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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给出了这些劝告，格雷仍然表现得非常被动：他既没有向内阁同僚寻求指示，以便开展更加积极的外交活动，也没有主动与维也纳或柏林的同行直接对话。那天下午，他获悉，如果没有收到令人满意的答复，奥地利驻贝尔格莱德的公使将奉命于当晚6点随工作人员一同离开。现在，他承认，奥地利和俄国将在“很短的时间内”进行动员，而维护和平的唯一机会就是让其他大国要求奥地利和俄国不要越界，并试图和潜在的交战国讲道理。[84]他意识到德国的合作是“必不可少的”。尽管如此，他告诉布坎南：“我认为英国的民意不愿意，也不会同意我们就塞尔维亚冲突开战。”[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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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贝尔格莱德的消息一度似乎表明，毕竟没有理由去激起公众舆论。那天下午，克莱肯色普给格雷发了一封电报，他说，据他所知，塞尔维亚的答复“将使用最温和的措辞起草，并将尽可能满足奥地利的要求”。[86]塞尔维亚人将同意成立一个混合调查委员会，“前提是须证明委员会的任命符合国际惯例”。它同意革除和起诉被证明有罪的任何官员，并取缔民族自卫组织。克莱肯色普补充说：“塞尔维亚政府的意见是，除非奥地利政府不惜一切代价地想要开战，否则他们将接受塞尔维亚给出的完全满意的答复。”[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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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雷也持有这种突如其来的乐观情绪：他将这些消息告诉了利希诺夫斯基。他想提醒德国大使，“除了盟友以外，任何人都很难向奥地利政府建议它们应该采取怎样的态度”。[88]他希望，如果克莱肯色普对答复的了解是正确的，那么德国将会对奥地利人施加影响，说服他们持“赞同”态度。他向朗博尔德告知了此事。他曾试图联系法国的高级官员，争取他们的支持，但普恩加莱和他的随从正从圣彼得堡返航，无法与之联系。根据俄国的提议，格雷指示德邦森支持俄国同行在维也纳进行干预，以便请求奥地利延长时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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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5日下午6点，就在最后通牒的时限快到的时候，格雷从朗博尔德那里获悉，利希诺夫斯基言而有信，已经要求德国外交部请求延长时限。但是，朗博尔德还报告说，柏林持悲观态度，认为奥地利已经决定“给塞尔维亚人一个教训，他们打算采取军事行动”。[89]塞尔维亚的答复几乎在每一个条件上都对奥地利进行了安抚，对于那些没有完全接受的条件，塞尔维亚也是有条件地接受；然而，奥地利决心已定。英国敦促塞尔维亚安抚奥地利，即使奥地利未能找到支持其主张的证据。“塞尔维亚的答复超出了我们大胆希望的屈服程度，”多年后，格雷这样写道，“从那一刻起，情况变得越来越糟。”[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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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博尔德听说，贝希托尔德已经告诉俄国驻维也纳大使奥匈帝国无意夺取塞尔维亚的领土。虽然不知道真假，但德国人相信这将平息圣彼得堡的怒气。德国人已经告诉俄国，他们最不想要的就是全面战争，他们将支持英国外交大臣格雷于7月26日提出的四国解决方案或调停建议。根据朗博尔德的报告，很明显，德国外交部不了解俄国人对攻击斯拉夫同胞的痛恨之情有多深：尽管德国人对盟友奥地利感到失望（贾高“私下承认，作为一份外交文件，奥地利的照会还有许多待改进之处”），但他们似乎认为可以避免这场大火。[91]为了阻止战争，格雷坚信只有德国人才值得英国与之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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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雷很快了解到，在巴黎，人们对事情的看法有所不同。