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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海军动员令激怒的伯恩斯当下表示要辞职，但阿斯奎斯（莫莱觉得阿斯奎斯“对这个打击表现得有点过于冷静”）说服他在那天晚上6点半内阁再次开会之前不要宣布辞职。莫莱觉得现在还没到要辞职的时候，他告诉伯恩斯，他觉得伯恩斯犯了一个错误，因为当英国进行伯恩斯所说的干预时，德国早就已经站在英国的家门口了。“如我所愿，约翰·伯恩斯被我说动了——也就是完全被我说服了。”[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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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斯奎斯和格雷的意见完全一致，这对维系摇摇欲坠的政府及其政党而言至关重要。在得到全体内阁成员的允许后，格雷告诉利希诺夫斯基：“如果任何一个交战国违反比利时中立原则，这将难以遏制英国人的情绪。”[255]随后，他告诉康邦：“内阁授权我做出保证，如果德国舰队进入英吉利海峡或穿过北海，对法国海岸或航运采取敌对行动，那么英国舰队将尽其所能提供保护。”[256]他强调说，在德国人发起攻击后，这些保证才具有约束力，尽管如此，它代表了英国政策的重大转变。他还告诉康邦，内阁正在考虑第二天（也就是8月3日）向议会发表一份关于比利时中立的声明，对英国来说，破坏比利时中立所造成的直接后果要比破坏卢森堡中立严重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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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午的内阁会议结束后，劳合·乔治开车载莫莱到比彻姆家吃午饭。“谈话是以我们三人都要辞职为立足点，”莫莱回忆说。[257]他们对同意格雷向康邦做出保证感到后悔。莫莱后悔没有提出必须派遣远征军参加“这场规模巨大、持续时间很长的欧洲战争”的想法，他认为这样的讨论会让政府垮台。莫莱还担心欧洲战争将会对解决地方自治问题造成影响，并对格雷和利希诺夫斯基所说的“过去三四年英德关系取得的可喜改善”造成损害。[258]对他来说，这是争论的中心，但其他人似乎都不这么看。塞缪尔（Samuel）也在比彻姆家吃午饭，之后，他去会见了阿斯奎斯。为了表明自己与财政大臣有多么疏离，以及为了证明政府的生存在多大程度上取决于财政大臣不站出来反对他，阿斯奎斯提出的主要问题是：“劳合·乔治将会怎么做？”[259]塞缪尔自己也拿不定主意，觉得没有资格回答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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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日下午，英国外交部收到了沙皇写给国王的信，信中说，在他同意进行谈判之前，德国就已经宣战了。他说，他觉得宣战“相当出人意料”，因为他已经向堂兄德皇做出了“最明确的保证”，即在调停谈判继续期间，俄国军队不会采取任何行动。布坎南敦促支持俄国，并引述了法国曾提到的相同痛处：无论谁赢得了欧洲战争，英国最终都会面临失去朋友的危险；如果英国拒绝帮助俄国，那么印度就很容易受到俄国的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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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俄国和德国交战，俄国人预计奥匈帝国将向他们宣战，以及法国将要遭到德国的进攻，或者似乎遭到了德国的进攻，英国的回旋余地十分有限。格雷、尼科尔森和克劳代表了英国外交部的观点，他们认为英国的荣誉取决于向法国提供支持；但是，现在所有人都意识到，对比利时的侵犯可能会成为导火索。统一党公开支持战争，但阿斯奎斯认为，四分之三的自由党议员仍然没有被说服，或者是不折不扣的和平主义者。那天下午，工会组织了一场大规模的反战示威，基尔·哈迪等人也在特拉法加广场发表了演讲。他们遇到了一场反示威游行。游行队伍向白金汉宫进发，当国王出现在阳台上致意时，他们大声欢呼。晚上6点30分，在格雷汇报了他与康邦的谈话后，内阁成员伯恩斯决定辞职。莫莱告诉阿斯奎斯他也要辞职，不过阿斯奎斯恳请他将辞职一事留待第二天解决，他同意了。作为格雷在上院的发言人，莫莱目睹了所有的外交活动，没有任何单一的因素促使他做出这样的决定。他回忆道，这是“一系列情况和思考共同作用的结果”。