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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切也许都是真的，但丘吉尔被告之一位内阁大臣涉嫌不当行为后，他显然别无选择，只能下令进行调查。他不打算因为以前一个亲密伙伴的轻率行为，给老政敌攻击他的机会。然而，首相似乎被调查中强烈的党派色彩弄得很窘迫，他告诉约翰·科尔维尔，他不能“忍受一场猎杀”[11]。在下议院的一次演讲中，丘吉尔称布思比从政府辞职是“令人心碎的事”。他补充道：“这对我来说尤其痛苦，因为布思比先生多年来一直是我私人的、值得信赖的朋友之一，在我孤独和遇到困难时常常给予我支持，我个人一直对他怀有热烈的敬意。他的离去是我们共同的损失。”[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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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与此同时，丘吉尔私下里明确表示，他不想再和布思比有任何瓜葛。[13]当一名议员问他布思比应该做什么时，丘吉尔回答说，他应该“加入一个拆弹小组，这是在他的同胞眼中恢复声誉的最好方式”[14]。据报道，他停顿了一下，接着说：“毕竟，炸弹可能不会爆炸。”詹姆斯·斯图尔特和布思比在议会的其他敌人，对布恩比失去政治地位感到高兴，他们确保丘吉尔的这句话在下议院的大厅和吸烟室里广为流传。多年后，斯图尔特甚至在他的回忆录中提到了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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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宽容朋友的小过失而闻名的丘吉尔，为什么要如此彻底地疏远布思比呢？在这件事情发生的过程中，首相告诉伍尔顿，布思比“有能力，但没有美德”[15]。然而，丘吉尔从未切断与比弗布鲁克勋爵、伯肯黑德勋爵和威斯敏斯特公爵等亲密伙伴的联系，这些人的金融交易和个人行为甚至比布恩比更令人怀疑。丘吉尔的传记作者罗伊·詹金斯（Roy Jenkins）写道，丘吉尔“喜欢无赖”。但这些“无赖”[16]——比弗布鲁克、伯肯黑德以及其他人——大多数是丘吉尔认为与自己在社会和政治上平等的人。对于那些被他视为下属的人，他就没有那么大的忍耐力了，就像不守纪律的布思比，把政治和追求权力当作一项运动、一种游戏，而不是生活的主要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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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丘吉尔指出的那样，布思比在自己失去政治地位之前一直是这位老人的坚定支持者，但他从来没有像丘吉尔要求他的追随者那样，给予他绝对的忠诚。丘吉尔仿佛只有10岁，情绪化、多愁善感又宽宏大量，但他有时也暴露出性格中冷酷的一面，对那些已经失去作用的盟友漠不关心。德斯蒙德·莫顿爵士（Sir Desmond Morton）说：“交一个对他没有实际用处的朋友，就只因为喜欢他而和他做朋友，这种想法没有任何意义。”[17]莫顿爵士是丘吉尔战时的亲密顾问，后来也被排除在核心圈子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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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另一批反对绥靖主义的保守党人来说，虽然他们进入丘吉尔政府比较晚，但终于接近了核心圈子，这是令人兴奋的。可是，正如埃默里和其他几个人发现的那样，为英国救世主工作可能既困难又令人沮丧。在整个战争期间，丘吉尔紧握着自己的权力，正如他在1940年5月对布思比所说的那样，他决心要“把权力掌握在我的手中”。安东尼·艾登受到首相拒绝授权的影响，他多次错过接替内维尔·张伯伦的机会，在战争期间，被降为丘吉尔忠诚的副手和假定继承人，对战争如何进行几乎没有真正的发言权。“困扰我的是，”1942年4月，艾登在给博比提·克兰伯恩的信中写道，“我，我想还有其他的战争内阁成员，被公众视为战争的领导者，而我们一点也不……总之，我是最不幸福的。”[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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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就在同一年，一位前保守党异见人士成功地摆脱了在白厅工作的冲突和不满，在这一过程中，他发现自己在战时的影响力远远超过了任何一位议会同僚。1942年底，英美入侵北非之后，丘吉尔请哈罗德·麦克米伦作为首相代表前往阿尔及尔的盟军新总部。麦克米伦担心阿尔及尔的工作会成为他的政治道路上的障碍，但他还是接受了这份工作，希望这能让他在战争中参与更多直接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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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证明，拴住麦克米伦的北非战争与跟德国人的战斗毫无关系。两位法国将军，夏尔·戴高乐（Charles de Gaulle）和亨利·吉罗（Henri Giraud），在谁应该领导法国临时政府的问题上争论不休。