一家法国报纸谴责德国共谋起草了照会——德国对此坚决否认——并抨击德国和奥地利试图羞辱三国协约，以及在英国专注于爱尔兰问题、俄国面临工人骚乱问题和法国领导人正从波罗的海返程之际，推动了这场危机。虽然德国人极力否认，但这些报道已对法国的公众舆论产生了影响。晚上9点刚过，格雷听说“立即动员”的所有准备工作已经在维也纳完成，德邦森转述了一份未经证实的报告，声称一支装载着榴弹炮的装甲部队已经离开了维也纳南站。[92]在英国，人们普遍认为——主要是由于报纸的报道——即使德国人没有起草这份照会，奥地利的威胁行为也是因它真诚地相信德国将向其提供支持而造就；并且认为是德国人给了他们（指英国人）得出这种结论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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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雷在回忆录里说，从这一点上他看到，如果法国不得不与俄国并肩作战，那么英国的利益要求它支持法国。“我认为，内阁、议会和国家是否对战争的爆发持这种看法，这很值得怀疑，并且在（宣战前的）整整一周，我认为可能出现的意外情况是，我们在关键时刻不做出支持法国的决定。”[93]他补充说，“如果是那样的话，我应当辞职。”他还看到了向法国和俄国保证英国决定履行义务的必要性。在接下来的日子里，这将给他带来巨大的压力。这碰巧是劳的立场，也是统一党的观点，部分原因是A. J.贝尔福（A. J. Balfour）和兰斯多恩（Lansdowne）侯爵——他们不希望自己在担任首相和外交大臣时显得无能——一直声称爱德华七世在1903～1904年达成英法协约[94]的政策实际上是他们的主意。现在打退堂鼓已经太迟了。[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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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5日晚上10点30分，格雷听说，那天早上，在沙皇的领导下，大臣会议在圣彼得堡召开，批准起草了帝国法令，以召集110万士兵。萨索诺夫向布坎南保证，俄国只有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会进行动员；并且布坎南听说“法国无条件地站在俄国的一边”。[96]他被问及英国是否给予支持，但他向格雷保证，他所做的不过是建议英国继续充当潜在的调停者。这惹恼了萨索诺夫，他回答说，如果英国不承诺与它的两个盟友并肩作战，那么“将会血流成河，我们最终都会被拖入战争”。布坎南指出，他的法国同行说，法国政府“想立刻知道我们的舰队是否准备好扮演《英法海军公约》所赋予的角色。他相信英国不会不支持它的两个朋友，它们在这件事情上是一致的”。法国毫不含糊地支持俄国的看法，即奥地利试图与俄国争夺在巴尔干地区的影响力，以及这事关整个欧洲的势力均衡，而不仅仅是塞尔维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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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雷刚刚明白这一点，就从身在布达佩斯的马克斯·穆勒那里收到了毫不出人意料的消息，说塞尔维亚的答复“令人不满意”，奥地利公使及其人员已经离开了贝尔格莱德，匈牙利已经开始召集后备役军人。朗博尔德告诉格雷，从柏林的角度来看，这场危机能否保持“局部化”，将“取决于当情况总体上变得错综复杂时，俄国和法国是否以及在何种程度上认为它们可以指望获得国王陛下政府的支持”。[97]现在，实际上是由英国人决定是否将发生全面战争。经验丰富的英国驻巴黎大使弗朗西斯·伯蒂（Francis Bertie）爵士告诉法国外交部长，没有公众的支持，就不会发生战争；他确信英国公众不会支持由俄国挑起的战争，俄国“就奥地利和塞尔维亚之间的矛盾挑起了与奥地利的争端”。[98]当他发表这一意见时，他呼应了英国外交大臣的观点，使得法国没有理由相信英国将会加入它与俄国采取的任何军事行动：但是，这个观点即将发生根本性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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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11点30分，克莱肯色普告诉格雷，塞尔维亚人已经发布了动员令。