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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势已变得非常严峻，美国人主动进行斡旋。英国国王取消了去古德伍德的旅行，据说他下个星期去考斯的计划和下下个星期去打松鸡的计划都被搁置了。证券交易所发生了大规模的抛售：它将在7月31日关闭，直到1915年1月4日才会重新开放。《泰晤士报》宣称：“乍看之下，欧洲和平似乎危在旦夕。”[159]尽管奥地利的最后通牒已经充分提醒英国人注意冲突日益危险，但是，直到现在，英国报纸才开始大篇幅地报道这件事情，公众无法抗拒地被这些新闻吸引，因为这个国家不仅在思考战争的可能性，而且也在思考英国在这场战争中不仅仅是一个旁观者的可能性。内阁在午餐前召开会议，决定实施《战争手册》（War Book）中概述的防范措施。幸运的是，一个月前，政府刚刚对《战争手册》进行了更新，该手册规定了在国家紧急情况下各部门必须实施的计划，包括召集本土防卫军的特别分队，以执行护卫任务，这是向公众和其他大国发出信号，表明英国开始动员。那天下午，和其他总指挥官一样，奥尔德肖特的总指挥官道格拉斯·黑格（Douglas Haig）爵士收到了一封来自陆军部的电报，命令他在全面动员之前采取“防范措施”。[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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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一个新的考虑因素出现了，该因素被证明是至关重要的，并且劳已经向格雷提起过。7月28日的晚些时候，英国驻布鲁塞尔公使弗朗西斯·维利尔斯（Francis Villiers）爵士向格雷发电报，告诉他说，比利时政府讨论了可能发生的“种种不测事件”，“并决定如果比利时的完整或中立受到任何方面的攻击，那么他们将竭尽全力进行抵抗”。[161]1870年，英国曾告诉普法战争的双方，英国不能容忍对比利时主权的侵犯，并且格莱斯顿的警告[162]提供了充分保障。当时，比利时并没有预料到法国或德国将会破坏其中立地位，但还是希望做好准备，因为历史似乎没有理由不会重演。[163]于是，动员15万人的准备工作正在进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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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06年以来，英法两国关于军事合作的讨论，是建立在法国永远不会入侵比利时这一认知之上的；如果德国入侵比利时，那么英法两国就会联合起来驱逐德国。[164]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协约国继续相信这些外交惯例将会得到遵守，它们沉浸在满足之中，忽视了德国的军事思想1870～1871年以来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法国在东部——尤其是在凡尔登（Verdun）——修建堡垒，这迫使德国想出了一个不同的计划来进攻法国，而不是在之前的战争中使用的计划，当时德国在反击法国的进攻后，从洛林进入法国。根据德意志帝国陆军总参谋长阿尔弗雷德·冯·施里芬（Alfred von Schlieffen）伯爵在1905～1906年制订的最新计划，德国现在打算借道比利时进攻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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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视上帝：大战中的英国 施里芬计划给德国人带来了巨大的风险。首先，该计划在政治方面的考量因素是英国不会捍卫比利时的中立；其次，当英国能够动员远征军以便向欧洲大陆派兵时，法国的军事力量已经被击败，德国人已经攻克了巴黎：1870～1871年以来，德国的军事实力已呈指数级增长，并且德国希望它能够用火力打通一条进入巴黎的路（就像它后来在1940年所做的那样）。英国陆军部和外交部对施里芬计划一无所知，但法国的情报部门早在1907年就已经看到了德国的动员计划，知道它的目的是将德国的大部分军事力量投入到西线。该举措如今已成为德国战略的核心，因此，法国的情报部门应当向英国和法国强调，他们的潜在敌人现在是多么的强硬。这个战略也象征着柏林的分裂，即德皇的激进派军事顾问和由贝特曼·霍尔韦格（他在1912年才知道施里芬计划）领导的更为谨慎的文职顾问之间的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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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9日下午，利希诺夫斯基拜访格雷，向他保证贝特曼正“努力地在维也纳和圣彼得堡之间进行斡旋，他希望能取得成功”。[165]格雷强调，最好的解决方案是俄国和奥地利直接达成协议；但他告诉德国大使，他知道奥地利拒绝了俄国的建议，也就是奥地利驻圣彼得堡大使应当与萨索诺夫进行讨论的建议。