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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场辩论中，埃默里告诉他的同僚们，他们和议会受到的审判和首相及其手下受到的审判一样多。“如果我们输掉这场战争，”埃默里说，“那将不是这个或那个短暂政府，而是作为一个机构的议会将因未能履行职责而受到谴责。”[22]他明确表示，这项职责就是推翻现政府。“我们不能再这样下去了，”他说，“必须有所改变。”必须建立一个小而强大的战争内阁，内阁成员有权监督战时工作。必须把这3个政党都纳入政府，联合起来，利用所有的资源和全体人民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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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默里说，新一届政府的领导人不能是“不适合打仗的和平时期的政治家”，他瞥了一眼坐在下议院前排的人。“妥协和拖延是人的天性……对和平时期的政治领袖来说，它们可能无伤大雅，但它们在战争中是致命的。远见、大胆、迅速和果断才是赢得胜利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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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默里环顾房间，他的声音变小了。“无论如何，”他接着说，“我们必须成为在战斗精神、战斗勇气、战斗决心和对胜利的渴望上能与敌人匹敌的政府官员……要找到这些人可能并不容易。只有通过试炼，无情地抛弃所有失败者，才能找到他们……但我们必须找到他们，因为今天我们是在为我们的生命，为我们的自由，为我们所有的人而战。”[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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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默里停顿了一下。大厅里一片寂静，他的同僚们全神贯注地听着每一个字。他想起了那天早上草草记下的奥利弗·克伦威尔的话。他现在必须做出决定。他应该读出这句话吗？这句话言辞尖刻，甚至残酷。但当埃默里当晚研究了同僚们的表情后，他知道他可以指望他们，还能让下议院的议员站到他这边。[24]他“极不情愿”[25]地说：“因为我说的是我的老朋友和老同事，但我认为这些词适用于当前的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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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默里低头看了看笔记。“当克伦威尔认为议会不再适合管理国家事务时，他对议会这样说，”他的声音变得强硬起来，目光紧盯着那些坐在前排长椅上的内阁成员，“你在这儿坐得太久了，对你所做的任何事都没有好处！走吧，我说，让我们了断后离开！”[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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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在上帝的份上，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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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默里的话像子弹一样划破了空气。大臣们的脸色变了，大厅里一片嘈杂的喘息声。显而易见，人们很震惊。惊呆了的哈罗德·麦克米伦认为埃默里最后说的话是“我听过的最可怕的攻击……”[27]在麦克米伦看来，埃默里的“富有逻辑、充满力量、令对方哑口无言”的讲话“以罕见的技巧，将每个听众心中正在形成的想法融入引文的框架中”。爱德华·斯皮尔斯说：“就好像埃默里在政府的玻璃屋内投掷和自己一样大的石头……”[28]虽然听不到玻璃的碎裂声，但效果抵得上一连串震耳欲聋的爆炸声。《每日电讯报》的记者J.E.休厄尔从记者席上往下看，意识到政府刚刚遭受了“自战前以来最具破坏性的攻击”[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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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下议院晚上休会很久之后，议员们挤满了吸烟室、大厅、酒吧和威斯敏斯特宫的其他受欢迎的集会场所，他们都在谈论埃默里激动人心的演讲。[30]很明显，埃默里说服了一些之前没有公开反对张伯伦的保守党人，让他们相信了张伯伦应该辞职。[31]但在国家危机时刻，他们是否敢投票反对本党执政府，仍是个未知数。也就是说，即使工党真的决定举行信任投票，仍不能确定结果是什么。正如休·道尔顿和其他工党领袖反复指出的那样，如果有机会罢免张伯伦，相当一部分保守党人将不得不放弃对政党的忠诚，转而与工党、自由党一起投票。反对派领导人必须决定是否冒险要求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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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工党的主要议员们第二天早上开会讨论该怎么办时，结果是道尔顿最不愿意要求进行投票。他确信，尽管许多保守党人可能会弃权，但真正鼓起勇气投票反对政府的人不会超过12人。[32]马杰森的控制力太强了，党派忠诚的拉力太大了。道尔顿认为，投信任票是一场可怕的赌博。如果事与愿违，促使保守党成员团结起来支持张伯伦，将使这位相信失败主义的首相在英国面临历史上最大危险的时候继续掌权。但是埃默里的演讲说服了艾德礼和其他人去冒险。[33]他们不顾道尔顿的反对，决定在当晚深夜辩论结束时要求分组投票。