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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后，在他的回忆录中，埃默里回忆了他那个桀骜不驯的学生时代的朋友，如何转变为一个应时而生的人：“最重要的是，（丘吉尔）相信他自己，相信他的同胞。他一生都在为伟大的事业而奋斗。现在，他占着天时地利，可以乘机而上。”[35]许多人以前认为丘吉尔的品质有严重的缺陷——他的战斗精神、浮夸的言辞、高涨的浪漫主义、自我中心——在这些灾难性的日子里变成了基本美德。“这一次，”埃默里评论道，“民主找到了一位领袖，他不仅能表达民主精神，而且还是伟大的战争大师。”他带着可以理解的自豪感补充道：“我想我在促成这件事上起了很大的作用。”[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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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5月10日，丘吉尔就职的几小时内，唐宁街和白厅的大部分部门被迫摆脱了井井有条、悠然自得的日常工作。新首相“像喷气式火箭一样抵达现场”[37]。一直担任丘吉尔私人秘书的约翰·科尔维尔回忆道：“他的步伐变得狂躁……他提问后，几分钟内就希望得到答复，稳重的官员们实际上开始跑起来，铃声响个不停。”[38]参谋长和他们的规划委员会几乎一直在开会，一些政府办公室夜以继日地工作，对大多数高级官员来说，再也没有悠闲的乡村周末了。“我们意识到，”科尔维尔说，“我们处于战争状态。”随着丘吉尔的加入，人们也不再谈论如果伦敦遭到轰炸，议会或白厅关键部门将撤离的问题。丘吉尔宣布，在任何情况下，高级别政府机构都不会离开英国首都。[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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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看法是，在丘吉尔掌权时，英国人民陷入了昏沉的状态，新首相只是在紧要关头把他们从昏迷中惊醒。正如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所说，“丘吉尔把懦夫变成勇者”[40]。事实上，英国人从来没有得到过表现勇敢的机会。许多英国人，即使不是大多数，已经迫不及待地要投入战斗。几个月来，他们一直渴望有人领导他们。在就挪威事件辩论前不久，一位驻伦敦的美国外交官告诉《纽约时报》的记者詹姆斯·雷斯顿（James Reston）：“这个国家需要的只是一首主题曲。英国人需要一个伟大的领袖，来给他们鼓劲儿呐喊。如果他们能做到这一点，他们就有了赢得战争的人力和勇气。”[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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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社会研究组织“大众观察”也赞同这一观点。“各地的人们都在急切地等待指示，”该组织的一份报告称，“他们渴望有事情做。”[42]丘吉尔接任后，一位年轻女性对一位“大众观察”的研究人员说：“不可否认，这个国家蕴藏着巨大的能量，恨意汹涌，群情激昂。我真的希望丘吉尔……将宣布调动我们的资源，人们对此非常渴望。”[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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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新首相在1940年5月13日宣布：“来吧，让我们团结一心，共同前进。”他的同胞们欣然接受了动员。在英国政府号召组建地方志愿军抵御德国侵略者的几天内，就有超过25万名男子参加了志愿服务。[44]到6月底，已有超过50万人应征加入地方志愿军。与此同时，随着许多工人自愿采用每周7天工作制和10～12小时轮班制，经济迅速得到了调动。劳资纠纷急剧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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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吉尔上任后不久抵达伦敦的美国记者本·罗伯逊说：“街道上、报纸上和其他地方都弥漫着抵抗情绪。”[45]一位住在伦敦南部的老妇人告诉他，她的邻居们都准备与德国人作战。“我自己有一把屠刀，”她说，“我要跟德国人同归于尽。”[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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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随着关于欧洲大陆的坏消息接踵而至，英国人民的决心和意志经受了第一次真正的考验。