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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希诺夫斯基对奥地利将占领塞尔维亚的部分地区不以为然，他说这些领土对奥地利人来说毫无用处；但他将德国人的不安告知了格雷，对于格雷和英国政府来说，这些不安本应成为进一步的警告。首先，他要求格雷理解德国的困境：如果德国在奥地利举国愤怒之际敦促奥地利要克制，那么“就会被指责为总是拖他们的后腿，不支持他们”；但是，如果“任由事态发展下去，就有可能出现非常严重的麻烦”。[27]这个困境在柏林引起了“焦虑和悲观”，首席悲观主义者是首相贝特曼·霍尔韦格；尽管不清楚当时首相是否认为英国可能是麻烦的一部分。利希诺夫斯基恳求格雷，如果奥地利真的攻打塞尔维亚，希望英国将会力图“缓和柏林的情绪”，也就是试图说服柏林不要给它的盟友太多鼓励：利希诺夫斯基害怕德国参战。多米诺骨牌正在排队竖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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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希诺夫斯基透露，柏林确信，最近军事实力大幅增强的俄国对德国“非常不友好”：这是格雷得到的第一个暗示，即如果德国与奥地利一起对抗俄国的盟友塞尔维亚，那么德国担心会遭到俄国的攻击。格雷此前曾向利希诺夫斯基保证，英国和俄国之间不存在秘密海军协定，在英、俄、法签订的三国协约背后也没有秘密协议——尽管自1906年以来，英国就一直与法国讨论军事合作，以防任何一方受到攻击。他重申了这一点。利希诺夫斯基在会谈中说，海军协定将“损害英国和德国之间的良好关系”。利希诺夫斯基担任大使的主要目的就是改善英德关系，到目前为止，他似乎取得了成功。在这次谈话后，格雷应该已经明白了所有欧洲大国都有可能卷入这场冲突，以及德国人是如何认为英国有责任让俄国保持冷静的。然而，德国缺乏冷静也同样是一个大问题：利希诺夫斯基说，奥地利和塞尔维亚可能会在某个时候打起来，最好把这件事给解决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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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对此的看法截然不同。在与格雷交谈后，利希诺夫斯基向柏林汇报说，英国无意退出协约国，“因为她必须维持势力均衡，而且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法国被消灭”。之后又出现了前后矛盾的说法，因为格雷也曾告诉利希诺夫斯基，说“我们不希望看到大国之间反目”。格雷不仅急切地希望英国与所有欧洲大国保持良好关系，也希望这些大国之间能够相安无事。随后几天的外交斡旋都在力图根据各种事件和对这些事件的反应来实现不可能之事。格雷承诺，如果奥地利进攻塞尔维亚，那么他将利用“我能施加的所有影响力”来阻止俄国；如果“乌云密布，那么他将尽其所能防止暴风雨的来临”。他与利希诺夫斯基的谈话——他立即把谈话内容报告给了驻柏林的朗博尔德——是有价值的，而且提供了有用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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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当有人警告说暗杀行动可能会产生更广泛的影响时，面对这种警告，格雷表现出了明显的自满情绪，这可能受到了他的常任秘书不断变化的观点的影响。7月6日，尼科尔森——他最初对潜在的危机十分警惕——对德邦森说，他相信“不管怎样，萨拉热窝的罪行……都不会对除奥匈帝国之外的国家产生严重的后果”。[28]在要求塞尔维亚为“某些革命分子”的罪行负责时，一些维也纳报纸采取了较为温和的立场，这让尼科尔森感到宽慰。令人遗憾的是，发表这种观点的“理性期刊”对奥地利政府或人民几乎没有影响力。在写给格雷的下一封信中，德邦森描述了弗朗茨·斐迪南和他不幸妻子的葬礼，之后使用截然不同的语气，详细讲述了在塞尔维亚驻奥地利公使的房子周围严密部署了警察，以保护公使免受暴徒的袭击。他说，“整个塞尔维亚民族”都成了袭击目标，而且已经采取了特别的预防措施，以防止暴徒在遇到无端挑衅时接近俄国大使馆。