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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检察长斯坦利·巴克马斯特（Stanley Buckmaster）爵士被派去监督新闻局。他直截了当地提醒布尔，不仅需要保护国家安全，确保发布的信息准确无误，对敌人毫无用处，而且稍不留意，情况可能会变得更糟。他对他们说，“我们是站在报界和严厉程度没有限制的军法管制之间的唯一机构”。[105]根据《保卫王国法案》，报纸受到军法管制：由于只刊登新闻局批准的东西，这样报纸就可以对关于它危害国家安全的任何指控进行有效辩护。公众并不愚蠢，他们将死亡和受伤的报道以及战争根深蒂固的本性与报纸上所谓的“欺骗性乐观主义”进行了对比。《泰晤士报》尖锐地指出，“让公众对事件持有不公正看法的真正责任在于审查”。[106]报纸确认，它们的客户所读到的消息与事实相差甚远，再没有比这更加确凿的证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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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审判洛迪之后，公众对间谍或其他背叛行为越来越警惕。众所周知，坎伯兰（Cumberland）公爵和奥尔巴尼（Albany）公爵都是英国臣民（后者出生在英格兰），但现在，他们都在积极协助国王的敌人。坎伯兰是乔治三世的曾孙，是德皇的坚定支持者；奥尔巴尼是维多利亚女王的儿子利奥波德（Leopold）的遗腹子，他正在指挥德国军队。1900年，16岁的他继承了堂叔阿尔弗雷德亲王（维多利亚女王的儿子）的爵位，成为萨克森-科堡-哥达公爵，他的教育是由表兄徳皇负责监督管理。议员斯威夫特·麦克尼尔（Swift MacNeill）询问阿斯奎斯两位公爵是否犯下了叛国罪，是否应该在第一时间剥夺他们的英国爵位，并禁止他们进入上院。阿斯奎斯意识到这可能会让国王尴尬，因为这两人是国王的堂兄弟，于是说可以等到战后再做决定。然而，1917年，当国王决定将他的姓氏从让人讨厌的萨克森-科堡-哥达改为更英国化的温莎（Windsor）时，这个问题又被重新提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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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恐慌过了头，但安保措施却惊人的松懈。洛迪假扮成一名美国游客进入英国，在纽卡斯尔下船。政客、官员和他们的妻子都在轻率地闲聊军队的调动、战略和政策，以至于伦敦社交圈里的任何人能够在几天内了解到正在发生的很多事情。在爱尔兰，尽管民族主义党人聚集在英国国旗前，但充满煽动性的反募兵宣传册随处可见。11月18日，米斯（Meath）伯爵告诉上院，爱尔兰充斥着德国的金钱和间谍，“此刻的都柏林正在被文学作品淹没，我认为这些文学作品属于严重的叛国罪”。[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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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伦敦警察厅助理局长巴兹尔·汤姆森（Basil Thomson）的话来说，间谍热“形成了一种致命的流行病，伴有妄想症，难以治疗”，它把怒火转向了阿斯奎斯最亲密的政治朋友、亲德派人士霍尔丹。[108]由于不愿屈从于这种偏见，霍尔丹在上院谈到了一些被拘留者的不公平待遇，例如有一个男人出生于德国，他的两个儿子正在为国王而战，而他却在集中营里备受煎熬。所有这些都不能减轻统一党人及其报界朋友对霍尔丹的怀疑，因为他们认为他是亲德派支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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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泰晤士报》担心霍尔丹（而不是基钦纳）将会被任命为陆军大臣时，该报再次试图抹黑霍尔丹。该报承认，霍尔丹是一位“忠诚的爱国者”，但“长期以来，他对德国怀有强烈的偏爱之情，这是众所周知的”。他在“那个国家接受过部分教育，他经常在那里度过闲暇时光，他对德国文学和哲学的不懈研究使他的思想变得丰富多彩，他珍视与许多德国人结下的亲密友谊”。在列出应被取消资格的理由后，社论作者认为这些理由“无关紧要”。“与他为促成英德友谊付出的艰苦……努力相比，与在追求这个目标的过程中，他无意中让英国人对德国野心勃勃的傲慢统治目标产生了模糊的印象相比，这些理由似乎不那么具有说服力。”事实是，霍尔丹有胆量对德国采取与诺思克利夫不同的态度，这激起了后者发表既充斥偏见又无知的长篇大论，即使以他经营的《泰晤士报》的标准来看，这些长篇大论也是极端的。然而，在狂热的情绪中，这些言论击中了要害。即便如此，该报仍宽宏大度地主张让霍尔丹继续担任议长。