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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晚上，阿斯奎斯和劳合·乔治设法让英格兰银行的董事们对金融形势放心；随后，阿斯奎斯与印度事务次官埃德温·孟塔古（Edwin Montagu）和格雷共进晚餐；但晚餐后，阿斯奎斯从柏林收到消息，声称“由于沙皇下达命令要求俄国进行全面动员，德国皇帝为和平所做的努力突然遭到了阻挠和挫败”。[212]7月31日午夜，英国外交部得到了德国大使馆的确认，说沙皇已经要求德皇在奥匈帝国和俄国之间进行调停。德皇立即表示同意，并与维也纳进行了交谈，但得知俄国进行了动员，“于是，徳皇立即通知沙皇，说此类行动使他的调停化为了泡影”。[213]徳皇要求沙皇尼古拉停止动员，沙皇拒绝了。尽管如此，德国的调停仍在继续，而且是按照格雷建议的路线进行，但是，俄国宣布整个陆军和舰队进行动员，使得俄国“不可能”做出任何积极的答复。根据大使馆的消息，这就是为什么德国向俄国发出需在12小时内答复的最后通牒，并询问法国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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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7月31日的午夜之前，康邦寻求并获得了国王的接见；但是，国王只能按照大臣们的建议行事，他无法对康邦说一些与格雷交代的话不同的话语。随后，阿斯奎斯叫了一辆出租车，携带着一份为国王拟好的，将送交沙皇的私人信件，在凌晨1点30分来到了宫殿。“国王从床上爬了起来，我最奇怪的经历之一就是，我和他坐在一起，他穿着睡衣，我读着消息和拟议的回信。”[214]伦敦还获悉比利时军队已经进行了动员，比利时和德国之间的铁路通信已经停止。1839年《伦敦条约》涉及的问题及其对比利时中立地位的保证，随着时间的流逝，正变得越来越不具有理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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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蒂告诉格雷，德国驻巴黎大使馆正在收拾行装，法国政府再次请求英国回答，如果德国发动攻击，英国将站在哪一边。法国还回答了格雷就比利时的中立地位提出的问题，他们承诺尊重比利时的中立地位：柏林直到8月1日凌晨3点30分才答复，在这段时间里，戈申报告说，贾高说在答复前必须先咨询德皇和贝特曼；戈申请他尽快咨询。贾高回答说，比利时“已经采取了某些行动，他只能将此称为敌对行动”，并声称对德国实施粮食禁运是一种挑衅行为。[215]随后，他承认自己“不太可能”给出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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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康邦和伯蒂进行简要汇报后，格雷告诉利希诺夫斯基，法国建议严守比利时的中立地位。8月1日凌晨，英国外交部向沙皇发送了国王的私人信件，敦促他再次与奥地利进行谈判并停止备战活动。国王说，这对“确保世界和平”至关重要。[216]这封信的副本被送至巴黎，并拿给普恩加莱看，以让他放心。8月1日凌晨，英国外交部从戈申那里获悉，贾高认为，在收到俄国的消息之前，他什么也不能做；由于他承认德国向俄国发送的信件实际上是最后通牒，因此获得积极答复的可能性不大。戈申报告说，向俄国提出的要求已经在柏林的晚报上刊登出来，“大批民众上街游行，高唱爱国歌曲”。[217]英国驻布鲁塞尔公使弗朗西斯·维利尔斯爵士报告说，比利时不仅会为捍卫中立而战，还希望得到其他国家的支持。比利时外交大臣单独向英国外交部传达了1839年条约的重要性。到了这个阶段，这样的提醒已经没有必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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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31日的晚些时候，尼科尔森告诉格雷，英国发布动员令是“有所必要的”。[218]他对外交大臣说：“如果我们对德国可能在未来24小时内越过法国边境的事实视而不见，这将是毫无助益的。”他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民意会迅速转向支持法国。格雷表示同意，并说将在第二天早上考虑此事，因为内阁已于上午11点开过会了。克劳的行为更具有煽惑性，当晚，他向格雷发送了一份私人备忘录，说如果格雷认为这份备忘录“毫无价值”，则请他忽视不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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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不能参加大战，这样的理论意味着英国放弃了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的地位，”他在备忘录的开头写道，“参与战争的任何一个或一些国家的淫威都可以让它屈服和服从，而这些国家又有好几个。”