[29]塞尔维亚的报纸对谋杀事件发表了评论，维也纳的报纸进行了转载，“不幸的是，其中有些言论几乎要求给予宽恕，甚至是对卑鄙暴行的赞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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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8日，大使向格雷报告说，奥地利人的情绪愈发强烈，这让格雷非常担心，以至于他曾“非正式地”向本肯多夫（Benckendorff）伯爵提及民意正驱使着奥地利政府进攻塞尔维亚。本肯多夫是俄国驻伦敦大使，也是三国协约的最主要负责人。[30]本肯多夫希望德国能够制止奥地利；格雷向他讲述了柏林的紧张局势，以及人们对俄国计划袭击德国——本肯多夫否认了这种可能性——的担忧。不过，他理解德国人的想法，德国人认为，在俄国的军事实力增强之前，德国应该现在就与俄国开战，以期让俄国知道自己有多少斤两；但他认为德皇或他的大臣们都不持有这样的想法。格雷告诉他，俄国“应该尽其所能让德国放心，并让德国相信其没有策划针对德国的计谋”。本肯多夫同意了，并承诺立刻给俄国外交大臣萨索诺夫（Sasonov）写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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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格雷收到了德邦森的电报，证实了他的担心。在维也纳，从社会的上层到底层，人们的态度都在变得强硬。德邦森说，法国驻奥地利大使杜梅因（Dumaine）“在过去的一周反复和我谈论局势的危险，他担心这种局势可能会迅速发展成为容易引发战争的复杂情况”。[31]7月9日，格雷和利希诺夫斯基再次交谈，并告诉朗博尔德“我将竭尽全力阻止大国之间爆发战争”。[32]格雷承认奥地利可能会报复塞尔维亚，但是，利希诺夫斯基希望柏林能够成功地劝服奥地利克制。格雷担心奥地利将会反应过激，导致圣彼得堡由于俄国国内斯拉夫人的愤怒情绪而被迫向维也纳发出最后通牒。在维也纳，政府就如何回应暗杀事件产生争论，而且花费了不少时间。与此同时，7月11日的《泰晤士报》刊登了一篇文章，指着一朵比人手还小的云[33]说：“过去几天，维也纳证券交易所的情况可谓糟糕透顶。”[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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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1日，朗博尔德向格雷证实了利希诺夫斯基的观点，即柏林态度谨慎并且不愿看到事态恶化；奥地利表示，在对萨拉热窝进行调查期间，它将不采取行动。英国外交部似乎感受到了一段相对平静的间奏曲。然而，这是一种错觉，因为在维也纳，人们的态度变得强硬起来。7月16日，德邦森向格雷发电报说：“我推测，奥地利外交部非常严肃地看待这个事件，并且正准备对塞尔维亚政府提起控告，指控它涉嫌参与了导致大公被暗杀的阴谋。”[35]他说，塞尔维亚将被告知须取缔“民族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宣传”。奥匈政府“无意与贝尔格莱德进行和谈”，如果不按照拟发出的最后通牒做，那么贝尔格莱德将会遭到武力对待。维也纳目前还没有发出最后通牒的打算：普恩加莱和维维亚尼还在圣彼得堡，在法国人返航之前，他们不会发出最后通牒，也不会轻易与俄国人协商。现在，格雷应当非常清楚，奥地利已准备好——为了维护其大国地位——使用武力，并且所有大国都将会牵扯进来。更令人担忧的是，德邦森报告说，德国“完全同意这个建议”。[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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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地利人的主要担忧是俄国人将会对最后通牒做出怎样的反应。德邦森曾问一名奥地利官员——该官员向他讲述了这一事态发展——是否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俄国人将会袖手旁观，是否准备对他透露的情况赌一把。“我的线人说，他认为俄国不想保护种族暗杀者，但是无论如何，奥匈帝国都会不顾结果地继续行动，”他补充说道。奥地利坚信，“如果俄国容忍塞尔维亚的进一步胡闹”，那么俄国将丧失其大国地位。维也纳报纸也认为俄国不能宽恕弑君行为。奥地利还担心，如果不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它将失去大国地位。