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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Robert Boothby，Boothby：Recollections of a Rebel，London：Hutchinson，1978，p.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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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Robert Boothby，Boothby：Recollections of a Rebel，London：Hutchinson，1978，p.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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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N.R. Rose，Baffy：The Diaries of Blanche Dugdale 1936-1947，London：Valentine Mitchell，1973，p.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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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Susan Barnes，“The Hon. Member，the Star of Television，” The Sunday Times，April 1，1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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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Mark Pottle，Daring to Hope：The Diaries and Letters of Violet Bonham Carter 1946-1969，London：Weidenfeld & Nicolson，2000，p.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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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Martin Gilbert，Winston S.Churchill，Vol. 6，Finest Hour，1939-1941，Boston：Houghton Mifflin，1983，p.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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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暗时刻的反抗：辅佐丘吉尔并拯救英国的年轻人 第二十章 儿子的背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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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利奥·埃默里被任命为印度事务大臣时，很多英国媒体和他一样感到惊讶和失望，因为他没有被委任一个更重要的职位。“埃默里的能力被充分利用了吗？”[1]《星期日画报》问道。《经济学人》称：“埃默里可以有比在印度事务办公室更好的工作。”[2]据《当代评论》报道：“长久以来，埃默里先生一直在荒野中呐喊，许多人更希望看到他担任战争内阁或财政大臣，在政府中拥有如此坚定的个性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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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事实证明，印度事务大臣的职位比埃默里或他的支持者预期的更具实质性。随着战争蔓延到欧洲以外，印度成为英国至关重要的作战基地，为在中东和远东前线的盟军提供了成千上万的部队。这也给英国官员带来了战争中最大的政治难题之一，甘地和印度国民大会党宣布，他们打算让印度摆脱英国的统治，与此同时，缅甸和其他印度的东南亚邻国正落入日本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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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默里在印度事务部的工作为他的旺盛精力提供了充足的施展空间，但也致使他与丘吉尔本已恶化的关系，随着战争的进行而变得更加恶化。的确，丘吉尔把印度事务部的职位给了埃默里，这很奇怪，因为未来这个英国殖民地是一个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两人过去存在很大的分歧。后来，他们在印度问题上的分歧扩大了。到1940年，埃默里认为印度应该在英联邦中获得完全独立，而丘吉尔仍然坚定地认为印度应继续在英国的统治下。[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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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以前一样，他们在这个问题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丘吉尔的魄力和专心对备战和鼓舞同胞至关重要，这常使那些与他一起工作的人生活艰难。他不喜欢别人反对自己的观点，用加拿大总理麦肯齐·金（Mackenzie King）的话来说，他“非常霸道，恐吓他的同事们……他总是在关键的讨论中压制讨论”[5]。然而，与大多数内阁成员不同的是，埃默里没有被丘吉尔吓倒，他拒绝被这种行为吓倒，当首相在内阁会议上对他大喊大叫时，埃默里也大声回击。他写道，其他的内阁大臣们“对他能直截了当地跟温斯顿说话感到有些震惊，也有些高兴”[6]。在这些有争议的交流背后是他们的宿怨，它可以追溯到他们还是哈罗公学里红头发、满脸雀斑的少年时。然而，丘吉尔一再明确表示，他终于赢得了这场竞争。埃默里在他的默许下为政府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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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丘吉尔的内心深处，似乎有一种疑虑挥之不去，那就是他的老同事正在密谋推翻他，就像埃默里和其他“反叛分子”密谋推翻张伯伦一样。1940年7月下旬，当他发现埃默里一直在与英国驻印度总督通电报，谈论通过承诺战后印度独立来安抚圣雄甘地和印度国民大会党其他领导人的可能性时，首相勃然大怒。在埃默里的内阁同僚看来，他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就这个问题对总督进行试探。[7]但丘吉尔坚决反对印度独立，也坚决反对与印度激进分子谈判。他指责埃默里企图在印度煽动革命，并坚持要看他和总督之间的私人信件。