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奈杰尔·尼科尔森认为，他就苏伊士运河问题反对政府意味着自己政治生涯的终结。20世纪30年代，就慕尼黑事件反对政府的保守党“反叛分子”被战争拯救了，但在苏伊士运河问题上反对政府的“反叛分子”没有得到这样的拯救：包括奈杰尔·尼科尔森在内的8人中有5人，其所在的选区协会拒绝继续支持他们，并且他们在下次选举中失去了席位。永不失败的布思比是幸存的三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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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奈杰尔·尼科尔森和其他在20世纪50年代初当选的左翼年轻保守党人来说，应对苏伊士运河危机是一段令人极度失望的经历，哈罗德·麦克米伦在危机期间的所作所为更令他们大失所望。他们中的许多人把麦克米伦当作良师益友，把他的进步主义和对社会改革的热情当作榜样。“我们的良师益友是巴特勒和麦克米伦，但最让我们高兴的是麦克米伦，”尼科尔森说，“他曾是（我们）最喜欢的大臣，他对我们这个小团体讲话时，就好像我们已经是值得信任的同事一样。”[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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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曾在20世纪30年代像火炬一样的人物，在慕尼黑事件中展现出了勇气，却建议他的年轻同事们不要在苏伊士运河问题上采取同样的做法。当外交次大臣安东尼·纳廷（Anthony Nutting）为抗议政府的行为而辞职时，麦克米伦敦促他不要按照惯例在下议院发表演讲，解释自己辞职的原因。在读了纳廷准备的声明后，这位财政大臣摇摇头，宣布：“这是非常有害的。它很容易使政府垮台，而且对你，亲爱的孩子，它会造成无法弥补的伤害。为什么要说这些呢？事实已经证明你是对的，我们是错的。你辞职也是做了正确的事，如果你现在保持沉默，就会受到尊敬和奖赏。”[37]纳廷厌恶麦克米伦，还有他在政治上玩世不恭的伪善，他拿起自己的演讲稿，默默地离开了房间。在唐宁街10号外，他把这些纸撕成碎片，塞进下水道。纳廷没有发表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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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信任投票两周后，安东尼·艾登的情绪和身体都崩溃了，他前往牙买加进行了漫长的休整，震惊了整个国家。1957年1月，在执政仅21个月后，他辞去了他大半个政治生涯都渴望得到的职位。几乎所有人都期待拉布·巴特勒被选为继任者，艾登还在牙买加的时候，巴特勒曾主持过政府工作。然而，1月10日下午早些时候，哈罗德·麦克米伦收到了白金汉宫的召唤。不到一小时，麦克米伦就以新首相的身份前往唐宁街10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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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63岁的麦克米伦上任时，政界猜测他撑不过6周。英国经济一片混乱。英国的国际威望以及与最重要的盟友美国的关系都受到严重损害。保守党士气低落，严重分裂，看来工党将以压倒性优势赢得下次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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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事实证明，麦克米伦的任期超过了6年。与艾登、布思比、卡特兰或达夫·库珀不同，麦克米伦年轻时从未被吹捧为可能的首相人选。在任职期间，他给这个国家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他主持了英国新富裕社会的诞生，1959年他以“我们大多数人从未有过如此美好的生活”为口号，赢得连任。作为一个意志坚定的实用主义者，他承认英国作为世界强国的时代已经结束，大英帝国残余的部分也开始瓦解，这让保守党内的许多人感到震惊。1960年，他在南非发表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变革之风”演讲，承认了非洲民族主义有助于加速英国的非洲殖民地和保护国走向独立的进程。此外，麦克米伦还改善了英美关系，并敦促约翰·F.肯尼迪总统与苏联领导人尼基塔·赫鲁晓夫（Nikita Khrushchev）就禁止核试验条约进行谈判。肯尼迪的妹妹嫁给了多萝西·麦克米伦的侄子。1963年8月，当《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Limited Test Ban Treaty）最终签署时，把麦克米伦称作哈罗德叔叔的肯尼迪，称赞英国首相是该条约的“助产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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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麦克米伦的私生活仍然充满紧张气氛。在苏格兰荒原上，多萝西·麦克米伦第一次与鲍勃·布思比牵手，30年后，两人的关系仍然是他们生活的中心。自20世纪20年代末以来，这位广受欢迎的首相夫人一直与她丈夫的一位亲密同事兼前朋友发生婚外情。如今，她已经发福，满头白发。布思比和麦克米伦夫妇过着奇怪而又分裂的生活，一直持续了许多年。虽然布思比和多萝西夫人对他们的关系相当谨慎，但他们经常见面，一起吃午餐和晚餐，几乎每天都互通电话或信件。然而，多萝西·麦克米伦仍然是一位典型的、忠诚的政治家妻子，她在丈夫每次选举出行、出国访问和国宴上，都站在丈夫一边。在喧嚣的政治活动中，她还是比他轻松得多，多萝西致力于推动麦克米伦的事业，而麦克米伦则严重依赖多萝西的政治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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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外人只是偶尔察觉到这种奇怪安排背后的紧张情绪。