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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些方面，社会的变化比人们想象的要缓慢得多。人们仍然反对女性从事男性的工作，因此，人们宁愿让男学生在田里劳作，也不愿让大量失业妇女（这些妇女的业务因为战争受到打击）从事这种工作。来自加拿大和美国的访问者——例如来自多伦多大学的阿尔弗雷德·瓦特（Alfred Watt）女士，她于3月4日在伦敦发表了关于荣誉联盟的演讲——谈到了在北美的农业劳作中随处都可以见到妇女，以及如何开发节省劳动力的家用设备，使得她们有更多的时间在地里工作。然而，就在她发表演讲的当天，有报道称，莱斯特郡计划向11岁或12岁的男孩发放许可证，允许他们在春季和夏季辍学到农场工作。牛津教区的主教给《泰晤士报》写信，称这样的政策是“一个灾难性的反动措施”，而且他在一份具有预见性的观察报告中指出，在士兵们休假回家后，他所在教区的乡村牧师们看到这些士兵模样的教区居民“因为服兵役和不错的伙食而有了很大的改善”，而且他们希望从战场上回来后能过上比干农活要好的生活。11岁的男孩们很可能要在这块土地上生活一辈子，而他们的哥哥们（如果幸存下来的话）打算远离家乡。对于那些因为足够幸运而逢时逢地的人来说，战争开阔了他们的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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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快，平民将会习惯另一种匮乏，对酒的供应和买卖的限制。3月15日，基钦纳在上院发表了一份关于新沙佩勒战役（他将这场战役称为“瞩目的胜利”）的声明，他声称，由于地面积水严重，战斗仅限于堑壕战。要么是他没有意识到，无论天气如何，机动作战都是不可能的，要么是他认为没有理由把这个情况告诉更多的人。[29]在弹药方面，他说已经向工厂下达了“大量”订单，“绝大多数”工人都“忠心耿耿地迎难而上”。[30]但是，他报告说，生产工厂出现了人力短缺和延误，并且“由于缺勤、不守时、工作懒散，导致工厂的产量显著下降”。[31]他将此归罪于“饮酒的诱惑”和工会的限制性做法，并警告上院，除非军队新兵和军需品的供应得到改善，否则“这将会严重阻碍和延误”战事的进行。弹药短缺尤其让他感到“非常焦虑”。为了激励工人，他宣布削减雇主的利润，并在战争结束时颁发忠诚服务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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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基钦纳一样，劳合·乔治也认为饮酒会限制军工厂的生产力。这正是政府向公众传达的信息，将军需工业表现不佳的部分责任推给醉醺醺的工人，而不是把责任集中在陆军部的身上，因为后者需要控制这个重要的行业。劳合·乔治的自由党选民（主要是非国教派）与禁酒运动密切相关，所以，对饮酒采取强硬路线对他个人是有帮助的，甚至在战争的早期，就已经有足够多的醉酒和旷工的报道来刺激政府采取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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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8月，议会通过了一项法律，允许地方当局控制酒馆的营业时间，但此举只能在发生骚乱的情况下实施。1914年11月，由马尔博罗公爵夫人率领的代表团会见了内政大臣麦克纳，要求政府“立刻采取措施，以便处理女性饮酒人数不像样的增长”。[32]几位贵妇告诉内政大臣，她们认为——不清楚是基于什么样的理由——开始喝酒的女人一般会在早上喝酒，所以，她们要求他禁止酒馆在中午之前开业。他告诉她们，他觉得自己无法就这样一项举措获得议会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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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税收增加了，但在军工厂和与军火生产有关的其他工厂（如纺织厂和机械厂）里，工作时间延长了，这意味着可支配的收入有所增加。这些增加的收入大部分花在了饮酒上。不管怎样，统计数据确实证明，不仅是女性饮酒的情况增多，而且这种增多是在全国的总体饮酒量下降的情况下出现的，毫无疑问，这是因为目前众多男性受到军纪的约束，而女性正在从受到严密监督、薪酬微薄的家政服务行业进入工厂。在2月28日的班戈会议上，财政大臣说，“饮酒造成的损害……比所有德国潜艇加起来还要大”。[33]这个演讲不仅在酒饮行业，也在担心禁酒令的公众之中引起了巨大的不安。报界被告知，这次演讲是一次警告，而不是威胁，但是，劳合·乔治打算满足自由党长期以来的愿望，即控制托利党支持的酿酒业，同时声称这样做是出于爱国理由。问题是如何做到这一点，同时即不惹恼饮酒人士，又不损害财政部的收入，或者不会对私人企业进行不可接受的干预。阿斯奎斯夫人——她声称自己几乎滴酒不沾——“强烈反对这个举措，既对那些不喝酒的工人充满了同情，也对那些‘想要从可怜人的手中夺走啤酒’的人充满了愤慨”。