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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下来的日子里，随着关于战争的讨论变得具体起来，而不是变得抽象，格雷不仅需要向欧洲各国的大臣们提出越来越多的紧急请求，他还发现，面对与他意见相左的自由党中不同团体的同僚（无论是和平主义者，还是丘吉尔等好战的政治家），他在不得不采取行动时受到了阻碍。西蒙等人的自由理想主义没有考虑到国际条约和义务等现实，也没有考虑到上个世纪被视为英国在欧洲之利益的问题——而这是克劳等人非常了解的。一旦自由党开始看到这些情况的后果，其内部就会出现分歧。随着英国从格莱斯顿[112]提出的践行自由放任和个人自由的国家转变成参与全面战争的国家（在这样的国家中，每一个男人和女人都成了商品，被旨在拯救国家和为帝国而战的政府所利用），在接下来的四年里，自由党人将一次又一次地遭受折磨。到战争结束时，自由党已经分崩离析，不过，在战争爆发前的最后几天，其支持率就已经跌入低谷。实际上，这种情况还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时候，比如辉格党和组成该党的激进派缔结联盟的时候，1890年代和1900年代工人运动兴起的时候，该运动宣称的社会主义理想让许多激进分子感到自己被深深吸引。和很多社会主义者一样，自由党的激进派发现，在任何类型的冲突中支持全俄罗斯沙皇的想法与他们的原则深深抵触。此外，作为该党重要组成部分的非国教派厌恶帝国主义，除了党内剩下的少数最具辉格派特征的达官显贵外，其余的人都是如此。格雷是此类达官显贵之一，但是，他加入自由党已经很长时间了，对第二次布尔战争期间的党内分裂记忆犹新。当时，自由党领袖亨利·甘贝尔-班纳曼（Henry Campbell-Bannerman）爵士极力反对布尔战争，他的反战言论的激烈程度仅次于大卫·劳合·乔治（David Lloyd George），后者作为一流政治家的名声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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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把英国在危机中扮演的角色问题摆在内阁面前时，这引发了严重分歧，让人联想到早先的那场冲突。护民官和舆论领袖开始发表意见。7月27日，《曼彻斯特卫报》的编辑、自由主义民意的重量级人物C. P.史考特（C. P. Scott）敦促政府不要卷入任何战争。[113]和几乎所有同僚一样，财政大臣劳合·乔治仍然专注于爱尔兰和劳工骚乱的威胁，他在党内的选民是激进的非国教派，强烈反对战争。他告诉史考特：“毫无疑问，我们不会一开始就参战。”[114]的确，劳合·乔治——几个月来一直主张削减国防开支——曾于7月23日在下院中说道：“我不禁想到文明，它能够处理个人和国内小群体之间的争端，能够通过理智而有序的仲裁调解争端，我们应将文明这个调解手段扩展到更大范围的国家间的争端。”[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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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谈到德国时，他说：“我们之间的关系比几年前好多了。没有了我们过去看到的……这两个大国之间的那种咆哮，我不是说两个敌对的国家，而是两个伟大的帝国。两国的感情已经好转。两国开始意识到它们可以为共同的目标合作，而且合作领域要比可能发生争议的领域更大、更多、更重要。”[116]更值得一提的是，考虑到格雷和克劳的观点，劳合·乔治告诉史考特，他“知道没有哪位大臣会支持它（战争）”，他怀疑是否会有官员支持战争。但是，他确实表示，如果德国人攻击法国的海峡港口，法国在海中埋设水雷，那么英国可能会有麻烦。财政大臣还说，他相信奥地利想要战争，以便给塞尔维亚一个教训，但是德国人不想打仗。这种观点充其量只是一个天真的想法。如今，伦敦已经意识到，用克劳的话说，德国的报纸是怎样恶意地“鼓动”奥匈帝国：双重君主制国家感觉自己受到了怂恿，并相信德国会给予支持。尼科尔森和克劳知道贾高对哪些方面表示支持，也知道利希诺夫斯基对柏林的想法可能被误导，或者没有全面了解柏林的想法。和伦敦一样，在柏林，关于战争的看法也是存在分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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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7日，星期一早上的报纸突然铺天盖地地报道危机，因此，除了政治阶层之外，公众也迅速地意识到和平受到了威胁。