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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前两卷《高远之见：维多利亚时代与现代英国的诞生》（对1838～1880年的英国进行探讨）和《堕落时代：1880～1914年的英国》（将视角转向欧洲危机的爆发前夕）一样，《凝视上帝：大战中的英国》力图探究社会、文化和政治层面的历史。但是，由于战争造成的绝望境地，以及随之形成的认知——如果英国要取得胜利，那么每一个男人、女人和诸多儿童都必须做出贡献——政府和政客们前所未有地凌驾于普通公民之上。由于国家在个人生活、所选择的方向和巨大的战争投入中起着核心和主导作用，因此，较之于前几卷，本卷将不可避免地更多关注于政治和政治阴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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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视上帝：大战中的英国》还描绘了英国在与德国作战时必须应对的第二个冲突：爱尔兰冲突。士兵、水手和战役都不可避免地贯穿于本书，因为他们是最终由威斯敏斯特和白厅所制定的战略的一部分，并且他们的命运对那些遗属产生了影响。许多优秀的历史学家已经讲述过有关这场战斗的故事和冲突的详细国际背景。对于英国和爱尔兰来说，这是动荡、悲惨的五年，长期以来，这五年间在西线和其他战区上演的恐怖事件都被掩盖了。本书对它们进行了全新、详细的探究，并描绘了一个国家如何从近乎傲慢的笃信状态走向因蒙受伤痛和损失而出现的不安定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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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918年12月，爱尔兰举行大选，主张独立的新芬党赢得73%的选票，成立了第一届爱尔兰议会。——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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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视上帝：大战中的英国 第一章 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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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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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6月28日（星期日）下午4点，位于伦敦的英国外交部收到一封电报，说奥匈帝国的弗朗茨·斐迪南（Franz Ferdinand）大公和他以贵庶通婚的方式迎娶的妻子霍恩贝格（Hohenberg）公爵夫人遇刺。大公是83岁的弗朗茨·约瑟夫（Franz Josef）皇帝的侄子和王位的假定继承人。这对皇室夫妇在访问波斯尼亚首都萨拉热窝时遇害。波斯尼亚之前归属于奥斯曼帝国，于1908年和黑塞哥维那一同并入奥地利。这封电报是由驻萨拉热窝的副领事J·弗朗西斯·琼斯（J. Francis Jones）向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爵士（Edward Grey）发送的。“根据这里收到的消息，法定推定继承人［原文如此］及其配偶今天早上遭到炸弹暗杀。”[1]两个小时后，英国驻维也纳大使莫里斯·德邦森（Maurice de Bunsen）爵士证实了这个消息，并补充说：“我从另一个消息来源获悉，在他们前往市政厅的途中，有人先是向他们的马车投掷炸弹，造成数人受伤；后来，在他们返回科纳克（Konak）酒店时，一位年轻的塞尔维亚学生使用左轮手枪向他们开枪射击。”[2]消息立刻传到了国王和王后那里，那是一个炎热的下午，当时他们正在白金汉宫的花园里喝茶。“这对亲爱的年迈的皇帝来说将是一个可怕的打击，”乔治五世在日记中写道，“是非常令人惋惜和悲伤的。”国王在他的新邮票目录上标注了这个事件[3]，以此来宽慰自己。[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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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早上，当英国从报纸上得知了谋杀事件时，琼斯向格雷发送了最新消息。“当地报纸说，这是无政府主义者犯下的罪行，但很可能是很早以前就预谋的塞尔维亚领土收复主义者的所作所为。”