阿尔及尔是美国的势力范围，而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和丘吉尔一样，也讨厌戴高乐，所以希望吉罗担任总统。麦克米伦说一口流利的法语，熟悉法国政治，他知道虽然戴高乐脾气暴躁，但他是唯一一个有意志和人格力量领导法国军队的人。麦克米伦以冷静和高超的外交技巧，在这两位长期不和的将军之间调停，并调解戴高乐、罗斯福和丘吉尔之间的分歧。部分因为麦克米伦的努力，戴高乐取得了胜利，并在二线后继续领导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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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及尔一役被证明是哈罗德·麦克米伦一生的转折点。在他的职业生涯中，他第一次获得了独立行动的授权，并且充分利用了这一点。他获得了盟军司令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Dwight D. Eisenhower）将军和其他美国官员的信任，麦克米伦经常说服他们采纳自己的观点，同时让他们觉得这一直都是他们的想法。“我猜测在阿尔及尔，他可以思考，可以做所有的决定。哈罗德·麦克米伦第一次意识到自己的高层领导能力。”[19]理查德·克罗斯曼（Richard Crossman）说。理查德是前牛津大学教师，后来成为工党议员，领导了盟军在北非的心理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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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布思比、艾登和其他同事不同，麦克米伦愿意把聚光灯投向别处。“我还记得他如何巧妙地掩饰自己的权力。”[20]麦克米伦的私人秘书约翰·温德姆（John Wyndham）说，“他很少追求荣誉，如果别人得到荣誉，给予他权力，他会非常满足……他喜欢的是权力。”麦克米伦曾建议克罗斯曼，在与美国人共事时，他应该允许他的同事们“不仅拥有比自己更高的地位和更高的薪水，而且还要有一种掌控大局的感觉。这样就能让一切顺利进行”[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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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在北非的成功，腼腆、拘谨的麦克米伦开始放松，摆脱了傲慢和迂腐的作风，变得更加放松和自信。事实上，在到达阿尔及尔的几个月内，他已经变成了一个“勇猛的行动派”[22]，在战区内外都很从容，曾经在北非沙漠中从一架燃烧的飞机中逃生，然后又回去营救一名被困的乘客。在阿尔及尔，他没有因为戴绿帽子而受到诋毁或同情，也没有成为人们嘲弄的对象。在那里，他可以摆脱妻子和布思比偷情的耻辱。然而，这段关系给他带来的痛苦依然存在。在整个战争期间，麦克米伦有一段时间一直忧郁、沮丧，他向一些信得过的朋友透露他仍然遭受着痛苦。[23]多年后，朋友们猜测，妻子的婚外情是“牡蛎中的沙砾”，正是这种“沙砾”促使麦克米伦在二战期间和战后出人意料地掌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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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夏天，盟军在7月入侵西西里岛之后，麦克米伦作为丘吉尔的代表，被派往意大利的盟军总部。墨索里尼倒台后，麦克米伦帮助意大利与巴多格里奥政府就停战协议条款展开谈判，在接下来的两年里参与建立一个新的、更自由的、群众基础更广泛的意大利政权。实际上，他在为被占领的意大利制定同盟政策，就像他后来在希腊、黎巴嫩、叙利亚和南斯拉夫所做的那样。作为一名保守党后座议员，麦克米伦多年来感觉无所作力，而在国外他改写宪法，重建国家，以此影响数百万人的生活。他掌握着巨大的权力，但就像在北非一样，他尽量在幕后活动。温德姆说，他是“地中海的秘密总督”[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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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7月，盟军在欧洲取得胜利两个月后，英国举行了十年来的第一次大选。当选票清点完毕后，温斯顿·丘吉尔，这位在战时如此鼓舞人心的人物，被疲惫的、饱受战争折磨的选民赶下台——选民们决定，更愿意让工党来管理瘫痪的经济事务。在工党的碾压下，麦克米伦、埃默里和哈罗德·尼科尔森等反绥靖主义“反叛分子”失去了他们的议会席位。埃默里和尼科尔森都没有回到议院，但麦克米伦幸运得多，大选几个月后，他在伦敦郊区布罗姆利（Bromley）赢得了补选，重新回到了下议院同僚们的队伍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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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驱逐内维尔·张伯伦的保守党异见人士组成的联盟从来就不是一个紧密团结的兄弟联盟。在张伯伦被赶下台之前的两年里，竞争导致他们分裂，这在那些从1945年竞选惨败中幸存下来的人的交往中仍然可以看出端倪。安东尼·艾登就是其中之一，他对麦克米伦在北非和意大利担任战时职位时，被允许直接向丘吉尔汇报而不是向他和外交部汇报感到愤怒。