关于霍尔丹的谎言将会流传好几个月，这一切都归功于诺思克利夫，而这些谎言将激怒那些知道本土防卫军（其中的许多成员即将被派往国外）存在的同僚。虽然诺思克利夫出版了一本利己主义的小册子《贩卖恐怖》（Scaremongerings）——吹嘘《每日邮报》预测德国好战是多么正确——由此煽动民众的情绪，但他不是最坏的罪魁祸首。对大法官的主要攻击来自极端保守的《晨间邮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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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尔丹保持冷静，坚持原则。11月，在上院关于间谍的辩论中，他强调说，“大规模拘捕外国人，无论他们有罪还是无罪，无论他们是否有妻子或有家庭需要赡养，你可能会让绝对无辜的人遭受最大的困难，这是一个既不人道又无效的政策”。[109]然而，在当时，公众没法领会这样的道理和敏感性，主要是因为其他人的引领作用。前总督和统一党领导人寇松勋爵嘲笑霍尔丹说，“这位高贵、博学的子爵似乎更关心这些行动可能给外国人造成的不舒服的程度，在我看来，这并不是什么值得惊慌或抱歉的事情，他没有对这个国家的当务之急给予足够的重视”。圣·戴维斯（St Davids）勋爵清楚地表达了大多数人的感受：“我一点儿也不想让任何外国人遭受不必要的痛苦。如果你把外国人关进集中营，我认为他们应该和我们的士兵一样得到食物。我不想让他们遭受任何不必要的困难。但是，即使这些外国人确实遭受了苦难，这个国家也不能冒任何不必要的风险。在战争时期，所有国家都不得不面临困难……陛下的大臣们应该铁石心肠，在这件事情上，他们应该采取更激烈的观点。”[110]甚至霍尔丹的军队改革也被用作反对他的理由，因为有人认为，通过削减正规军和建立本土防卫军，他削弱了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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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秋去冬来，公众相信东海岸有很多间谍在给德国船舰发信号，尽管没有证据能够证明。帝国防务委员会的秘书莫里斯·汉基坦言，乡间到处都是闪烁的灯光，通常来自汽车，或者是士兵夜间的演习信号。[111]在11月25日关于间谍的另一场辩论中，克劳福德（Crawford）伯爵和巴尔卡雷斯（Balcarres）伯爵声称，“在很多情况下，归化的英籍德国人比敌国侨民更加危险。我不会相信任何一个放弃了母国国籍的人”。[112]军情五处的记录显示，在战争期间，有65名德国特工根据《外国人限制法案》被定罪或监禁；德国档案显示，他们向英国派遣了120名特工。[113]不久后，德国士兵和水手将作为战俘来到乡下的营地，这为英国人提供了另一个机会，让他们目睹敌人的性格缺陷和缺点。一位曾在萨里郡的弗莱姆利见过一些战俘的《泰晤士报》记者报道说：“据我们判断，他们在围区内感到满足和自在。条顿人的性格使得他们听天由命，而不是在逆境中保持乐观，也许这些人的主要烦恼是营地生活的单调和无聊。”[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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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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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J. P.泰勒（A. J. P. Taylor）在1914～1945年关于英国的调查中指出：“在1914年8月以前，任何一个明智、守法的英国人都可以平稳地度过一生，除了邮局和警察，鲜有人会意识到国家的存在。他可以住在自己喜欢的任何地方，想住哪儿就住哪儿。他没有正式编号和身份证。他可以在没有护照或任何官方许可的情况下出国旅行或永远离开他的国家。他可以不受限制地把钱兑换成任何其他货币。他可以从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国家购买商品，就像他在国内购买商品一样。”[115]现在，突然之间——尽管强调了英国公众为战争献出了身心、时间和资源——这个国家开始坚持自己的立场，不仅征用马车、铁路和公共汽车，而且最重要的是，通过海报宣传和报纸广告来敦促年轻的、身体健全的男子参军。这些是为了在全面战争中全面征召公众入伍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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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在战争爆发之前，白厅就已经为动员国民做好了准备。它起草了一份名为《战争手册》的文件，概述了在紧急情况下应采取的措施，并修订了行政程序，以应对国家权力的增长。其中包括对外国人关闭军事区域，禁止与敌人进行贸易，以及征用商船。