每天下午，劳都要和格雷会面，私下讨论枢密院条款的最新修订：与格雷所在政党的非干涉主义者及和平主义者不同，统一党人（包括最激进的反德分子）无意制造麻烦。但是，劳曾警告过他，对于加入支持法国、反对德国的欧洲冲突，统一党人在这个问题上看法不一致。那天下午，格雷回答了劳在下院就当前局势提出的问题：这是自4周前议会就弗朗茨·斐迪南被谋杀一事向弗朗茨·约瑟夫表示哀悼以来，第一次讨论欧洲局势。他概述了政府采取的路线，重申了他私下对各个大使说过的话：只要这场冲突仍保持局部化，那么英国就无权干涉，但是，如果俄国介入，那么冲突将发展成“关系到我们所有人的事情”。[117]他提到了他的“四国倡议”，但表示他在等待答复。随着这件事的公之于众，报界消除了疑虑，公众舆论也平静下来。格雷说，“很明显”，如果其他大国卷入奥地利和塞尔维亚的冲突，“那么它只会以欧洲大陆有史以来遭受的最大灾难结束：没有人知道这场冲突可能引发的问题将会波及哪些方面，它直接或间接造成的后果将是无法估量的”。[118]即便如此，在得知消息后，下院仍花了一天的大部分时间来讨论爱尔兰，欧洲的灾难似乎不那么迫在眉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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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雷提出了一个法律层面的观点，但至关重要。即如果德国破坏比利时的中立，那么将导致相关国家“一致”支持战争。[119]根据1839年签订的条约，英国与法国、德国同为比利时中立的保卫者；不过，格雷最担心的仍然是欧洲的势力均衡遭到破坏，而不是可能将英国拖入战争的任何行为。1870年，德国曾与法国作战，但没有侵犯比利时；眼下，他似乎认为历史会重演，即使冲突更广泛地蔓延到了整个欧洲大陆。然而，格雷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如果欧洲冲突导致同盟国的影响力增强，那么英国的安全可能会受到严重影响。他逐渐意识到，英国与法国和俄国建立的外交联盟意味着，在共同参与的任何战争中，英国都不能袖手旁观——克劳等高级官员也持有这样的观点，他们对德国有着根深蒂固的不信任，格雷无疑受到了他们的影响。他很快就会让他的同僚们了解这个观点，从而促使他们改变英国在这个问题上的政策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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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内阁召开了会议。莫莱（Morley）子爵——他是枢密院议长，也是自由主义思想中一股崇高的道德力量——在会后不久编写的私人备忘录中指出，格雷采取了“一条非常重要的路线”。[120]他谈到了布坎南的电报，在这份电报中，萨索诺夫希望英国宣布与俄国和法国团结一致，不管英国是否参战，俄国和法国都决心要同奥地利和德国作战。根据莫莱的说法，格雷“以其特有的平静方式”说道，现在是时候在加入英国的协约国伙伴和保持中立之间做出选择了：如果内阁选择中立，那么他无法执行这样的政策。“内阁似乎叹了一口气，”莫莱回忆说，“大家陷入了片刻令人窒息的沉默之中。”[121]莫莱知道外交大臣现在认为外交干涉是毫无意义的，只有武装干涉的威胁才是有用的，但是，莫莱不清楚内阁是否意见一致。如果阿斯奎斯的政府垮台，那是“由内部分歧造成的，而不是由下院造成的”。[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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翌年1月，莫莱向爱德华七世的前顾问伊舍（Esher）勋爵讲述了故事的大致内容，尽管他提到的这些事件的日期是不准确的。“7月25日，格雷参加了内阁会议，”伊舍记录道，“他认为如果我们打算支持法国，那么是时候将此告诉法国了；他补充说，还有一种选择，那就是我们应该坦率说明我们打算奉行中立政策；他说，他个人觉得我们没有资格执行这项政策。”[123]莫莱表示，他将不得不辞职，根据这个说法，劳工部首席专员比彻姆（Beauchamp）勋爵、殖民地事务大臣刘易斯·哈科特（Lewis Harcourt）、西蒙、贸易委员会的主席约翰·伯恩斯（John Burns）都点头表示同意。然而，阿斯奎斯展示出了拖延时间的才能，这最终导致了他的垮台。