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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Martin Gilbert，Winston S.Churchill，Vol. 6，Finest Hour，1939-1941，Boston：Houghton Mifflin，1983，p.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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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John Colville，Footprints in Time：Memories，London：Century，1985，p.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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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暗时刻的反抗：辅佐丘吉尔并拯救英国的年轻人 第十六章 “拿国家的命运作赌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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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4月初，伦敦对严冬的记忆正在迅速消失。天气温暖，鸟儿们像往常一样叽叽喳喳地唱着春天的歌，水仙花和郁金香到处都是。白天越长，人们躲在遮光窗帘后面的时间就越少，人们尽可能长时间待在户外，享受这珍贵的好天气。公园里挤满了人，商店、餐馆和夜总会也是如此。似乎每个人都想忘掉这场战争。弗吉尼亚·考尔斯回忆道，在那段短暂的平静时光里，“连报纸的头条都不令人担忧”[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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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成了内维尔·张伯伦的“补药”。他又充满了信心和活力，拒绝让任何事情打扰他，甚至是英国情报机构关于德国战舰移动、敌军集结、通信中断的报告也不行。他写信给妹妹说：“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西方）即将发动袭击，这令人生畏……然而我无法说服自己它会来。”[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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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克·劳已经成为保守党中最直言不讳的“反叛分子”，对他来说，宜人的天气并没有让他的身心愉悦。与首相不同的是，他确信这意味着德国即将发动进攻。他在给博比提·克兰伯恩的信中写道：“我很清楚，除非有改变，否则我们将输掉这场战争。”[3]劳的朋友说他已经“痴迷”摆脱张伯伦。他回答说，如果是这样的话，这种痴迷“不仅在这个国家，而且在全世界都很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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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4月4日，保守党的管理机构——中央委员会在威斯敏斯特大厅举行会议，对首相及其政府表达信任时，劳决定出席会议反对该决议。他觉得自己像身处狮穴中，紧张地走上讲台发表演讲。当他从讲台上望向坐在面前的保守党的忠实信徒时，劳确信自己会“被撕成碎片”[4]。然而，令他吃惊的是，他对政府在战争中表现迟钝的尖锐评论却得到了后来被他描述为“热烈的掌声”的回应。当张伯伦本人走进大厅时，劳的演讲进行到一半，而当张伯伦发表讲话时，劳坐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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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伯伦向与会者保证，英国正在与德国斗争，人们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他承认，当战争爆发时，德国为冲突准备的口粮“远远超过了我们自己的”[5]，他表示，从那时起，这个国家已经能够“消除我们的弱点……它极大地增强了我们的战斗力，使我们能够沉着镇定地面对未来，不管未来会发生什么”。他补充道，与战争开始时相比，他“对胜利的信心增加了十倍”。他是如此自信，以至于忍不住又说了几句话，比如“我们这个时代的和平”，这些话最终成为他余生的梦魇，被载入史册。关于希特勒，张伯伦说，“有一件事是肯定的，他错失了良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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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劳说，张伯伦的讲话只得到群众“冷淡的”[6]回应。首相离开大厅后，劳继续攻击政府。它产生了效果：一项信任决议获得通过，但修改后的版本，对首相的赞美远不如原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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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张伯伦骄傲地宣布希特勒错失良机时，他知道，而他的听众不知道，第二天，一支特种海军部队将离开斯卡帕河，穿越北海，在挪威水域布下水雷。但他不知道的是，就在他发表讲话时，曾把瑞典铁矿石运往德国的商船正满载藏在船舱里的士兵和装备返回挪威。德国军队秘密乘坐空船前往挪威的行动已经进行了近两个星期。由于没有被英国情报机构发现，这些船在各种各样的借口的掩饰下停泊在挪威港口，船上的士兵等待着发动袭击的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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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底，希特勒得出结论，英国打算在挪威登陆，并决定“我要先于他们到达那里”[7]。1940年2月16日，一艘英国驱逐舰在挪威海域拦截了一艘德国补给船阿尔特马克号，进一步加深了德军对英国真实意图的怀疑。阿尔特马克号上载有大约300名英国商船水手，他们是在船只沉没后被俘的，在一场短暂的小规模冲突后，英国水手登上阿尔特马克号，并营救了他们的同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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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9日清晨，也就是英国军舰在挪威南部海岸布雷的第二天，数千名德国步兵和空降部队士兵，在军舰和数百架飞机的支援下，对丹麦和挪威发动了闪电攻击。丹麦在12小时内被占领，德国军队占领了挪威首都奥斯陆和该国所有的主要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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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空中和海上的绝妙军事行动使张伯伦政府完全措手不及。和整个国民一样，他最初的反应是困惑、怀疑和震惊。下议院安排了一场辩论，1月初被派往法国的罗纳德·卡特兰获准回国参加辩论。他回到伦敦后，决心在下议院里大发雷霆。他确信，德国在挪威发动的闪电战很快就会在法国打响。他的士兵以及其他被派去支援英国远征军的本土防卫义勇军部队，在面对敌人时毫无准备。