第二天（也就是7月26日）早晨，格雷收到的第一个消息来自维也纳，德邦森告诉他，维也纳“极度狂热”，俄国向驻维也纳大使馆派遣了特别护卫队。[99]奥地利也召集了后备役军人，并敲定了动员计划。现在，危机呈现出一个新的量级，在这种背景下，格雷的反应令人震惊。前一天，他和国王短暂会面，其间，他让国王觉得“我们即将爆发一场全面的欧洲战争”，然后他前往汉普郡的伊钦·阿巴斯（Itchen Abbas）钓鱼。[100]实际上，即使在河边，他也没有选择，只能扮演更积极的角色。根据尼科尔森（他让尼科尔森留在伦敦负责处理事务）的建议，他向德国、法国和意大利的外交大臣发送了电报，授权这些国家的驻伦敦大使同他一起参加一个旨在“防止事态复杂化”的会议。[101]然而，即使是尼科尔森也认为这个想法“取得成功的机会很渺茫”，尽管到目前为止，德国人一直都在提议合作。尼科尔森告诉格雷，他和利希诺夫斯基谈了半个小时，后者“确信我们可以置身事外并保持中立——这是一个不可取的信念”，尼科尔森从未有过这样的信念。[102]普鲁士的亨利亲王身在伦敦，那天早上他和表兄英国国王一起吃早餐。亲王向国王保证，如果俄国发动战争，就会面临革命，因此很可能不会开战。尼科尔森将这次会面称为“愚蠢的礼节”，是说服英国“保持沉默”的一种手段。据说，国王告诉亨利亲王，“我们应尽一切努力，以便不介入此事并保持中立”。然而，亲王意识到英国与法国的关系，他对中立能保持多长时间表示怀疑。[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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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下午，利希诺夫斯基给格雷写信说，柏林获悉俄国召集了几类后备役。“在这种情况下，”他继续说道，“我们必须亦步亦趋，因为这意味着俄国也会发布针对我们的动员令。”[104]他敦促格雷动用他在圣彼得堡的一切影响力来阻止这样的动员，并重申德国愿意接受格雷的四国调停计划。尼科尔森希望平息事态，他告诉利希诺夫斯基，虽然俄国已经起草了帝国法令，但是还没有发布。7月26日下午，身在柏林的朗博尔德写信说，尽管德国的公众舆论仍然坚定地支持奥匈帝国，但是，人们慢慢领会了战争的后果，对战争的热情正在消退。格雷不知道的是，利希诺夫斯基恳求柏林的主宰者们避免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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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克劳和尼科尔森感到沮丧的是，德国驻维也纳大使对奥地利人说，伦敦希望他们同意塞尔维亚人的答复，而不是直截了当地告诉奥地利人要克制自己的行为。克劳发现这种迂回曲折的做法是“阴险的”——他指责贾高，他认为贾高私下里“怂恿奥地利人”——并希望格雷对此提出抗议。朗博尔德告诉格雷，柏林所要做的就是把自己与英国的感触联系起来。[105]然而，德国坚持认为，除非奥地利开始吞并塞尔维亚的领土，否则俄国将不会采取任何行动——这让格雷的官员们更加恼火。与此同时，萨索诺夫主张英国应该“宣布它与俄国和法国站在一起”，共同反对奥地利。[106]阿斯奎斯觉得奥地利“决心遭受彻底、终极的羞辱”。[107]现在，他认为这是“过去四十年来最危险的局面”。[108]然而，英国将如何卷入这种局面仍不清楚；在巴黎，实际上在其他地方，信奉的仍然是伯蒂的不干涉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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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6日的晚些时候，布坎南给格雷发电报，恳求他在议会发表的任何声明中说明危及和平的是奥地利，而不是俄国。他说：“俄国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劝诱塞尔维亚接受未与它作为独立国家的地位或现行法律相冲突的奥地利的所有要求。”[109]他重申了圣彼得堡的信念，即“对塞尔维亚实施的任何打击……实际上针对的是俄国”。布坎南警告格雷，俄国民众认为英国实际上是站在奥地利的一边，而对于英国不愿变得更加好战，沙皇“表达了极大的失望”。[110]现在，英国对俄国的立场“非常微妙”。几分钟后，布坎南发来了另一封电报，声称动员的最初迹象在圣彼得堡和莫斯科已经很明显了。