20世纪50年代，麦克米伦出版公司的研究员安妮·格林-琼斯（AnneGlyn-Jones）在麦克米伦的个人档案中发现了一份旧报纸的剪报，上面写着萨拉·麦克米伦还是个小女孩时对马的喜爱。这是一个吸引人的故事。一天晚上，当麦克米伦夫妇和其他家庭成员在晚餐前喝鸡尾酒时，格林-琼斯把这份报纸拿给他们看，当时她并没有意识到萨拉是布思比的女儿，她刚说完“我这有一份20世纪30年代关于萨拉的报纸”，她回忆道：“一阵冰冷的沉默就降临了，麦克米伦先生在一瞬间穿过房间，从我手里抢走了那份报纸。这是我见过的他唯一一次表现得粗鲁无礼。”[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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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克米伦为掩盖多萝西和布思比的婚外情，与布思比保持着令人惊讶的友好关系，至少表面上是这样。但在他担任首相期间，这种关系一直困扰着他，事实上，在很多人看来，这也影响了他对臭名昭著的普罗富莫丑闻的反应——普罗富莫丑闻导致他的政府在1963年突然提前结束。战争大臣约翰·普罗富莫在1940年投票反对张伯伦，谎报了他和一个叫克里斯汀·基勒的派对女郎的关系。普罗富莫事件是麦克米伦政府在经历了一段相当长的平稳期后，遭遇的几次政治倒退事件之一。在普罗富莫婚外情消息传出前的几个月，有关这位内阁大臣与基勒关系的传言就在伦敦传开了。基勒也与一名苏联武官有关系。然而，麦克米伦的幕僚们曾犹豫是否向首相提出这个问题，因为他们知道，通奸这个话题对麦克米伦来说是多么令人反感和痛苦。他的一个私人秘书说：“我想他并不想听这种闲话，因此，他也许忽视了应该认真对待它。”[39]1963年6月，普罗富莫辞去了办公室和议会的职务，4个月后，69岁的麦克米伦也下台了。根据他的传记作者阿利斯泰尔·霍恩的说法，他“从来没有完全摆脱普罗富莫丑闻：他突然间显得更老了，也更孤独，再也没有恢复成以前干练的样子”[40]。当麦克米伦在奥科伯患上严重的前列腺疾病时，他得出了一个错误的结论：自己患上了癌症。他决定辞去首相一职。在接受手术后，他和多萝西回到了桦木林，经过长时间的休养之后，他重新开始工作，担任家族出版公司的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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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不到3年，多萝西·麦克米伦在桦木林的大厅里突然倒下，死于严重的心脏病。她的丈夫和布思比都崩溃了。在她死后，麦克米伦让自己沉浸在麦克米伦出版公司的工作中，当他回到桦木林的家中时，就躲到阁楼上的一间小公寓里。“当她（多萝西）在的时候，你会觉得房子被填满了。”一位熟人说，“她死后，桦木林突然变得安静起来。”[41]而布思比则喝得酩酊大醉，用一位朋友的话来说，他似乎“精神崩溃了”[42]。每当电话铃响起，他就跳起来去接，他多么希望听到多萝西的声音。[43]然而，慢慢地，他恢复了自己的理智，多萝西死后一年多，他娶了旺达·塞纳（Wanda Senna），一个他认识了十多年的年轻撒丁岛女子，比他小32岁。婚姻给布思比带来了极大的幸福感和满足感。然而，他永远也不能把多萝西完全抛在脑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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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妻子去世后不久，麦克米伦在桦木林发现了大量布思比写给她的信件，他决定将这些信件烧毁。他把几百封信拿到花园后面的焚化炉里，开始往里面塞。但是一阵突如其来的风把它们从他手中夺了过去，它们在花园里旋转着，麦克米伦在后面疯狂地追赶着。有一天，他用幽默的口吻向布思比讲了这个故事，他煞费苦心地拿自己开玩笑——这位威严、目光短浅的前首相在追着找亡妻情人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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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麦克米伦和布思比在故事的结尾都没有笑。两个上了年纪的男人静静地坐在那里，40多年前，理想主义和对社会正义的追求让他们第一次走到一起。“一切就这样结束了。”[44]麦克米伦最后说，接着又是一阵沉默。“就这样，一切都结束了。”布思比附和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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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哈罗德·麦克米伦去世，享年92岁，一份报纸的标题称他为“战后政治巨人”。几家报纸的讣告称他是自丘吉尔以来英国最成功的首相。《每日邮报》称：“他给国家带来了多年的繁荣、和平与进步。”对他生活的其他描述则集中在他令人厌倦的犬儒主义，以及他在战后政治斗争中狡诈无情的名声。然而，无论人们对他作为政治家和活动家的评价如何，由于他那贵族般慢吞吞的腔调、慵懒的神态、爱德华七世时代的举止和猎松鸡的喜好，在很大程度上麦克米伦都被看作一个来自过去时代的人，一个与现代无关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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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死后的许多故事中，年轻的麦克米伦——一个梦想家、充满激情的理想主义者、与绥靖主义抗争的十字军战士，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了。然而，与对他的余生描写不同的是，前文具有永恒的吸引力，因为它展示了一小群缺乏政治权力或影响力的人，是如何通过坚持他们的信仰来改变历史进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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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这些个人的行为——不是客观的历史力量和“扭转乾坤的力量”，也不是无形的鬼斧神工——导致内维尔·张伯伦辞职和1940年5月温斯顿·丘吉尔上台。