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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议员们从长椅上站起来的时候，晚上的紧张气氛升级成了怨恨和相互指责。曾经是密友的议员们互相辱骂。“卖国贼！”[58]亲张伯伦的议员们对那些明确表示计划投票反对首相的人大喊大叫。[59]“应声虫！”“反叛分子”喊道。奇普斯·钱农表示，议会厅一片混乱。政府的党鞭们一直在游说，直到最后一刻。当保守党人涌向会议室的后面时，他们催促党员们再一次投票给政府，承诺张伯伦第二天会同意他们重建政府的要求。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是张伯伦的支持者，曾决定投票反对政府，他回忆起当时马杰森曾给他“可怕的压力”[60]，要求他改变主意。“你知道温斯顿·丘吉尔今晚会支持内维尔·张伯伦吗？”马杰森问道。“他当然会的，”泰勒回答，“他必须支持，他是海军大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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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议员们出现了分化，支持政府的议员们右转，进入表示“赞成”的大厅；反对张伯伦的议员们左转，进入表示“反对”的大厅。丘吉尔和安东尼·艾登都是政府的支持者，他们都向右转。加入政府支持者行列的还有他们的议会私人秘书布兰登·布拉肯和吉姆·托马斯。但这两个年轻人是迫于压力才这么做的。他们都急于投票反对张伯伦，但他们的上级和一些持不同政见者提醒他们，如果他们这么做，他们的投票将被解读为反映了丘吉尔和艾登的个人观点。“这是一个悲哀的结局，（从1938年艾登辞职以来）我就一直在等待这一天，”托马斯后来在给因病无法参加辩论的博比提·克兰伯恩的信中写道，“我仍然不确定我们是对的。”[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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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厅与其说是房间，不如说是长廊，议员们排成一列，等着轮到他们穿过大厅。他们一进大厅，就把自己的名字报给每个大厅的两名部门职员，然后他们在名单上打钩。议员们随后穿过大厅，从半掩着的两扇门离开。大门两侧有两名同事担任计票员，他们在每个议员离开时清点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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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奥·埃默里神情严肃地大步走进表示“反对”的大厅。迪克·劳和保罗·埃默斯-埃文斯紧随其后，再后面是哈罗德·麦克米伦、罗纳德·特里和哈罗德·尼科尔森。保守党人不断涌现：鲍勃·布思比、杰克·麦克纳马拉、邓肯·桑兹，甚至还有一些张伯伦以前的支持者，如对他的战争行为不再抱有幻想的阿斯特勋爵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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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德华·斯皮尔斯跟着达夫·库珀进入了表示“反对”的大厅，看到大卫·马杰森是门口的计票员之一。对斯皮尔斯来说，这是痛苦的时刻。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曾和马杰森一起服役，尽管他们在政治上有分歧，但斯皮尔斯仍然把政府的首席党鞭当作朋友。他看着马杰森带着“无法平息的怨恨”[62]看了库珀一眼，库珀向他微微鞠了一躬（这是神秘的分组投票仪式的一部分），马杰森宣布了“151”，这是反对首相的最新票数。于是，斯皮尔斯向马杰森鞠了一躬，当党鞭马杰森淡淡地宣布“152”时，他快步走出门去。斯皮尔斯写道，在对挪威事件的辩论中投票反对政府，“比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经历的任何事情都要困难得多”[63]。然而，他相信这是国家生存的必要条件。他的投票以及其他“反叛分子”们的投票是“我们对战争的贡献，是我们战斗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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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对当晚等待投票的20多名议员来说，战斗不仅仅意味着参与议会的激烈辩论，尽管这至关重要。他们是陆军、皇家海军、皇家空军的现役军人，是被党鞭召集来参加这场辩论的。与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英国年轻人不同，他们有机会影响政府对战争的处理方式。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是保守党，是张伯伦坚定的支持者。但他们几乎所有人都投票反对张伯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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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比如女王皇家团的陆军中校罗伊·怀斯（Roy Wise），就被卷入了挪威的惨败。“我刚从纳姆索斯回来就投票反对政府。”怀斯告诉休·道尔顿，“我代表我的战友投票。我们遭到了德国飞机的轰炸，没有任何可以回击的武器，甚至连机枪都没有。”[64]另一位从挪威战场撤退的年轻人长期以来都是张伯伦的崇拜者，默默地走进反对派的大厅，泪流满面。[65]刚愎自用的道尔顿环顾大厅，发现自己也在哭，“似乎到处都是穿着卡其色制服、海军制服和空军制服的年轻保守党成员——他们中的许多人投了最后一票，支持他们的国家，反对他们的政党”[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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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被道尔顿发现的年轻军官是下议院的新人，25岁的约翰·普罗富莫（John Profumo），他刚在北安普敦郡的一次补选中当选为议会议员。