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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牛津大学的教师们说明他们为什么认为这场战争是正义的之前，政府就已经确定了要走的路线：德国是侵略者，而英国只是力图阻止这场战争。与此有关的证据是在8月6日提交的，当时，在首相发表演讲之前，这场危机的所有外交信函都已经交给了下院。唯一的其他资料是德国在8月4日公布的，但不完整，没有提到英国和德国之间的谈判。采用这个路线是一个明智的宣传举措，有助于确保不会削弱公众的决心，因为公众认为英国是站在正义的一边。阿斯奎斯证实，为了让英国不要卷入战争，德国提出了一个建议：让英国背弃对比利时的承诺，无视比利时的中立地位。“比利时人正在战斗，在献身，”他对下院说，“如果我们同意这个臭名昭著的提议，面对这样的场面，大不列颠今日的处境将会是怎样呢？”[66]他不可能接受这种“背叛”和“耻辱”。[67]他赞扬格雷为维护和平所做的努力，并宣称“我们正在为正义的事业拔出我们的剑”，他对为什么要宣战给出了明确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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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人问我们为什么而战，我会用两句话来回答。第一，是为了履行一个庄严的国际义务，如果这是私人之间在日常生活中缔结的义务，那么这个义务不仅被认为是法律方面的义务，也被认为是荣誉方面的义务，但凡有自尊心的人都不可能否认这一点。第二，我们是为了维护这样一个原则而战，那就是在当今时代，武力（即必要的武力）有时似乎是人类发展的主要影响力和因素；我们也是为了维护这样一个原则而战，那就是任何一个强大和喜欢征服的国家都不得无视国际诚意，不应随意践踏任何小国。[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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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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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战争的起因归结为一种简单的二元论（即正直的英国力图把具有侵略性的、狡诈的德国赶出被压迫的国家），对公众如何看待生活在英国的德国人产生了不可避免的迅猛影响，并使他们成了被怀疑的对象。防范德国人渗入英国生活的本能愿望很快演变成了反德主义。8月5日，在内阁召开会议——该会议请求议会通过一项1亿英镑的未规定具体内容的预算数，以支付战争的初期费用，阿斯奎斯本着两党合作的精神，立即与劳进行了磋商——后，首相会见了国王，他发现国王“大大松了一口气”；他告诉斯坦利小姐，国王“变得非常反德”。[69]同日，议会提出了一项《外国人限制法案》（Aliens Restriction Bill），用雷金纳德·麦克纳的话说，该法案“旨在消除或限制不受欢迎的外国人的活动”，帮助防止间谍活动。[70]军情五处的中央登记处（职员均为女性）将外国人分成六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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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绝对英国化或绝对结盟——毫无疑问是友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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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英国化或结盟——友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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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介于英国化或德国化之间，偏向于英国化——不确定，但可能是友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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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介于英国化或德国化之间，偏向于德国化——不确定，但可能是怀有敌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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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德国化——怀有敌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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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非常德国化——毫无疑问是怀有敌意的。