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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丘吉尔接任首相时，以及后来在回忆录中，他都辩称自己别无选择，只能让张伯伦和他的同僚留在政府中，因为自己在下议院保守党多数派中的地位仍然不稳固，其中许多人仍然认为张伯伦是他们的领袖。在丘吉尔看来，英国处于如此严重的危险之中，他不能与议会中占主导地位的政党对立。他担心，如果他不安抚张伯伦、哈利法克斯和其他人，他们可能会利用他们的多数席位把他赶下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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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态度反映了丘吉尔性格中诸多复杂因素之一。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这是英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刻，丘吉尔对自己领导国家的能力充满信心，但至少在担任首相之初，当涉及在下议院与自己的政党打交道时，他缺乏自信。在两次换党之后，丘吉尔政治生涯中的大部分时间是议会中的“独行侠”，无论是在保守党、工党还是自由党，他都不受大多数同僚的欢迎，也很少能为自己重要的政策和立场争取到太多的支持。就议会相关的问题上，他有明显的弱点。“下议院过去常常吓唬他……也许一直到战争爆发。”[11]布兰登·布拉肯后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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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丘吉尔的想法也是正确的，许多保守党人并不甘心接受他作为张伯伦的继任者，尽管他在这场虚假战争中对保守党的领袖一直忠心耿耿。许多人公开表示敌意。约翰·科尔维尔后来称：“很少有首相能在当权派对这个选择如此怀疑并准备好让自己的怀疑合理化的情况下就职。”[12]1940年5月13日，丘吉尔首次以首相的身份出现在下议院（发表了他那高歌猛进的“不惜一切代价夺取胜利”的演讲）时，他受到了大多数保守党后座议员的冷落。[13]当丘吉尔进来时，他们静静地坐在那里，但当张伯伦在新首相旁边就座时，他们跳起来，热烈欢呼。丘吉尔只赢得了保守党“反叛分子”、工党和自由党的欢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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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在丘吉尔的许多支持者看来，他夸大了自己在政治上的弱点，并通过让声名狼藉的绥靖派继续执政，向整个国家和世界发出了错误的信号。即使是那些同意他必须提防保守党多数派的人也认为，对英国现在所处的糟糕境地负有责任的人，几乎都被他保留在高位上，这么做太过分了。“内阁是可悲的，似乎完全由党派的急切需求所左右。”维奥莉特·博纳姆·卡特写道，“当然，温斯顿管理它，但是其他人连做让人动心的表面文章都不能。”[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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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谴责了丘吉尔对政府职位的大部分任命，尤其是对金斯利·伍德的任命，称之为“一场灾难”[15]。《星期日画报》以《感谢上帝保佑丘吉尔》（Thank God for Churchill）为标题，称：“让我们也祈祷吧，为政治游戏的结束和张伯伦先生危险政权的结束而祈祷。给我们一个可以信赖的内阁！世人将看到最坚强的国家正处在它最辉煌的胜利时刻！”[16]《星期日画报》及其姊妹报《每日镜报》属于战前少数几家一贯反对绥靖政策、强烈支持丘吉尔及其观点的报纸。塞西尔·金，英国镜报集团的负责人，曾就让张伯伦、哈利法克斯和其他人留在政府的愚蠢行为，向丘吉尔提出抗议，但没有成功。“丘吉尔在这个国家足够强大，如果不是保守党成员，可以把他们全都赶出去，让他们见鬼去。”金在他的日记中写道，“在我看来，时代和民族都如此明显地反对保守党后座议员，丘吉尔可以公然反抗他们，并侥幸逃脱惩罚。”[17]一本名为《十九世纪及之后》（Nineteenth Century and After）的文学和时事杂志对此表示赞同。“保守党领袖丘吉尔有什么用？”它表示，“国家把他安置在了现在的位置上。他不是在任何愠怒的保守派默许下出席会议的。”[18]那年夏天的一项盖洛普民意调查显示，四分之三的英国公众希望张伯伦离开政府。[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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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对丘吉尔来说都无关紧要。因为除了他对自己政治基础的担忧外，他决定挽留张伯伦而不是其他人，还包含强烈的感情因素。因为他相信自己和前任在这场虚假战争中建立了亲密的友谊，所以决定不管其他人怎么说或怎么想，都要对他的朋友保持忠诚。“丘吉尔的性格中有一种天真的气质，”哈罗德·麦克米伦后来评论道，“他讨厌怀疑别人。”[20]1940年5月底，首相写信给劳合·乔治说：“我从张伯伦那里得到了很多帮助。在我们的新关系中，他对我的友善和礼貌使我感动。我与他携手并进，必须完全忠诚地行事。”