“对此，首相说在那个时候无法做出任何决定，并宣布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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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会见了劳合·乔治后，C. P.史考特和自由党的首席党鞭[124]珀西·伊林沃斯（Percy Illingworth）进行交谈，并说了一句预言性的话：如果自由党将英国卷入战争，“那么目前的自由党组阁将会终结，下一个政府将不得不建立在激进派和工党的基础上”。[125]在内阁召开会议后，海军部、陆军部和新闻委员会——成立于1912年，作为这两个部门与报界之间的官方沟通渠道——召开了会议，向舰队街[126]告知了可能会有大量的海军和军事行动，并且必须对此保密。《世界新闻报》的董事长乔治·里德尔（George Riddell）爵士告诉官员，“如果要求报界保持沉默，那么它们将不得发表任何有害言论”。[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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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早上，《泰晤士报》报道说，在塞尔维亚和奥匈帝国的外交关系破裂的消息传出后，巴黎出现了“极大的骚动”。[128]“维也纳出现了战争热。”[129]为了防止其英国读者后知后觉，《泰晤士报》驻巴黎记者补充说道，“欧洲非常有可能爆发全面战争，这对法国人来说犹如晴天霹雳。”[130]在英国，普通公众也觉得这是晴天霹雳。在过去的几天里，人们愈发意识到可能爆发欧洲战争，而英国可能卷入这场战争的看法现在也被公开。该报指出，法国国内普遍认为危机是由“德国的阴谋”所导致，比利时陆军大臣正在“采取防范措施”，他们召回了休假的士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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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天的社论中，《泰晤士报》问道：“可以肯定的是，弗朗茨·约瑟夫皇帝已经向世界证明了他对和平的热爱，那么他是否不会因为塞尔维亚未能立刻同意照会中列出的所有极具羞辱性的内容而危及其帝国的安全和欧洲的安宁？”塞尔维亚做出了“一个主权国家闻所未闻的让步”，如果奥地利予以拒绝，那么它将会把自己置于非常错误的境地。[131]但是，该报还提出了英国可能卷入欧洲战争的问题，认为这是奥地利固执己见造成的必然结果：“如果任何时刻需要检验我们是否遵循了原则——公开宣布结盟和捍卫欧洲的势力均衡——那么将会发现，正如过去那样，我们已经做好了准备，并下定决心用整个帝国的力量来维护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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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言论不仅让公众意识到英国卷入战争的可能性：也让伦敦证券交易所的股票陷入了暴跌，就如同欧洲大陆的证券交易所那样。星期一上午，格雷回到办公室，获悉了奥地利发布动员令的消息。在7月26日午夜发出的两封电报中，德邦森告诉格雷，预计奥地利将在7月31日之前完成动员，并将在8月5日之前在塞尔维亚边境集结部队。俄国驻维也纳大使对德邦森说，他的国家现在认为奥匈帝国“决意要开战，俄国无法置之不理”。[132]俄国加大向英国施加的压力，但布坎南仍然毫不动摇，尽管俄国人坚持认为，只有当英国公开其与法国和俄国的结盟时，德国才会采取行动阻止奥地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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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劳向格雷清楚地解释说奥地利正在进行动员；俄国将紧随其后；之后，德国也将如法炮制，鉴于德国的动员主要针对法国，法国将不得不立刻效仿。克劳认为奥地利从一开始就决定不惜一切代价诉诸战争。如果他对此的看法是正确的——他肯定自己是正确的——那么“采取任何行动来阻止俄国动员都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公平、不明智的”。[133]由于阻止俄国动员一直以来都是格雷政策的核心，为了采纳德国问题专家克劳的建议，需要内阁同意对策略进行根本性的改变。