战争爆发在一定程度上要归因于这些臆想和假设，以及奥地利有信心能够从塞尔维亚那里得到它想要的，尤其是因为，正如德邦森暗示的那样，它还持有德国的空白支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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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下午，克莱肯色普告诉格雷，贝尔格莱德对奥地利采取了“谨慎和安抚”的态度。[37]但是，有些条件（例如对新闻的审查、对民族主义社会的镇压，以及任命调查委员会——奥地利可能会提出这方面的要求）“是无法接受的，因为这意味着外国干涉国内事务和立法”。鉴于目前所知道的一切，格雷本应看到警告信号，并开始变得更加积极主动，但他似乎被惰性所困住。部分原因在于他是一个漠然的人。自从他的妻子于1906年（也就是他42岁那年）逝世后，他就一直孤单度日；他们没有子女，他的朋友为他没能找到第二任理想妻子感到惋惜。此外，格雷一直对外交政策的各个方面讳莫如深，尤其是他力求在不惹恼英法协约伙伴的情况下与德国保持良好的关系；现在，他坚持把自己的想法放在心里，不告诉任何人。和他的上司阿斯奎斯一样，在其他情况下，格雷宁愿“观望”：这是一种惰性，意味着当他最终试图出面调解时，一切都太迟了，并且英国的实力使得它只能作为参与人，而非仲裁人。目前还不清楚的是，除了他的官员或同僚之外，格雷是否还与其他人讨论和争论过正在发生的事情。如果真有这样的一个人，那么他可能会采取一种更加干涉主义的态度，并搭乘前往柏林或维也纳的专列，与他的同行举行面对面的会晤。遗憾的是，他不会是最后一个因为不愿与政府其他部门的同僚讨论问题的细节，或者未能提出正确的问题，而迟迟未能看到问题深度的英国政治领导人。我们将看到，奥地利很快就会向塞尔维亚发出最后通牒，从而让格雷意识到暗杀事件造成灾难的无尽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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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在最后通牒发出前意识到潜在危险，需要的不是事后诸葛亮。一些政治嗅觉敏锐的人士开始意识到，爆发战争的可能性越来越大。例如，英国工党领袖詹姆斯·基尔·哈迪（James Keir Hardie）正在巴黎参加法国社会主义者的年度大会，他［与法国同行爱德华·瓦扬（Edouard Vaillant）］提出了一项动议，号召在任何一个卷入战争的国家的工人阶级中发起总罢工。国际社会主义者向来反对战争，另外，来自欧洲大陆部分地区的代表是带着对奥地利-塞尔维亚争端一触即发的深刻认识来到巴黎的。这项动议获得了通过，以警告各国政府战争可能产生的后果，尽管当战争来临时所有国家的工人阶级都强烈支持战斗号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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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维也纳股市暴跌，伦敦焦急地关注着事态的发展。7月16日，《泰晤士报》警告读者说，“在一场最终可能导致灾难性后果的混乱中”，维也纳和贝尔格莱德——在贝尔格莱德，关于民族主义者密谋炸毁奥匈帝国公使馆的谣言四起，引起了恐慌——的情绪被报界“不计后果和挑衅性”的言论所煽动。该报敦促塞尔维亚对民族主义者的行动展开全面调查，并立即向当权者报告，以帮助改善欧洲舆论对它的看法。该报推测弗朗茨·约瑟夫和他“睿智”的顾问们意识到，如果奥地利以武力回应，那么欧洲和平将面临危险：这个推测很快便得到了验证。[38]然而，这篇社论在柏林引起了不错的反响，德国人认为这是英国对塞尔维亚的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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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紧张局势日益加剧，但英国人的注意力仍然集中在其他地方，尤其集中在爱尔兰。此外，公众还喜欢逸闻趣事，例如皇家性病委员会的报告，在从伊顿公学和哈罗公学的校长那里获得证据时，这些报告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兴趣：“努力锻炼，勤奋工作，创造健康的社会，节制饮食和饮酒，这些都对防止纵欲大有好处。”公众对此表示赞同。[39]在该年夏季，英国最大的事件是检阅从斯皮特海德（Spithead）出发的舰队。