[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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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丘吉尔很快就发现，要保住慕尼黑事件参与者的政治地位是要付出代价的：他不得不花费宝贵的时间和精力扑灭绥靖政策的“战火”。丘吉尔上任初期，达夫·库珀就警告过他：“慕尼黑精神在这个国家并未消亡。”[22]库珀说，一些官员仍然相信，“你可以用友好的言辞和礼貌打败你的敌人”。张伯伦就是其中之一。尽管他支持丘吉尔在1940年5月底与哈利法克斯就和平谈判进行斗争，但他并没有放弃温和对待敌人的做法，在辞职两天后，张伯伦向战争内阁宣布，不应轰炸德国的炼油厂和工厂。[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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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拉布·巴特勒也近乎不忠。仲夏时，他在伦敦对一位瑞典高级外交官说，如果“能达成合理的条件”，就“绝不允许任何顽固分子妨碍”[24]英国与德国的和平关系，“顽固分子”显然是指丘吉尔。巴特勒还说，哈利法克斯勋爵曾让他传达这样一个信息，即“是常识而不是虚张声势”将决定英国政府的政策。这位瑞典外交官向斯德哥尔摩报告了他与巴特勒会面的情况，消息也传到了柏林。德国外交部的一份备忘录称，“伦敦当局的合理常识”似乎又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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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亏了英国情报机构，丘吉尔也得知了这次谈话。尽管他很愤怒，但他还是向哈利法克斯发出了一个相对克制的信息，他宣称外交大臣的副手与瑞典外交官“使用了奇怪的语言，当然，瑞典人对失败主义产生了强烈的印象”[25]。毫无歉意的哈利法克斯极力为巴特勒辩护：“如果你对巴特勒的判断力或他对政府政策的绝对忠诚有所怀疑的话，我感到非常遗憾，因为我对这两点非常满意。”[26]丘吉尔放下了这件事，巴特勒保住了他的工作。然而，他没有表现出多少感激之情。在同僚面前，他称丘吉尔是“美国混血儿”[27]，嘲笑“温斯顿和他的乌合之众”，并宣称新政府的组建是“一场严重的灾难”。在丘吉尔成为首相的当天，巴特勒和其他三名效忠张伯伦的人在政府开了一瓶香槟，举杯祝贺张伯伦为他们的“无冕之王”[28]。早些时候，巴特勒甚至希望张伯伦能重回首相宝座，并明确地表示，他将尽其所能来实现这一目标。[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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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并不孤单。张伯伦任命的三分之二的高级官员仍在政府任职，这一事实并没能阻止保守党人对丘吉尔掌权的愤怒。当得知丘吉尔成为英国首相后，南希·达格代尔（马杰森手下一名小党鞭的妻子）愤怒地写信给当时正在巴勒斯坦服兵役的丈夫：“我几乎控制不了自己……W.C.实际上是英国翻版的赫尔曼·戈林，充满了对鲜血和闪电战的渴望，为人自负且胃口极大。和戈林一样，他的血管中也流淌着背叛基因，充斥着英雄主义和夸夸其谈。这事让我非常沮丧。”[30]让南希·达格代尔更为恼火的是，“所有卑鄙的狗腿子——达夫·库珀、鲍勃·布思比、布兰登·布拉肯等——将会渗透到他们完全不适合的工作岗位。我们为之奋斗的一切将从公众生活中消失。我认为这是比德国入侵低地国家更大的灾难”[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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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格代尔最后一句惊人的话反映了当时许多亲张伯伦的保守党人的态度。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他们把精力都花在了破坏新的国家领导人身上，而不是团结在他身后，在英国面临重大危机的时候联合起来保卫英国。“当议会外的国民不愿意面对纳粹的威胁，强加给自己一种超凡的自律时，他们选出来的代表们策划、批评、加入阴谋集团，对联盟不给予全心全意的支持。”安德鲁·罗伯茨指出，“随着军事形势变得更加令人绝望，议会阴谋集团变得更加直言不讳。”[32]保守党“反叛分子”把国家放在了政党之前，张伯伦的支持者们却反其道而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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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可耻的局面，至少在丘吉尔政府的早期，内维尔·张伯伦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控制局面。没有迹象表明，他本人有意反对丘吉尔，但也没有迹象表明，他做了任何事情来阻止打着他旗号展开的钩心斗角。《当代评论》指出，除了曾投票反对张伯伦或投了弃权票的保守党人，马杰森和党鞭们对保守党的多数人实施严格控制，保守党已经成为“一个坚实的、不会质疑的机器人团体。其党员只会随时为领袖欢呼”[33]。如果张伯伦和马杰森想结束针对丘吉尔的阴谋，毫无疑问他们是可以这样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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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新政府成立早期，张伯伦沉迷于阴谋，他认为他的敌人正在密谋反对他。