[219]他辩称：这种态度否定了“每年都要耗费巨大开支的”陆军和海军的重要性；作为英国外交政策之最后手段的武力原则将被证明是“毫无意义的徒劳”；一个没有能力参战的国家是无法维持势力均衡的。他警告格雷，“商业恐慌”是所有冲突的前奏，不要被它蒙蔽了。他将伦敦的恐慌归咎于德国金融机构的行为，声称这是德国为破坏他国稳定而进行的备战活动的一部分。在克劳看来，格雷认为德国提出的让英国保持中立的建议是“耻辱的”，因而不予考虑。然而，拒绝为法国而战恰恰也是因为这个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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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劳称英法协约是“一种道义上的纽带”，即使它不是条约。[220]否认它将使英国名誉扫地，而赞同英国不能参战的观点将是“政治自杀”。事关法国的问题首先是对与错，其次才是政治私利。“我相信，我们的责任和利益将证明我们会在法国需要的时候给予支持，”他最后说道。完整复制了这份备忘录的官方文件集称，这份备忘录“是怀着强烈的感情拟写的。他认为正在做出的决定将危及整个国家的未来，正在考虑的政策将不可挽回地破坏这个国家的声誉”。[221]格雷同意克劳的观点，但内阁尚未批准，因此，不能立刻按照建议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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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日，《泰晤士报》附和了克劳的路线，不过，该报也赞扬了德国人“头脑冷静”，试图“阻止一场毁灭性战争的发生，这场战争将使没有正当理由争吵，却因为多个利益关系而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国家发生冲突”。[222]《泰晤士报》的社论仍然很好战——其老板诺思克利夫（Northcliffe）勋爵多年来一直渴望与德国开战——并且在那天早上，它警告读者说，战争“甚至可能会威胁到我们国家的生死存亡”。[223]国王源源不断地收到英国外交部的电报，断定几乎“没有可能维持和平”。[224]政府采取了进一步的防范措施：不仅向造船厂、弹药库和其他仓库派遣了驻军，也在铁路枢纽站、信号塔、桥梁和隧道等战略交通要道设置了警卫。军用和民用造船厂及修船厂都有人守卫，在进入朴次茅斯、德文港、希尔内斯和其他重要海军地区时都受到了限制。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传来消息说，这些国家准备向欧洲派遣远征军以保卫宗主国。王室指出，任何冲突都将成为全球性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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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雷既面临着政治问题，也面临着外交问题。那天上午，他在内阁会议上警告阿斯奎斯，如果“不惜一切代价采纳了不折不扣且毫不妥协的不干预政策”，那么他将辞职。[225]正如他回忆的那样：“在内阁之外，我确信反战团体正在开会，并根据需要安排协调一致的行动，以便使这个国家远离战争，如果他们没法做到，那么他们将会辞职。”[226]他知道，一些最有影响力的自由党人加入了这个团体，“人数多到足以解散内阁”。因此，他谨慎行事，克劳感到非常沮丧。此外，格雷没有试图改变那些与他想法不同的人的看法。如果战争爆发，他希望所有人一致同意开展战事；他不希望任何人“被操纵着”卷入战争。他知道，他所希望的支持法国的承诺不会到来，而政府可能会为了试图获得这项承诺而垮台。他还意识到，尽管一些人因为憎恨普鲁士的军国主义而想要与德国开战——也许他想到了诺思克利夫——但是，大多数英国人想要和平。他知道，实业家尤其不想开战，因为正常的贸易活动对他们是有利的。另外，一些人怀有亲法的情感，鲜有人真正在乎塞尔维亚。阿斯奎斯决定，如果格雷辞职，那么他也将辞职。然而，他觉得，如果比利时遭到入侵，只有莫莱（可能还有西蒙）将会反对英国出面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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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事情不会发展到那个地步。格雷在回忆录中说，到了8月1日，内阁中的“反战团体”的情绪发生了变化。[227]他认为这是因为同僚们考虑到了战争爆发的后果；而且，随着他们的情绪发生变化，“他们对英国的前景越发感到不安，因为后果不可估量的重大事件就在家门口发生，而他们只是一动不动地坐着”。他觉得，一想到德国舰队驶过英吉利海峡，在看得见英国海岸的地方轰炸法国，舆论对他的支持就更加坚定了。他在1925年写道：“我记得，在8月1日、2日和3日那三天，内阁连续不断地召开会议，压力巨大。”[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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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各国的大使馆不断传来令人不安的消息。沙皇声称俄国动员军队并没有侵略意图，但德国驻伦敦大使馆不接受这种说法。