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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纸对英国错误的报道只会坚定许多美国人的想法，即美国应该远离这场战争。“太少、太迟似乎是张伯伦政府的典型表现。”《新共和国》（New Republic）宣称，“有一件事越来越确定。美国人坚信，即使出于其他理由，也应该反对希特勒主义，但打着这个旗号参军将是致命的。这个信念不断强化了美国的孤立主义。没有理由相信这样的领导能够赢得战争或和平。”[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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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英国人听到的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关于挪威的故事。一天晚上，斯托和他的一位摄影师同事躲在一间农舍里，房子的主人为说英语的客人播报BBC新闻。“英国远征军正从他们在挪威各个登陆点稳步向前推进，”BBC播音员用低沉的声音报道，“德军在铁路沿线的抵抗已经被粉碎。在纳姆索斯地区，英军和法军正成功地向特隆赫姆挺进。”[21]摄影师困惑地盯着斯托。“天呐，那些傻瓜怎么了？”他脱口而出，“他们疯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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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傻瓜”没疯，只是被严重误导了。挪威的战争爆发得如此之快，几乎没有英国记者在现场报道。因此，英国的媒体和公众不得不依靠陆军、海军和空军来了解发生了什么事。根据服务部门向报纸和BBC提供的早期报告，英国军队取得了一次又一次的胜利。“英国海军已经开始了一项光荣的事业，”《每日邮报》盛赞道，“希特勒被我们海陆空的铁锤重击得心惊胆战。”[22]一些报社禁不住在文章中添油加醋，渲染那些已经似是而非的军事胜利的报道。《每日快报》发表了一篇关于英军猛烈袭击纳尔维克的文章，该事件尚未发生，他们却声称这次行动敲响了“伊丽莎白时代的钟声”[23]。张伯伦和丘吉尔向下议院提交的报告只不过增强了一种信心，即一切都在按照英国的方式进行。在德国入侵挪威两天后，丘吉尔告诉下议院，在他看来，“希特勒犯了一个严重的战略错误。我们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发生的事情中获益匪浅”[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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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正是英国人民想听到的。经历过8个月的不存在的战争，等待和厌倦都结束了。英国军队和水兵最终与敌人发生了冲突，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做得很好。宽慰取代了人们最初对德国入侵挪威时的震惊。自由党议员珀西·哈里斯说：“这个国家正遭受着不可救药的乐观情绪的折磨。”[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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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随着4月的过去，早期的乐观情绪被日益增长的不安情绪所取代。各军种大臣们提交的关于英国成功的新闻简报越来越少。事实上，他们几乎没有发布关于挪威的信息。与此同时，几家英国报纸开始根据利兰·斯托的报道，报道纳姆索斯附近的溃败。陆军部认为斯托的报道“明显扭曲了事实”[26]，但这些报道以及其他来自中立国家的消息源对英国失败的描述都让人们觉得事情出了很大的问题，信息被压制了。“毫无疑问，这个国家的媒体和电台对来自挪威新闻的处理……已经破坏了相当一部分英国公众对其新闻来源的真实性和可信性的信心。”爱德华·R.默罗在1940年4月22日对美国听众报告中说，“战斗部队仍然掌握着指挥权，显然不关心，或者不知道，从国外涌入这个国家的令人不安的言论和谣言。”[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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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5月2日，张伯伦在下议院宣布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在安达尔斯和纳姆索斯登陆的英国军队被迫撤退。首相承认，派往挪威的部队装备不足，没有得到可靠的战斗机掩护，也没有足够的高射炮。[28]此外，他还说，敌人的增援部队以比预期更快的速度涌入。这种对失败的承认是毁灭性的，给整个国家带来了巨大的震动。在玛格丽·阿林厄姆看来，这种震惊“或多或少归结为一个突然令人麻痹的消息——张伯伦是一个虚荣的老人，袖子里没藏锦囊妙计”[29]。正如阿林厄姆郡埃塞克斯村的一名警察辛酸地吐露：“我们还以为他会继续（抗争）。相反，这个老家伙在混日子。”