他已经75岁了，也已经受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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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人阻碍英国从柏林发出电报，这让问题变得复杂起来；但是，戈申最终向尼科尔森传达了消息，他警告尼科尔森，德国人不仅不愿意回答格雷就比利时中立提出的质询，他们还编造了比利时行为不当的故事（例如德国声称比利时阻止他们运送粮食），以便为入侵提供理由。8月2日晚上7点，比利时政府收到了德国的最后通牒，如果比利时愿意协助德国军队的行动，那么德国就与比利时达成协约；比利时内阁正在开会，德国要求在上午7点前做出答复。比利时的答复是断然拒绝了最后通牒；法国说，如果比利时愿意，他们有五支军团已经准备好进入比利时与德国人作战。那天晚上，阿斯奎斯给维尼夏·斯坦利写信，强调说，“无论是法国还是俄国，我们都没有任何义务向他们提供军事或海军方面的帮助”，但他补充说，“如果法国被打败，失去大国的地位，这将有悖英国的利益”。这证实了至少他已经下定决心，为了保障英国的安全和它在世界上的地位，政府需要采取哪些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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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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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3日，星期一（银行假日），《泰晤士报》写道：“木已成舟。各国长期以来竭力避免的欧洲大战已经开始了。”[260]该报预见性地补充道：“欧洲将成为自罗马帝国灭亡以来它目睹过的最可怕战争的战场。”对于错误出在谁的身上，该报毫不怀疑：“很显然，这一切应归咎于德国。”这印证了诺思克利夫反复讲述的预言。该报认为，德国本来可以阻止奥地利的妄自尊大。这是一个值得怀疑的假设，而且这种说法没有考虑到俄国的鲁莽。这些论断——也出现在《每日邮报》（诺思克利夫的另一个新闻媒体）上——为大多数公众阐明了问题，尽管有些不准确。但是，就德国背信弃义、对比利时和卢森堡采取专横跋扈的态度而言，几乎没有什么可争辩的：诺思克利夫总是说德国冷酷无情，这得到了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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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早上，阿斯奎斯提出的关于其财政大臣的问题终于得到了解答。早餐后，莫莱“怀着由衷的痛苦”给阿斯奎斯写信，他说自己“无法提供有用的见解以供审议”，因此，他决定在上午的内阁会议结束后辞职。[261]在会议开始前，他把这个计划告诉了劳合·乔治，发现后者似乎“很吃惊”。随后，他得到的是劳合·乔治的变卦。劳合·乔治告诉他：“不过，如果你要辞职，这将会使我们这些没有辞职的人陷入困境。”德国“欺凌”比利时是劳合·乔治改变主意的原因，对于德国的“欺凌”，莫莱表示“战争不是唯一的解决方案”。莫莱确信丘吉尔已经说服了劳合·乔治。他觉得财政大臣选择了“冒险政治，并在德国向比利时发出的最后通牒中找到了一个貌似充分合理的借口”。伊舍——一个消息来源比任何其他人都多的八卦人士——在日记中写道：“刚开始，财政大臣对德国是怀有敌意的；之后，他受到自由党议员向他发表的强有力的声明以及国内支持者的影响，加入了内阁的主和派。”[262]伊舍没有记录劳合·乔治最终改变主意的原因，大概是劳合·乔治想和大多数人的想法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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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随着内阁正朝着达成共识的方向迈进，当务之急是确保在军事上对冲突做好充分准备。阿斯奎斯还兼任陆军大臣，自从杰克·希利（Jack Seely）因3月的卡勒事件[263]辞职以来，他一直担任这个职位兼首相。[264]他如此专注于总体形势，以至于没有足够的注意力着手军队的准备工作以应对冲突。8月2日的早些时候，亨利·威尔逊告诉艾莫里，“陆军部肯定没有采取任何行动”。[265]霍尔丹暂时接管了陆军部，他召集了陆军委员会，下令立刻进行动员。他和指挥英国远征军的将军约翰·弗伦奇爵士希望立刻派遣6个师去法国。他们被委员会的其他成员投票否决了，这些成员希望派4个师去，不久后再派第5个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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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即谁将会长久地担任陆军大臣一职，因为阿斯奎斯不可能既担任陆军大臣，又担任首相。格雷认为，首相最初的想法是，让霍尔丹担任他曾在1905～1912年出任过的职位，在担任陆军大臣期间，霍尔丹通过实施军队改革而声名大噪。