他把解决这个问题的责任推给了德国，并告诉利希诺夫斯基，“只要德国愿意为了和平而‘按下按钮’，那么就可以按照德国认为可行的任何方式进行调停”。[166]格雷很悲观。他推断，这已经成了与徳皇的威望有关的问题，并且对德国来说，敦促奥地利让步可能会让德皇显得很懦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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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格雷也意识到，不管比利时发生了什么，随着法国越来越有可能卷入这场冲突，英国很快需要决定是否加入它们的行列。7月25日，他参加了霍尔丹（Haldane）勋爵和他妹妹举办的晚宴。霍尔丹是大法官，在担任陆军大臣期间，他于1908年进行了军队改革，包括策划英国远征军和建立本土防卫军。他和妹妹邀请格雷、莫莱与亲英的德国航运大亨阿尔伯特·巴林（Albert Ballin）共进晚餐。霍尔丹回忆说，格雷和他告诉巴林，与德国保持良好关系，“取决于德国不会进攻法国”。[167]这表明格雷很早就断定，如果法国遭到攻击，英国就该参战。巴林强烈反对战争，因为如果战争爆发，他的商业利益将受到威胁；1918年，在得知徳皇退位后，他自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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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9日，普恩加莱回到巴黎，他发现几乎没有迹象表明公众希望对德国开战。一些人认为这是收复阿尔萨斯和洛林的机会，这两个省在普法战争后被德国吞并，但是，有这种想法的只是占极少数的一部分人。下午，格雷会见了康邦，他们一致认为形势很严峻。格雷向康邦保证，他刚刚告诉利希诺夫斯基，德国不应该把格雷与他打交道的友好态度解读为英国不会参战的信号：英国将会为了自己的利益采取任何措施。格雷回忆说，这些会面对他和康邦来说都是“沮丧的”，主要是因为格雷无法向康邦讲述他私下里向利希诺夫斯基暗示的话，即如果德国进攻法国，英国将不会作壁上观。[168]格雷向康邦强调，如同他曾向利希诺夫斯基强调的那样，如果德国和法国卷入这场冲突，那么英国的考虑因素将会发生改变。康邦说，他“预计，在德国进攻俄国期间，德国将会要求法国保持中立。法国当然不会给予这种保证；如果俄国遭到攻击，它一定会帮助俄国”。[169]不过，英国没有受到此类承诺的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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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下午，阿斯奎斯告诉下院——下院一声不吭地听着——形势“非常严峻”，政府正在尽一切努力防止冲突。[170]虽然劳合·乔治当了六年的财政大臣，但他对财政和贸易知之甚少，他试图通过拒绝召开解决财政不确定性的银行家会议来平息焦虑，他说目前没有必要召开这样的会议。幸运的是，他很快就邀请他的朋友首席大法官雷丁（Reading）勋爵在这些问题上给他出主意，雷丁是这方面的专家，当时正在休长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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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泰晤士报》驻巴黎记者报道说，黄金在当地的流通已经“消失”，这是在警告英国，如果形势进一步恶化，可能会发生什么。[171]海军部撤回了为防止军火走私而在爱尔兰海岸巡逻的驱逐舰，第一舰队从波特兰驶入英吉利海峡。部队的每一次调动，或者休假士兵的每一次召回，都助长了谣言的散布。所有政府部门和武装部队都进入了“防范阶段”的备战状态。阿斯奎斯告诉斯坦利小姐：“我们当然希望能够置身事外，但是，我们所能做的最糟糕的事情，就是此时此刻向世界宣布，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进行干预。”[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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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晚上，戈申汇报了与贝特曼的进一步讨论，主要报告了德国首相的声明，德国首相说，他已经敦促奥地利盟友确认，他们之所以向塞尔维亚发起攻击，纯粹是为了执行他们的最后通牒，而不是为了强行获得领土；但没有收到维也纳的答复。贝特曼请求戈申务必转告格雷，他是“真心实意地尽其所能来防止欧洲的局势变得复杂”。[173]事实上，贝特曼觉得自己已经做了很多，他恳请戈申坚持要求格雷不要向其他大国提到他的干预。贝特曼甚至没有告诉利希诺夫斯基。贝特曼和其他人正试图抑制德国军队的好战本能，这些军队想要彰显德国在欧洲的影响力，并担心德国可能会失去彰显其影响力的机会。克劳——他获悉徳皇和沙皇在互相发电报——驳斥了贝特曼的观点。