德国人认为这“对我们的生存构成了极大威胁”，是“一种严重的挑衅行为……如果我们不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加以应对，那么，无论是德国人还是外国人都无法理解”。[229]那天下午，格雷从伯蒂那里获悉，普恩加莱说法国的动员“对于自卫而言是有所必要的”，但为了避免被指责为是一种挑衅行为，军队被命令不得进入距离德国边境10公里以内的地方。接着，格雷从圣彼得堡那里得知，奥地利和俄国愿意谈判。现在，他寄希望于这样的会谈能争取到一些时间，他通知六个大国，伦敦将主办会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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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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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日早上，内阁（在过去的一周几乎每天开会）就危机讨论了两个半小时——“毫不夸张地说，温斯顿至少占用了一半的时间，”阿斯奎斯对斯坦利说道。[230]此举是在银行利率上升至10%的背景下做出的，当时英格兰银行的储备当天几乎下跌了600万英镑，至1100万英镑。坎利夫获得了劳合·乔治的允许，中止了《英格兰银行条例》，这限制了新钞票的供应；但是，除非必要，否则坎利夫不愿采取这些措施。这是自1866年以来的最高利率，当时奥弗伦·格尼公司（Overend，Gurney & Co.）倒闭，却忽视了从国外吸收黄金存款，从而加剧了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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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阁的讨论主要关于比利时，阿斯奎斯认为会议在“友好”的氛围中结束，尽管他告诉斯坦利小姐他觉得内阁分裂是不可避免的。那天早上，《晨间邮报》的编辑H. A.格温（H. A. Gwynne）给格雷的私人秘书威廉·泰瑞尔（William Tyrrell）爵士写了一封信，声称“80%的人都支持他”，这给了格雷“巨大的个人力量”，他可以据此“把自己的观点强加给内阁和国家”。[231]然而，格雷没有准备好这么做。会议不时地被收到的电报打断，会后，劳合·乔治在财政部与其他大臣、资深银行家和金融家召开了一个单独的会议。第二天，政府宣布暂停支付某些账单，并建议那些持有银行账户的人使用支票来支付账单，以避免现钞供应短缺。政府决定，星期一因8月银行假日而关闭的银行将继续关闭到星期五。《泰晤士报》斥责那些为应对严重危机而囤积黄金的人是“不道德的”。[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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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阁决定，还不能向欧洲大陆派遣远征军。格雷就此向康邦进行了解释。德国同意，如果法国保持中立，那么它将不会向法国发动攻击；如果法国不能保持中立，“这是因为法国受到联盟的制约，而我们不是这个联盟的缔约方，也不知道其中的条款。这不意味着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援助法国，而是意味着，此时此刻法国必须独自做出决定，不要指望得到我们眼下无法承诺的援助”。[233]康邦无法使自己向法国政府传达这个消息。他会见了尼科尔森，并提醒尼科尔森不要忘了在英法协约签订后达成的谅解，即法国海军将驻扎在地中海，法国的北部和西部海岸由英国皇家海军保卫。现在，他告诉格雷，“法国海岸没有防备”，“德国舰队随时都可能穿过海峡袭击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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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康邦很苦恼，格雷告诉他，此类举动“可能会改变英国公众的情绪，并且可能会破坏比利时的中立地位”。他让法国大使报告说内阁正在考虑比利时问题，他将确保内阁会讨论海军应急措施。格雷立刻咨询了阿斯奎斯，强调说必须在24小时内批准或拒绝做出承诺。康邦认为，虽然英国没有条约义务来为法国而战，但长期利益可能会迫使英国这样做。如果拒绝支持法国，英法协约将“不复存在”，不管谁赢得了战争，英国在战后的处境都会“非常不舒服”。[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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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蒂发电报说，由于德国召集了后备役军人，那天下午3点40分，法国下达了全面动员军队的命令。法国统计，在与法国接壤的边境有8个德国军团，他们“随时”可能发动攻击。[235]格雷警告利希诺夫斯基，对于维护比利时的完整，德国的态度漫不经心，这将会影响公众舆论；利希诺夫斯基询问，如果德国承诺不破坏比利时的中立地位，英国是否会保持中立。