改革削减了军队的规模，提高了效率，使军队为大陆战争做好了准备。早在1907年，格雷就想让霍尔丹相信军队最可能要对付的敌人是德国。在过去的四个月里，霍尔丹为阿斯奎斯分担了一些压力，因为首相没有时间好好履行陆军大臣的职责，于是他就自然而然地肩负起责任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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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对许多人来说，公认的候选人是支持派四个师的陆军委员会的成员之一：喀土穆的陆军元帅基钦纳（Kitchener）伯爵。他在埃及担任总领事，目前从埃及归来，在伦敦休假。他有许多支持者。《泰晤士报》得到了明确的消息，第二天早上，它请求任命基钦纳在战争期间担任陆军大臣，这是该报的军事记者、陆军元帅的密友查尔斯·科特·雷普顿（Charles à Court Repington）中校发出的呼吁。雷普顿是一个好色之徒，也是一个花花公子和极端利己主义者。在贝尔福的怂恿下，丘吉尔向阿斯奎斯提议让基钦纳接管陆军部。这并不是一个新奇的想法，在布尔战争后，罗斯伯里（Rosebery）就提出了这个想法。最近，当阿斯奎斯接手这个职位时，有江湖骗子、小贩和破产者之称的霍雷肖·博顿利（Horatio Bottomley）在他的杂志《约翰牛》（John Bull）中提出了这个建议。阿斯奎斯向霍尔丹透露，一旦发生敌对行动，基钦纳将被任命为陆军大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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枢密院召开了会议，发布了公告，之后，内阁于上午11点15分开会。阿斯奎斯一开始就说他收到了四位大臣的辞呈——比彻姆和西蒙加入了伯恩斯和莫莱的行列，他将这些人称为“政府道德权威的最重要来源”。[266]帝国防务委员会秘书莫里斯·汉基（Maurice Hankey）——他的名字将因战争而出名——记录道，工党领袖拉姆齐·麦克唐纳（Ramsay MacDonald）也曾被邀请加入政府，但是，在某种程度上受到莫莱的影响，他拒绝了。[267]阿斯奎斯承认很多自由党议员也有同样的感受，他说，如果更多大臣想要辞职，那么他将不得不向国王递交辞呈。他认为，就处理危机而言，没有哪个推定的领袖能比他做得更好；他还认为联合政府将不会起作用。劳合·乔治声称支持阿斯奎斯，反对再有人提出辞职，这平息了事态，辞职的四位大臣承诺暂时不发表任何言论，并承诺维护国家的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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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斯奎斯已经同兰斯多恩和劳交谈过了，并承诺，如果战争爆发，他们将支持政府。但是，和法国并肩作战仍然不是内阁为战争进行辩护的理由；捍卫比利时的中立才是，到8月3日的会议结束时，除了辞职的大臣外，内阁决定英国必须为此而战。莫莱因为与阿斯奎斯断绝了近三十年的关系而深受困扰，但是，内阁决定支持法国，由此“让英国和俄国绑在一起”，这有违他的良知。[268]那天吃早餐的时候，格雷劝说西蒙（他的雄心是出了名的）留下来，之后，阿斯奎斯劝说比彻姆（他具有真正的责任感）留下来。西蒙在回忆录中写道：“许多爱国的自由党人感到自己陷入了焦虑和痛苦的氛围之中。”[269]他曾一度设法浮出水面喘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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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12点30分，格雷从驻安特卫普总领事那里获悉，德国人越过了比利时边境，并占领了通厄伦（Tongres）。利希诺夫斯基声称，德军进犯法国的故事“完全是捏造的”。[270]英国皇家海军将保卫法国海岸的承诺产生了效果，因为德国人说，只要英国保持中立，它就不会攻击法国的海岸。现在，这种中立正在成为德国人的执念。8月3日晚些时候，德国驻伦敦大使向英国外交部发送了一份清单，列举了法国人涉嫌侵犯边境的行为，恳请“英国毫不怀疑地承认德国已经尽其所能维护和平，敌人的挑衅［原文如此］迫使它拿起武器以维护国家的生存”。[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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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是银行休假日，议会仍然召开了会议。当危机逼近人们的生活时，这个国家出现了休闲放松和紧张焦灼共存的不安景象。寻找火车的一日游旅客发现服务被取消了，因为车辆因部队调动而改道，政府接管了铁路。