那天晚上，在丘吉尔的直接指挥下，海军部命令第一舰队和第二舰队不要离开驻地，在斯皮特海德接受检阅后，它们就一直驻扎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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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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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政治阶层意识到英国的安全可能会受到影响，以及英国甚至可能会卷入战争，在伦敦，正如英国外交大臣和其内阁同僚不得不转移注意力那样，社会活动人士和普通公众（在一两天后）最后也都没有选择，只能将注意力从爱尔兰问题转移到欧洲危机上。7月24日至26日的周末，政客们（包括大臣们）发表演讲，与公众分享了他们的观点。大法官约翰·西蒙（John Simon）子爵告诉奥特林厄姆的自由党人，在“爱德华·格雷爵士冷静、沉着的指挥下”，英国的唯一角色将是“调停人”。[111]格雷的次官弗朗西斯·戴克·阿克兰（Francis Dyke Acland）在萨塞克斯郡发表演讲，确认英国将把影响力用于“维护和平”。然而，这种观点与实际发生的情况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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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下来的日子里，随着关于战争的讨论变得具体起来，而不是变得抽象，格雷不仅需要向欧洲各国的大臣们提出越来越多的紧急请求，他还发现，面对与他意见相左的自由党中不同团体的同僚（无论是和平主义者，还是丘吉尔等好战的政治家），他在不得不采取行动时受到了阻碍。西蒙等人的自由理想主义没有考虑到国际条约和义务等现实，也没有考虑到上个世纪被视为英国在欧洲之利益的问题——而这是克劳等人非常了解的。一旦自由党开始看到这些情况的后果，其内部就会出现分歧。随着英国从格莱斯顿[112]提出的践行自由放任和个人自由的国家转变成参与全面战争的国家（在这样的国家中，每一个男人和女人都成了商品，被旨在拯救国家和为帝国而战的政府所利用），在接下来的四年里，自由党人将一次又一次地遭受折磨。到战争结束时，自由党已经分崩离析，不过，在战争爆发前的最后几天，其支持率就已经跌入低谷。实际上，这种情况还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时候，比如辉格党和组成该党的激进派缔结联盟的时候，1890年代和1900年代工人运动兴起的时候，该运动宣称的社会主义理想让许多激进分子感到自己被深深吸引。和很多社会主义者一样，自由党的激进派发现，在任何类型的冲突中支持全俄罗斯沙皇的想法与他们的原则深深抵触。此外，作为该党重要组成部分的非国教派厌恶帝国主义，除了党内剩下的少数最具辉格派特征的达官显贵外，其余的人都是如此。格雷是此类达官显贵之一，但是，他加入自由党已经很长时间了，对第二次布尔战争期间的党内分裂记忆犹新。当时，自由党领袖亨利·甘贝尔-班纳曼（Henry Campbell-Bannerman）爵士极力反对布尔战争，他的反战言论的激烈程度仅次于大卫·劳合·乔治（David Lloyd George），后者作为一流政治家的名声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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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把英国在危机中扮演的角色问题摆在内阁面前时，这引发了严重分歧，让人联想到早先的那场冲突。护民官和舆论领袖开始发表意见。7月27日，《曼彻斯特卫报》的编辑、自由主义民意的重量级人物C. P.史考特（C. P. Scott）敦促政府不要卷入任何战争。[113]和几乎所有同僚一样，财政大臣劳合·乔治仍然专注于爱尔兰和劳工骚乱的威胁，他在党内的选民是激进的非国教派，强烈反对战争。他告诉史考特：“毫无疑问，我们不会一开始就参战。”[114]的确，劳合·乔治——几个月来一直主张削减国防开支——曾于7月23日在下院中说道：“我不禁想到文明，它能够处理个人和国内小群体之间的争端，能够通过理智而有序的仲裁调解争端，我们应将文明这个调解手段扩展到更大范围的国家间的争端。”