格雷拒绝回答，但强调入侵比利时会对英国人的感情产生可怕的影响。在被问及英国承诺保持中立的条件时，格雷没有给出答复：内阁的决定也是不可预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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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晚上，布坎南发电报说，由于没有收到俄国对最后通牒做出的答复，德国对俄国宣战。德邦森从维也纳发电报说，进行谈判和避免更大范围的欧洲战争似乎不太可能了。在获悉这个消息后，那天傍晚6点30分，内阁召开了第二次会议，一些曾威胁要辞职的人——尤其是劳合·乔治，他要么被原则所激励，要么看到了巨大的政治机遇，见风使舵——都陷入了重新考虑之中。随后，阿斯奎斯召集了一次陆军委员会会议：尽管在第一次会议上，内阁拒绝允许丘吉尔完成舰队的动员工作，但现在，阿斯奎斯下达了动员令。8月2日凌晨1点25分，丘吉尔也下令动员海军后备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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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就在那个时候，尼科尔森看到了康邦发来的电报，说德国军队在隆维（Longwy）附近侵犯了法国边境，这个说法后来遭到质疑。他对格雷说，德国把自己变成了侵略者，“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毫不犹豫”。[236]他建议立刻进行动员，以确保英国远征军能够迅速奔赴战场。他还说，“如果我们现在犹豫不决，我们以后会后悔的”。法国敦促英国表明其意图。那天上午的晚些时候，维利尔斯报告说，比利时人听说德国士兵进入了卢森堡。卢森堡首相保罗·埃申（Paul Eyschen）给格雷发电报，提醒他说，1867年的《伦敦条约》——该条约保证了卢森堡的独立——规定各大国负有集体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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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这个周末，劳和其他统一党领袖——包括卡森、F. E.史密斯（F. E. Smith）和马克斯韦尔·艾特肯（Max Aitken）爵士，艾特肯是加拿大冒险家和统一党议员，也是劳的知己密友——在位于泰晤士河上的沃格雷夫（Wargrave）参加一个乡村别墅聚会。他们的最初想法是讨论统一党人对爱尔兰问题的下一步行动；但是，除了国际危机之外，他们几乎没有触及其他事情。史密斯是丘吉尔的密友，他转告了自由党内部分裂的消息，这让丘吉尔开始思考在必要时联合起来开展战事的可能性有多大。史密斯认为，丘吉尔的讲话得到了格雷的支持和阿斯奎斯的默许，但事实并非如此。劳很精明，他不信任丘吉尔，只和阿斯奎斯打交道。史密斯能做的就是传达一个消息，即如果政府选择宣战，统一党将会给予支持。“统一党的所有领袖被告知一切都很好，”统一党议员里奧·艾莫里（Leo Amery）在日记中如是写道。于是，他们离开了镇子，艾莫里和同僚乔治·劳埃德（George Lloyd）[237]开始了一场拉拢行动。[238]劳埃德找到贝尔福，事态已经变得如此严重的消息让贝尔福“大吃一惊”。奥斯丁·张伯伦（Austen Chamberlain）当时在肯特郡的滨海韦斯特盖特，他接到召他回去的电报。英国上院的托利党领袖兰斯多恩勋爵从博伍德归来，并于8月2日凌晨和劳及其他人——包括约翰·弗伦奇（John French）爵士的密友亨利·威尔逊（Henry Wilson）将军，他将在即将到来的冲突中成为一名高度政治化的战士——在伦敦的家中召集了一个“军事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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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是每个人都对这个时刻感到兴奋。据布兰奇·劳埃德（Blanche Lloyd）——她的丈夫是最热情支持英国参战的人士之一——说，“德文郡（Devonshire）公爵坐在沙发上睡着了”。[239]他们同意在战争爆发时支持政府。丘吉尔——阿斯奎斯在日记中将他描述为“非常好战，要求立刻进行动员”——早些时候拜访了贝尔福，以期获得统一党的支持保证。[240]随后，劳给阿斯奎斯写信说：“兰斯多恩勋爵和我觉得，我们有责任告诉你，我们认为……此刻，对支持法国和俄国表现出来的任何犹豫，都会对联合王国的荣誉和未来的安全造成致命影响，我们向英国政府保证，对于英国干预战争所需的一切措施，国王陛下政府都将获得反对党的一致支持。”[241]他们没有提到比利时，对统一党来说，法国才是至关重要的。8月2日，阿斯奎斯在早餐时收到了兰斯多恩的司机送来的这封信，但他暂时没有将这封信告诉其他人。他给劳写了一封秘密回信，说内阁将明确会保护法国海岸不受德国舰队的侵犯。然而，比利时却是一个更加重要的考虑事项。但凡德国违反了这方面的条约义务，都应给予严肃对待。这种说法可能是一种诡辩，因为阿斯奎斯赞同格雷关于有必要支持法国的观点。不过，阿斯奎斯明确表示，“不让法国这个大国遭到摧毁是符合英国利益的做法”；但是，德国入侵比利时的唯一目的就是要摧毁法国。