格雷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一旦奥地利和俄国都进行动员，那么难以想象有什么措施能够阻止它们或者阻止德国和法国效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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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劳接着说：“然而，这意味着在24小时内，国王陛下的政府将面临这样一个问题：在这场奥地利强行迫使不情愿的法国卷入的争吵中，英国要么袖手旁观，要么选边站。这个问题极其重要。”尼科尔森将塞尔维亚的答复告诉了格雷，他说他觉得塞尔维亚“几乎同意了奥地利提出的所有要求，很难想象，在塞尔维亚做出如此巨大的让步之后，奥地利如何能够正正当当地开展敌对行动”。[134]奥地利的大部分无端指责都是要求塞尔维亚进行解释说明。克劳认为塞尔维亚的答复“是合理的”，“如果奥地利要求绝对服从它的最后通牒，那么只能意味着它想要开战”。因此，格雷的两位高级顾问都认为，如果奥地利人攻打塞尔维亚，那么他们就犯了大错，因为俄国将不得不进行动员，而英国将不得不做出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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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科尔森越来越感到沮丧，因为德国虽然口口声声地说想要和平，却没有利用自己的影响力来阻止奥地利。法国曾要求德国驻巴黎大使敦促德国政府采取此类行动，但德国含糊其辞地答复了这个请求。尼科尔森也明白，奥地利想要取代俄国在巴尔干半岛的影响力，因此渴望战争。7月27日下午，德邦森的电报对此进行了确认，他告诉格雷：“我认为奥匈帝国彻底下定决心要与塞尔维亚开战，它认为自己的大国地位岌岌可危，它用这样的措辞拟写照会就是为了让战争无法避免，在塞尔维亚受到惩罚之前，它不太可能听取调停的建议。”[135]他认为德国人什么也做不了，并说他是在一个“欣喜若狂”地展望战争的国家写这封电报。“前景非常糟糕，”读到这封电报时，克劳这样说道，“现在一切都取决于德国准备走哪条路。”[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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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下午，当英国外交大臣在下院发表声明后，利希诺夫斯基告诉他，德国同意在奥地利和俄国之间进行四国调停，同时保留其作为盟友的权利，以便在奥地利受到攻击时帮助奥地利。利希诺夫斯基似乎真诚地相信这就是其政府的观点；但是，目前还不清楚柏林是否对这位被视为过于亲英的大使直言不讳，并且利希诺夫斯基可能并不清楚为了一劳永逸地解决谁主宰欧洲的问题，德国的军事高层正在施加怎样的压力，以便要求与该国的对手作战。利希诺夫斯基代表德国政府请求格雷建议俄国保持克制。格雷的仁慈本能正在消退，他告诉利希诺夫斯基，在安抚奥地利方面，塞尔维亚人的所作所为已经大大超出了预期，他认为这是由于俄国对贝尔格莱德施加影响所致。“对于维也纳，现在确实需要施加让其克制的影响力。”[137]坚定路线的格雷也让俄国人知道了他们中的一些人的想法，即英国“在任何情况下都将袖手旁观”的说法是错误的，而且不解散舰队的决定也对这个说法进行了反击；然而，格雷明确表示，尽管做好了军事准备，但此时他只承诺采取外交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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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普恩加莱不在国内，巴黎的外交活动几乎陷于停顿。不过，现在总统取消了从圣彼得堡前去拜访挪威和丹麦国王的行程，急匆匆打道回府。伯蒂告诉格雷，巴黎的代理外交部长已经会见了德国大使，但后者把球踢给了俄国。伯蒂说，法国外交部“认为这是一个不好的迹象”。[138]克劳认为德国人试图在俄国和法国之间挑拨离间；尼科尔森认为英国最好不要插手法国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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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晚上，在听说德国已经对四国调停的可取性改变了立场后，格雷声称调停相当于进行仲裁，并且贾高认为，除非奥地利和俄国提出请求，否则不可能进行调停。