到7月17日，大部分舰队已经就位，英国海军大臣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登上停泊在朴次茅斯的海军游艇“女巫”号，忙着宴请高级军官。在那些夜晚，舰队变成了“漂浮的光之城”。[40]国王将于周末到达以检阅船舰。其中的一个新奇事物是水上飞机：丘吉尔一直热衷于建立和加强海军的空中能力，与此同时，英国皇家海军航空队在一个月前刚刚成立。阳光普照，参观者聚集在莱德和朴次茅斯的岸边，观看从汉普郡出发横跨索伦特海峡前往怀特岛的船舰。在接下来的周一，当队伍经过皇家游艇时，在500英尺的高空，通过无线电发出提示信号的水上飞机编队将会出现。大海上布满了无畏舰，国王和他的人民聚集在海岸线上，见证着现代科技对战争做出的最新贡献。对威斯敏斯特和白厅的几乎所有人——高级外交官除外，例如助理次官艾尔·克劳（Eyre Crowe）爵士和尼科尔森——来说，在可预见的未来，没有人预料到将会需要这支舰队。克劳出生在莱比锡，他的母亲和妻子都是德国人，他的母语是德语，但多年来他一直对格雷说，英国对德国表现得太软弱了。很快，他就会发现自己的观点将得到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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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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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的第三周，欧洲的争论焦点从是否会发生冲突变成了是否可以将冲突限制在奥地利和塞尔维亚境内，或者冲突是否会波及更广的范围。7月18日，在吃午餐时，格雷从克莱肯色普那里得知，奥地利驻贝尔格莱德公使“并不赞成对塞尔维亚施加过多压力，因为他确信，塞尔维亚政府已准备好采取合理要求的一切措施。他对形势并不感到悲观”。[41]这可能仅仅是外交上的安抚性说辞——如果这种说法是真的，那么它是毫无根据的——也可能反映出奥地利人的谨慎，因为他们不像以前那样确信俄国不会采取任何行动。两个小时后，德邦森在《威斯敏斯特公报》——维也纳的一些报纸将其视为英国政府的机关报——上撰写了一篇文章，实际上是在告诉塞尔维亚，如果奥地利人严厉惩罚塞尔维亚，那是塞尔维亚罪有应得，这似乎表明英国在鼓动奥地利。事实可能如此，而且德邦森也是这样告诉奥地利人的：这表明当时的气氛是多么狂热。据《泰晤士报》报道，在维也纳，人们（错误地）相信塞尔维亚征召了7万名后备役军人，“并进行了大规模的军队调动”。[42]当天晚上，布坎南从圣彼得堡报告说，俄国人对奥地利的行为感到“非常不安”，并希望不惜一切代价避免战争；但是，奥地利拟向塞尔维亚发出的最后通牒不容忽视。第二天，身在贝尔格莱德的克莱肯色普告诉格雷，塞尔维亚外交大臣曾说“俄国不会坐视塞尔维亚遭到肆意攻击”。[43]也是在那天，奥地利最终决定发出最后通牒，由此消除了它与匈牙利在战略上的内部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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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猜疑仍在继续。7月20日，格雷收到朗博尔德的来信，信中详述了他与法国驻伦敦大使保罗·康邦（Paul Cambon）的谈话，康邦的弟弟朱尔（Jules）是法国驻柏林大使。康邦告诉朗博尔德，“法国和德国之间的事态绝对不应该是这个样子的。必须迟早消除误会”。[44]法国和德国认为彼此都在暗中监视对方，这使人联想到德国和俄国之间的相互猜疑。“俄国指挥的庞大军队长久以来都是德国民众关注的焦点”，在谈到德国时，朗博尔德这样写道。“在俄国，如果某些事件可能引起俄国民众反对德国，那么民众似乎会自然而然地对这些事件进行猜测。”[45]在维也纳，据《泰晤士报》报道，那天早晨《德国邮政报》（Reichspost）问道：“我们的政治家还没有意识到他们的立场是什么，以及他们必须做什么吗？”[46]《泰晤士报》还报道说，柏林的报纸强烈支持维也纳要求塞尔维亚澄清其对奥地利的立场，并援引一家报纸的话说，希望讨论能仅限于“局部”。该报还报道说，俄国的态度“不确定”造成了“严峻局势”和“紧张”。与此同时，格雷向布坎南道歉，因为他没有机会就俄国外交大臣提出的改善英俄关系的建议征求同僚的意见，并承诺“只要议会和爱尔兰局势能给他们喘息的机会”，他将会向同僚征询意见。[47]他还敦促布坎南利用其影响力，在事情变得“棘手”时，让俄国和奥地利坐下来谈判。