[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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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法案规定，这些人进出英国以及他们的活动和居住地都将受到严格控制。法律将对那些帮助外国人逃避此类限制的人施以惩罚。那些被认为是怀有敌意的人将被关押在拘留营——或者政府所称的“集中营”。[72]由此出现了被拘留者的妻子和孩子陷入贫困的案例，管理济贫院的地方监护委员会获得了资助来帮助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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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又提出了一个无法避免的问题——由自由党议员约瑟夫·金提出——关于那些在英国生活多年的德国人，他们“在感情上比德国人更加亲英”。麦克纳说，只要他们不生活在禁区，只要当局没有理由认为他们“秘密参与了针对这个国家的行动”，那么在登记后，他们将不会受到干扰。[73]该法案在几分钟内获得了通过，没有人对它的紧迫性提出质疑。几天后，自由党议员埃德蒙·哈维（Edmund Harvey）强调说：“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我们处于战争状态，但我们对德国民众没有怨恨或敌意。我们对他们没有任何不友好的感觉，在危机时刻，我们可以对我们之中那些不幸的陌生人表现出友好和自制。”然而，在报界的大肆渲染以及德国针对平民的暴行后，英国的这种态度没能持续多久。在第一个月内，有66773名德国人、奥地利人和匈牙利人进行了登记，其中37457人居住在伦敦，949人居住在爱尔兰。到11月1日为止，已有17283名敌国侨民被拘禁。[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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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有德国特色的痕迹也从英国人的生活中消失了。位于伦敦和其他地方的德国轮船公司的办公室被关闭。德国人开的商店都起了英国名字。一家德国熟食店的连锁店贴出告示，宣称“店主是归化的英国臣民”。作为额外的预防措施，另一则告示上写道：“战时，本人所有店铺收入的25%将捐给英国红十字会。”[75]报纸刊登了改名换姓者的公告，在三年内，王室也将更改姓氏。利物浦的治安法官菲利克斯·罗森海姆（Felix Rosenheim）改成了罗斯先生；来自霍洛威的叫席根贝格的两兄弟，选择了贵族名字寇松（Curzon）；而股票经纪人阿尔弗雷德·沙克特（Alfred Schacht）则改成了阿尔弗雷德·丹特（Alfred Dent）。[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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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身处社会底层的人来说，情况就更糟了。在伦敦东区等德国人高度集中的地区，到处张贴着海报，以便向当地居民告知《外国人限制法案》规定的义务。德国商店的窗户被砖头打破了；莱姆豪斯[77]的几个面包师和一名杂货商的店铺被毁，因为有传言称德国商人在他们出售的食物中下毒。一些商人以非常低廉的价格卖掉了他们的生意，另一些人则干脆不干了。有些人担心会被遣送回德国，因为对他们来说，德国已经变成了一个外国。很多犹太人在战争初期就受到了怀疑。《犹太纪事报》的编辑驳斥说：“全国上下无知地认为，每个犹太人都必然是德国人，因此被当作这个国家的敌人而成为仇恨的对象……犹太人有自己的传统，事实上，他们受到单独的犹太法律的制约，忠于其公民身份所属的国家。”[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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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7日，政府要求议会通过《保卫王国法案》（Defence of the Realm Bill），其中部分内容允许军事法庭审判间谍和破坏分子；几分钟内，该法案就走完了所有流程。