许多伦敦人不再去海边旅行，而是涌向白厅街和唐宁街的周围，见证军队的来来往往。小贩们出售大量的小国旗，供人们挥舞。阿斯奎斯说，当他进出下院时，“总是被欢呼的闲散人士和度假者包围和护送”。[272]伦敦博物馆的参观人数远远低于1913年。从维多利亚开来的联运火车上坐满了人，不是英国的旅客，而是返回欧洲大陆的欧洲人。“极其严肃的表情证实了他们的焦虑，”《泰晤士报》报道说。[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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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星期一，海军后备役人员壮大了离开维多利亚的人群队伍。那些取消了旅行的人站在广场上为后备役军人欢呼。不过，对许多人来说，没有什么能够抑制他们对假日的热情：例如，有6万人坐火车从伦敦前往索森德，还有一些人坐轮船到索森德、马盖特和拉姆斯盖特。[274]近1.5万人聚集在椭圆体育场观看萨里郡对阵诺丁汉郡的比赛，比分为472比5，杰克·霍布斯（Jack Hobbs）得了226分。此外，还有坎特伯雷板球节，肯特郡打得非常好，即使紧张气氛笼罩着大地，但球迷的帐篷里几乎空无一人。不过，在其他地方，可以感知到这个国家进入了紧急状态。据报道，英国商船正在驶离德国港口，驶向本国或中立国的锚地。实验无线电台被关闭，商船被禁止在英国水域使用无线电。国王发布了一个公告，允许国家征用商船作为军队运输工具。此外，政府还发布了另一个公告，禁止出口可能在战争中有用的货物，从飞机到驮畜，从炸药到绷带和医用敷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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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3点前，外交大臣在拥挤的下院起立。他曾考虑将贝特曼要求英国保持中立的请求和他的答复读给大家听，但担心会引起“愤怒”，于是，他否决了这个做法：格雷认为，参战决定应该冷静地做出，而不是愤怒地做出。他认为普鲁士的军国主义“非常可恨”，但仅有个人感情是不够的。[275]因此，他在演讲中对当时的事态发展进行了冷静评估，但他没有淡化危机的严重性：“事态发展得如此迅速，要想在技术层面准确说明实际情况是极其困难的，但是很明显，欧洲的和平是无法维持了。不管怎么说，俄国和德国已经互相宣战了。”[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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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前几日的外交活动旨在维护和平，这种方法曾在1912年的巴尔干半岛危机中奏效，当时各国联合起来，即使巴尔干同盟和土耳其因为后者继续占领欧洲大陆的部分地区而开战，但各个大国——以法国和奥匈帝国为首——同意不卷入这场战斗。可是，现在外交手段已经不管用了。格雷将责任归咎于“一些国家的军事部署……迫使事情迅速走向某种结局”。[277]他希望下院“从英国的利益、英国的荣誉和英国的义务出发，着手处理我们目前的危机，而不要对和平为什么没有得以维护而变得情绪激动”。不同寻常的是，他承诺公布外交函件，以证明英国的诚信。当这本书出版时，它成了一本畅销书，并被翻译成几种语言，让公众毫不怀疑英国外交部曾试图让各国谈判，尽管效果不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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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雷说，直到前一天，除了向这场争端中的任何一方提供外交上的支持外，英国没有做出任何承诺。他强调，是否采取进一步的措施将由下院决定。他提到了英国与法国的协约，且法国无意为了塞尔维亚而与任何国家开战，但是，法国与俄国的正式联盟迫使它们为了塞尔维亚开战。英国不是这个联盟的成员，甚至不知道其条款；但他公开表示，只要第三方轰炸法国位于英吉利海峡的海岸，那么英国不会袖手旁观。“我相信这就是这个国家的感想，”他补充说。[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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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希望从国家利益的角度，而不是感情的角度来看待英国的困境：把友好的法国军舰留在地中海非常符合英国的利益，这有助于保持开放的贸易路线。他把自己为此目的向康邦做出的声明念给大家听。不过，他说这不是宣战，也不需要采取侵略行动，而是表明在出现意外情况时，英国有义务采取这样的行动。格雷指出，德国人承诺不攻击法国北部的海岸，这是不够的。