在被德国入侵5天之内，荷兰就被摧毁了，比利时也差点投降。100多万德国军队和1500辆坦克包围了被大肆吹嘘的马其诺防线（“现代史上最大的欺诈”，据说《图画邮报》称之为不可逾越的防御链），穿过阿登森林，横渡默兹河，在法国乡间纵横驰骋。无法与南部法国军队联系，比利时和法国北部的英、法军队寡不敌众，发现自己进入了一个陷阱，敌人就要把笼子门关上。除了投降，他们唯一的选择就是向西北撤退，撤退到敦刻尔克的海滩，他们希望能够撤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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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丘吉尔、埃默里和其他绥靖政策的反对者多年来所预言的那样，英国正因前几届政府未能为战争做好准备而自食其果。“我们当时准备不足，”多年后，最坚定的绥靖主义者之一比弗布鲁克勋爵承认，“我们面临的危险让人无法理解。”[47]当听到1940年5月13日德国轰炸鹿特丹的消息时，利奥·埃默里想起了张伯伦在这场虚假战争中坚决拒绝轰炸任何德国非军事目标，也不愿意轰炸任何军事设施、飞机、卡车或船只。埃默里写道：“从希特勒用战火把毫无防备的鹿特丹烧成灰烬，以显示他对‘人道主义’空中休战的看法时，有什么比能够不受干扰地使用铁路、公路、运河和河流等来发动这场浩劫更称德国人的心呢？”[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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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皇家空军最终被派往法国对抗敌军，但几乎立即被德国空军的优势力量击溃。经过10天的战斗，被派去帮助保卫法国的135架英国轰炸机中，超过80%被击落或歼灭。[49]英国皇家空军战斗机飞行员的伤亡情况和飞机的损耗情况几乎同样严重，据报道，在战斗的前3周里，有300多名飞行员死亡或失踪。“从英国皇家空军的角度来看，法国之战是一场彻底的混乱。”[50]一名英国飞行员后来回忆说：“我们没有情报，通信不畅，一切似乎都是临时的。”英国军队的作战行动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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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40年5月的最后一周，德军似乎势不可当。英军开始向敦刻尔克撤退，在德军的追击和俯冲轰炸机的扫射下，英军沿着尘土飞扬的大路和小路逃向敦刻尔克港口。在法国的其他地方，成千上万的法国军队正在投降。正是在这个关键时刻，丘吉尔的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勋爵提出了与希特勒进行和平谈判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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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6日，当战争内阁开会讨论最近从法国前线传来的一连串灾难性消息时，哈利法克斯认为这场战争是无法取胜的。前一天，意大利大使告诉他，墨索里尼愿意充当同盟国和希特勒的中间人，讨论和平条款。哈利法克斯敦促政府接受墨索里尼的提议。为了维护英国的独立和自由并且保住大英帝国，外交大臣准备承认希特勒对欧洲大陆的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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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丘吉尔来说，德国在控制欧洲其他国家的同时允许英国自由的想法是一种荒谬而极其危险的幻觉。他说：“我们会成为一个奴隶国家。”[51]在战争内阁进行了4天的辩论，他扼杀了绥靖主义和失败主义的最后一丝气息。1940年5月28日，首相会见了全体内阁成员，并向欢呼的大臣们发誓，无论敦刻尔克发生什么，“我们都将奋战到底”[52]。意识到自己被打败了，哈利法克斯让步了。历史学家约翰·卢卡奇（John Lukacs）写道，丘吉尔“当时拯救了英国、欧洲和西方文明”[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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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0日，张伯伦辞职和丘吉尔就职的消息让罗纳德·卡特兰非常高兴，此时他和他的部队刚刚越过法国边境，加入了在比利时的战斗。他匆匆给母亲写了一张便条：“我想，这是一个伟大的新政府。我太高兴了……现在证明我们做对了。而温斯顿，我们的希望，他也许还能拯救文明。”[54]然而，卡特兰几乎没有时间去考虑政府更迭的后果。