尼科尔森说：“我认为柏林不是太明白，如果奥地利对塞尔维亚实施严厉的惩罚，那么俄国不能、也不会袖手旁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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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坎南报告说，法国驻圣彼得堡大使向德国大使保证，法国没有实施针对德国的任何军事准备活动，法国所做的只是召回休假的军官，就像德国那样。随后，布坎南确认俄国在进行动员，并报告说奥地利拒绝了与俄国进行直接对话的邀请。格雷会见了门斯道夫，但拒绝讨论奥地利针对塞尔维亚指控的是非曲直，而是强调了英国对事件的不满。此时此刻，格雷已经无计可施：他等待着，而贝特曼试图促成俄国和奥地利进行讨论，这就是利希诺夫斯基所说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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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9日晚饭后，阿斯奎斯发现格雷在外交部与霍尔丹交谈。三人一同讨论局势，一直持续到凌晨一点，他们希望能发生“奇迹”以避免战争。[174]霍尔丹以他的才智而闻名，这不仅仅是因为他对德国文学和哲学的了解；据说，他称德国是他的精神家园，但事实上，他所称的精神家园是指哥廷根大学的教室，他曾在那里学习；他还有一只叫凯泽[175]的狗。在即将到来的狂热时期，这些利害关系都将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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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晚上，当英国政府的三个关键人物倾诉他们对未来的担忧时，奥地利人炮轰了贝尔格莱德。在柏林，贝特曼派人去请戈申，并给出了这位大使所称的“高价”，以换取英国保持中立。[176]德国首相承认，“很明显”，英国绝对不会允许法国被“击垮”，但“这样的结果是德国没有想到的”。德国对奥地利的义务可能会“使欧洲的战火无法避免”，这将让德国“感到非常遗憾”，但德国“不谋求法国的领土”，尽管德国没有承诺避免获得法国的殖民地。格雷说，如果德国占领法国的殖民地，这将结束法国的大国地位，这是无法容忍的。“对我们来说，以法国为代价与德国做这笔交易将是一种耻辱，如此一来，这个国家的良好声誉将永远无法恢复。”当然，这并不是目前唯一的问题：贝特曼暗示，进攻法国将会把比利时问题抬上桌面。“实际上，德国跟我们讨价还价，要求我们放弃在比利时中立问题上的任何义务或利益。我们无法接受这样的交易。”英国必须保留“根据情况需要采取行动的充分自由”。在咨询了阿斯奎斯之后，格雷请戈申转告柏林，维持两国良好关系的最佳途径是共同为欧洲和平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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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格雷发电报的同时，戈申也发来了电报，说德国没有收到维也纳的答复。戈申报告说，鉴于俄国进行了动员，以及听说法国正在采取军事措施，贾高“恳请”他“务必向你告知德国在立场方面的困难”。[177]稍后，德邦森从维也纳发来电报说，据了解，德国人言辞激越地告诉奥地利，他们的行为可能会引发一场欧洲大战；德邦森补充说，问题在于，德国驻维也纳大使深深认同反塞情绪和反俄情绪，以至于不要指望他能够竭尽所能地说服奥地利放弃好战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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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特曼承诺尊重荷兰的中立地位，但对于比利时，他就没有那么绝对了。“阁下无法告知我们法国的行为可能会迫使德国采取怎样的行动，但他能够说明的是，只要比利时不站在反对德国的一边，那么在战争结束后，德国将尊重比利时的完整。”[178]这番话的言下之意激怒了伦敦。格雷带着“绝望”的心情读着电报，因为贝特曼现在似乎已经屈从于战争；而且贝特曼理应明白，他是在向英国提供一条不光彩的出路。[179]戈申从柏林汇报说，很显然，贝特曼对格雷就其中立建议做出的反应感到震惊，他要求给予一些时间，以便好好考虑一下。克劳坦言：“对于这些令人震惊的提议，我们唯一需要发表的评论是，它们反映了提出这些提议的政治家名誉扫地。”他意识到，“德国实际上承认它意图破坏比利时的中立地位，但仍努力尊重荷兰的中立地位（以便保护经由莱茵河和鹿特丹入境德国的商品）。很明显，德国实际上已经下定决心要开战，到目前为止，唯一的制约因素是，德国担心英国将会加入保卫法国和比利时的行列”。[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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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克劳意识到的那样，最后的游戏已经开始了。