“还有一个更危急的考虑事项——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个事项变得越来越危急——那就是比利时的中立问题。”[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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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解释说，根据1839年和1870年的条约，英国有义务保证比利时的中立地位。他援引了格莱斯顿在1870年说过的话，格莱斯顿说，如果比利时的中立地位是普法战争的必然结果，那么英国的荣誉和利益就是建立在保护比利时的中立地位之上。他向下院报告了他与巴黎和柏林就这个问题进行的讨论；并透露了比利时国王刚刚请求乔治五世进行“外交干预”。[280]格雷做出了这些干预，但事态的发展似乎已经超出了他所采取的干预措施。为了比利时，也为了可能受到大国威胁的其他欧洲小国，他重申了英国在维护比利时独立方面的“重大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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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既是一个道德问题，也是一个战略问题，格雷再次引述格莱斯顿的话来处理1914年8月面临的问题。在1870年的时候，格莱斯顿曾说过：“比利时的独立关系到我们的切身利益，这比我们书面上保证的利益还要广泛。你可以从针对下面问题的回答中有所了解：在这种情况下，这个被赋予了影响力和权力的国家是否会袖手旁观，对史上最严重的玷污历史篇章的罪行熟视无睹，从而成为这一罪行的帮凶？”[281]在格雷和政府看来，这些话描述的是当前的情况：不采取任何行动，将会使格莱斯顿所说的其他大国的“无度扩张”成为可能，并将鼓励对小国的攻击行为。如果法国被打败（尽管格雷说他确信法国不会被打败），那么欧洲将会处于德国的主宰之下。[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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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雷说了一番可能在将来引起麻烦的话。在说明支持比利时的理由后，他补充说，“如果我们卷入战争，我们将会遭受损失，但这些损失只不过比我们袖手旁观所遭受的损失多了那么一点”。和其他所有人一样，他没有预见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将导致无数人的死亡。他的理由是，即使英国不参战，对外贸易也会停止，因为没有客户；在战争结束后，英国将既没有财富，也没有道德权威来消除战争期间造成的一切伤害。“我敢肯定，”他说，“我们的道义立场将使我们失去所有人的尊敬。”[283]私下里，他认为，如果英国不参战，它就会“被孤立、丧失信誉并遭到憎恨”。[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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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证实政府还没有做出派遣远征军的决定，但他确认政府下达了动员舰队和军队的命令，与此有关的公告将于第二天发布。基于他已经阐述的理由，以及为了避免“最危险和最严重的经济后果”，他拒绝代表英国发表一项无条件中立的声明。[285]他在结束语中说道：“政府正担负着最棘手的任务：确定就下院应采取什么样的行动而提出建议……我们相信，无论后果如何，无论形势的发展或他国采取的行动将迫使我们采取怎样的措施，我们都将得到整个下院的支持。”[286]他补充道：“我认为，在如此快速的时间里，国家就被逼到了这个地步，却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它也许还在考虑奥地利和塞尔维亚之间的争端，而不是由这个争端所引发的问题的复杂性。”由于事态发展迅速，不仅仅是公众感到茫然不知所措。他带着显而易见的困惑表情承认：“很难描述到底发生了什么。”[287]然而“如果国家弄清楚危险何在，真正的问题何在……我们将获得全面的支持，不仅获得下院的支持，还将获得举国上下的决心、毅力、勇气和耐力的支持”。休·塞西尔勋爵（一位不容易取悦的托利党人）对一位朋友说：“格雷的演讲非常精彩——我想，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说，这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演讲……这是我听过的最伟大的劝说艺术的范例。”[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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