[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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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许多同胞一样，英国Tolleshunt D’Arcy的民众曾希望政府在虚假战争期间表现出的惰性是一种幌子，张伯伦和他的部下利用这几个月的无所作为来“建立一个巨大的战争机器”[31]，即使没有公开的迹象。阿林厄姆也确信，“政府正在像恶魔一样为毁灭性的春季进攻做准备，很可能是在北方，我认为我们的装备非常好，特别是空军装备，比我们原来的要好”。1940年4月4日，张伯伦调侃希特勒“错失了良机”，这使阿林厄姆更加坚信大举进攻迫在眉睫。阿林厄姆和身边的其他人都把这句话解读为对英国人民的一种暗示，“这是（所有人）期盼许久的一种鼓舞人心的个人行为”[32]。这个狡猾的暗示表明英国将会“关照”希特勒。当张伯伦在1940年5月2日承认事实并非如此时，德国已经在挪威打败了英国，阿林厄姆突然感觉自己像一个乘客，坐在一辆公共汽车上，从一条狭窄蜿蜒的山路上疾驰而下，使她感到恐怖的是发现司机“有点紧张，怎么看也不是一把好手”。他要把车开到悬崖边上吗？阿林厄姆写道：“我这辈子从来没有这么害怕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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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震惊的是，世界上最大的海上力量被德国令人畏惧的空中力量羞辱了——“希特勒证明了他的能力，”用爱德华·斯皮尔斯的话说，“几乎一夜之间就在我们眼皮底下吞下了整个国家”[33]——在全国范围内引发了一波又一波的愤怒和恐惧。乔治·比尔德莫尔在日记中愤怒地写道：“我们……被重创，溃不成军。像我这样的人所能理解的是，德国已经得到了它想要的每一个国家。”[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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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没有人比利奥·埃默里更愤怒。他一次又一次地警告政府，不愿面对敌人轰炸机场、工厂和其他经济和军事目标只会导致灾难。他写道：“如果德国空军的总兵力因6个月的持续战斗被削弱，而大部分的兵力不得不保留，用以保卫其基地和工厂，那么挪威的战役会有不同的结果……”[35]1940年5月2日，就在首相发表讲话后不久，埃默里打电话给新任航空大臣塞缪尔·霍尔爵士，大声喊道：“这届政府必须下台！”[36]这位保守党“反叛分子”的领袖对朋友说，“公开作战”的时候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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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挪威的坏消息终于点燃了“反叛分子”的抗争之火。但是，挪威事件并不是4月激励持不同政见者的唯一问题。英国军方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至少在一年内，军队不会配备现代化的坦克。约翰·西蒙爵士公布的新预算显示，英国未来一年在战争方面的支出将比德国少近40%。埃默里宣称政府是在“拿国家的命运作赌注。我们不能再这样悠闲地生活下去了”[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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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默里集团的大多数成员准备反抗。“义务警员”组织成员也准备反抗。整个4月，他们花了大量时间试图决定如何将计划付诸实施。一个温暖的星期天早晨，迪克·劳、吉姆·托马斯和罗纳德·特里等一群人，正坐在特里一家乡间别墅草坪上的躺椅上，密谋着。正在剪花的南希·特里从他们旁边走过，无意中听到了他们的讨论内容。“为什么要说这些？”她慢吞吞地说，“你们都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现在就去做吧。”[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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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错，但“反叛分子”必须小心谨慎。如果想使计划有机会取得成功，他们需要获得尽可能多的保守党人的支持。在德国入侵挪威后的最初几天，索尔兹伯里勋爵的监察委员会的一些成员，包括索尔兹伯里本人，仍然坚持认为必须给张伯伦一个机会，改组政府并调整战争策略。德国入侵挪威后的第二天，索尔兹伯里去唐宁街10号见张伯伦。索尔兹伯里警告说：“挪威的失败将对政府造成致命的后果。”[39]他要求首相改组政府，缩减战争内阁的规模。这位年长的同僚还敦促政府对战争进行更有力的打击，特别是对德国的军事目标进行全面轰炸。尽管张伯伦表现友好，但他还是拒绝了索尔兹伯里的所有提议。索尔兹伯里在给博比提·克兰伯恩的信中写道，张伯伦似乎“丝毫没有考虑组建一个真正的战争内阁的想法，也没有考虑到这些事需要更有活力、更有时间观念的领导人”[40]。首相告诉索尔兹伯里，“如果人们不喜欢现任政府，可以改变它”[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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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伦敦的政治圈充斥着有关将首相拉下马的阴谋，以及如果阴谋奇迹般地成功了，谁将接替他的传言。