这位牛津大学毕业生在张伯伦政府的支持下，获得了候选人的资格。他从他在埃塞克斯郡的部队获准休假，参加辩论，尽管他的同僚们怀疑贪玩的普罗富莫会去夜总会放松而不是去下议院。[67]但普罗富莫恪尽职守地出现在会议室，受到了反对张伯伦的“反叛分子”的观点的影响，决定履行职责：为了国家和军团的利益，投票反对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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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几名保守党人仍坐在座位上，表示他们打算投弃权票。但还有一位年轻的保守党议员还没有决定该怎么做。自从1938年末在牛津的补选中获胜以来，奎尼汀·霍格（Quintin Hogg）就被认为是绥靖政策的代表。他仍然是张伯伦坚定的支持者，战争开始后不久，他就加入了英国地方自卫队并被派往林肯郡接受训练。像罗纳德·卡特兰和许多其他自卫队军官一样，霍格很快发现政府似乎没有兴趣让他和他的士兵备战。他后来说：“9个月来，我一直在……一支部队，既没有装备，也没有训练，还没有交通工具来从事野外作业。”[68]霍格和他的战友没有野外训练，没有足够的武器（除了一把0.45口径的柯尔特手枪和发给霍格本人的3颗子弹外），也没有与坦克部队或英国皇家空军进行协作演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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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格从林肯郡来到伦敦时，“心情非常糟糕”[69]。经过两天的辩论，他仍在为如何投票而苦恼。他坚定地忠诚于保守党，但他也认为政府在应对战争时“完全没有勇气”[70]。他的上级告诉他投政府的票，如果他做不到，就投弃权票。正如他后来所说，“这届政府必须被推翻”。他在板凳上坐了近6分钟，这是分配给一个部门的时间。就在看门人准备动手锁大厅门之前，奎尼汀·霍格从座位上站起来。他毅然大步走到会议室后面，左拐进了表示“反对”的大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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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组投票结束后，议员们纷纷回到议会厅等待结果，所有人都“非常紧张”[71]，斯皮尔斯记得，“他们看起来就像绷紧的电线在颤动”。房间里又挤满了人。议员们挤在过道上，簇拥在议长的椅子周围，旁听席上的每个座位都坐满了人。在漫长的等待之后，4个计票员走进来，在议长面前站定，按惯例鞠躬。大卫·马杰森站在右边，这意味着政府赢了。但是赢了多少票呢？大厅里鸦雀无声，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在政府首席党鞭那瘦高的身影上。马杰森用平静、平和的声音读出了票数：赞成，281票；反对，200票。议员们倒吸了一口凉气，寂静消失在一片混乱之中。张伯伦的得票数由通常的250或更多减少到81票！42名保守党议员投了反对票，超过40人故意弃权，以示对政府的不满。总共有超过20%的保守党后座议员公开反对他们的首相。大家都很清楚张伯伦表面上的胜利实际上是一场令人震惊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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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党和自由党的议员们，连同哈罗德·麦克米伦和其他一些保守党的“反叛分子”，一跃而起，欢呼，叫喊，挥舞着他们的议事日程表，而张伯伦的支持者们则目瞪口呆地坐在座位上。“辞职”和“看在上帝的份上，走”的喊声回荡在空气中。乔赛亚·韦奇伍德唱起了英国皇家海军军歌《不列颠万岁》（Rule，Britannia），坐在他旁边的麦克米伦也一起唱。[72]在一片狂乱之中，张伯伦突然站起来，脸色苍白。当马杰森指示保守党的忠实支持者们站起来为这位地位不稳的首相欢呼时，张伯伦跨过前排长凳上同僚的脚，走出了会议室。他的妻子，身穿黑色外套，戴着黑色礼帽，佩戴着一束紫罗兰，从旁听席上看着，“无限怆然”[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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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在场的几乎每一个人，甚至是那些为了这一天而努力工作数月甚至数年的人来说，这是一个痛苦的时刻。利奥·埃默里在舷梯下面的座位上看着，他并不后悔自己的致命一击——他坚信这是必需的——但他为自己给老朋友造成的个人伤害感到遗憾。鲍勃·布思比站在议长的椅子旁边，望着张伯伦驼背的身影，张伯伦看起来“非常悲伤和可怜”[74]，他的身影慢慢地走进椅子后面的黑暗走廊，消失在他的视线中。布思比想起了慕尼黑事件后凯旋的张伯伦，周围人潮涌动，不禁“在他倒下的这一时刻，为他感到非常遗憾”[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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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首相的铁腕支持者对保守党的同僚们却没有这种宽宏大量，他们认为这些人对张伯伦的羞辱负有责任。当天晚上下议院休会后，财政部财务长尤安·华莱士（Euan Wallace）没有进入议员的大厅，因为他后来说，如果他进去了，就会把20年前他在加拿大的副官麦克米伦干倒。[76]那些冒险进入大厅的议员们目睹了几次对峙。一位亲张伯伦的议员轻蔑地对一位保守党“反叛分子”说，他和他的朋友们就像“穿着保守党制服降落在我军后方的敌军空降队”[77]。罗纳德·特里被几位忠于政府的人围攻，他们指责他投票反对政府。