[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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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谈到德国时，他说：“我们之间的关系比几年前好多了。没有了我们过去看到的……这两个大国之间的那种咆哮，我不是说两个敌对的国家，而是两个伟大的帝国。两国的感情已经好转。两国开始意识到它们可以为共同的目标合作，而且合作领域要比可能发生争议的领域更大、更多、更重要。”[116]更值得一提的是，考虑到格雷和克劳的观点，劳合·乔治告诉史考特，他“知道没有哪位大臣会支持它（战争）”，他怀疑是否会有官员支持战争。但是，他确实表示，如果德国人攻击法国的海峡港口，法国在海中埋设水雷，那么英国可能会有麻烦。财政大臣还说，他相信奥地利想要战争，以便给塞尔维亚一个教训，但是德国人不想打仗。这种观点充其量只是一个天真的想法。如今，伦敦已经意识到，用克劳的话说，德国的报纸是怎样恶意地“鼓动”奥匈帝国：双重君主制国家感觉自己受到了怂恿，并相信德国会给予支持。尼科尔森和克劳知道贾高对哪些方面表示支持，也知道利希诺夫斯基对柏林的想法可能被误导，或者没有全面了解柏林的想法。和伦敦一样，在柏林，关于战争的看法也是存在分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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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7日，星期一早上的报纸突然铺天盖地地报道危机，因此，除了政治阶层之外，公众也迅速地意识到和平受到了威胁。每天下午，劳都要和格雷会面，私下讨论枢密院条款的最新修订：与格雷所在政党的非干涉主义者及和平主义者不同，统一党人（包括最激进的反德分子）无意制造麻烦。但是，劳曾警告过他，对于加入支持法国、反对德国的欧洲冲突，统一党人在这个问题上看法不一致。那天下午，格雷回答了劳在下院就当前局势提出的问题：这是自4周前议会就弗朗茨·斐迪南被谋杀一事向弗朗茨·约瑟夫表示哀悼以来，第一次讨论欧洲局势。他概述了政府采取的路线，重申了他私下对各个大使说过的话：只要这场冲突仍保持局部化，那么英国就无权干涉，但是，如果俄国介入，那么冲突将发展成“关系到我们所有人的事情”。[117]他提到了他的“四国倡议”，但表示他在等待答复。随着这件事的公之于众，报界消除了疑虑，公众舆论也平静下来。格雷说，“很明显”，如果其他大国卷入奥地利和塞尔维亚的冲突，“那么它只会以欧洲大陆有史以来遭受的最大灾难结束：没有人知道这场冲突可能引发的问题将会波及哪些方面，它直接或间接造成的后果将是无法估量的”。[118]即便如此，在得知消息后，下院仍花了一天的大部分时间来讨论爱尔兰，欧洲的灾难似乎不那么迫在眉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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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雷提出了一个法律层面的观点，但至关重要。即如果德国破坏比利时的中立，那么将导致相关国家“一致”支持战争。[119]根据1839年签订的条约，英国与法国、德国同为比利时中立的保卫者；不过，格雷最担心的仍然是欧洲的势力均衡遭到破坏，而不是可能将英国拖入战争的任何行为。1870年，德国曾与法国作战，但没有侵犯比利时；眼下，他似乎认为历史会重演，即使冲突更广泛地蔓延到了整个欧洲大陆。然而，格雷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如果欧洲冲突导致同盟国的影响力增强，那么英国的安全可能会受到严重影响。他逐渐意识到，英国与法国和俄国建立的外交联盟意味着，在共同参与的任何战争中，英国都不能袖手旁观——克劳等高级官员也持有这样的观点，他们对德国有着根深蒂固的不信任，格雷无疑受到了他们的影响。他很快就会让他的同僚们了解这个观点，从而促使他们改变英国在这个问题上的政策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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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内阁召开了会议。莫莱（Morley）子爵——他是枢密院议长，也是自由主义思想中一股崇高的道德力量——在会后不久编写的私人备忘录中指出，格雷采取了“一条非常重要的路线”。