[5]1913年弗朗茨·斐迪南访问英国时，格雷曾与他见过面，格雷代表政府和他本人向弗朗茨·约瑟夫“表示沉痛的哀悼，并致以诚挚的问候”。在践行君主制的欧洲，对一个国家的攻击被视为对所有国家的攻击：在这个问题上，英国丝毫没有意识到自己会与奥地利为敌。国王宣布宫丧一周，《泰晤士报》报道称，王室成员“极为震惊，难以言表”。[6]格雷给奥地利驻伦敦大使门斯道夫（Mensdorff）伯爵写信说：“无论是出于政治情感还是个人情感，我都同情你。”[7]格雷和门斯道夫关系密切：在这场愈演愈烈的悲剧中，好几个高层官员之间的友谊破裂了，他们也是其中之一。当天下午，国王亲自前往位于贝尔格雷夫广场的奥匈帝国大使馆，向门斯道夫表达遗憾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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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并不是所有人都怀有同情之心，并且在表达同情时，也不是所有人都怀有特别深切的感情。哈布斯堡家族在他们的历史上有过一段悲惨的经历，而这只是最近的一个插曲。1867年，弗朗茨·约瑟夫的弟弟、墨西哥的马西米连诺皇帝被推翻他的政府处决；1889年，他的儿子兼继承人鲁道夫（Rudolf）被发现和情人一同死于皇家狩猎小屋，据推测（但未得到证实）是死于自杀，并发生在与父亲的争吵之后；他的妻子茜茜（Sisi）遭到暗杀（他们的婚姻大概破裂了）；在鲁道夫死后，弗朗茨·斐迪南的父亲放弃了王位继承权，因此弗朗茨·斐迪南成了王位继承人，但他的伯伯和宫廷中的大多数成员都不喜欢他，几乎没有什么人哀悼他。不仅仅在实行双重君主政体的奥匈帝国，在欧洲大陆，弗朗茨·斐迪南也遭到了人们的厌恶。他的死令布达佩斯松了一口气，匈牙利股市因此上涨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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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一下午，在英国下院召开会议时，首相赫伯特·亨利·阿斯奎斯（Herbert Henry Asquith）表示，他将提出一项动议，以便向被谋杀的大公表示哀悼；但对于他本人和他领导的政府来说，暗杀事件并不是当务之急。内阁一直被爱尔兰的地方自治问题所困扰。[9]相比之下，在遥远的萨拉热窝发生的事件似乎对英国没有任何影响。阿斯奎斯在动议中说：“下院获悉弗朗茨·斐迪南大公殿下被暗杀，对此感到深深的愤慨，并深切关注此事。”他还请求国王向奥地利皇帝转告下院“对罪行的憎恶和对他们的深切同情”。[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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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斯奎斯赞扬了年事已高、失去亲人的弗朗茨·约瑟夫“在履行职责的过程中表现出来的耐心、勤勉和无私的自我牺牲”，称赞他已经实现了“君主所能取得的……最高理想”，是“一个强大国家的英雄元首”。他补充说：“一直以来，他和他的人民都是我们的朋友。”[11]反对党领袖安德鲁·博纳·劳（Andrew Bonar Law）附和说道：“今天，全世界都对这位年迈皇帝的孤独和凄凉感到悲伤和怜悯。”[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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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雷没有费心去猜测暗杀事件可能造成的后果。但是，他的一些职员做到了。经验丰富的英国外交官意识到，考虑到奥地利与其主要盟友德国关系密切，两国有着共同的语言、历史和文化，并且有着共同的国际目标，谋杀可能会在德国激起人们的强烈情绪。6月30日，英国驻柏林大使馆的第一秘书霍勒斯·朗博尔德爵士（Horace Rumbold）给格雷写信说，德国外交部告诉塞尔维亚应当“自发地……尽其所能帮助波斯尼亚政府”，提供“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他们与导致这一可怕罪行的动机无关”。[13]英国外交部常务次官兼高级常驻官员亚瑟·尼科尔森（Arthur Nicolson）爵士当天给英国驻圣彼得堡大使乔治·布坎南（George Buchanan）写信说：“我希望最近发生在萨拉热窝的悲剧不会导致任何更为复杂的情况；虽然很明显，奥地利人把这些可怕的事件归咎于塞尔维亚人的阴谋诡计。”[14]不过，即使是亚瑟爵士也能看到乌云背后的一线光明，因为新的继承人，也就是皇帝的侄孙卡尔（Charles）会比他死去的叔叔更受欢迎，“尽管这么说似乎有点残忍”。