有人提到了劳合·乔治，甚至还有埃默里，但两个最有可能的候选人是温斯顿·丘吉尔和哈利法克斯勋爵。尽管受到绥靖政策的影响，但众所周知，哈利法克斯勋爵支持一个多党联合政府，而且他对战争的态度比张伯伦更坚决。埃默里和戴维斯集团的大多数成员想推选丘吉尔，他们非常担心挪威的惨败会影响到他获胜的概率。毕竟，他既是进攻挪威的设计师，也是将对皇家海军在挪威的失利负责的内阁大臣。但这位海军大臣对张伯伦的坚定忠诚是另一个令人担忧的原因。哈罗德·麦克米伦和其他“反叛分子”知道，很明显“丘吉尔的忠诚和责任感将确保他坚定地站在内维尔·张伯伦一边，并且丘吉尔敦促他控制多数票，这样就能继续战斗”[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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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他的忠诚几乎没有得到回报。在那些谣言四起的日子里，张伯伦和他的副手们也在策划自己的阴谋，包括想通过让丘吉尔成为挪威事件的替罪羊来除掉他。1940年4月底，道格拉斯勋爵问奇普斯·钱农：“温斯顿会灰心丧气吗？他应该离开海军部吗？”[43]钱农在日记中写道：“显然这些想法都在内维尔的脑子里。”大约在同一时间，哈罗德·尼科尔森说：“党鞭们说这全是温斯顿的错，他又一次失败了。”[44]张伯伦手下的一些人陷入了自己的阴谋中，他们不相信丘吉尔真的像他看上去那样忠于他的上司。钱农就是其中之一，他注意到传言丘吉尔已经“摘掉他的面具”[45]，并正在起草一个替代张伯伦的计划。约翰·科尔维尔听说，虽然丘吉尔本人是忠诚的，“但他的跟班们（如达夫·库珀、埃默里等）在尽其所能制造恶作剧和敌意”[46]。事实上，尽管布兰登·布拉肯正在进行他自己的私下活动，包括会见保守党“反叛分子”，但没有证据表明丘吉尔参与了这一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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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丘吉尔没有时间谋划。他太忙了，忙于应付挪威的灾难，他担心这次灾难会损害他的声誉，就像达达尼尔海峡的失败一样。他在海军部履行职责，担任内阁军事协调委员会主席，显然已筋疲力尽，在他的一些朋友看来，他已经失去了以往的激情和活力。在听完丘吉尔在下议院的演讲后，尼科尔森忧心忡忡地写道，他很少看到海军大臣“状态不好……他犹豫了一下，弄错了笔记的顺序，戴错了眼镜，摸索着找了一副对的……一个接一个的表现令人遗憾”[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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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这个被认为是丘吉尔首相一职主要竞争对手的人却给人留下了更坏的印象。1940年4月29日，索尔兹伯里勋爵和一个包括埃默里、埃默斯-埃文斯和尼科尔森在内的监察委员会代表团拜访了哈利法克斯勋爵，这是他们说服政府改变其战争策略的最后一次尝试。索尔兹伯里警告哈利法克斯，如果希特勒成功地征服了挪威，“对中立国家的影响将是非常严重的”。为了反击这场军事和宣传政变，英国必须在其他地方掌握主动权，最好是对敌人的军事目标发动轰炸。哈利法克斯的反应和张伯伦一样，对索尔兹伯里的提议不予接受。埃默斯-埃文斯在给博比提·克兰伯恩的信中说：“哈利法克斯明白这个职位的危险，但似乎没有任何应对的办法。”[48]会议结束时，索尔兹伯里严厉地看着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勋爵，”他厉声道，“我们对你的决定不满意。”[49]在同事们的陪同下，他大摇大摆地离开了房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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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索尔兹伯里和其他大多数监察委员会成员来说，与哈利法克斯的这次会面是压垮他们的最后一根稻草。他们现在和其他持不同政见者一样认为，如果张伯伦不立即被赶下台，英国很可能会输掉这场战争。英国迫切需要一个真正的国家政府——一个由保守党、工党和自由党组成的联合政府。换言之，人们迫切需要劳资合作。3个持不同政见团体中的所有人几乎都在一条船上，保守党的“反叛分子”们开始制订摊牌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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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5月1日，在卡尔顿酒店的晚宴上，埃默里集团同意张伯伦及其政府必须“尽早”下台。[50]有些成员想公开表示支持丘吉尔接替张伯伦，但埃默里犹豫不决。并不是所有的“反叛分子”都同意丘吉尔的观点，他们必须在议会其他成员面前形成统一战线，彼此之间没有任何分歧。“最重要的是改变。”[51]埃默里告诉其他议员。一旦张伯伦执政政府被推翻，就可以决定他的继任者。