这项新法案——通常称为“DORA”，其权力将增加6倍——还规定，凡是在印刷刊物、演讲或谈话中破坏募兵、货币或对君主的效忠的，均属非法行为，可能会招致无法预料的后果。几个画家因在户外作画而被捕，其中包括约翰·拉维利[79]爵士和奥古斯都·约翰，因为人们担心他们画风景是为了把相关信息传递给德国人。[80]随后，政府出台了法令，旨在惩罚与敌人交易或者给予商业援助的任何人。这是一项与英国的常规做法相去甚远的立法：它让陆军和海军负责起草民法的一个领域，并且只提供有限的上诉权。然而，在战争的前半部分，该法案产生的影响相对较少。直到1916年征兵制开始实施，公众对战争的支持开始减弱，不同意见开始浮出水面时，《保卫王国法案》的影响才开始强行侵入普通人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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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德国人暴行的报道激起了英国人对敌人的憎恨。到了9月中旬，这些暴行不仅针对人民，还针对文化。比利时鲁汶大学城化为了灰烬，这对更敏感的英国人来说是一种挑衅。9月21日，有消息说兰斯大教堂成了一个正在闷烧的躯壳，这似乎是德国人野蛮行径的确凿证据。劳合·乔治的情妇兼秘书弗朗西丝·史蒂文森（Frances Stevenson）记录道，“自战争爆发以来，这种破坏对他造成的触动比任何其他事情都要大”。[81]《泰晤士报》称，这是对不仅属于法国，而且属于“全世界”的东西实施的“最冠冕堂皇的暴行”；德国已经“抛弃了基督教义”，并“超越了文明的界限”。[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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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发出呼声，要求对在英国的德国人、奥地利人和匈牙利人采取严厉措施，这在相当程度上是由诺思克利夫的报纸煽动起来的，因为大众已经将这些报纸奉若神明。军情五处的前身——陆军部军事行动指挥部第五处［MO5（g）］——变得非常活跃，它截获了电报和信件，听到这个消息，麦克纳吓坏了。这种干扰通信的行为可以被判处两年监禁，他提醒MO5（g）的官员，但被他们说服了。他不知道的是，这个成立于1909年的部门在战前也做过同样的事情。10月中旬，伦敦东区和其他主要城镇围捕了大量外国人。饮料公司怡泉（Schweppes）在报纸上刊登了大量广告，宣称自己是瑞士公司，并请求提供相关信息，以便对散布谣言称他们是德国公司的人士提起诽谤诉讼。10月21日，90名外国人——主要是旅馆职员和商业旅客——在纽卡斯尔和盖茨黑德被捕；第二天，谢菲尔德的100名酒店老板和商人遭到围捕。《泰晤士报》报道：“据估计，伯明翰大约有700名到800名敌国侨民。昨天（10月22日）大概有20人被捕，这个过程将持续下去，直到这座城市的敌国侨民被清理干净。”[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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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福克斯顿[84]，31名外国人（主要是服务员）被逮捕入狱，48小时内，这个城镇宣布“清除”了达到服役年龄的敌国侨民。10月22日，有1000名这样的外国人在英国被捕，次日被捕的侨民也几乎达到了这个数字。在英格兰南部被捕的人——被《泰晤士报》称为“一群服务员”——在被送往马恩岛之前，被关押在萨里郡弗里斯山的一个营地。[85]《每日邮报》敦促读者拒绝德国或奥地利服务员提供的服务，如果有人说自己是瑞士人，就会“要求查看他的护照”。[86]这次围捕不仅打击了酒店和餐馆行业，也让喜欢打扮的英国男子受到了影响，因为伦敦最好的裤子制造商大多是德国人，在他们被捕后，裁缝公司失去了这些制造商。很多人娶了英国妻子，他们中的一些人乞求地方行政区能宽大处理。还有一些德国人仅仅因为在错误的时间出生在错误的地方而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10月26日，北安普顿市议会解雇了其电车经理戈特沙尔克（Gottschalk）先生，因为他出生在德国。为使被解雇的人士好受些，他们将获得300英镑的补偿金，但大多数登记为外籍人士且遵纪守法的德国人的命运是，如果被解雇，就没有人会雇用他们，他们也无法“回国”。归化入籍的想法被驳回，“一朝德国人，永远德国人”的观念成了人们共同信奉的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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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在马恩河战役中被击退的敌人继续向其他地方推进，逼近了西北部的加来（在后来的第一次伊普尔战役中，英国人占领了该地区）时，反德情绪变得更加严重。