如同证明他的观点一样，德国人并没有立刻诉诸战争，而且似乎正在努力避免中欧紧张局势的恶化。在英国，人们继续过着平静的生活：7月1日，《泰晤士报》就“公务员问题”发表了意见，声称“这是目前最严重的问题之一”。[15]那年夏天，困扰这个国家的其他问题还包括铁路车厢里惹人讨厌的狗，以及汽车喇叭发出的令人苦恼的噪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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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到了7月3日，朗博尔德感觉到柏林的情绪发生了变化——指挥军队的普鲁士军官阶层强烈要求支持奥地利，并向伦敦发出了警告。他告诉格雷，谋杀“几乎让德国人感到惊愕不已”。[16]朗博尔德强调说，弗朗茨·斐迪南是徳皇的“亲密朋友”，并且德国人普遍对弗朗茨·约瑟夫“怀有同情”。柏林的一些报纸“指出缔造更加伟大的塞尔维亚的愿望对欧洲和平构成了威胁”。[17]在谋杀事件五天后，身在德国的英国外交官首次向伦敦表明，有可能发生一场把一个又一个欧洲国家拖进来的冲突，但格雷直到三天后才收到这份声明，因为朗博尔德是通过外交邮袋寄送的，而非电报。他提醒格雷，柏林方面“正密切关注”事态的发展，并说道，毫无疑问，谋杀这对皇室夫妇的阴谋是在塞尔维亚策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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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尔维亚人自己也非常清楚这一点。英国驻贝尔格莱德公使戴雷尔·克莱肯色普（Dayrell Crackanthorpe）说道，这个城市处于一种“茫然的状态，而不是感到抱歉”，但也有“恐惧”，担心会对塞尔维亚境外的塞尔维亚人，甚至对塞尔维亚采取报复行动。[18]他报告说，塞尔维亚政府和报纸都谴责谋杀事件，以期安抚奥地利。然而，克莱肯色普听说，当奥地利临时代办致电塞尔维亚外交大臣，回复吊唁电话时，“一场相当激烈的会谈发生了”。7月4日，他报告说，塞尔维亚谴责“每天都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发生的针对塞尔维亚人的迫害”，并且当维也纳报纸决定指责塞尔维亚政府时，贝尔格莱德感到非常愤怒。[19]不过，根据克莱肯色普的说法，塞尔维亚意识到自己的脆弱，并“真诚地希望与双重君主制国家建立良好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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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向伦敦传输的可能发生冲突的警报信号越来越响亮，也越来越紧迫。然而，伦敦的反应并不强烈，部分原因是政府认为，由奥地利惩罚塞尔维亚引起的任何大陆争端都不可能涉及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的首都一样，伦敦毫不怀疑奥地利和塞尔维亚之间的关系会一触即燃，但在谋杀事件发生一周后，伦敦却没有尽力主张双方冷静。在电报的发送和到达目的地之间不可避免地要耽搁几个小时，有时甚至是几天，随着危机的演变，危机的处理变得愈发困难，因为当对方读到电报时，一些消息几乎成了古代史——尤其是在7月下旬，在面临着可能发布动员令的威胁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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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未能洞悉萨拉热窝事件的后果，部分原因在于政府继续将注意力放在爱尔兰问题上。就地方自治问题发生争执的双方——主要是占少数的信奉新教的统一派，他们集中在爱尔兰岛的东北部，强烈反对爱尔兰自治；以及占多数的信奉罗马天主教的民主主义者，他们希望爱尔兰自治——准备掀起一场内战，他们非法武装的枪械主要由德国的武器制造商提供。阿斯奎斯的政府之所以能够执政，完全是因为爱尔兰的民族主义党议员对下院的支持，因为在1910年12月举行的最近一次选举中，自由党失去了绝对多数席位。对于这种支持，爱尔兰人索要的回报就是地方自治；而自由党不得不这样做，甚至在1911年强行通过了一项议会法案，规定一旦某个法案在下院获得三次通过，即可取消上院的否决权。《爱尔兰自治法案》恰恰做到了这一点，于是，占少数的统一派决心在必要时使用武力和暴动来阻止该法案的实施。在英国，另一个让人分心的事情是约瑟夫·张伯伦（Joseph Chamberlain）在身体衰弱多年后逝世。张伯伦是伟大的自由统一党政治家，在1880年代因地方自治问题导致自由党内部分裂，之后又试图在自由贸易问题上采取一些类似于统一党的做法；全世界都在纪念他。