他对埃默里、戴维斯、布思比，以及其他参与赶他下台的人的愤怒有增无减。张伯伦在1940年5月和6月写给姐妹们的信中，充满了对丘吉尔盟友及其阴谋的怀疑。他在一封信中写道：“我必须警告你们，那些对我‘怀恨在心’的人并没有放弃。”[34]在另一封信中，他说：“这周我发现了一个有趣的小阴谋。”[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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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1940年6月底，意大利向法国和英国宣战，法国政府向德国投降，张伯伦才采取行动，制止他的支持者公然对新首相表达不满和蔑视。数周以来，《金融新闻》（Financial News）的政治记者保罗·爱因齐格（Paul Einzig）一直在记者席上看着，每当丘吉尔走进会议室，站起来发表振奋人心的演讲，或发表完演讲坐下时，张伯伦忠实的支持者们就会继续保持愠色、沉默不语。爱因齐格对这些幼稚的愤怒表现感到震惊，但他更关心美国和其他外国记者在目睹这一场景后得出的结论：“在丘吉尔决心克服重重困难时，多数保守党人并没有支持他。”[36]爱因齐格给张伯伦写了一封长信，大概谈了一下他的忧虑。他对张伯伦说：“我知道，不止一次，几位大使和重要的新闻记者离开下议院时都有这样的印象：首相不能获得多数保守党人的支持。”[37]这位前首相回信向爱因齐格保证：“我决心不再容忍三心二意的支持。”[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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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他采取了行动，尽管有些晚。1940年7月4日，丘吉尔站起来宣布他在整个战争中最痛苦的决定之一带来的结果——皇家海军正在击沉停泊在阿尔及利亚梅尔塞-凯比尔的法国船只。[39]马杰森站了起来，转向保守党后座议员，挥舞着他的议事日程表，明确表示他们也该这样做。恰好在这个时候，会议室里的每一个保守党人都跳起来，大声为首相欢呼。丘吉尔老泪纵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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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怎样，到那时，即使是张伯伦最铁杆的支持者也应该很清楚，比赛几乎结束了。那年夏天，当德国空军开始轰炸英格兰时，丘吉尔成功地俘获了英国民众的心。在他7月4日演讲的几周后，一项盖洛普民意测验显示，88%的英国公众对丘吉尔及其领导能力表示赞赏。[40]到这个夏天结束时，他显然已经控制住了局面。“他现在正处于最佳状态，”奇普斯·钱农在7月下旬承认，“下议院和整个国家都支持他。”[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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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张伯伦的支持者不能阻止丘吉尔成为首相，他们也通过大卫·马杰森挫败了一些保守党内异见者的野心。尽管丘吉尔对他以前的政敌很慷慨，但他几乎没有给那些帮助他入主唐宁街的人提供任何重要的工作。安东尼·艾登成为战争大臣，但他早已失去“反叛分子”的身份，无论如何，他都没进入战争内阁。达夫·库珀成为信息大臣，哈罗德·尼科尔森任他的副手，罗纳德·特里成了他的议会私人秘书。但令库珀震惊和沮丧的是，利奥·埃默里被任命为印度事务部的负责人，他可以说是丘吉尔问鼎相位的最主要的贡献者。在当时，印度事务部的负责人是一个相对较小的内阁职位，与战争几乎没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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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埃默里发表反对张伯伦的演说后的第二天，就有一些报纸猜测他本人可能会成为下一任首相。这是不可能的，但埃默里相信，他过去在内阁的丰富经验，以及他对丘吉尔入主唐宁街所做的重要贡献，将使他获得一个高级职位，可能是国防大臣或财政大臣。当丘吉尔向他提供印度事务部的工作时，他接受了，但他告诉首相：“我觉得丘吉尔在使我偏离真正的作战指挥……那帮老伙计，特别是内维尔，不仅成功地把我排除在战争内阁之外，而且排除在任何真正的战略事务之外。”[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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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人们还不清楚张伯伦是否真的试图排挤埃默里。无论他是否这样做，回顾过去，很明显，丘吉尔本人并不想让埃默里在英国的军事战争中占据重要地位。丘吉尔被剥夺权力的时间太久了，一旦获得权力，他不打算与任何人分享。“世界末日让我当上首相，”他在1940年5月底对布思比说，“现在我在这里，决心把权力掌握在自己手中。”[43]当然，他不会和一个在政治地位上与他相当的人分享这一切，而且这个人过去曾如此有力地挑战过他。维奥莉特·博纳姆·卡特说：“丘吉尔天生就是一个聪明的独裁者。他从不喜欢按别人的方式行事。他更喜欢按自己的方式来。”