[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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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天，利希诺夫斯基——他与柏林的态度不一致，并开始担心会发生灾难——告诉格雷，尽管他没有确切消息，但他确信奥地利准备采取行动，“并且他认为形势令人非常不安”。[49]德国人和格雷（其程度不及德国人）仍然希望俄国充当塞尔维亚的“调停人”，而不是卷入一场站在塞尔维亚一方的冲突；这也是一个根本性的误判。尽管如此，格雷还是变得非常担心。他对朗博尔德说，他“讨厌大国之间发生战争的想法，任何一个大国被塞尔维亚拖入战争都是令人厌恶的”。同时，法国的一家主要报纸《晨报》（Le Matin）公布了俄国的军事实力、动员程序和资源可利用度的全部细节：使战争成为欧洲局部战争的想法现在被广为接受，尽管英国仍然坚信奥地利不会对塞尔维亚提出不合理的要求。英国的反应表明，英国外交部要么不知道俄国军方领导层数月来一直在为他们与德国的“灭绝之战”进行积极宣传，要么选择不把它当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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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1日，《泰晤士报》在内页——因为头版只登载了广告，不过对这样一篇报道来说，这种做法比以往更加引人注意——上报道说，在维也纳，反对塞尔维亚的新闻宣传“愈演愈烈”，维也纳证券交易所股票再次暴跌，柏林股市也应声下跌，越来越多的人相信奥地利人将利用这次危机一劳永逸地“解决”塞尔维亚问题。该报接着说，“在外交界，即将到来的危机被认为是严峻的。据信，如果奥匈帝国的要求以任何方式损害了塞尔维亚的独立或民族尊严，那么俄国将从对塞尔维亚的支持中抽身而退的假设将是毫无根据的”。[50]这篇简明扼要的报道表明，在暗杀事件发生23天后，危机是如何进入到一个新的量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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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2日的晚些时候，格雷从罗马等地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点。意大利外交大臣曾对英国大使雷内尔·罗德（Rennell Rodd）爵士说，在将向塞尔维亚发送的信函中，奥地利使用的“措辞肯定是无法接受的。他确信，奥地利的一个政党决心利用这个机会来征服塞尔维亚”。[51]那天早些时候，格雷曾请求本肯多夫尽力确保俄国开启与奥地利的沟通；但俄国大使告诉他，这很“困难”，因为“目前没有任何进展”。[52]格雷试图说服他，俄国可以阻止麻烦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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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早上，格雷还从《泰晤士报》上获悉奥地利外交大臣贝希托尔德（Berchtold）伯爵已前往巴德伊舍，以便觐见正在那里静养的弗朗茨·约瑟夫，其间（维也纳报纸认为）将对塞尔维亚做出决定。但是，《泰晤士报》被误导了，这表现在它确信奥地利将发出的照会“绝对不是最后通牒”。[53]维也纳证券交易所股票继续暴跌，奥地利报界仍热衷于鼓吹对塞尔维亚采取惩罚性行动，使得政府几乎没有回旋的余地。据《泰晤士报》驻柏林记者报道，尽管德国迫切希望保持中立，但它一定会支持奥地利抵抗来自第三方的攻击，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俄国，那里的报纸不断报道奥地利对塞尔维亚的“忿恨”。[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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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引发灾难的所有要素现在都浮现出来。《泰晤士报》在头条新闻中向统治阶层发出了警告，要求暂时忘掉爱尔兰（旨在解决阿尔斯特省拒绝地方自治问题的议长会议正在举行之中），以及审视“欧洲政治中不容忽视的严峻形势”。[55]该报敦促塞尔维亚国王核实是否对暗杀者进行了公正处置，因为“社会的首要利益和人类的良知极力要求”对暗杀者进行惩罚。