为了表示对他的尊敬，下院于7月6日下午休会，对中欧日益动荡的局势浑然不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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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法国人也有自己的关注事项，对于因奥地利人迁怒于暗杀事件所造成的后果，他们反应迟钝；7月15日星期三，法国总统雷蒙·普恩加莱（Raymond Poincaré）和总理勒内·维维亚尼（René Viviani）乘坐一艘战舰从敦刻尔克出发，经波罗的海前往圣彼得堡，从7月20日开始对俄国进行为期三天的国事访问。他们不知道，当他们到达的时候，将会发生一场日益升级的外交危机，在这场危机中，他们的伟大盟友将深陷其中，而两国将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确，在圣彼得堡举行的为期三天的首脑会议将主要讨论萨拉热窝事件的各种可能性。然而，即使是普恩加莱也因某些事情而分了心；他最关心的是即将到来的对约瑟夫·卡约（Joseph Caillaux）的妻子亨利埃塔·卡约（Henriette Caillaux）的审判。卡约曾在1911～1912年的七个月中担任法国总理。去年3月，卡约夫人开枪打死了《费加罗报》的编辑加斯顿·卡尔梅特（Gaston Calmette），她以为加斯顿要发表对她丈夫造成沉重打击的私人信件。普恩加莱与此事有很深的牵连，因为卡约声称有证据证明总统对他实施了不当行为，他威胁说，除非普恩加莱利用其影响力让卡约夫人无罪释放，否则他就会公布这些证据。卡约夫人将于7月28日被无罪释放。在巴黎，人们谈论的几乎没有别的内容，就像在伦敦谈论的主要是爱尔兰问题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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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伦敦、巴黎的情况不同，欧洲大多数其他国家的注意力都主要集中在萨拉热窝事件的后果上。7月2日，德邦森写信——伦敦在6日才收到——说道，维也纳报界正在煽动反塞情绪，他评论说塞尔维亚应当“担责，因为该国协助制造了一种气氛来策划骇人听闻的萨拉热窝罪行”。[20]他认为奥匈帝国和塞尔维亚之间“极有可能”出现“高度紧张的态势”。正如他在信中写到的那样，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两省已经实行军法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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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对暗杀事件的愤怒背后，奥地利人意识到该事件为他们创造了一个机会：自1908年以来，他们一直在寻找的让塞尔维亚俯首听命的借口如今已经出现了。在愤怒的情绪中，奥地利不大关心它的德国盟友在这个问题上所处的困境，它也不知道一旦像预期的那样，在一场短暂而暴力的战争中摧毁了塞尔维亚，它将会对塞尔维亚做些什么。（事实上，奥地利不久后便指责其匈牙利兄弟建议它吞并和分割塞尔维亚。）对德国人来说，他们很清楚奥地利盟友的可靠性值得怀疑。德国首相特奥巴尔德·冯·贝特曼·霍尔韦格（Theobald von Bethmann Hollweg）的顾问库尔特·利策勒尔（Kurt Riezler）坦言：“奥地利在巴尔干采取的每一次行动都会让我们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如果我们给予鼓励，他们会说是我们强迫他们这么做的。如果我们表示反对，他们会说是我们让他们陷入了困境。然后，他们将会接近张开双臂的西方大国，而我们就会失去最后一个理性的盟友。”[21]自1907年以及英、法、俄签订三国协约以来，德国一直抱怨遭到了包围；它非常害怕被孤立，如果奥地利与法国或英国达成谅解，那么德国可能会被孤立，因此，在危机期间它不得不站在奥地利的一边。然而，无助于平息奥地利情绪的是，德国驻维也纳大使海因里希·冯·奇尔施基（Heinrich von Tschirschky）告诉柏林，奥地利针对塞尔维亚的和解政策毫无意义，当时德皇并不这样认为：大多数奥地利人也不这样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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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6月，英俄两国就海军事务进行了一轮谈判，这让德国人更加紧张，加剧了柏林很多人的猜疑，他们认为协约国正在密谋瓜分德国。在协约国集团中，英国不是军事同盟[22]；并且德国的外交政策基于这样一种信念：无论俄国人和法国人做什么，英国人都不会对德国发动战争。