“你已经得到了你一直努力想得到的东西，”一个人咆哮道，“我只希望你会后悔一辈子。”[78]事实上，首相的一些支持者已经下决心要让他真的后悔。特里曾被提名为英国皇家赛艇舰队的会员，但在投票后的第二天，他的提名被否决了。后来有人告诉他，前一天晚上他离开家时，无意中听到一个党鞭在说：“我会好好把握修理特里的机会。”[79]特里称这种拒绝让他加入俱乐部的行为是“孩子气的报复”。这当然是报复。事实很快证明，特里并不是唯一被报复的保守党异见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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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票反对首相的年轻军官也受到威胁和指责。投票后的第二天早上，大卫·马杰森对约翰·普罗富莫进行了猛烈的抨击，指责他背叛了他当选时所支持的每一个原则。“我可以告诉你，你这个卑鄙的小混蛋，”马杰森吐了一口唾沫，接着说，“在你余生醒来的每一个早晨，你都会为昨天晚上的所作所为而感到羞愧。”[80]多年后，普罗富莫指出，首席党鞭大错特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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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回林肯郡的路上，一位同为保守党议员的同僚给了奎尼汀·霍格类似的威胁，霍格反驳道：“6个月后再对我说这些！”[81]他重新加入了他的步枪队，直到后来才知道，在投票后的几天里，他家收到了数百封来自政府支持者的恐吓信。妻子没有把这些信转寄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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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个月后，霍格和他的部队在中东与德国人作战。他的保守党同僚从未回应他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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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Warlord for Peacemaker，” Time，May 20，1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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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Harold Macmillan，The Blast of War：1939-1945，New York：Harper & Row，1967，p.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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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Alun Wyburn-Powell，Clement Davies：Liberal Leader，London：Politico’s，2003，p.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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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N.R. Rose，Baffy：The Diaries of Blanche Dugdale 1936-1947，London：Valentine Mitchell，1973，p.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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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Neville Chamberlain to Hilda Chamberlain，May 4，1940，Chamberlain Pap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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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Sir Edward L. Spears，Assignment to Catastrophe，Vol. 1，Prelude to Dunkirk：July 1939-May 1940，New York：A. A. Wyn，1954，p.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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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Harold Macmillan，The Blast of War：1939-1945，New York：Harper & Row，1967，p.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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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J. E Sewell，Mirror of Britain，London：Hodder & Stoughton，1941，p.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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