10月23日，国王告诉阿斯奎斯，他和王后收到了“成堆的信件”，辱骂他们的德国表亲们对抗英国。一位记者把血缘关系更为紧密的巴腾堡亲王路易斯[87]（他是国王的表亲，也是第一海务大臣）叫作“该死的德国间谍”。[88]阿斯奎斯发现国王为路易斯亲王“感到焦虑不安”，并为他在另一边作战的表亲们辩护。“他很天真地告诉我，”阿斯奎斯向斯坦利小姐转述说，“他的堂兄阿尔伯特‘并不是真正地站在德国人的一边作战’：他只是被派到柏林附近‘管理一个英国俘虏营’！——这两者还是有细微区别的。”阿斯奎斯访问了位于萨里郡/汉普郡边境的迪普切特（Deepcut）的一个拘留营，发现社会各个阶层的人都被关在那里：“他们都非常邋遢——服务员、理发师、伦敦东区白教堂地区的渣滓，还有少量医生、教授和受过教育的人。”[89]10月27日，政府公布了一份沿海地区的名单，在这些地区，即使登记在册、遵纪守法的敌国侨民也无法进入，以防他们观察到船舰的动向。这些地区包括：诺福克郡、萨福克郡、萨塞克斯郡和蒙茅斯郡；苏格兰的大部分沿海地区，以及奥克尼和谢德兰群岛；还有除伦敦以外的几乎英国的每一个港口。第二天，这个由于为新士兵提供食宿和装备而苦苦挣扎的国家，已经没有足够的居住空间来容纳这些被拘留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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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受到反德情绪攻击的受害者中，路易斯亲王并不是唯一一位社会上层人士。另一个受害者是萨纳托根[90]的老板，战争期间，身在德国的他无法从英国子公司那里收取任何利润。此时，英国也停止向乔治三世最后幸存的孙女、92岁的梅克伦堡-施特雷利茨（Mecklenburg-Strelitz）大公夫人——她是剑桥的奥古斯塔郡主，由乔治三世的第七子所生，是玛丽王后挚爱的姑妈——支付3000英镑的年金，因为大公夫人（出生在肯辛顿宫，并在白金汉宫嫁给了她的大公表兄）躲藏在波美拉尼亚的新施特雷利茨[91]。还有埃德加·施派尔（Edgar Speyer）爵士，他是1890年代和1900年代伦敦地下铁路和电气化项目的主要出资人之一。1906年，他被授予从男爵爵位，更不寻常的是，1909年他成为枢密院顾问。他之所以获得这些荣誉，来自于他对自由党的慷慨捐赠。他于1862年出生在纽约，父母都是德国犹太人，他后来在法兰克福接受教育。他在家族金融公司施派尔兄弟（Speyer Brothers）担任董事长，也是该公司纽约和法兰克福分公司的合伙人。1887年，他接管了伦敦分公司，并于1892年取得英国国籍。他和妻子小提琴演奏家莱昂诺拉·冯·斯托施（Leonora von Stosch）是古典音乐的慷慨赞助人，两人于1902年结婚。埃尔加、理查德·施特劳斯和德彪西是他的朋友。为了丰富在入籍国家的文化生活，从1902年到1914年，他还在皇后大厅举办了十三届逍遥音乐会[92]，这是他从事的众多慈善活动之一，其他活动包括为斯科特的南极探险之旅提供资金，担任白教堂艺术画廊的创始人之一，以及向多个医院进行捐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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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爆发的那一天，施派尔辞去了法兰克福分公司的职务，一个月后，他又辞去了美国合伙人的职务，因为英国臣民被禁止与任何仍在同德国进行贸易往来的公司（例如纽约分公司）做生意。然而，这并没有阻止对他的攻击。他不得不让女儿们退学，并辞去了慈善委员会的职务。几个月来，一名警察和他住在一起，以便守护他的房子。他在诺福克郡的奥弗斯特兰德海岸有一处房产，据传（没有任何支持性证据），他曾从那里向德国舰队发送信号。1915年5月，在“卢西塔尼亚”（Lusitania）号沉没后，在一片反德情绪的激流中，他提出辞去枢密院的职务，并被剥夺了从男爵爵位。阿斯奎斯说，国王坚决认为施派尔不是亲德派，并补充说，他自己非常了解施派尔，也认为施派尔不是亲德派。然而，施派尔辞去了伦敦地下电气铁路公司的主席一职，当解除他枢密院顾问一职的运动开始时，他已经受够了。他开始表现出他的朋友雷丁勋爵所说的“故意不尊重”的态度，并带着妻子和女儿去了纽约。他对英国的敌意越来越大，以至于在1921年，他和家人被取消了英国国籍（以及他的枢密院顾问职务）。[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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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一些朋友会避开施派尔夫妇，其他人会从施派尔的银行撤资，但是，在1914年10月，阿斯奎斯夫妇仍在唐宁街与施派尔夫妇共进晚餐。