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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吉尔和他身边的人可能一直在夜以继日地工作，以应对国家面临的一连串危机，但除了哈利法克斯勋爵以外，战争内阁的其他成员没有接到任何来自政府的具体任务。用埃默里的话说，没有哪位高层官员负责“给予不同行政部门必要的推动或协调”[56]。尽管丘吉尔有一股强大的力量，但他不能独自指挥战争、运行政府。在他的支持者和周围圈子里的人看来，他需要有人分担责任和分享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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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6月17日，在麦克米伦的鼓动下，他、布思比和其他几位初级大臣来到埃默里家中，告诉他，他们对自己部门持续的萎靡不振的状态和政府整体缺乏协调感到“极度不安”[57]。与他们同行的是克莱门特·戴维斯和劳合·乔治，自20世纪20年代麦克米伦和布思比挑起政治争端的“火爆年代”以来，他们就一直很亲近。次大臣们希望埃默里能帮助他们写信给丘吉尔，表达他们的担忧，并提出可行的解决方案。尽管埃默里非常担心丘吉尔会对这样的信做出负面的反应，但他强烈地感到，他的同僚们提到的问题很严重，他们有权表达自己的观点，“恭敬地告诉温斯顿，整个政府需要进一步调整”[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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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下午，埃默里起草了一封信，信中包含初大臣长们的建议，认为丘吉尔应该给予高级别大臣们更多的权力。他在信中说：“只有在行政管理方法上进行革命性变革，才能确保我们能迅速决策和行动。”[59]具体而言，埃默里提议赋予每一位战争内阁成员监督政府各部门并直接向各部部长下达命令的权力。反过来，部长们在管理其部门方面应该有更多的权力，可以自由地雇用和解雇工作人员，而不用考虑财政或公务员制度。这些想法部分源于1916年到1918年劳合·乔治的小型战争内阁，这也是埃默里本人长期以来所拥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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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中还提到，有必要“纯粹从个人胜任与否的角度”[60]挑战战争内阁成员，这是对战争内阁一些现成员的间接但不容置喙的挖苦。埃默里回忆道：“这是一种希望——而不是向温斯顿提出一个明确的建议，在战争内阁中仍然有太多的老家伙，即内维尔和哈利法克斯。”[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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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草完这封信后，埃默里把它拿给了达夫·库珀、索尔兹伯里勋爵和殖民地事务部次官劳合·乔治看。3个人都反对把信寄给丘吉尔，索尔兹伯里称：“温斯顿自己可以决定（这些事情），如果他不想做出如此极端的改变，他不会被一封信影响。”[62]虽然埃默里本人对此并不反对，但他认为“形势的极端严重性”[63]需要某种干预。他说，与其寄信，不如去见丘吉尔，并以非正式的方式告诉他初级大臣们的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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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当埃默里于次日中午到达唐宁街10号时，他发现内维尔·张伯伦已经在他之前到达了那里。那天早些时候，张伯伦从一个联络人那里听到次大臣会议和信件的消息，还有被他视为宿敌的戴维斯和劳合·乔治也参与其中。他立即去找丘吉尔，声称前保守党异见者与戴维斯和劳合·乔治勾结，参与了一项新的阴谋，这次是针对张伯伦和丘吉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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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认为次大臣们想要把他们费尽心思才提拔上来的人赶下台，这个想法肯定是错的，但张伯伦认为怀疑他们想除掉自己是正确的。这是大多数英国公众的共同愿望。“内维尔·张伯伦……以及金斯利·伍德爵士和西蒙勋爵的辞职看来不可避免，因为英国民众普遍认为英国持续的战争努力因这些人在政府中而受到影响。”[64]1940年6月18日，海伦·柯克帕特里克在《芝加哥每日新闻》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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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6月初从敦刻尔克返回的英国军人严厉谴责张伯伦政权未能向他们提供足够的飞机、坦克和武器。他们的报告反过来在英国“激起了愤怒的风暴”[65]。“在这个时候，互相指责可能会遭到抨击，”《观察家报》的政治通讯员写道，“但一些议员觉得他们再也克制不住自己了。他们在公众中察觉到一种强烈的痛苦感，即过去的政治领导人让国家失望了，他们中的一些人仍然是国王的大臣，没有意识到我们的安全受到威胁的严重性，也没有做好充分的反抗准备。”[66]包括《每日镜报》《新闻纪事报》《星期日画报》和《每日先驱报》在内的几家报纸，都要求将张伯伦及其同伙开除出政府。几个工会也提出这种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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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伯伦被这场反对他的运动所困扰，决心要战胜他的批评者。他向处境艰难的丘吉尔发了一封情绪激动的恐吓信，他不止一次表示，除非首相让他的对手停止除掉他的努力，否则他将辞职。[67]丘吉尔试图做到这一点，包括要求艾德礼和格林伍德钳制反张伯伦的工党媒体和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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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即使1940年6月18日张伯伦没有先于埃默里到访丘吉尔的办公室，埃默里显然也没有成功的机会。他选的时机再糟糕不过了。法国在前一天已经崩溃，就在会见埃默里的几个小时后，丘吉尔又一次向议会发表了激动人心的演讲，他在演讲中宣布：“法国的战争结束了。我预计英国之战即将打响。”丘吉尔每天工作18个小时，承受了巨大的压力，仍被政治上的不安全感所困扰，他正面临着英国有史以来最大的危机。他没有心情去听下属的批评，不管下属的意见多么有建设性，他也没有心情去考虑对自己刚刚组建的政府进行改革。的确，在这个危险的时期，他不允许任何人对他的权威提出挑战，把这一点说清楚可能很令人不愉快。罗伯特·罗兹·詹姆斯写道：“1940年我们见证了他最好的一面，但也见证了他最坏的一面，尤其是在人际关系方面，尤其是对那些曾经是朋友的人。”[68]到6月底，他的暴躁和坏脾气已经成为一个问题，克莱门汀·丘吉尔不得不写了一个便条，谴责过度劳累、压力过大的丈夫对周围人“粗鲁、讽刺和专横的态度”[69]。她说，有人告诉她，“如果有人向你提出了一个想法，你就会很轻蔑，以至于目前没有人再提建议”。她又说：“我亲爱的温斯顿，我必须承认，我注意到你的态度变差了，你不像以前那么善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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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丘吉尔与埃默里的会面中，丘吉尔显然没有表现出任何善意。注意到张伯伦的疑虑，他愤怒地指责他长期的伙伴与殖民地事务部次官劳合·乔治参与密谋，强行改变战争内阁，这符合“（他们）的利益”。埃默里激烈地否认了这一指控，称劳合甚至没有参与埃默里家的讨论，而且，无论如何，他和劳合都“只对我们部门的工作感兴趣，没有其他企图”[70]。