[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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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合·乔治向国王——他私下里称国王为“我可怜的德国朋友”——建议，如果国王在战争期间放弃喝烈酒，并在所有王室宫殿里实行这个规定，那么全国将会效仿。[35]国王同意了：但凡有可能，他都会小心翼翼地做出爱国的姿态。在公共场合，他现在只穿军装或海军制服；他已经减少了自己的社交生活，放弃了外出就餐；在战争的最初几天，当粮食恐慌达到顶峰时，白金汉宫宣布，在此期间王室只吃普通的食物。王室做出牺牲的先例早已有之。他在日记中热情洋溢地写道：“我完全支持采取严厉的措施，并赞成在战争期间禁止饮酒。”[36]阿斯奎斯不打算戒酒，他为此感到不安。有传言说他是一个酒鬼，这种说法是基于对“酒鬼”这个词的宽泛定义：他确实大量饮酒，就像他那个时代和那个阶层的大多数人一样，而且他确实喝得太多，超过了妥善处理国家大事所需限定的理想水平。[37]随着压力的增加，他的酒精摄入量也增加了，同僚们偶尔发现他的体力衰退。1916年夏天加入内阁的克劳福德勋爵说，64岁的阿斯奎斯“表现出一副令人昏昏欲睡的样子——他的双手颤抖，双颊下垂”，“他的眼睛湿湿的，他的五官在神经质地抽搐”。[38]劳合·乔治告诉阿斯奎斯，他当然可以享有医疗费用豁免。丘吉尔也在通往这种状态的途中，他说，如果被迫戒酒，他也会向医生进行咨询。劳合·乔治被认为是一个绝对禁酒者，他在19岁的时候就签署了禁酒誓约，并且他高度依赖非国教派的支持。不过，他一生适度饮酒，而且他似乎认为敦促国王也发誓戒酒并没有任何虚伪之处，然而，作为一个已经发过誓的人，他却有组织、有计划地违背了不喝酒的诺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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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大臣将自己置于这个国家的自我牺牲精神的最前沿，但他自身却没有做出太多的自我牺牲。他在演讲中说：“我们正在与德国、奥地利及喝酒作战，在我看来，在这三个致命的敌人中，最大的敌人是喝酒。”[39]卫理宗的循道会教堂的禁酒部非常喜欢这句话，于是制作了一幅海报，贴满全英国，以便宣传这句话。4月1日，报纸刊登了一封信，宣布国王、他的家人和王室将从4月6日起停止饮酒，直到战争结束。基钦纳宣布他也将效仿。劳合·乔治和麦克纳签署了禁酒誓约，英国国教也发出了“节制”饮酒的官方呼吁。英国首相的女儿伊丽莎白·阿斯奎斯（Elizabeth Asquith）在谈到基钦纳时说，“无论是战争开始时的撤退，还是新沙佩勒（战役），都不会像喝了3天的柠檬汁那样对他的精神造成严重影响”。[40]欧克·阿斯奎斯正在跟随皇家海军分队前往达达尼尔海峡，途中，他给父亲发了一封电报，上面写着：“据报道，戒酒的做法正在蔓延，这让我们既警惕又惊喜。愿您坚持到底。”[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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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没过多久，国王开始方寸大乱，因为其他公众人物都没有真正以他为榜样，而且他对其他大臣没有效仿他的做法感到特别愤愤不平。他让斯坦福德汉告诉劳合·乔治推迟颁布禁酒令，但劳合·乔治告诉他不可能。随后，国王向阿斯奎斯夫人抱怨说，除非政府通过“关于这个问题的严厉立法”，否则他永远不打算戒酒。[42]他对劳合·乔治处理禁酒誓约的方式感到非常生气，恶语不断。一年多后，在向劳合·乔治的前任次官亚瑟·李（Arthur Lee）授予爵位时，国王对李说道，劳合·乔治“劝说他在战争期间戒酒，以作为表率，但不幸的是，公众没有回应，他感觉自己被愚弄了”。[43]在公共场合，大多数时候国王都无视这一誓约。国王偶尔会将酒精用于医疗目的，比如1915年的晚些时候，他在视察军队时从马上摔了下来并受了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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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虽然劳合·乔治希望发布禁酒令——阿斯奎斯认为禁酒令会导致大罢工——但国王不答应。之后，他又寻找其他方法来控制酒的消费，他认为政府应该买下所有的酒馆，首相对这个建议“完全不认同”。[44]在那之后，他尝试大幅提高酒类税，但未能取得一致同意。而后，他想将酒饮行业国有化，以控制酒的生产和销售，这将花费纳税人2.5亿英镑。阿斯奎斯告诉斯坦利小姐：“我警告过他要小心行事，我认为国家垄断酒饮行业是政治上最危险的事情。”[45]然而，在听说了这个提议后，劳在4月7日给劳合·乔治写信，并说道，如果这样的措施被认为是“成功开展战事活动所必需的”，那么他的政党（该政党获得酿酒商和制酒商的资助）将会给予支持。