他们没有得到适当的训练，仍然没有足够的装备，甚至没有足够的医疗服务。“这里有无数丑闻，”他在回英国前不久给一个朋友的信中写道，“我们需要另一个南丁格尔小姐，另一个劳合·乔治，和我交谈过的每个士兵都希望丘吉尔代替验尸官。”[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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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伦敦后，卡特兰与迪克·劳、吉姆·托马斯、鲍勃·布思比、保罗·埃默斯-埃文斯以及其他议会同僚进行了几次漫长而阴郁的会谈。他说要退出议会，要彻底退出政治舞台。“我确信再也不会支持保守党了，”他在一周前写给埃文斯的信中说，“除非你摧毁政党的核心人物，否则你永远无法拯救英格兰的灵魂。”[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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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卡特兰被剥夺了在下议院陈述自己观点的机会。1940年4月12日，也就是他到达伦敦两天后，早报刊登了德国军队在比利时边境附近的调动情况，于是他决定返回法国。回到部队后，他给母亲写了一封信，表明自己已经恢复了一点往日的热情。他仍然认为英格兰的未来“难以想象”[10]。然而，他补充道：“无论我说什么，我都永远无法置身于公共生活之外。战争结束后，如果张伯伦还在位的话，这对我来说就是一场革命，为拯救英格兰做最后一次不顾一切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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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军用了将近一个星期才对德国入侵挪威做出反应，而且从一开始这就是一次拙劣的行动。在仓促集结、准备不足的英国远征军中，至少有一半是本土防卫义勇军，其士兵对战斗知之甚少。在赶路的过程中，指挥官没有充分考虑部队必须在崎岖多山的地形上战斗。挪威依旧被严冬包裹，厚厚的冰雪覆盖了这个国家的大部分地区，但几乎没有任何部队准备好雪地靴或滑雪板。士兵没有接到在如此寒冷的条件下作战的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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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4月13日，也就是德军入侵挪威5天后，英国、法国和波兰军队开始在挪威最北部的纳尔维克登陆。英国军队还在挪威中部相距数百英里的两个小渔港纳姆索斯和安道尔尼斯登陆，命令士兵对挪威古代首都特隆赫姆发动钳形攻势。在大多数情况下，英国人缺乏足够的装备（火炮、防空武器、通信设备、战斗机）、医疗设备、食物，甚至是他们所在的作战区域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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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新一批德国军队没有受到英国炸弹的干扰，正涌入挪威增援已经在那里的德国部队。一位德国上校对一位美国记者说：“幸运的是，英军总姗姗来迟。”[11]直到4月11日，英国飞行员才获准攻击德国控制的挪威机场。[12]即使在那时，他们的攻击也仅限于使用机枪而不是炸弹。《纽约时报》报道了一个事例，一架英国皇家空军侦察机发现丹麦一个机场挤满了德国军用运输机。[13]当空军部要求飞行员轰炸战场时，战争内阁对这一要求进行了3天的辩论。轰炸许可终于被批准了，当英国的轰炸机接近轰炸目标时，那些运输机连同德国军队已经潜入挪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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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拖延和混乱是惯例，而不是例外。命令下达了，然后又撤销了。被派往一个前线的英国军队在最后一刻被调遣到另一个前线去了。“高级军官在询问下级军官下一步该做什么，”一位曾在挪威的年轻军官在给索尔兹伯里勋爵的信中写道，“绝对是混乱统治。”[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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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次需要英国3个军种最大限度合作的行动中，各军种首长和大臣之间争论不休，缺乏默契。没有一个政府官员被授权对挪威的行动做出最终决定，并付诸实施。1940年4月底，布兰登·布拉肯向利奥·埃默里和他的“叛军”抱怨说：“绝望的苏联目前已经安定下来了，或者还没能确定我们的战略。他们3个副手充当参谋长，这6个人，还有其他人，一起举行秘密会议，由温斯顿或内维尔担任主席，但没有人真正决定该怎么做。”[15]张伯伦曾在4月初要求丘吉尔接任战争内阁军事协调委员会主席一职。这项新任务加重了丘吉尔本已沉重的责任，但令他极为沮丧的是，他并没有任何实权，因为他无法独自做出或执行任何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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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德国人在决策上就没有这样的问题。他们也不像英国人那样对空中打击敌人感到内疚。在这场噩梦般的战争中，驻扎在挪威的英军不仅要与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德国国防军作战，还要与德国空军无情的扫射和轰炸做斗争。这不是一场势均力敌的战斗。一名本土防卫义勇军中尉向利兰·斯托喊道：“我们已经被屠杀了！单纯地被屠杀！”[16]纳姆索斯附近的一场战斗以英军的溃败告终。利兰·斯托是为数不多的进入挪威的西方记者之一。“我们没有飞机！德国佬一直在轰炸我们……太可怕了！”在长达4天的战斗中，英国中尉营的600人中有200多人被打死或受伤。抬担架的人试图把伤员抬到安全的地方，但通常会遭到德国俯冲轰炸机的机枪扫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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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托采访了这位年轻的英国军官，他和其他幸存者沿着一条通往北方的道路撤退时，已经筋疲力尽，满身是泥。“我们没有适合在山里穿的衣服，”中尉说，“我们没有白色的斗篷。德国佬在雪地里能看到我们。他们刚刚干掉了我们的人。我告诉你……一切都怪那个该死的张伯伦！”[17]他告诉斯托：“我很高兴你是一名记者。看在上帝的份上，告诉张伯伦和他的手下我们必须要有飞机和防空炮！把我们说过的话都告诉他们！”在采访其他几名战斗中的幸存者时，斯托发现政府没有对士兵进行适当的训练和提供保护就把他们送到了挪威，他感受到士兵们的痛苦和怨恨。“伦敦的人怎么了？”一个下士喊道，“如果我们能除掉那个该死的老内维尔·张伯伦，也许我们在这场战争中还有机会。”[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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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托在给《芝加哥每日新闻》的快讯中，照那位代中尉的要求做了。他讲述了他全部的所见所闻：英军如何发现自己受到德国空军的摆布，他们是如何“被扔进挪威的深雪中。没有一支高射炮，没有一架支援飞机，也没有一门野战大炮”[19]。他的快讯相当于对他所说的“军事历史上最昂贵、最令人费解的失误之一”进行了猛烈的控诉，在美国和世界其他许多地方的报纸上都有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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