贾高确认，如果俄国在北方进行动员，那么德国将不得不进行动员；如果俄国在南方进行动员，那么德国可能不会进行动员。一切似乎都太迟了：门斯道夫来到英国外交部，告诉格雷，“为了进行自卫”，奥地利准备对塞尔维亚动用武力。奥地利认为这样做“符合欧洲的利益”，因为塞尔维亚曾是一个“多么不安定的因素”。[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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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斯道夫说，他的政府认为，“他们可以指望我们在一场迫使他们接受的战争中给予同情，如果有必要，还可以指望我们帮助他们将战争局部化”。格雷回答说，他无法理解奥地利人对塞尔维亚的答复所做出的解释，他和利希诺夫斯基讨论了这个问题；门斯道夫说，这个答复似乎令人满意，但是，如果拒绝与奥地利的官员和警察合作，将会容许进一步的破坏活动。格雷表示惊讶，因为奥地利似乎认为自己可以在使俄国不卷入的情况下与塞尔维亚开战；而且奥地利不明白这样一场冲突的后果将是“无法估量的”——德国政府在表达对和平的渴望时使用了这个词。格雷告诉门斯道夫，虽然他无法威胁政府让英国出面干预，但由于英国政府感到“不安”，舰队并没有按计划解散。他认为塞尔维亚的答复是“我所见过的一个国家遭受的……最大耻辱”，但令我失望的是，奥地利仅仅将这种跪拜视为“令人不满意的，从而直接否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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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7日，伯蒂从巴黎给格雷写了一封私信说：“我相信，法国政府不想开战，应该鼓励他们向俄国政府施压，不要假设无论斯拉夫国家的行为举止如何，俄国都是这些国家的保护伞，因为这种荒谬、过时的态度将会导致战争。”[140]他还说，巴黎的报纸错误地报道说，德国曾威胁法国说，除非其他大国不介入这场争端，“否则它们将不得不让德国来处理，并有可能面临一场欧洲的全面战争”。[141]格雷认为，德国拒绝对话，这“决定了欧洲的命运是走向和平还是战争”。[142]他后来在1918年告诉牛津大学希腊语学钦定教授吉尔伯特·默里（Gilbert Murray），“德国拒绝召开会议，这使我失去了能用于和平的唯一有效工具”。[143]即使经过四年的反思，格雷似乎仍然没有意识到，开展更积极的外交活动——离开伦敦，但不是为了钓鳟鱼，而是为了会见一些欧洲国家的大臣，以便向他的同行施压，表明欧洲可能爆发的这场灾难性冲突将会牵扯所有的大国，即使他无法威胁政府让英国出面干预——可能是一个更有效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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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7日至28日的晚上打响了大战的第一枪。7月28日，格雷获悉，匈牙利人抓获了两艘塞尔维亚商船，两艘塞尔维亚蒸汽机船遭到攻击。克莱肯色普主动敦促塞尔维亚政府保持“最大的谨慎和克制”。然而，从这一刻起，所采取的每一步似乎都无法挽回。格雷从布坎南那里获悉萨索诺夫更倾向于进行“调停”，但不久后，他收到了德邦森的电报，报告说俄国驻维也纳大使和奥地利外交部次官进行了会晤。[144]大使说“不可能”将冲突局部化，因为俄国之前已经在这些事情上让了步，以后不会再这样做。[145]大使要求进行会谈，但是，次官提到了多瑙河上的“小冲突”，在这些冲突中，塞尔维亚的船只遭到了破坏，尽管他说塞尔维亚人是侵略者。[146]不过，奥地利人暗示他们将授权奥地利驻圣彼得堡大使与萨索诺夫进行直接会谈。克劳对此表示欢迎，认为这是“第一缕希望之光”，格雷声称此举“非常令人满意”。[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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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希望转瞬即逝。格雷随即从本肯多夫那里获悉，在圣彼得堡与奥地利大使进行坦率讨论时，萨索诺夫愚蠢地告诉他，不要指望塞尔维亚会信守承诺。此类失言激怒了格雷，因为格雷告诉德国人的恰恰相反。