7月30日，《泰晤士报》在社论中说，政府为限制冲突做出的努力，是一项“可能需要超越所有外交智慧才能完成的任务”，并再次警告说，如果有必要，英国将参战并将取得胜利——尤其是在比利时的中立地位受到威胁的情况下。[181]当时，任何一位大臣私下里都不愿表达这种观点，更不用说在公开场合了，这是第一次将可能发生的事情公之于众。《泰晤士报》进行了格外详尽的报道。这场危机是自拿破仑战争以来英国遭遇的最严重的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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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上午，英国驻汉堡总领事报告说，沿着德国的北海海岸，炮台已经部署完毕，潜艇防御系统也已安装完成。克劳和尼科尔森认为，这是德国将不得不与英国开战的预兆。格雷对戈申说：“请你务必转告德国首相，他建议我们在这样的条件下必须保持中立，这是绝对不能接受的。”[182]格雷从康邦那里获悉，德国驻巴黎大使已经告诉俄国驻巴黎大使，如果俄国不停止军事准备活动，那么德国就会进行动员。就在同一天上午，德邦森告诉格雷，维也纳刚才“迟缓地意识到”俄国是认真的。[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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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戈申报告说，驻柏林的英国武官已经注意到德国军队大规模地向该国的东部和西部边境调动，并认为德国“即将”进行动员。[184]英国驻汉堡和德累斯顿的领事馆工作人员也做出了类似的报告，克劳认为这是“不祥之兆”。[185]早些时候，格雷曾在下院短暂露面，回答了劳的问题。“我没什么可说的，”他对反对党的领袖说道，他还重复了多数议员在报纸上看到的内容，即奥地利人开始对塞尔维亚采取行动，以及俄国下令进行部分动员。他向劳保证，外交人员之间一直保持着联系，“尽管各个大国不可能像星期一提议的那样联合采取外交行动”。[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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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和爱尔兰统一党的领袖爱德华·卡森（Edward Carson）爵士邀请阿斯奎斯同他们见面。他们告诉阿斯奎斯，为了最大限度地发挥英国在维持和平方面的影响力，他们和追随者将搁置他们与政府就法案（该法案将对《爱尔兰自治法案》进行修正）产生的分歧。随后，阿斯奎斯会见了民族主义党的领导人约翰·雷德蒙（John Redmond），后者同意，如果《爱尔兰自治法案》立即被写入法典，那么他将同意在修正法案成为法律之前，《爱尔兰自治法案》将不会生效。这让首相松了一口气，但这也是唯一的一点光亮。他在日记中写道：“这座城市正处于一种可怕的萧条和瘫痪状态，它目前完全反对英国出面干预。前景一片黑暗。”[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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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伯蒂给格雷发电报说，普恩加莱告诉他，德国威胁说，除非俄国停止行动，否则德国将进行动员。普恩加莱问伯蒂，如果法国和德国发生冲突，英国现在是否会承诺帮助法国，因为普恩加莱觉得此类声明会让德国“改变态度”。[188]伯蒂说，眼下要让英国发布这样的声明“比较困难”。普恩加莱坚称这样做有利于和平，并强调法国不希望开战。然而，他还认为，如果战争爆发，英国将会卷入其中，因此，英国应当现在就承诺和法国并肩作战，以避免战争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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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9日，在回想起格莱斯顿于1870年提出的政策后，内阁第一次讨论了比利时的中立地位，因此，这个问题的利害关系不再有疑问。不过，由于当时还停留在理论阶段，所以，如何解释英法之间的协约并不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因为法国人自身也将英法协约作为一个理由，以此要求英国支持他们认为可能与俄国人联合采取的任何军事行动。克劳认为，英国的团结承诺只会鼓励法国和俄国同条顿人[189]作战。但是，他还认为，如果法国和俄国在没有英国鼓励的情况下参战，那么英国应作为盟友同它们站在一起，并且应当立刻且毫不含糊地做出出面干预的决定。康邦正在劝说格雷，提醒他两年前他们曾达成的共识，“如果欧洲的和平受到严重威胁，我们将讨论我们准备做什么”。[190]他并不是在寻求承诺，而是希望与格雷讨论，在发生某些不测的事情（例如德国攻击法国）时，英国将会做什么。