它产生了立竿见影的效果，而且根据战前英国的不干涉主义标准，它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例如，在战争爆发的第一天，地方行政官就签署了《战争手册》所要求的征用书，不仅是马匹的征用书，还有汽车的征用书。不过，它的权力实际上相当有限。真正具有决定性权力的是《保卫王国法案》及其随后的修正案，到了1918年，该法案几乎触及了私人生活的所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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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战争手册》是莫里斯·汉基的杰作。汉基37岁，是一名皇家海军军官，在情报领域有着辉煌的职业生涯，他从1902年开始在白厅工作。自1912年起，他担任帝国防务委员会的秘书，监督这些程序的执行。后来，汉基成为白厅中负责战事指导的核心人物，随着战争的推进，他的权力也将不断扩大，这不仅是因为他掌管着政府的关键委员会，还因为他在白厅的两大对立派别——政客和高级军官——之间扮演着中间人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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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回忆录里写道，在最初的几个月，“我的主要职责是让首相时刻了解战争的各个方面，以及对政府机器的工作进行监督，这些工作是由于帝国防务委员会的战前工作而产生”。[116]阿斯奎斯几乎完全信赖汉基，尽管有些方面汉基无法左右他。12月4日，当这位备受赞誉的顾问建议“立即逮捕仍在伦敦自由行动的2.5万名德国和奥地利臣民”，包括“成千上万的波兰人、斯洛伐克人、斯洛文尼亚人等，他们对英国统治者的憎恨比毒药更甚”时，阿斯奎斯说，他感到非常震惊。[117]汉基担心这些人正在策划一场大规模的破坏活动：阿斯奎斯直截了当地告诉他“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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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汉基对阿斯奎斯在战争最初几个月里的战事指挥进行了批评。他强调说，内阁没有设置秘书处来记录决定和确保执行决定，这是荒谬的，阿斯奎斯组建的战争委员会和整个内阁之间产生了冲突。阿斯奎斯不明白这一点，这说明了为什么尽管他才华横溢，却没能从和平时期的首相变成战时的首相，这让他在政治上容易受到攻击。他的继任者将设立这样一个秘书处，由汉基负责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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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斯奎斯在其他方面着手为战争做准备，尽管他被和平时期最后几年的较量弄得疲惫不堪。自1912年以来，他一直主持帝国防务委员会的重要会议，并确切地了解正在实施的计划。汉基与他密切合作，将他描述为“最善良、最简单、最具人性的人”，“具有无比的勇气……他决心要把战争进行到底，无论是在公开场合还是私下里，我从来没有见过他犹豫或动摇”。[118]为了应对这种压力，阿斯奎斯向维尼夏·斯坦利倾吐国家机密，幸运的是，斯坦利一直保守秘密：他会在内阁会议和军事委员会（一个汇集了他令霍尔丹召集的一批高级政客和军人的机构）及其继任机构作战委员会的会议期间给她写信。他还保持着酗酒的习惯，并且——在一些同僚看来，这是所有行为中最不恰当的一种——他把尽可能多的夜晚时间用来打桥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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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14年8月以前，阿斯奎斯在乡村别墅与维尼夏·斯坦利会面，共度周末，他们还会在伦敦开车绕着公园兜风，但战争限制了他们这样做。在指挥战争的时候，阿斯奎斯思念着她（因为无法经常见到她），给她写信，这些信让历史学家清楚地了解到他在战争最初几个月里的所作所为和想法。8月22日，星期六，他因为不能陪她度过27岁生日而特别伤心。在感情上，他依赖于她所提供的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他可以逃避现实：“因为我已经习惯了每天早上收到一封（信）（我每天都会时不时地重读一遍），昨天我很不耐烦，迫不及待地想要收到第二封信了（我本应该等待的）。”[119]这种痴迷使他花在战争、地方自治和威尔士政教分离上的时间变少。