[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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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政府还是采取了一些措施来控制饮酒。1915年5月中旬，政府颁布了《保卫王国法案》的修正案，允许政府在任何被认为是对生产或运输战争物资至关重要的地区对酒类的销售实施特别规定。政府还建立了一个中央酒类控制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及其执行的政策在极大程度上减少了酗酒，被认为是战争期间实施的最有效的官僚主义行动。此外，酒类销售许可法——它是20世纪大众生活的祸根——诞生了，在执行这些法律的同时，委员会下令生产酒精浓度很低的啤酒，并限制外卖酒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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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不是禁酒运动的终点。在该年的暮春时节，劳合·乔治试图提高酒类税，这给政府带来了麻烦，要不是阿斯奎斯当时在越来越多的领域陷入了困境，他本可以摆脱这些麻烦的。4月29日，财政大臣在下院谈到了政府的饮酒政策，以及他对执行这项政策所负有的“令人困惑和不愉快的”的职责。[47]他声称，在阻碍生产力发展的众多因素中，饮酒排在第三位，排在劳工流动性和可用性限制，以及工会的限制性做法之后。他声称，多亏了《保卫王国法案》以及他与工人代表的谈判，另外两个因素已经得到了解决。现在只剩下饮酒了。一名海军上将报告说，在一家拥有135名装配工的造船厂，周一只有60人全天工作。在接下来的四天里，分别只有90人、86人、77人和103人前去上班；在和平时期，正常轮班期间的工时本应为7155小时，现在只有5664.5小时，损失了30%，况且现在并非和平时期，战争要求工人尽最大努力工作。[48]综观全国，在私营工厂和造船厂的每1000名工人中，就有493名工人的每周工作时间低于45小时，这是灾难性的：工资的上涨非但没有激励工人，反而使情况变得更糟，因为工资增加使得他们有更多的钱拿去喝酒，并减少了他们的加班需求。另一方面，根据劳合·乔治的说法，在皇家军工厂，男性每周工作长达80个小时，劳合·乔治未对此做出任何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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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宣布将葡萄酒的税费增加三倍，并对高浓度啤酒征收附加税。他提议将烈酒税增加一倍。由于含气葡萄酒的税费从每加仑2先令6便士上调至15先令，使得一瓶上好香槟的价格将升至1英镑——事实上，啤酒价格的上涨之所以看起来不那么像一场类别之争，并不是因为泰恩赛德（Tyneside）造船厂的工人在酒类饮品方面做出的选择。“四便士麦芽酒”——之所以这么叫，是因为长期以来它的价格一直都是每夸脱4便士——的价格在第一次战争预算中曾上涨到每夸脱6便士，现在将升至8便士，在不到6个月的时间里价格翻了一番。高浓度的啤酒（比如吉尼斯黑啤酒或巴斯啤酒）将会更贵。一瓶像样的红葡萄酒将从2先令6便士上涨到4先令，威士忌将从4先令6便士涨到7先令。更有争议的是，对于销售酒类将“有损于”当地工厂的产出或当地驻军健康的地区，政府将在这些地区关闭酒馆或者限制烈性酒和高浓度啤酒的销售，但政府将对生活因此受到损害的人给予补偿。[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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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工党的报纸《公民日报》（Daily Citizen）说，这篇演讲是“有史以来听到的对工人阶级的最全面控诉”，英国工人被描绘成“醉鬼……故意把自己的国家出卖给敌人”。[50]《泰晤士报》称，这让我们“不可避免地推断”，政府“为了掩盖自己的缺点，在诽谤整个工人阶级”。[51]该报声称，最喜欢喝酒的是临时工，而不是技术工人，并且只有在行情好时，他们才负担得起过量饮酒。但是，该报明白，在战争时期纵酒的后果可能非常可怕，因此，它支持对烈性酒征收重税，并支持对重要工厂高度集中的地区实施特别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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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合·乔治的措施不仅激怒了工人阶级的权利保护者，还受到了统一党和爱尔兰民族主义党的攻击。统一党除了与酿酒业有联系外，还认为他提出的对葡萄酒增税的建议损害了与英国结盟的法国出口商的利益。而爱尔兰民族主义党认为，该措施将威胁威士忌贸易和爱尔兰农民。雷德蒙谴责劳合·乔治的提议“实际上是要彻底摧毁爱尔兰的一个伟大行业”。[52]他说，劳合·乔治未能证明对爱尔兰实施这些措施是“必要的”。