他是一名少校，指挥着第53反坦克团皇家炮兵连，这个炮兵连正处于战斗最激烈的时期。尽管战争带来了混乱和屠杀，但卡特兰发现自己喜欢当兵，而且事实证明他非常擅长当兵。“他热爱军队，”迪克·劳回忆说，“他对自己的成功有一种孩子般的喜悦。”[55]丘吉尔任首相消除了卡特兰对未来的悲观情绪，他天生的乐观情绪和生活情趣再次得到充分展示。他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我非常健康，也非常桀骜不驯——总之，我亲爱的吉尔伯特，我一如既往。”[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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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比利时的崩溃，卡特兰和他的部队像其他英国远征军一样，被命令撤回法国。关于这次向西飞行，这位年轻的议员在给一位女性的信中写道：“天气很好，这个国家看起来很美。花草和花园都处于最佳状态。”[57]但他也告诉她，他看到烧焦的尸体、燃烧的房子，“战争的所有恐怖都变成了现实……炸弹落下，我听到德国飞机的嗡嗡声。他们在追我们……我们的（高射炮）太令人失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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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他的心思仍然集中在伦敦的新政府上。交接两周后，他迫不及待地想了解更多的情况。“没有信和文件，”他在给母亲的信中写道，“我几乎不知道哪些人是新内阁的成员，也不知道部长和副部长是谁——当然我想知道很多。据我所知，温斯顿的表现是一流的。对此我感到很高兴——我终于可以全心全意地支持政府了。”[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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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5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卡特兰所在的炮兵连被派去保卫卡塞尔，这是一个中世纪的小山城，敦刻尔克距此向北大约19英里，在这里可以俯瞰一条通往敦刻尔克的主要道路。[59]卡塞尔拥有法国北部绿色和金色原野的壮观景色，这也许是英国远征军最高指挥官匆忙组织一条60英里长的逃生走廊最重要的优势。在这条狭窄的通道内，成千上万的英国军队向北方海岸撤退。卡特兰所在的炮兵连和第145步兵旅的任务是利用他们的山顶位置，尽可能长时间地阻挡成群结队的德军装甲部队和追击英军的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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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5月27日清晨，敌人大举进攻了卡塞尔。[60]坦克、大炮和迫击炮轰击了这座城镇，同时一波又一波的斯图卡式俯冲轰炸机席卷而下，机枪吐着火焰。尽管遭受了沉重的打击，该城的守军还是成功地击退了德军，在此过程中摧毁了敌方超过25辆坦克。据卡特兰手下的一名士兵说，在进攻过程中，卡特兰少校“无处不在”[61]，他帮助部队保持士气、转移被打坏的枪支，还亲自拿起一支布伦枪对抗德国人。卡特兰所在部队的一名中尉后来形容他的上级军官在战斗中“表现出色”，并补充说，自己“不认识比罗尼更勇敢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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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塞尔的部队又坚守了两天，抵挡住了德国的第二次进攻，并期待英法联军随时反攻。[62]他们不知道盟军的抵抗几乎已经完全瓦解。5月28日早晨，他们自己也接到了撤退到敦刻尔克的命令。然而，英国远征军的通信网络一片混乱，直到24小时后——5月29日早晨——他们才收到给卡塞尔的消息。这时，德军增援部队已经来了，卡特兰所在的炮兵连被包围了。德国空军的飞机在镇上到处散发传单，呼吁英军投降，因为“你们的将军们都走了”[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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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塞尔的防御者无意这么做。那天深夜，他们摧毁了重型枪支和车辆，只携带步枪和其他小型武器，设法悄悄徒步溜出了燃烧的城镇。在黑暗的掩护下，他们分头向东北的敦刻尔克进发。第二天早晨8点半，卡特兰和他炮兵连里的50多人，在离敦刻尔克只有几英里远的地方，半隐半露地走在路边的水沟里。[64]从拂晓开始，浓雾一直在为他们提供掩护，但浓雾逐渐消失。