亚瑟·格林伍德说，如果赌博失败，保守党将承担责任。“任何改变的责任都不在我们，”格林伍德说，“这是保守党的责任，他们的责任远远大于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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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在当天上午的同一时间，索尔兹伯里勋爵的监察委员会的成员们正在他位于阿灵顿街的豪宅里开会，决定他们自己的行动计划。索尔兹伯里的言论很难让道尔顿和其他工党领袖放心。他认为，如果工党要求分组投票，保守党“反叛分子”应该通过弃权来表达他们对政府的不满。[34]然而，监察委员会的大多数其他成员得出的结论是，弃权作为一种抗议太无力了。“埃默里的话在我们耳边回响。”[35]哈罗德·麦克米伦回忆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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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政府被埃默里演讲的影响震惊了。一夜之间，张伯伦和他手下的自信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日益增长的焦虑和恐慌。“今天早上，每个人都处于低潮，比我所见过的低潮还要低落。”[36]约翰·科尔维尔写道。当天下午，当下议院再次开会时，赫伯特·莫里森（Herbert Morrison）宣布，工党在辩论结束时要求分组投票，实质上是对首相发起信任投票，使张伯伦的支持者变得更加不安。“当时我们就知道这将是一场战争。”[37]钱农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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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里森刚说完，张伯伦就跳起来，脸涨得通红。前一天晚上，他以前的朋友埃默里的讲话震惊了他，也激怒了他，他决心要进行反击。“我并不想逃避批评，”他厉声说道，“但是我要告诉我在下议院的朋友们——我在下议院也有朋友——除非得到公众和议会的支持，否则任何政府都无法有效地发动战争。”[38]面对保守党议员，首相激动地宣布：“我接受这个挑战。我对此表示欢迎。至少我会看到谁支持我们，谁反对我们，我呼吁我的朋友们今晚在大厅里支持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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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伯伦采用他熟悉的战术，要求他的“朋友”，即忠诚的保守党议员投票支持政府，还直接威胁了那些打算不这么做的人。以前这种做法起作用：威胁、欺凌、坚持对政党和首相的忠诚胜过其他任何考量。再一次，就像处理慕尼黑事件的余波和战争爆发时一样，他似乎只关注自己。他又一次把关乎国家最高利益的问题变成了纯粹的个人问题。“他把这个生死攸关的重大问题变成了谁是他的朋友、谁不是他朋友的问题，这是极度顽固、极度致命的性格。”[39]维奥莉特·博纳姆·卡特评论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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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伯伦的挑战只会加剧议会各方的敌意和愤怒，演讲者越来越多地被对手的嘘声和嘲笑声打断。达夫·库珀站起来谴责首相，宣布他计划投票反对政府。大卫·劳合·乔治即将年满80岁，他对自己的宿敌发起了猛烈抨击，称首相在战争中无所作为，使下议院陷入了一片混乱。他说：“这不是谁是首相朋友的问题，而是一个更大的问题。”[40]注意到张伯伦呼吁牺牲，劳合·乔治轻蔑地把笔记本扔到面前的桌子上，说：“首相应该树立牺牲的榜样，因为在这场战争中，没有什么比他牺牲官职的封印更能促进胜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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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库珀和张伯伦的大多数敌人一样，劳合·乔治采取了一种微妙的平衡手段，试图把张伯伦和他的政府赶下台，同时试图保护温斯顿·丘吉尔不受其影响。“我认为海军大臣不应该为在挪威发生的所有事情负责。”[41]劳合·乔治说，但丘吉尔跳起来，宣布他“对海军部所做的一切负全部责任”。劳合·乔治告诫丘吉尔，这样的忠诚是错误的。海军大臣不能“让自己变成一个防空洞，防止炸弹碎片击中他的同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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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整个下午和晚上的演讲不断进行，会议室外的阴谋和游说活动变得更加疯狂。奇普斯·钱农评论道：“这些‘魅力男孩’的嘴唇在动，但我们尚不清楚他们的全部实力。”[42]在张伯伦的领导下，马杰森和其他的政府党鞭无情地向保守党议员施压，交替警告投票反对张伯伦的个人后果，并承诺如果首相赢得信任投票，将对政府进行全面改革。[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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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丘吉尔即将发表演讲之前，埃默里的反叛组织成员聚集在下议院委员会的一个房间里，与“义务警员”成员召开秘密会议。这是两个共有约80名议员的团体首次在一起开会。他们联合起来，指定埃默里为领袖，同意投票反对首相。