无论麦克米伦和其他议会的“反叛分子”在后来的生活中变得多么愤世嫉俗、疲惫不堪、投机取巧，或在政治上执迷不悟，在英国历史上最严重的危机中，他们在最重要的时刻都表现出坚毅和道义上的勇气。“政治，确实是一门‘可能的艺术’，”[45]保罗·埃默斯-埃文斯曾说，“但是伟大的事业只有通过那些坚定的人的活力和努力才得以成功，他们试图把不可能的事变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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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叛分子”的行动在当时看来是不可能成功的。他们公然反抗看似无所不能的首相和政治权贵，他们在平息政府和新闻界内部异议、争端方面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在两年的斗争过程中，持不同政见者，除了罗纳德·卡特兰这样罕见的例外，并不是没有污点的英雄。他们有时胆小谨慎，容易受张伯伦及其手下的恐吓和效忠要求的影响，担心自己的政治前途，也担心自己被打上“议会贱民”的标签。但在1940年5月，当国家前途未卜时，他们把所有疑虑都放在了一边。最后，他们做了8个月前利奥·埃默里敦促亚瑟·格林伍德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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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为英国发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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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Robert Rhodes James，Robert Boothby：A Portrait of Churchill’s Ally，New York：Viking，1991，p.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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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Robert Rhodes James，Robert Boothby：A Portrait of Churchill’s Ally，New York：Viking，1991，p.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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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Robert Rhodes James，Robert Boothby：A Portrait of Churchill’s Ally，New York：Viking，1991，p.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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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Robert Rhodes James，Robert Boothby：A Portrait of Churchill’s Ally，New York：Viking，1991，p.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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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Robert Rhodes James，Robert Boothby：A Portrait of Churchill’s Ally，New York：Viking，1991，p.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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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Robert Rhodes James，Robert Boothby：A Portrait of Churchill’s Ally，New York：Viking，1991，p.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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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Robert Rhodes James，Robert Boothby：A Portrait of Churchill’s Ally，New York：Viking，1991，p.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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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Ben Pimlott，ed.，The Second World War Diary of Hugh Dalton：1940-1945，London：Jonathan Cape，p.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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