他们前面是开阔的乡村，在远处，大约半英里的地方，他们看到德国坦克正在向另一支英军部队开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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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还没来得及隐蔽就被发现了，也遭到了猛烈的火力攻击。卡特兰从沟里稍稍站起，开始侦察。就在他这么做的时候，他的头部中了一枪。卡特兰当场死亡，他是第一个在二战中被杀的议员。他的士兵蹲在几码外，随后被押往德国人的集中营。尽管他们使数不清的英国军队能够到达敦刻尔克，但实际上，卡塞尔的士兵无一人到达海滩。[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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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卡特兰部队的其他人都被俘虏了，他的命运几个月来一直是个谜。1940年6月6日，他的母亲接到陆军部发来的两份电报，通知她，罗纳德和她的小儿子托尼——林肯郡团的一名28岁的上尉，在行动中失踪。在应对法国的溃败和敦刻尔克撤退期间，温斯顿·丘吉尔给玛丽·卡特兰打了三次电话，问她是否得到了罗纳德的进一步消息。[66]在一次通话中，他告诉她，如果她儿子回来，他计划给他一个内阁大臣职位。丘吉尔还给她写了一封慰问信，在玛丽表示感谢后，他给她发了一封电报，只有简单的一句话：“我常常思念他。”[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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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1941年1月4日，这种不确定性才结束。玛丽·卡特兰收到了一封信，是罗纳德手下一个下级军官的母亲写来的，她刚收到儿子的信，这位母亲的儿子已是德国战俘了。在信中，这位年轻的军官详细描述了卡特兰的死。消息公布后，玛丽和芭芭拉·卡特兰收到了500多封吊唁信。[68]“我非常悲痛地获悉，您已收到罗纳德阵亡的消息。”丘吉尔在给卡特兰夫人的信中写道，“请接受我最深切的同情，您失去了如此杰出、卓越的儿子，如果他不是这么骄傲地为祖国献出了生命，他的非凡才能将使他获得更大发展。”[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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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有着巨大潜力的青年男性或女性的死亡，几乎总能唤起人们在考虑那些永远无法实现的承诺、希望和梦想时深切的痛苦和无力。但在罗纳德·卡特兰的例子中，痛苦的倾泻、岁月的蹉跎，以及认为他的死给英国带来了巨大损失的看法，都是值得注意的。迪克·劳在写给利奥·埃默里的信中说：“我越想这件事，就越清醒地意识到这是国家的损失。”[70]劳补充道：“政治是一项阴暗而痛苦的事业，像罗纳德这样的人给它投下了一抹光辉，让它变得可以忍受。一想到我们的道路曾经相通，即使只是片刻，我也常常欢喜。你不觉得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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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员们一次又一次把卡特兰说成他那一代政界的有前途的年轻人，说他有一天可能会实现他少年时代的目标，成为首相。“罗纳德的前途一片光明，”安东尼·艾登说，“我们都确信战后他将在世界上扮演重要的角色……在我认识的所有年轻人中，他的前途是最光明的……他是最能扛起责任的人。”[71]鲍勃·布思比呼应了这一观点，他写道：“罗尼会成为建设者之一。他的去世所造成的损失难以估计。”[72]劳后来说：“要充分描写罗纳德是不可能的。我永远认为他是我所认识的真正伟人之一。”[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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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听到卡特兰的死讯时，埃默里用了一个上午仔细阅读英国议会议事录，并阅读了从1936年首次发表演讲以来，罗纳德在下议院的所有演讲。[74]“我既被它们所蕴含的勇气，也被它们极具建设性和前瞻性的观点所打动。”埃默里告诉劳。在写给《泰晤士报》的信中，埃默里指出，他所说的罕见的和光辉的勇气在卡特兰为社会正义而进行的激烈斗争和他反对绥靖政策的斗争中得到了充分体现。[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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