这不是首相最后一次款待他们，不过，有资格出席晚宴的一些人不会在他们面前讨论与战争有关的话题。不幸的是，施派尔的哥哥詹姆斯（James）——他在纽约经营生意——宣布自己支持德国，并接待了德国驻华盛顿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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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易斯亲王是一名海军军官，自1868年加入英国国籍以来，他不得不忍受诺思克利夫的报纸带头对他的人格进行的污蔑。丘吉尔对阿斯奎斯说，路易斯亲王必须辞职，不是因为他做错了什么，也不是因为他行为不检点，只是因为他的出生，就像那个经营北安普顿有轨电车的人一样。阿斯奎斯同意了，丘吉尔与亲王进行了一次“最伤脑筋、最痛苦的会面”，由于亲王的外甥莫里斯亲王（维多利亚女王最小的外孙）于前一天在伊普尔丧命，这次会面变得更加痛苦。阿斯奎斯说，路易斯亲王即刻辞职，表现出了“极大的自尊和公德心”。第一海务大臣做了一个简要的汇报，他给丘吉尔写了一封简短而庄重的信，说道：“最近，我痛苦地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在这个节骨眼儿上，我的出生和门第在某些方面对我在海军部的作用造成了影响。”[94]国王命令亲王担任枢密院顾问，以表明相信他的忠诚和正直：“这个国家没有比他更忠诚的人了。”[95]《泰晤士报》——诺思克利夫的报纸，该报并没有迫使他离职——称这场运动“部分是正当的（尽管不合时宜），部分是非常不公正的”。[96]丘吉尔说：“在我的公职生涯中，没有一件事让我如此悲伤。”[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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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反德情绪，人们对间谍活动的恐惧和对形势的担忧大大增加。自8月5日以来，苏格兰场[98]的侦探们一直在搜捕可疑的间谍，其中一人“住在海德公园附近的一家时髦酒店里”。[99]据报道，当天有21人被捕，其中有10多人在伦敦被捕，许多人在造船厂附近被抓：根据1911年《官方保密法案》（Official Secrets Act），4人在弓街被还押候审，其中3个是德国人，第4个是出生于德国的英国臣民。数天来，报纸都在报道与逮捕和间谍引发的恐慌有关的消息，其中包括迪尔（Deal）市长被捕的传言，以及一名澳大利亚人拿着摄像机在温莎城堡水厂附近“开展可疑活动”的谣传。8月中旬，费利克斯托警察局的牢房里“挤满了作为间谍被逮捕的人”。[100]为了应对这种蔓延的情况，MO5（g）的工作人员增加了不止一倍，从17人增加到了1914年底的40人，但仍然无法应对工作量。[101]一年后，它将在伦敦阿德菲（Adelphi）的一座建筑内开拓新的区域，并招募另外227名工作人员，其中包括因受伤而不适合服现役的军官，但他们能够以同样重要的方式为国效力。不过，它的大部分职员都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妇女，这是妇女为战争做出贡献的开创性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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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在战时处置的第一个间谍卡尔·汉斯·洛迪（Carl Hans Lody）于11月6日拂晓被枪决。在詹姆斯党人叛乱[102]后，自1747年处决洛瓦特（Lovat）勋爵以来，伦敦塔就再也没有处决过任何人了。10月2日，洛迪在基拉尼被捕，之前他发往瑞典的电报被MO5（g）发现，后者将此视为敌对行动。在逃往爱尔兰之前，他观看了福斯湾的海军演习。他向柏林寄送的信件被截获，里面塞满了与舰队有关的信息，并以一种奇怪的方式签上了“纳粹”的字样（这好像有些时代倒错）。[103]军事法庭对他进行了公开审判（尽管在讨论国家安全问题时要求闭庭），在审判中，他坐在被告席上，两名拿着刺刀的士兵看着他，内容严肃的报纸对该审判进行了几乎一字不差的报道——政府希望向敌人展示它的反间谍防御有多棒——虽然判决是私下宣布的。洛迪否认了所有指控。令议员们感到愤怒的是，从他被处决到宣布这个消息相隔了4天。哈默史密斯的议员威廉·布尔（William Bull）爵士说：“让人难以明白的是，为什么没有立刻将洛迪被枪决的消息传遍整个帝国。有很多间谍从来不相信我们会枪决任何人。”[104]伦敦塔还将进行10多次这样的处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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