但是他们如何说服其他保守党人反对首相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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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张伯伦宣布军队撤离挪威，这给了他们答案。就在出现在下议院的几个小时内，埃默里会见了克莱门特·戴维斯，讨论如何利用这一枚“重磅炸弹”。他们决定利用已经安排在下周举行的为期两天的议会辩论，以全面摆脱现任政府。[52]因一年一度的圣灵降临节假期休会，1940年5月7日至8日的辩论在假期休会之前举行，这对“反叛分子”来说是完美的，因为议会假期前的休会辩论可以被用作就重大问题进行广泛讨论的借口。因此，“本院现在休会”的动议将成为对政府和战争起诉不受限制的审查工具。在一些“反叛分子”看来，这场辩论是对议会的初步考验。如果议员们不能有效地表达对国家的关切，罗纳德·特里给博比提·克兰伯恩的信里写道，下议院“将不再起作用，而且各地人民将对议会的权力失去信心”[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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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论一确定，“反叛分子”领袖就与克莱门特·艾德礼及其他反对党前座议员进行了会谈，以确定是否“有足够的可能性就撤换张伯伦的行动达成一致”。这两派相互提防：保守党认为工党软弱且过于谨慎，而工党领袖不相信保守党“反叛分子”这次会奋起迎接挑战，真的投票反对首相。与艾德礼和亚瑟·格林伍德关系密切的克莱门特·戴维斯向两人施压，敦促利用这场辩论，对张伯伦进行不信任投票。在与其他工党高层讨论过这个想法后，艾德礼决定不这么做，至少目前是这样。他说，这太冒险了。如果张伯伦赢得了投票，他在首相职位上的地位将大大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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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政府终于意识到它可能面临巨大的麻烦。奇普斯·钱农在1940年5月3日写道：“大卫·马杰森称，我们正处于自1931年国家经济紧急状态以来最严重的政治危机前夕。”[54]张伯伦利用手中掌握的一切资源进行反击。他暗中监视对手，想弄清他们的计划，至少有一次，让他们知道他在做什么。自由党领袖阿奇博尔德·辛克莱在一次演讲中批评张伯伦后，首相给他打电话抱怨，然后告诉他他的电话通话被窃听了，为了证明这一点，又向他重复了辛克莱和一位同事最近的电话通话内容。[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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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往常一样，政府在国家危机时期让BBC和全国报社团结在首相周围的努力取得了预期效果。即使是那些抨击英国在挪威的惨败、呼吁政府改组的报社，也小心翼翼地不去谴责张伯伦本人，也不要求政府下台。[56]“自满情绪显然将在下议院赢得另一场胜利，”罗伯特·布鲁斯·洛克哈特在5月6日星期日写道，“从上周五开始，新闻界和英国广播公司就一直在准备，更不用说部长级的发言人了……今晚，下议院的（保守党）成员在广播中重申，除非他们知道所有的事实，否则任何人都无权批评政府。”[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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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伯伦和他的同僚们知道他们在接下来的两天将会很艰难。但他们有信心成为胜利者。约翰·科尔维尔在1940年5月6日承认，这场辩论将是“尴尬的”[58]，但“显然政府会赢”。他的评价得到了许多人的认同，包括像爱德华·默罗这样的记者。“张伯伦政府没有直接的危险，”默罗在辩论前一周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英国人没有因为军事失败而推翻政府的习惯。”[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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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Virginia Cowles，Looking for Trouble，New York：Harper，1941，p.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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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Williamson Murray and Allan R. Millett，A War to Be Won：Fighting the Second World War，Cambridge，Mass.：Belknap/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0，p.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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