但是，该报要求奥地利在惩罚之前对阴谋进行证明：“为了获得道义上的支持或其他国家的默许，奥地利必须清楚地表明，它没有打着合法自卫的幌子来寻求政治优势。”该报敦促奥匈帝国保持克制，不要屈从于维也纳和布达佩斯报纸的观点；并主张不应“严厉地”对待煽动性言论，而是应当采用“仁慈与坚定明智结合”的方式。然而，该报认为，如果不这样做，这场可能爆发的战争将会席卷巴尔干半岛：考虑到德国对和平的承诺，人们仍然没有意识到这场战争可能会向西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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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也就是7月23日，布坎南从圣彼得堡发了一封电报，报告说俄国外交部指示驻维也纳大使“与驻法国和驻德国的同僚协调一致，以期提出友好的缓和建议”。[56]法国也向其大使做出了类似指示。但是，那天早上的晚些时候，门斯道夫向格雷告知了奥地利的要求，答应第二天早上向他提供一份副本。正如格雷告诉德邦森的那样，最令他不安的是，此类要求是带有时限的最后通牒。“我说，我对此感到非常遗憾”。格雷坦言。[57]他担心此举会激怒俄国，并降低塞尔维亚做出满意答复的可能性。门斯道夫指责塞尔维亚人没有对其领土上的无政府主义活动进行彻底调查。格雷说：“我无法不去想这种局势的可怕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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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试图说出自己的担心，但即便是这样做，他仍然认为英国不可能卷入战争。“如果欧洲的四个大国——即奥地利、法国、俄国和德国——参战，那么在我看来，这一定会耗费非常庞大的一笔开销，并且会干扰到贸易，以至于伴随战争而来的将是欧洲信贷和工业的彻底崩溃。”他富有预见地补充道，“这意味着情况将比1848年（即反对欧洲旧秩序的革命之年）还要糟糕，并且无论谁赢得了战争，很多东西都将遭到彻底毁灭。”门斯道夫表示，这将完全取决于俄国。从很大程度上来讲，他的说法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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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奥地利最终发布备忘录时，这份备忘录的性质和语气证实了格雷的最坏猜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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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法语照会中列出了十个条件。第一，查封任何旨在激起对奥匈帝国的君主制和领土完整产生憎恨和藐视的刊物；第二，要求马上取缔民族自卫组织 （一个激进的民族主义组织），并没收该组织和其他组织的宣传资料；第三，根除煽动反对奥匈帝国的任何其他团体；第四，革除被指反对奥匈帝国的军队和政府官员，并向维也纳通报此等官员的姓名；第五，同意允许奥匈帝国的特工“合作”打击塞尔维亚境内的颠覆活动；第六，对6月28日刺杀事件背后的相关人士的活动进行司法调查；第七，逮捕塞尔维亚军队的一名高级军官；第八，采取措施防止塞尔维亚官员协助向民族主义者非法提供武器和炸药，特别是惩罚允许将在萨拉热窝使用的炸药运入波斯尼亚的边境官员；第九，要求对为什么允许塞尔维亚官员表达对奥匈帝国的敌意做出正式的解释；第十，也是最后一项要求，在对其他九个条件采取行动时立刻告知维也纳。[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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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外交人员后来经常说的那样，接受这些条件实际上将使塞尔维亚沦为附庸国。在7月23日晚上10点30分发往伦敦的电报——这封电报直到第二天早上8点才被接读——中，克莱肯色普坦言，向塞尔维亚政府传达的这些条件“极其苛刻”。[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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