要对我的上级发表无礼的言论，你就得离开餐桌。我们为了一项共同的伟大事业团结在一起，我不准备容忍对首相的这种言论。”[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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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吉尔的支持者认为，这种忠诚虽然令人钦佩，却大错特错，国家的生存比张伯伦政府的生存更重要，但这种观点毫无意义。布兰登·布拉肯在这一点上尤为激动，他宣称：“事情已经变糟了，而且越来越糟。我们没有赢得这场战争，我们正在走向失败。”[34]他和丘吉尔激烈地争辩，说丘吉尔已经坚持忠诚到了荒唐的地步。丘吉尔让他少管闲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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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张伯伦继续奉行他为战争制定的非对抗性路线，他相信自己不会遭到丘吉尔的公开反对。“温斯顿，尽管暴力、冲动，但对富有同情心的处理方式反应敏捷。”他在给妹妹的信中写道，“就我个人而言，他绝对忠诚于我，我经常从其他人那里听到他对我表示钦佩。”[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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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张伯伦，“反叛分子”还有什么其他选择呢？选择安东尼·艾登吗？他曾是保守党内持不同政见者和英国大部分人的希望之光。由于之前的谨慎和犹豫，艾登已经失去了影响力，成了政府里一个无足轻重的人物，被困在自治领办公室里。对于一名前外交大臣来说，这个不属于战争内阁成员的新职位是一种耻辱。他越来越沮丧，越来越不耐烦，他参加了大多数战争内阁会议，但只是个旁观者。“他无法忍耐自己不安分的精力，无法忍受这个奇怪时期的无所事事，”艾登的一个下属回忆说，“他给人一种肤浅的印象，对联邦的问题不感兴趣。”[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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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3月，《每日镜报》的出版商塞西尔·金采访艾登后，在日记中这样描述：“他最迷人，也最聪明，但作为未来的领导人，却相当可悲。”[37]《每日镜报》是少数公开反对张伯伦指挥战争的报纸之一。“艾登没有独立的观点，显然也无意打破现有的政治状态，在时事面前，他实际上只是一棵墙头草……”金写道，“真的，当我离开他走下白厅的时候，我几乎要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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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初，当利奥·埃默里及其所在党的党内大多数持不同政见者决定张伯伦必须下台时，一如克莱门特·戴维斯和鲍勃·布思比的治安维持会，挑战依然存在：如何放松首相对下议院的控制，并说服多数保守党人推翻他。[38]尽管公众对张伯伦的领导能力越来越不满，但推翻他的障碍似乎并不亚于以前。英国著名宪政学者沃尔特·白芝浩（Walter Bagehot）曾写道，公众的不满理应导致政府更迭：“议会与众不同的特点……就是，在公开事务的每个阶段，都有讨论；公众参与讨论；可以通过议会选出一个不按照自己意愿行事的政府，也可以选出一个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的政府。”[39]但是张伯伦把这种宪法理论当耳旁风。由于他在下议院拥有绝大多数席位，他相信自己可以安全地无视公众舆论，而大卫·马杰森和他的副手们则尽最大努力消除下议院的异议。迪克·劳讽刺地说：“人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压制独立的判断力，无论它在哪里露出那‘丑恶’的脑袋。”[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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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张伯伦的支持等同于在战争时期对军队和国家的支持。甚至像《每日电讯报》这样在战争开始前不久对政府持强烈批评态度的报纸，也呼吁国家团结，并宣称议员不得发表可能危及政府的言论。《每日电讯报》的所有者卡姆罗斯勋爵告诉一位朋友，他对任何一位政府部长都没有什么话可说，但他认为在目前的危急时刻，说任何有损政府名誉的话都是错误的，尤其“不想说任何反对首相的话”[41]。在一些人的心目中，在战时推翻政府的想法无异于叛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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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许多在伦敦的美国记者一样，利兰·斯托不理解这种观点。