他认为麦克米伦威胁自己的地位，并对他继任丘吉尔在保守党的领导地位构成威胁，这一观点得到了其他人的认同。“哈罗德可能会接替温斯顿。”1946年初，罗伯特·布鲁斯·洛克哈特在他的日记中写道，“战争期间，他的声望比任何人都高……他总是很聪明，但腼腆又不自信，与别人握手时手心湿漉漉的，与其说他是个男人，不如说他更像条湿漉漉的鱼。现在他充满了自信，不仅不害怕说话，而且会跳出来插话，讲得很精彩。他的头脑比安东尼好。”[25]谈到艾登，洛克哈特若有所思地说：“我想他有点嫉妒哈罗德。在这方面，他像个女人，害怕潜在的对手。”[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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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克米伦不再是局外人，他现在是保守党内部圈子里的一个重要人物。议会的同僚们对他的变化感到吃惊。他曾经对自己的政党嗤之以鼻，提出了创新而大胆的立法提案，并努力与反对党结成跨党派联盟。但如今这位敏感、感情丰富的理想主义者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慵懒、愤世嫉俗、漫不经心的花花公子，他双手抓着夹克的翻领，在英国下议院发表了一篇圆滑的演讲，并以欢快的恶意激怒首相克莱门特·艾德礼和其他工党部长。他为掩饰多萝西与布思比长达数十年的恋情，所制造出的保护情感的外壳，已经硬化成岩石般的甲壳，没有人知道真正的麦克米伦是谁了。“他是一个伟大的表演者，”维奥莉特·博纳姆·卡特评价道，“但有时表演会让他变得面目模糊。”[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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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40年代末，麦克米伦成为拉布·巴特勒的盟友，致力于保守党的现代化建设。巴特勒从被鄙视的绥靖主义者蜕变为具有前瞻性的国内改革家，他帮助保守党摆脱了旧的、保守的政策，提出了一个进步的新保守党计划，该计划承诺在恢复英国经济繁荣的同时，保持和完善劳动福利国家的综合社会服务。在一个仍被食物、燃料短缺以及定量供应所困扰的国家，工党的社会主义政策正在失去吸引力。1951年，英国选民把77岁的丘吉尔和他的保守党同僚重新送上了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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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丘吉尔的第二届政府中，几名前反绥靖主义的“反叛分子”在内阁中获得了重要职位。安东尼·艾登再次出任外交大臣。博比提·克兰伯恩，即索尔兹伯里勋爵，被任命为英联邦秘书长。战时曾在党鞭办公室任职的吉姆·托马斯被任命为英国海军大臣。麦克米伦成为住房大臣，并在两年内完成了丘吉尔竞选时的一项重要承诺，即在英国新建30万套住房。1954年10月，丘吉尔最后极不情愿地将首相一职移交给艾登的前6个月，首相为了奖励麦克米伦的成功，提拔他为国防大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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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安东尼·艾登愿意奋斗，他可能已经当17年首相了。1938年2月，他辞去外交大臣一职时，他推翻张伯伦政府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但艾登没有反抗的意志力，当时他没有反抗张伯伦，15年后也没有反抗日渐衰弱的丘吉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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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他虽然在1955年4月获得了首相一职，却没有过多地参与他厌恶的政治阴谋。但是，他避免肮脏政治工作的机敏使他不可能迎战所面临的无数挑战。作为外交大臣，他是一个出色的谈判者，但在他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里远离了混乱的议会政治，对于一个首相必须处理的下议院强硬的幕后操纵问题缺乏应对技巧。作为英国政坛长期的“金童”，他也不习惯批评，他认为这是人身侮辱。艾登政府的初级大臣、记者W.F.迪德斯（W. F. Deedes）说：“艾登没有每一个住在唐宁街10号的人都应该有的宽阔肩膀。”[28]1953年一次拙劣的胆囊手术导致艾登健康状况日益恶化，加剧了他应对新办公室压力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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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登接替丘吉尔不到一年，英国的经济开始恶化。工资和物价不断上涨，通货膨胀也在加剧。随后，信贷紧缩使经济陷入衰退。艾登的政府受到了强烈的批评，而他的支持率直线下降。《每日镜报》的头版头条写道：“连保守党都在说：艾登是一个扶不起的阿斗。”