斯坦利小姐学识渊博，在政治上精明能干，并且充满智慧，具有生命活力，阿斯奎斯会在关键的政策问题上征求她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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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她发现阿斯奎斯对她的要求已经超出了她能承受的范围。阿斯奎斯不知道他的一个门徒、印度事务次官埃德温·孟塔古——达夫·库珀[120]令人印象深刻地将其描述为“一个用魅力抹去其丑陋的男人”——也在追求她，她开始意识到，也许孟塔古可以为她提供一个途径，以逃避阿斯奎斯令人窒息的关注。[121]首相是幸运的，因为斯坦利小姐很谨慎：他与她分享的一些秘密，尤其是关于军队动向的秘密，可能会使成千上万人的生命处于危险之中，并可能改变战争的进程。阿斯奎斯深知其中的风险，并完全相信她会保守秘密。幸好她以守口如瓶来回报他的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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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基合情合理地批评道，虽然形势所迫将不可避免地带来深刻变化，但内阁在适应战争形势时行动缓慢。8月6日，议会在一天之内通过了《货币和纸币法案》（Currency and Banknotes Bill），允许发行10先令和1英镑的国库券，以防止公众囤积黄金。这些纸币被称为“Bradburys”，因当时担任财政部联合常任秘书长的约翰·布拉德伯里（John Bradbury）爵士在上面签字而得名。自由党议员约翰·亨德森（John Henderson）问道，是否出于“尊严”方面的考虑而无法改进新版1英镑纸币的外观，因为它看起来“很像一张彩票，或者寄存处的小票”。[122]劳合·乔治承认，“从艺术的角度来讲，我不能说我为这个外观感到骄傲，但这是我们在这种情况下所能提供的最好设计了”。[123]不久后，政府将对设计进行修改。当天，在恐慌消退后，银行利率从10%降到了6%，这安抚了金融业。第二天早上，银行重新开门营业，第一批国库券开始流通，银行利率又下调了1%。限制纸币印刷的目的是确保充足的黄金储备，以便在必要时用于支付现金款项。现在，政府发行了自己的国库券，此类国库券仅以其声誉作为背书。这表明英国已经放弃了金本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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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院领袖克鲁侯爵证实了他的同僚们与伦敦高端金融业的代表进行的讨论，并向同行们保证，他们已经咨询了行业巨头及其工作人员，大家将齐心协力。然而，这没能阻止须支付股息的几家公司宣布，由于危机，它们将暂扣这些股息。这个政策激怒了靠非劳动收入生活的富人以及正等着对这些钱征税的政府。担心业务将会枯竭的企业解雇了员工。尽管如此，英国仍出现了多年未见的劳资和谐。虽然一些小的劳资纠纷仍在发生——没有大范围的纠纷，不过，在伦敦的建筑工人和威尔士的采煤工人中发生的一些纠纷有可能扩大并造成巨大损害——但是很快就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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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军事方面，虽然不存在与强制征兵有关的问题，但政府最初希望扩大军队规模，在即刻招募到10万人之后，再征召50万人。当时有24.7万人在军队服役，大约一半在海外服役，另有14.5万人在后备役。8月10日，政府刊登了一则广告，招募2000名年龄在17岁至30岁之间的男大学生或者“受过良好普通教育的”男子，以便在战争期间担任临时军官。[124]第二天，政府又刊登了一则广告，招募10万名年龄在19岁到30岁之间的男子，需服役三年，“或者直到战争结束”。[125]普通指挥军官被告知，因轻罪入狱的人士如参军，可以获得免刑。阿斯奎斯证实，印度提供了两个师，“自治领正在自发地主动请求”派遣军队：但是，这些军队必须由其宗主国领导。[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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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斯奎斯的想法获得了极大赞同：贝尔福后来告诉保罗·康邦，阿斯奎斯的演讲是“他听过的最精彩的演讲”。[127]劳赞同政府的行为，并赞扬了阿斯奎斯和格雷。他唯一的建议是，工业和食物供应也应当进入作战状态。其他成员再次请求照顾志愿兵的妻子：几天后，政府宣布为她们和失去母亲的孩子提供军属津贴。这笔钱是未经表决通过的：下院一致给予了批准。军属津贴产生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由于合法的妻子和不合法的妻子作为同一个男人的家眷申请津贴，这暴露出了许多重婚者。