正如我们将看到的那样，格雷本人一直坚持这个观点，直到德国入侵比利时，才为英国提供了一个不得不采取行动的独立宣战理由，如同格雷和他的大多数同僚目睹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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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大国中，俄国的内部局势最不稳定，它也有需要考虑的当务之急。在1914年的新年，一些俄国人想要开展一场军事杂志上描述的“消灭德国人的战争”，并声称俄国正在为此武装自己。[23]在萨拉热窝事件发生前，关于这个主题的文章就持续出现在俄国的报纸上，敦促其法国军事盟友做好准备。德国理所当然地会对这样的言论感到不安，特别是俄国在人数上超过了德国，而俄国的动员程序也因为铁路交通的改善而得以简化，这让德国和它的奥地利盟友感到惊慌。更关键的是，俄国人的虚华辞藻——意图巩固沙皇尚未稳定的地位——开始让不那么好战的德国人相信，来自东方的威胁相当大，必须认真对待。奥地利也有理由害怕俄国。出于不同的原因，俄国和法国都对塞尔维亚人怀有一种本能的同情之心。对俄国人来说，他们是经受了奥匈帝国多年挑衅的斯拉夫同胞。撇开与俄国结盟（英国也是这个联盟中的一员）这一原因，法国自身也对塞尔维亚深表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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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身在伦敦的格雷未能立刻提醒他的内阁同僚或议会注意这些危险，但他的一些官员（无论是在伦敦还是在国外）确实体会到了这种威胁；1870～1871年以来，德国一直被视为欧洲大陆的主要霸权国家，这些官员中的一些人长期以来对德国不信任，因为对德国存在偏见，他们更加容易地把握到了这种威胁。英国的政策也没有充分考虑到法国和德国之间深深的相互猜疑——自1871年起，德国吞并了法国的阿尔萨斯省和洛林省，并试图将这两个省“德国化”。这不仅使任何涉及两国利益的欧洲问题都变得非常棘手，也意味着，任何分歧都有可能很快失去控制，而英国外交官很可能会对形势本能地做出不利于德国的估计。英国外交部的主导信念是，法国是英国和德国之间的堡垒，如果这两个欧洲大陆强国之间的关系恶化，那么到时支持法国的压力将变得势不可挡——即使英国根据协约不负有军事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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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欧洲事态的迅速发展，英国未能及时认识到这些事态对地区稳定造成的威胁。虽然英法关系的某些方面是明确的，但英俄关系中仍有一些方面含糊不清。爱德华七世不仅促成了英法协约，还促成了1907年俄国的加入。但是，大臣们知道，英国的民意普遍将沙皇斥为独裁者、压迫者和暴君；因此，不要指望英俄站在同一战线的战争会得到广泛支持。此外，在拿破仑战争之后，参与欧洲大陆战争的想法是自卡斯尔雷[24]时代以来英国一直反对的：在欧洲，对英国来说，重要的是低地国家[25]的中立和海洋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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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6日，德邦森向格雷发电报，警告说，他在维也纳的塞尔维亚同行认为，奥匈帝国将对塞尔维亚人进行系统性镇压，并对塞尔维亚发动攻击。格雷已经从利希诺夫斯基（Lichnowsky）亲王那里获悉了类似消息。利希诺夫斯基是一位有教养、受人欢迎的德国大使，他曾拜访格雷，传达了德国政府对最近英德海军合作的满意之情。利希诺夫斯基告诉格雷，他“知道一个事实”，那就是奥地利人将会采取行动：这条关键信息本应改变英国人对这个问题的紧迫性的看法。格雷对奥地利人可能将要占领塞尔维亚的领土表示震惊。[26]奥地利是德国的主要盟友：不过，格雷和利希诺夫斯基知道，柏林对维也纳具有很大的影响力，但让格雷难以理解的是，为什么一旦维也纳决定采取行动，柏林至少必须表示支持、理解，甚至可能追随。当时英国外交部没人知道，7月5日，德国向奥匈帝国给予了德国人所谓的“全权委托状”（而英国人将此称为“空白支票”），让奥匈帝国去对付它们认为合适的敌人；因此，呼吁德国要求其盟友保持克制几乎没有意义。此外，奥地利也有一些人一直在等待一个机会，以便把俄国的影响力从巴尔干半岛驱逐出去，取而代之地建立自己的影响力：情况可能就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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