在这一点上，新首相面临他执政期间最严峻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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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7月，美国和英国撤回对阿斯旺大坝建设的援助，激怒了埃及总统贾迈勒·阿卜杜勒·纳赛尔（Gamal Abdel Nasser），纳赛尔突然宣布将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自修建以来，苏伊士运河一直在英法两国的控制下运营。纳赛尔从未关闭过这条运河，英国和法国的船只仍然能够利用这条通往中东、印度和远东的重要通道。但艾登被激怒了，他认为这是对英国声望的不可原谅的侮辱，也是对国家安全的严重威胁。为了证明自己的强硬态度，他发誓不通过外交手段（外交部敦促如此），而是通过武力夺回运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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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相和几名内阁成员，包括时任财政大臣麦克米伦和理事会主席索尔兹伯里勋爵，将当时的危机与英国和法国在19世纪30年代末所处的严峻形势进行了类比。1956年是希特勒把莱茵兰地区重新军事化20周年，艾登和其他人很快就把莱茵兰和苏伊士、希特勒和纳赛尔做了比较。“我们都知道，法西斯政府就是这样行事的。”艾登宣称，“我们都很清楚地知道，向法西斯屈服会付出什么样的代价。”[29]慕尼黑事件和绥靖政策的教训被错误地运用到后来的国际危机中，这不是第一次，也肯定不是最后一次。希特勒对英国的安全和生存是一个真正的威胁，而纳赛尔不是。事实上，一些法律专家认为，纳赛尔把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甚至没有违反国际法。[30]无论如何，他并没有阻止它的运营，而且愿意就未来运河的运营与其他国家进行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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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艾登和他的几位大臣，包括麦克米伦和索尔兹伯里，决定采取军事行动。1956年10月，英国与法国和以色列签署了一项秘密协议，要求以色列进攻埃及，随后英法对埃及发动军事行动。10月29日，以色列开始进攻埃及，一周后，英法联军对埃及发动攻击。美国政府对这次行动感到愤怒，英国和法国发现自己在联合国被谴责为侵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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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事对艾登来说完全是一场灾难。英镑出现了挤兑，面临破产的英国需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来纾困。但就像麦克米伦向艾登和其他内阁成员解释的那样，问题在于，除非停止对埃及的入侵，否则美国不会批这笔贷款。[31]麦克米伦曾极力要求军事干预，后来他改变了立场，主张停火。艾登别无选择，只能屈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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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伊士运河危机的影响与近20年前慕尼黑危机的影响惊人地相似。议会再一次分裂，亲密的友谊结束，晚宴上爆发了尖刻的争吵。在下议院的一次辩论中，人们非常愤怒，议长被迫中止了会议。在上议院，英国前皇家空军参谋长特德勋爵（Lord Tedder）说，他知道一些家庭“放弃了圣诞聚会，因为他们知道议会会在这个问题上发生争执”[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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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国内存在分歧，艾登还是像1938年的张伯伦一样，牢牢控制着保守党在下议院的多数席位。维奥莉特·博纳姆·卡特称苏伊士运河事件为“耻辱”，她对苏伊士运河事件的愤怒，就像她对慕尼黑事件的愤怒一样。她催促保守党议员朋友们：“你们当中就没人有勇气站出来反对政府吗？”[33]在30多名反对军事干预的保守党人中，只有8人敢于违抗党鞭的威逼利诱，在1956年11月8日对艾登政府的信任投票中弃权。其中一位是鲍勃·布思比，他是唯一一个在慕尼黑和苏伊士运河问题上都无视本党指令的保守党人。另一个是奈杰尔·尼科尔森（Nigel Nicolson）——哈罗德·尼科尔森的儿子，他知道自己投弃权票可能是在政治上自杀。在投票前的辩论中，奈杰尔·尼科尔森谴责英国在苏伊士的行动“不仅不明智，而且极不道德”[34]。这让人想起了近20年前罗纳德·卡特兰和其他年轻的保守党“反叛分子”。哈罗德·尼科尔森的儿子指责艾登、麦克米伦和其他大臣：“违反了你们整个政治生涯中制定的处理外交事务的原则，也就是忠于联盟和条约，向下议院说出真相。但你们没有说实话。”[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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