格雷说，内阁将于第二天早上召开会议，并将讨论这个问题。康邦强调，如果德国和俄国爆发战争，那么法国无法保持中立。格雷意识到，法国想要知道，在此类情况下，英国打算如何行动；但是，内阁的意见出现了分歧；此外，在根据三国协约的条款与俄国达成的谅解中，法国需承担规定的义务，但英国无须承担与此类似的义务，因此，格雷什么也做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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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蒂告诉格雷，在巴黎，“人们认为……在德国无法从俄国和法国那里得到供应品，并且从奥地利那里几乎得不到什么供应品的时刻，德国不希望面临海上供应被英国舰队切断的危险……因此，大国之间的和平取决于英国”。[191]他说报纸（而不是民众）正在变得好战；他批评法国政府未能敦促俄国停止行动，并同意伦敦的看法，即英国的支持只会鼓励俄国人。巴黎证券交易所几乎关闭，银行拒绝发行硬币来替代纸币。驻巴黎的英国武官发现，全面动员的所有必要准备工作都已就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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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31日，星期五，欧洲大陆的证券交易所已经关闭，伦敦证券交易所也关闭了。尽管劳合·乔治试图让人们冷静下来，但恐慌笼罩着整个城市，商业陷入了停顿。据一家票据贴现所报道，前一天，人们“蜂拥”来到英格兰银行，“用纸币兑换黄金”。[192]为了维护黄金供应，英格兰银行将贴现率从4%上调至8%，并宣布，由于囤积索维林金币[193]，该行“考虑”发行1英镑的纸币。[194]第二天，贴现率达到了10%。当客户要求从清算银行取出黄金时，清算银行给他们纸币，并让他们把纸币交给英格兰银行，这导致数百人在针线街[195]排起了长队。这促使没有什么魅力的英格兰银行行长沃尔特·坎利夫（Walter Cunliffe）在7月31日午餐后拜访了劳合·乔治，抱怨说合股银行正在鼓励人们耗尽黄金储备，“这是同英格兰银行对着干，而不是与之合作”。坎利夫希望政府下令暂停现金支付，但财政部拒绝了：银行的储备降至1700万英镑，并认为如果再损失500万英镑，那么将达到“临界点”。[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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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早上，《泰晤士报》宣称，“作为国民生计中最重要的因素，自我保护的本能……迫使我们……为了我们自己和朋友的安全，准备动用一切力量进行打击”。该报担心德国将奋力争取占领法国和比利时位于英吉利海峡的港口，“然后这些港口可能会成为德国用于对抗英国的海军基地”。[197]该报说，即使占领比利时和法国北部，而不控制港口，也会威胁到英国的国家安全，英国为了保卫自己，需要庞大的陆军和海军，这将摧毁经济。但是，主要的旅行社报告说，它们的业务“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下周拟议前往法国、比利时、德国、意大利和瑞士的旅行将按原计划进行。[198]中立联盟在英国各地张贴了10000张海报，在伦敦街头有362人举着夹板广告牌：反战情绪仍然很强烈。[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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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戈申报告他于上午11点和贝特曼的会面，以及二人就比利时的中立地位交换的意见后，现在，内阁对德国侵犯比利时主权的可能性保持高度警惕。内阁再次讨论了比利时问题，一致认为一切都取决于比利时的中立地位是否得到尊重。莫莱注意到，现在出现了支持和反对军事干预的两个派别——这两个派别都相当直率，不涉及任何阴谋诡计。格雷表明了自己的立场；丘吉尔渴望一场战斗，而哈科特表示支持中立。用莫莱的刻薄话语来说，阿斯奎斯则是“观望和等待”。[200]劳合·乔治报告说，与他交谈过的那些金融家和实业家对英国有可能介入欧洲冲突感到“震惊”，因为这将破坏伦敦作为国际信用体系中心的地位。[201]当他最终表态支持战争时，莫莱向他提到这些观点，他回答说，他从来不相信那些观点，只是进行了汇报。莫莱还表明了自己的担忧，即如果英国与德国开战，俄国由此赢得了这场战争，那么事情将会如何。“这对西方文明有好处吗？我至少不这么认为……德国在英国不受欢迎，但俄国更不受欢迎。”[202]他补充道：“后来，劳合·乔治告诉我，他从来没有想过这些问题。”到目前为止，莫莱和约翰·伯恩斯已经达成了共识，他们都心照不宣地认为，两人都不会留在一个致力于战争的内阁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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