[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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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任印度事务大臣的提议让埃默里深受伤害，在接受了这个职位后，他认真地考虑过要告诉丘吉尔自己已经改变了主意。但他最终决定接受这个任命，这是他的责任，他承认：“不管有没有我的直接帮助，丘吉尔都是指挥这场战争的正确人选。”[45]此外，这将把自己带进政府的“要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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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布思比和麦克米伦问埃默里，如果有机会，他们是否应该接受“没有吸引力的”低级职位时，埃默里说是的，使用了他说服自己的同样理由：这将让他们“驻守要隘”[46]。和其他“反叛”的保守党成员一样，布思比和麦克米伦已经开始把埃默里视为他们的导师，而埃默里也尽其所能推动他们的事业发展。在丘吉尔成为首相后的日子里，埃默里一再敦促丘吉尔给“我的年轻人”提供好职位，并关注他们的意见。但在马杰森的引导下，丘吉尔没有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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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比提·克兰伯恩被任命为海军军需部长，迪克·劳成为陆军部财政部长。吉姆·托马斯被任命为马杰森的初级党鞭，他是唯一被委任在“党鞭办公室”工作的“反叛分子”。（托马斯闷闷不乐地在给克兰伯恩的信中写道：“至少我可以迈出第一步，如果……不是在房间里，但这将是一项令人不愉快的艰苦工作。”[47]）麦克米伦和布思比被安排在两个不太知名的部门任次大臣，麦克米伦在供应部，布思比在食品部。布思比是丘吉尔经历荒野之年时，仅有的支持他的3位议员之一，但布思比甚至不是食品大臣的首选；激进的工党议员伊曼纽尔·辛威尔（Emanuel Shinwell）早前拒绝接受这一职位，并称之为“残忍的侮辱”[48]。布思比对这个职位也同样不感兴趣，当丘吉尔向他提供这个职位时，他表露了自己缺乏热情。第二天，他在一封致首相的道歉信中写道：“恐怕我昨天显得不够礼貌……我非常感谢您给我的建议，尤其令我高兴的是，我去了一个与我们的战争成就密切相关的部门。我会尽力证明您的选择是正确的。”[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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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布思比得到了一份工作，一些“反叛分子”却连这都没有。尽管埃默里和阿奇博尔德·辛克莱（被任命为空军部长）尽了最大努力，丘吉尔还是拒绝给克莱门特·戴维斯任何职位。张伯伦鄙视戴维斯，称他为“背叛政府的威尔士叛徒”[50]，这可能对丘吉尔有一定影响。同样，尽管埃默里呼吁，下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保罗·埃默斯-埃文斯也被冷落了。在慕尼黑会议之前，埃文斯就一直强烈反对绥靖政策。据报道，航运大臣罗纳德·克罗斯（Ronald Cross）想让埃默斯-埃文斯做他的助手，但即使是这个任命也被党鞭办公室否决了。[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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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叛分子”被排除在丘吉尔政府的要职之外，令伦敦政界和新闻界的“许多人”感到震惊。塞西尔·金说：“抛开所有能更有力地战斗的重要因素，还有很多令人震惊的无关因素，这真是一种奇怪的策略。”[52]几年后，布思比写道：“奇怪的是，丘吉尔从未真正原谅那些把他推上权力宝座的人。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对那些帮助他得到权力的人有一种怨恨。”[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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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起初对被调到印度事务部感到不满和受伤，但没过多久，利奥·埃默里就恢复了天生的热情。他在日记中写道：“这只是我政治蜡烛‘燃迟’的噼啪声，还是第二局的开始，让我们拭目以待。不管是哪一种，我想我都喜欢。”[54]麦克米伦、布思比和埃默里的其他“年轻人”也有类似的心境。尽管他们希望找到更好的职位，但至少在坐冷板凳多年后，他们已经进入政府，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他们满怀热情地处理着政务。但他们很快发现，他们的紧迫感并没有在部委的中下层以及唐宁街和军事部门之外的政府其他部门得到广泛认同。1940年6月初，在巴黎即将陷落、法国将投降、德国入侵英国的威胁日益迫近之际，太多的公务员（其中许多是由霍勒斯·威尔逊安排的）的工作状态仍然仿佛这场虚假战争是一种悠闲的经历。《经济学人》表示：“政府（高层）的更迭是开始，而不是结束，大扫除是必需的，各部委和内阁都需要新鲜血液……至关重要的是……加快政府的工作节奏并活跃政府的整体氛围。”[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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