[8]在一次内阁会议上，丘吉尔猛烈地谴责埃默里，让亚历山大·卡多根浑身不自在地起身离开了房间。[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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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对埃默里来说是一次耻辱的经历。他告诉丘吉尔，如果现在是正常时期，他早就辞职了。在战争后期与首相发生类似的冲突后，他再次考虑却又放弃了辞职的想法。正如他在整个20世纪40年代早期的日记所揭示的那样，他反过来对丘吉尔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他在1942年写道：“和温斯顿这样的人打交道是一件可怕的事，他既专横、善于雄辩，又脑子糊涂。”[10]关于他的内阁同事，埃默里补充道：“当温斯顿出丑的时候，他们没有一个人真正有勇气站出来告诉他。”[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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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他也为自己和丘吉尔未能克服分歧，似乎注定要继续争执而感到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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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来没有和温斯顿有过任何私人接触。如果他有办法的话，他从来不征求我的意见，我想自从我在他的政府里任职以来，从来没有和他谈过一个钟头的话……奇怪的是，他好像怕我。无论是否回到我们在年轻时的对立位置，或者是我曾经在鲍德温内阁的帝国问题上指责他，又或是后来在印度问题上我击败了他，他本能地倾向于不同意我所说的任何话，还认为我想动员舆论反对他，甚至他曾经说过，我有取代他的想法。我希望能消除他的这种想法。[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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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鲍勃·布思比指出的，丘吉尔似乎确实不信任并憎恨埃默里和其他帮助他上台的保守党“反叛分子”。这是温斯顿·丘吉尔的众多矛盾之一，尽管他自己多年来一直被视为一个叛逆者，但正如罗伯特·罗兹·詹姆斯指出的那样，他“从根本上来说是一个非常保守的人”[13]。在他的职业生涯中，他一直渴望成为权力机构的一部分，而不是破坏它。虽然丘吉尔、英国和世界其他国家都从帮助推翻张伯伦的议会起义中获益，但他似乎从未认同过这场起义的必要性或有效性。他从来没有承认埃默里和其他“反叛分子”在他成为首相的过程中的重要性，事实上，他们对英国和西方国家的生存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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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埃默里，他从不后悔在帮助丘吉尔掌权方面所起的作用。他在丘吉尔任首相后不久就宣称：“他既是一位真正的战时领袖，也是一位值得效忠的领袖。”[14]1941年11月，英国军队在中东处于守势，盟军的运输损失急剧上升，埃默里给陷入困境的丘吉尔写信说：“我们在印度问题上可能有分歧，但我对你们在更广泛领域所做的和正在做的一切表示钦佩，我只是想给你我力所能及的一切帮助。”[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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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埃默里与丘吉尔的关系令人沮丧、充满争议，但在战争期间，埃默里有一个更大的忧虑。当他和英国政府的其他成员都致力于击败德国的时候，他的大儿子约翰却安居在柏林，做着亲纳粹的广播节目，试图说服英国战俘改变效忠对象，为德国而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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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埃默里被一位作家形容为“终日游手好闲的人”[16]，他从孩提时代就几乎一直陷于麻烦之中。在父母的溺爱下，他在15岁的时候得到了一辆跑车，几年之内，他就积累了70多张罚单。他脾气暴躁，嗜酒如命，16岁时离开哈罗公学，开始在欧洲漫无目的地旅行，并参与了一系列见不得光的商业冒险活动。他父母多次试图帮助他，但所有努力都化为泡影，到他20岁出头，已经欠下了巨额债务，他的父亲觉得有责任偿还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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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利奥·埃默里说，1936年夏天西班牙内战爆发时，当时23岁的约翰自愿加入了佛朗哥的军队，为叛军做了几个月的军火贩子。[17]他强烈地反对共产主义。尽管他的父亲是犹太人并且坚定地支持犹太复国主义，但他强烈地反犹太主义。离开西班牙后，约翰漂泊在欧洲各地，1939年9月战争爆发时他在法国。第二年春天，埃默里在巴黎视察了马其诺防线之后，试图说服他的儿子回国并应征加入英国军队。约翰告诉父亲，他目前正在从事电影制作公司的工作，如果不能很快成功，他就会回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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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德国对法国的征服终结了约翰·埃默里归国的可能性。法国沦陷后，他被关押在那里。当德国官员发现他是一位英国内阁大臣的儿子时，招募他为宣传人员并将他带到柏林。自从法国沦陷以来，约翰·埃默里焦虑的父母就很少听到他的消息。后来，在1942年11月17日，一位美国记者告诉利奥·埃默里，他的儿子在德国首都，显然是被纳粹收买了。更糟糕的是，据报道，他正准备对英国进行亲德广播。“一个朋友告诉我，为了他们邪恶的目的，德国人在阿德伦酒店里养了一大群人，如伍德豪斯，他们似乎已经拉拢约翰加入了。”[18]利奥·埃默里在日记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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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11月18日，当他陪同丘吉尔去哈罗公学听音乐会时，埃默里向首相介绍了自己儿子的情况，并补充说，如果形势令丘吉尔和他的政府很尴尬，他准备辞职。“上帝啊！”丘吉尔喊道，“我不希望你辞职！”[19]首相自己的儿子伦道夫（Randolph）也不止一次让他的父母感到担忧，他向埃默里保证，没有人会因为“一个成年儿子的反常行为”而责怪他。尽管他们多年来一直争吵不休，但丘吉尔在最重要的时候展现了忠诚和同情。为此，埃默里永远心存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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