[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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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对短缺的担忧引发了恐慌性采购，进而推高了价格，导致资金也变得紧张起来，这使得穷人更难养活家人。议员敦促政府确定面包、肉类和其他食品的价格；并要求政府命令农民种植牧草、储存谷物以供政府分配，并在下个季度种植更多。虽然政府不赞成对农民的私人事务进行干涉，但没有驳回这个意见。8月6日，一个内阁委员会建议对食物制定最高价格，但这个建议遭到忽视：此外，政府宣布接管面粉厂。在后来的战争中被称为“黑市商人”的群体在伦敦东区发起了一场贩卖交易活动，他们让一小群儿童带着钱去商店购买尽可能多的食物，这样他们就能以高昂的价格出售食物。政府实事求是地认为不会出现食物短缺，除非是被这种交易创造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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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当与“富裕阶层的恐慌和贪婪（这些富裕阶层真的很丢脸，他们在商店外面排起了长长的车队，并尽可能多地抢夺（原文如此）能说服商店出售的食物）”——这番话出自贸易委员会主席沃尔特·朗西曼（Walter Runciman）之口——有关的故事流传开来的时候，政府不得不采取行动，尽管朗西曼在8月8日的时候坚称恐慌已经结束。[129]为确保食物供应，政府将寻求权力，以便征用被认为是“无合理理由被扣留”的食物，无论是被商人扣留，还是被农民扣留：尽管他预计不可避免的价格上涨将吸引更多的进口。这也是一个几乎不加掩饰的警告，那就是政府可能会对囤积者采取措施。政府必须确保有足够的额外供应被送到正在集结本土防卫军的小城镇，以避免因大批士兵涌入而需购买大量食物，从而导致当地居民挨饿。8月20日，政府接管了糖业，因为到目前为止，英国三分之二的食糖供应来自德国和奥匈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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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战并不意味着可以把政府在1914年7月的最后一周前关心的事情搁置一旁不予理会。尤其是爱尔兰问题，这是不容忽视的。阿斯奎斯感到沮丧和困惑，因为这些事情妨碍了他把注意力放在战争上。作为爱尔兰民族主义党的领导人，雷德蒙曾对劳合·乔治进行游说，声称议会休会的计划并不能阻止将《爱尔兰自治法案》写入法典；8月5日，在与“势不两立”的爱尔兰统一党领袖爱德华·卡森爵士会面后，他对阿斯奎斯说了同样的话。[130]他说，如果政府屈服于卡森——卡森威胁说统一党人将阻挠重要立法的颁布——那么，这将给爱尔兰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而阿斯奎斯将失去“爱尔兰历史上最伟大的机会来赢得爱尔兰人民对帝国的忠诚”。阿斯奎斯说，该法案将被写入法典，但也会继续进行短暂的休会。保守党对此做出的回应是，劳和兰斯多恩策划了一场报界活动，抨击政府在90名议员（多数是统一党人）应征入伍、无法投票的情况下，仍在推行地方自治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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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与地方自治有关的争论具有潜在危险，但阿斯奎斯认为他已经化解了争论，方法就是建议暂停《爱尔兰自治法案》，直到政府通过一项修正法案（其中规定阿尔斯特省不参加地方自治）。内阁出现了分歧。8月10日，阿斯奎斯在议会休会两周后确认，一旦议会复会，该法案将得到处理。休会期间，政府将试图达成协议，以确保在需要与外部敌人作战时，爱尔兰的争议不会困扰威斯敏斯特和这个国家：反对地方自治的主要煽动者劳称，这将是“一场国家灾难”。[131]另一位著名的统一党人奥斯丁·张伯伦警告劳合·乔治说，党派斗争将会对“伦敦、金融业以及所有分支机构的信贷构造成灾难性的影响”，并且“必然会导致一场巨大的金融危机”。[132]同大多数保守党人一样，他希望在敌对状态结束之前什么都不要做，爱尔兰人认为这等同于无视下院的意愿。8月21日，雷德蒙回到英国，会见了阿斯奎斯，在进行长时间的讨论后，阿斯奎斯认为雷德蒙会接受的唯一选择——正如他预测的那样——是将《爱尔兰自治法案》写入法典，但阿尔斯特省的六个郡不参与地方自治，这六个郡将有三年的时间来决定是否永久性不参与地方自治。雷德蒙回到了爱尔兰，布政司奥古斯丁·比雷尔（Augustine Birrell）告诉他，政府将按照他所希望的路线走——尽管尚不确定统一党人将会做何反应。在那个阶段，阿斯奎斯并不打算推迟实施《爱尔兰自治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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