俄国人声称这是误译，但在如此狂热的氛围中，在报界和欧洲各国政府的谣言满天飞的情况下，这种解释毫无帮助。本肯多夫请求格雷让英国支持俄国和法国，格雷无法做出这样的承诺。这与英国的公众舆论一致。那天，中立联盟——这是诺曼·安吉尔（Norman Angell）的想法，安吉尔是巴黎《每日邮报》的前任编辑，后来成为工党议员，并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发表了一份宣言，并散发了50万份，声称英国支持俄国将导致俄国主宰欧洲，这将损害德国的利益，德国是一个“和我们同属一个种族、在道德理想上与我们大同小异”的国家。[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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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政府同意四国干预；然而，就在那天下午，在萨索诺夫散漫的失言后，德国正式拒绝了这个提议，尽管柏林声称他们仍希望寻求和平。协同行动的机会似乎没了可能，误解和不信任成为各方近乎蓄意而为之的举动。格雷向柏林发电报说，如果圣彼得堡和维也纳之间能够进行直接谈判，那么他将放弃四国调停方案。克劳建议对德国采取赶鸭子上架的做法，并询问德国认为各个大国应当怎样做；尼科尔森认为不要提出新的建议，而是允许维也纳和圣彼得堡进行谈判。那天晚上的早些时候，格雷告诉英国驻柏林大使爱德华·戈申（Edward Goschen）爵士，他将根据俄国与奥地利之间谈判的进展情况，直接向贾高提出克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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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下午，阿斯奎斯在下院被问及是否有新的消息。“没有足够明确的新情况能够做进一步的说明，”他回答说。[149]当休·塞西尔（Hugh Cecil）勋爵问他是否爆发了敌对行动时，阿斯奎斯说：“对此我们还没有确切的消息。”他对后来成为其情人的维尼夏·斯坦利（Venetia Stanley）说，至少他的一个同僚想要战争：“温斯顿……赞成用这种方式来摆脱爱尔兰的麻烦。”[150]下午6点45分，格雷收到一封来自克莱肯色普的电报，说奥地利已经对塞尔维亚宣战。格雷的次官阿克兰立即向下院宣布了这个消息。与此同时，分遣队士兵驻扎在英国海岸的海军基地，以充当武装警卫。虽然舰队几乎完全动员起来，但仍在锚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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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邦森警告奥地利外交大臣贝希托尔德，阐明冲突可能造成哪些后果。德邦森强调说，从外交的角度来说，奥地利自始至终都把与塞尔维亚的争端放在首位，而英国则把欧洲的和平放在首位。晚上11点，格雷从布坎南那里得知，一旦奥地利对塞尔维亚采取行动，俄国就会进行动员。利希诺夫斯基向格雷保证，德国政府已经和贝希托尔德联系，敦促他与萨索诺夫谈判，并且焦急地说道：“由于英德两国为拯救欧洲和平而进行合作，我开始希望谈判能够再次成为可能。”[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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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格雷的官员陷入了悲观情绪。尼科尔森给布坎南写信，描述了英国的反应被俄国视为“对我们友谊的考验”，以及俄国人又是怎样地不理解英国政府必须根据民意采取行动：在那个阶段，民意当然不支持与俄国联合对抗德国。[152]他补充说，“我认为我们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在任何情况下，无论是德国还是奥地利，都不可能百分之百地指望我们保持中立”，并认为不解散舰队的命令就已经非常明确地说明了这一点。他告诉布坎南，报界现在是怎样认为英国不能置身事外的，并请他告诉圣彼得堡：“毫无疑问，如果我们卷入这场大火，我们应该站在我们朋友的一边。”在那个阶段，这也是外交大臣自己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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