[242]1918年，一位党派色彩颇浓的托利党记者利奥·马克西（Leo Maxse）写了一篇文章，暗示说这封信（他还声称他对这封信产生了影响）本来可以阻止内阁的“犹豫不决”，并迫使阿斯奎斯采取“积极路线”，但阿斯奎斯轻蔑地对待这个建议。“据说，”他告诉最信任的同僚克鲁（Crewe）勋爵（克鲁在1914年担任上院领袖和印度事务大臣），“阿斯帕西娅的妄自尊大是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真正始作俑者。”[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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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天的早晨，英国陷入了危机。出于意识形态和商业原因，诺思克利夫出版了《泰晤士报》的周日特刊，对这种情况进行了描述。它报道了德国入侵卢森堡和在俄国边境作战的消息，并声称德国军队已经进入了法国。它记录了全国各地正在发生的事件，以及公众情绪的转变。邮轮正在返回港口，以防被德国海军捕获，无论如何，这破坏了欧洲大陆的假日。邮局的电报业务被政府控制。国王已下令取消“考斯帆船赛周”。人们担心可能会影响到粮食收成，影响到持续的粮食进口（英国依赖进口），并且有报道说，公众人物警告人们不要恐慌：这是消除恐慌的可靠方式。该报出版了战区地图和卢森堡周边地区的详细地图。它建议读者：“应该保留它们以供参考。”[244]《泰晤士报》利用特刊进行舆论造势。“最重要的是，如果战争爆发，全体人民都必须保持冷静、耐心和自我克制。在这场大战中，我们注定要遭受许多人员、船只和各种物质资源的损失。我们必须毫无怨言地承担这些损失，也必须默默接受这些损失。”[245]该报指示那些无法战斗的人“静静地坐着”，或者抵制囤积黄金、食物或散播恐慌的行为，正如在另一场冲突中所说的那样，“保持冷静，坚持前进”。舆论正逐步转向支持战争，哪怕只是为了保卫法国和比利时来挽回英国的国家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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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星期日出版的报纸警告政府，如果英国任由法国被打垮，这将是政府的“耻辱”（《观察家报》）和“英国的堕落”（《星期日泰晤士报》）；但读者来信显示，舆论存在分歧。[246]《世界新闻报》模棱两可，《雷纳德新闻报》强烈反对战争。布兰奇·劳埃德记录道，那天早上，当她的丈夫穿过伦敦去见奥斯丁·张伯伦时，“在前往……卡尔顿花园的路上，他看到大约4000人在为法国加油——在每个街角，人们都在看报纸，并且只谈论战争”。[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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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斯奎斯觉得事情“非常糟糕”。[248]星期天，他和利希诺夫斯基在唐宁街共进早餐。阿斯奎斯形容他“很激动”，他恳求首相“不要站在法国一边”。[249]阿斯奎斯提到：“他说德国军队在法国和俄国之间两头作战，因此，德国比法国更有可能被击败。他非常激动，这个可怜的人哭了起来。”阿斯奎斯郑重说道，他不希望英国介入，而且英国也不会介入——前提是德国没有入侵比利时，或者没有向英吉利海峡派遣军舰，他之前没有和德国大使谈过这些细节。利希诺夫斯基“对他的政府不制止奥地利的做法感到痛苦，而且似乎很伤心”。那些对国家的精神福祉负有责任的人现在都抓住机会试图对进程产生影响。那天早上，坎特伯雷大主教和约克大主教发表了一篇特别的和平祈祷文，以供在英格兰各地的教堂里诵读。大主教兰德尔·戴维森（Randall Davidson）在白金汉宫为王室成员举行了私人仪式，下午在威斯敏斯特教堂布道。“此刻，在欧洲闹得沸沸扬扬的这件事不是上帝的杰作，而是魔鬼的杰作，”他对会众说道。[250]戴维森希望，自滑铁卢战役以来，各国政府在解决争端时能够远离战争；但很显然没有。他觉得唯一的解决方案就是祈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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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天，政府召开了第一次内阁会议，从上午11点持续到下午2点。根据阿斯奎斯的说法，最后，英国向法国给予了康邦寻求的保证，但在达成一致时有“一些困难”。[251]格雷承认，英国“对法国承担的荣誉上的义务与法国对俄国负有的义务不同”，除非（正如他告诉康邦的那样）在英吉利海峡或北海发生针对法国的行动。[252]他将劳的信读给同僚听，这封信表明统一党将给予支持。就他个人而言，他认为英国对其邻国负有荣誉上的重大义务，并且法国在地中海向英国提供了援助。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同僚都被说服了。一些人（诸如莫莱）仍然相信，违反协约的任何行为都可以通过英国的外交努力予以解决，而不是通过武力。伯恩斯说，但凡英国授权在北海或英吉利海峡采取行动，“这都是在挑战德国，无异于向德国宣战”。[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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