从两年多前艾登辞职开始，在经历了犹豫不决和投票弃权之后，“反叛分子”终于采取了明确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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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结束后，麦克米伦在吸烟室停了下来，他发现海军大臣正在那里点雪茄。丘吉尔示意他过去，麦克米伦走过去祝他好运，但表示他对政府的辩护不会太有说服力。丘吉尔问道：“为什么不呢？”[44]“因为，”麦克米伦答道，“我们必须有一位新首相，而这位首相一定是你。”海军大臣咆哮道，他已经“签约出航，并将继续留在船上”。但是，麦克米伦后来写道：“我不认为他真生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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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分钟后，丘吉尔大步走进会议室，布兰登·布拉肯紧随其后。用迪克·劳的话来说：“丘吉尔的眼睛里冒着火，下巴像战舰的撞角一样凸出。”[45]丘吉尔在张伯伦身旁坐下，和他商量了一会儿。接着，他站起来为首相和他的政府进行了一场好斗的辩护，但没有发表任何自战争初期以来他私下里对内阁同僚提出的批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位战前最有影响力的评论家现在充当了政府最热情的捍卫者。“一眼就能看出他很想和人吵架，他情绪激动而且乐在其中……他发现自己的处境是：保护他的敌人和他不相信的事业。”[46]奇普斯·钱农写道。然而，钱农有一点是错的。尽管丘吉尔可能不同意张伯伦指挥战争，但他并不认为首相是敌人。就在几天前，他还感谢张伯伦对他的信任，并答应以完全忠诚为回报，并说他会尽最大努力“让一切进展顺利”[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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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下议院，丘吉尔否认他对战争的看法与其他内阁成员不同，要求他的议员们“消除这些错觉”[48]。他把演讲的大部分时间花在为政府对挪威战役的处理方式辩护上。在埃默里看来，尽管是用“他最有说服力的方式”来讲述，但这“是一个相当令人费解的说法”[49]。海军大臣继续附和张伯伦呼吁国家团结，并重申了首相的主张，指出对政府的批评将正中德国下怀。丘吉尔转身怒视保守党“反叛分子”，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想让丘吉尔做首相，丘吉尔“呼吁放下战前的宿怨和个人恩怨”[50]。他耸起肩膀，噘起下唇，宣布：“让我们保持对共同敌人的仇恨。忽视党派利益。”[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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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派克（John Peck）是丘吉尔在海军部的一名年轻下属，他听海军大臣演讲时感到“莫名的不安”[52]，觉得“听起来不完全是真的”。维奥莉特·博纳姆·卡特认为，丘吉尔的“演讲结尾听起来措辞谨慎，丘吉尔很勉强，他不能全身心投入做这件事”[53]。其他人则指出，丘吉尔小心地将自己局限于对挪威远征的辩护中，并没有在政府是否适合领导战争这一整体问题上花太多时间，毕竟这才是辩论的真正焦点。“关于挪威战役只是辩论中的一部分，主要问题仍然没有得到回答。”[54]J.E.休厄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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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党和自由党成员不同意丘吉尔的讲话。他们如此无情地诘问，结果丘吉尔终于发脾气了，冲反对党议员席愤怒地大喊大叫，而工党和自由党则予以回击。在这场口角之争中，休厄尔得出结论，丘吉尔的“听众不会被他的言辞所影响”[55]。后来他写道：“他的讲话，无论是在事前还是事后，都没有给人留下什么印象。”[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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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场可以说是英国议会历史上最重要的辩论中，最终对英国命运产生最持久影响的是利奥·埃默里的雄辩，而不是温斯顿·丘吉尔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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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吉尔在晚上11点前结束了演讲。保守党“反叛分子”们为之努力的时刻终于到来了。议长命令道：“清空大厅！”看门人按响了门铃。警察在外面的走廊里喊：“分组投票。”他向所有不在议会厅的议员发出提醒，告诉他们即将进行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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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后，保守议员们回忆说，接下来的几分钟是他们一生中最紧张、最痛苦的时刻之一。有一小会儿，甚至一些持不同政见者对投票反对政府的想法也产生了动摇。[57]“反叛分子”们知道，如果他们反对张伯伦，如果政府获胜，他们在政治上将注定失败。在辩论中，他们还不得不与张伯伦和丘吉尔提出的问题角力：在战争时期、在冲突的特别关键时刻，投票反对他们的政府是否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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