他试图向丘吉尔保证，“没有阴谋，当然也没有强加给（他）的变革，但肯定有一种强烈的愿望，就是向他陈述一些初级大臣在他们部门发现的情况”[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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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吉尔对埃默里的话一点都不买账。他告诉埃默里，初级大臣们应该完成他交给他们的工作，如果他们想批评政府，就应该辞职，到政府之外批评去。他不会做任何改变，这是最终结果。那天晚上，埃默里在日记中写道，麦克米伦、布思比和其他几位次大臣“成功地吓坏了艾德礼、格林伍德，尤其是内维尔，并激起了温斯顿的独裁本能。不管他们有多么强烈的民族危机感，他们暂时还是干好自己的工作为好”[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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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一位朋友的话来说，布思比“被麻烦吸引，就像婴儿被牛奶所吸引一样”[73]，他不准备接受埃默里的建议。他一如既往地急躁和直言不讳，（就像丘吉尔）一样。他确信新政府正处于严重的政治危机中，他不顾形势，于1940年6月19日坐下来写信给他曾经的导师，“告诉他如何指挥战争、如何对待议会成员、哪里可以驻军以及如何部署舰队等”[74]。后来布思比承认，这是“我做过的最愚蠢的事之一”[75]。早年，他敢于直面丘吉尔，责骂他，给他出谋划策，却可以逃脱惩罚。现在情况不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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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吉尔前天已经对埃默里的求情怒不可遏，现在简直要发狂了。他立即把布思比叫到唐宁街，带进内阁会议室，就布思比的“厚颜无耻”和明显不忠狠狠地骂了他一顿。丘吉尔在指控他的前议会私人秘书持续密谋陷害张伯伦时说：“那天晚上你去了埃默里家。你没有必要去那里。”[76]首相威胁说，如果布思比不能管好自己的事，那他“可能就没什么事可管了”。布思比被这场冲突吓坏了，他回到下议院，在吸烟室里猛灌了4杯威士忌。多年后，有个记者问他，是否认为丘吉尔没有理由生气。“他有理由生气，”他回答，“我傲慢、自负。那不是告诉他如何赢得战争的时候。”[77]布思比说，他犯了一个“可怕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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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丘吉尔而言，他从未原谅或忘记这个后来被称为“次大臣阴谋”的事件。张伯伦说，埃默里和其他年轻人试图从丘吉尔手中夺权，而劳合·乔治的战争内阁被丘吉尔奉为楷模，他自己就是阴谋的核心。丘吉尔相信张伯伦的说法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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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年后，丘吉尔告诉维奥莉特·博纳姆·卡特，当时的财政大臣哈罗德·麦克米伦是“一个奇怪的家伙。在某些方面你不能依靠他”[78]。那不是真的，维奥莉特夫人反驳道。在反对绥靖政策的斗争中，麦克米伦一直是他“最勇敢、最可靠的追随者”之一。丘吉尔说：“是的，但是他在1940年做了一件非常奇怪的事，那是在我就职之后。他和利奥·埃默里提议建立一个由劳合·乔治领导的三头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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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负责给丘吉尔灌输这种想法的人，却没有多少时间从首相对他的坚定忠诚中获益。1940年7月底，内维尔·张伯伦被诊断出患有肠癌，并接受了手术。经过艰难的恢复期后，他于1940年9月22日辞去了枢密院议长的职务。不到两个月，在闪电战最激烈的时候，张伯伦在他位于汉普郡的乡间别墅中去世。在下议院，丘吉尔向他的前任表达了朴素的敬意，称他是一个热爱和平的人，曾试图把世界从灾难中拯救出来。丘吉尔说：“就所谓的历史裁决而言，单凭这一点就让他处于优势。”[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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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Roy Jenkins，Churchill：A Biography，New York：Farrar，Straus & Giroux，2001，p.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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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Andrew Roberts，Eminent Churchillians，New York：Simon and Schuster，1994，p.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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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Simon Ball，The Guardsmen：Harold Macmillan，Three Friends，and the World They Made，London：HarperCollins，2004，p.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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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L.S. Amery，My Political Life，Vol. 3，The Unforgiving Years 1929-1940，London：Hutchinson，1955，p.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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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John Barnes and David Nicholson，The Empire at Bay：The Leo Amery Diaries 1929-1945，London：Hutchinson，1980，p.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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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Angus Calder，The People’s War，Britain 1939-1945，New York：Pantheon，1969，p.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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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M.Andrew Roberts，“The Holy Fox”：The Life of Lord Halifax，London：Phoenix，1997，p.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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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Ronald Tree，When the Moon Was High，London：Macmillan，1975，p.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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