[120]他谈到了布坎南的电报，在这份电报中，萨索诺夫希望英国宣布与俄国和法国团结一致，不管英国是否参战，俄国和法国都决心要同奥地利和德国作战。根据莫莱的说法，格雷“以其特有的平静方式”说道，现在是时候在加入英国的协约国伙伴和保持中立之间做出选择了：如果内阁选择中立，那么他无法执行这样的政策。“内阁似乎叹了一口气，”莫莱回忆说，“大家陷入了片刻令人窒息的沉默之中。”[121]莫莱知道外交大臣现在认为外交干涉是毫无意义的，只有武装干涉的威胁才是有用的，但是，莫莱不清楚内阁是否意见一致。如果阿斯奎斯的政府垮台，那是“由内部分歧造成的，而不是由下院造成的”。[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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翌年1月，莫莱向爱德华七世的前顾问伊舍（Esher）勋爵讲述了故事的大致内容，尽管他提到的这些事件的日期是不准确的。“7月25日，格雷参加了内阁会议，”伊舍记录道，“他认为如果我们打算支持法国，那么是时候将此告诉法国了；他补充说，还有一种选择，那就是我们应该坦率说明我们打算奉行中立政策；他说，他个人觉得我们没有资格执行这项政策。”[123]莫莱表示，他将不得不辞职，根据这个说法，劳工部首席专员比彻姆（Beauchamp）勋爵、殖民地事务大臣刘易斯·哈科特（Lewis Harcourt）、西蒙、贸易委员会的主席约翰·伯恩斯（John Burns）都点头表示同意。然而，阿斯奎斯展示出了拖延时间的才能，这最终导致了他的垮台。“对此，首相说在那个时候无法做出任何决定，并宣布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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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会见了劳合·乔治后，C. P.史考特和自由党的首席党鞭[124]珀西·伊林沃斯（Percy Illingworth）进行交谈，并说了一句预言性的话：如果自由党将英国卷入战争，“那么目前的自由党组阁将会终结，下一个政府将不得不建立在激进派和工党的基础上”。[125]在内阁召开会议后，海军部、陆军部和新闻委员会——成立于1912年，作为这两个部门与报界之间的官方沟通渠道——召开了会议，向舰队街[126]告知了可能会有大量的海军和军事行动，并且必须对此保密。《世界新闻报》的董事长乔治·里德尔（George Riddell）爵士告诉官员，“如果要求报界保持沉默，那么它们将不得发表任何有害言论”。[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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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早上，《泰晤士报》报道说，在塞尔维亚和奥匈帝国的外交关系破裂的消息传出后，巴黎出现了“极大的骚动”。[128]“维也纳出现了战争热。”[129]为了防止其英国读者后知后觉，《泰晤士报》驻巴黎记者补充说道，“欧洲非常有可能爆发全面战争，这对法国人来说犹如晴天霹雳。”[130]在英国，普通公众也觉得这是晴天霹雳。在过去的几天里，人们愈发意识到可能爆发欧洲战争，而英国可能卷入这场战争的看法现在也被公开。该报指出，法国国内普遍认为危机是由“德国的阴谋”所导致，比利时陆军大臣正在“采取防范措施”，他们召回了休假的士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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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天的社论中，《泰晤士报》问道：“可以肯定的是，弗朗茨·约瑟夫皇帝已经向世界证明了他对和平的热爱，那么他是否不会因为塞尔维亚未能立刻同意照会中列出的所有极具羞辱性的内容而危及其帝国的安全和欧洲的安宁？”塞尔维亚做出了“一个主权国家闻所未闻的让步”，如果奥地利予以拒绝，那么它将会把自己置于非常错误的境地。[131]但是，该报还提出了英国可能卷入欧洲战争的问题，认为这是奥地利固执己见造成的必然结果：“如果任何时刻需要检验我们是否遵循了原则——公开宣布结盟和捍卫欧洲的势力均衡——那么将会发现，正如过去那样，我们已经做好了准备，并下定决心用整个帝国的力量来维护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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