他无法理解为什么反对张伯伦的议员们会如此犹豫。“你为什么不马上把张伯伦、威尔逊、霍尔和其他绥靖派除掉呢？”斯托向一位年轻的保守党“反叛分子”问道：“你怎么能相信这样的人会为你赢得这场战争？”[42]议员摇了摇头，他说，在英国政坛上，情况并非如此。现在做任何事都是不可能的。不仅是因为保守党占多数，而且持不同政见者甚至不确定工党是否会加入推翻张伯伦的行列。在考虑了跨党派联盟的想法后，大多数议会领导人放弃了这个想法。事实上，保守党最近开除了一名主要成员——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因为他一直坚持需要将所有反政府力量联合起来。这位保守党议员告诉斯托：“推翻（政府）的唯一途径是在一个大问题上，要唤醒所有国民。”[43]这个问题将在他自己的政党和反对党中激起反对张伯伦的情绪。这可能会迫使对首相发起信任投票，使其下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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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4月4日下午，利奥·埃默里来到了阿灵顿街21号，这是一处豪宅，位于丽兹酒店的转角处。[44]埃默里被领进了客厅，房子的主人索尔兹伯里勋爵和其他20多个人都在那里等着他，他们都是下议院或上议院的保守党议员。78岁的勋爵像往常一样衣着整洁。在公共场合，他仍然穿着礼服外套，戴着大礼帽，他是伦敦上流社会中最后一批这样打扮的人物之一。但是索尔兹伯里勋爵并不是一个优雅、逝去时代的不合时宜的人。他是前首相的儿子，上议院前领袖博比提·克兰伯恩的父亲，也是塞西尔家族的首领。和大多数塞西尔家族成员一样，他以钢铁般的正直和荣誉感而闻名。人们仍然密切关注着他说的话。他认为，内维尔·张伯伦的政府必须进行彻底的改革，同时对战争采取更具对抗性的态度。他邀请在场的人与他一起敦促首相达成这些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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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索尔兹伯里勋爵的音量远不及他的儿子，但他也是绥靖政策的强烈反对者。他曾公开反对慕尼黑事件，是早期征兵的倡导者，和儿子一样，他对政府与德国作战时的惰性感到震惊。战争开始后，他给哈利法克斯勋爵和其他政府官员发出密函和备忘录，敦促他们更积极地处理这场冲突。他对政府的行动迟缓的担忧并没有因为张伯伦在1940年初的两次战争危机中的行动而得到缓解。长期以来，人们一直敦促首相改革内阁，使其更具攻击性。但在1940年1月，张伯伦反其道而行之：解雇了战争大臣莱斯利·霍尔-贝利沙，他向敌人开战的愿望和在公众中的声望方面仅次于丘吉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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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陆军部工作的3年里，霍尔-贝利沙一直努力使墨守成规的英国军队现代化，扩大其规模。把阶级看得重于功绩，业余绅士胜过职业战士，这种情况已经在军队里持续了几个世纪。战争大臣解雇了3名高级将领，换成了年轻人。他提高了普通士兵的工资和津贴，为他们建造了新营房，并给予他们成为军官的机会。（在此之前，陆军军官几乎全部来自上层阶级。）在战争开始前的一年多时间里，他一直敦促张伯伦实行征兵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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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尔-贝利沙的民主改革很受公众欢迎，但遭到军方高层的鄙视，他们认为他是个急进派，还说服了张伯伦把他除掉。这种对犹太人霍尔-贝利沙的敌意带有强烈的反犹太主义色彩，他背后被称作霍利伯-以利沙（Horebi-Elisha）。英国战争大臣的免职引发了政治危机，虽然这场危机还不足以引发信任投票，但足以进一步削弱政府在英国人民心目中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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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11月，张伯伦对苏联入侵芬兰的反应，以及这个小国对侵略者的英勇斗争，使张伯伦政府受到的损害更大。在英国，就像在美国一样，公众和媒体呼吁给芬兰提供盟军部队、飞机、武器和弹药。回想起来，在没有足够的人员、飞机和武器支援法国前线、保护英国的情况下，向芬兰派遣英国军队并提供物资的想法并没有很好的战略意义。但是在1940年1月，张伯伦承诺向芬兰提供援助，宣称芬兰人“可以放心，我们的行动将不仅仅是形式上的”[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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