爱尔兰报界一致持敌对态度，并预测制酒厂、酿酒厂将关闭，并将发生骚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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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对酒类征税计划的合理性进行证明，5月2日，政府发布了一份名为《糟糕时期船舶制造、军需和运输领域的报告和统计数据》的财政部白皮书。根据高级海军军官的调查，报告详细描述了位于泰恩和克莱德的各个造船厂因饮酒导致的延误。尽管统一党人和他们的报界支持者认为报告中的一些内容存在争议，但它确实暴露了造船厂的某些限制性做法，这种做法导致生产率如此低下。这就是“黑色班组”制度。工厂向组长支付班组工人的工资。如果组长身体不舒服（比如说因为酗酒），那么其余的人都不用工作。组长通常会带他的手下去酒吧，分付工资，然后每人买一杯酒。一个班组的人喝得烂醉如泥，这已经够糟糕的了，如果几个班组受到影响，那么损失将是巨大的。一位工厂检查员说，工资增加了，但工人们“还没有学会如何明智地支配他们的工资，这些钱大部分都被浪费掉了，因为除了喝酒，他们没有可以花钱的兴趣爱好，也没有可以花钱的地方”。[53]报告中还提到，监督船舰生产的官员提出请求，要求确保酒馆一直关闭到上午10点，因为在上班前，男人们会从大清早就开始喝酒，克莱德区的监管负责人甚至提倡禁止销售烈性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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酿酒商、制酒商和他们的政治客户发誓要抵制税收。下院必须进行投票表决，鉴于爱尔兰人的愤怒，这些税收能否通过还远未可知。都柏林发生了抗议活动，声称征税违背了尚未起作用的《爱尔兰自治法案》的精神。由于全球三分之一的香槟产自英国，以及英国失去了比利时和俄国等出口市场，劳合·乔治提议的额外税将产生毁灭性的潜在影响。波尔多也发生了强烈抗议。法国议会向法国外交部提出正式控告，并敦促它与伦敦讨论这个问题。澳大利亚也在抱怨，担心这会损害南澳的葡萄酒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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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舰队的指挥官杰利科也为支持征税的说法进行声援，他说，海军因为糟糕的工作习惯而处于危险之中。在听说克莱德的男人们拒绝在星期六和星期三的下午工作，并且星期三常常休息一整天后，他说，“无论如何，这些劳工方面的难题会延误我的驱逐舰的入坞和改装，而且花费的时间将是所需时间的两倍”。[54]杰利科的言论激怒了泰恩赛德的工人，他们将原因归咎于造船厂的老板未能重新分配商船上的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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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支持是白费力气。5月4日，在公布预算（该预算不会进一步增加税收）之前，劳合·乔治安排向报界透露将削减税收的消息，这惹来了如洪水般的咒骂。政府将推迟提高啤酒税，并且将不会征收葡萄酒税——此类税收旨在证明征税并不是针对某个类别进行的。不过，劳合·乔治决心对烈性酒征税，而爱尔兰人坚决认为不应该征收此类税费。但是，在5月7日与酒饮行业进一步谈判后，所有的新税都取消了（在公布之前，阿斯奎斯夫人曾向她的丈夫预言过这些税将会被取消），但禁止出售酒龄低于三年的烈性酒——这些酒浓度更高、更便宜，因此工人们买得起——所有这些烈性酒将被强制放在仓库中。不过，政府建议对军工厂周围的酒类销售点进行控制，这个建议获得批准。据估计，由于获得含酒饮料的难度加大，到了1918年，酒的消费量减少了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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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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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限制饮酒来提高生产率是一项有用的措施，但是，为了使重要的实业公司达到战时所需的产量，还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随着大批男性参军，人们将注意力转向了优秀女性如何为战争做出贡献；在很多情况下，此举需要打破根深蒂固的偏见。农民们仍然对女性是否有体力来承担农业劳动存有疑虑，他们更愿意雇佣因为年龄太小而不能参战的男孩。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政府却因为对想要参军的公务员设置障碍而受到指责。很明显，女性可以接受与诸多公务员工作有关的培训，然而，《泰晤士报》报道称，“对于这些职位，人们对用女性代替男性是否切实可行表示怀疑”。[55]虽然国家处于紧急状态，但各部门的领导仍然不愿意向女性开放哪怕是最初级的职位，很显然，这是怀疑她们能否在智力方面与男性基层官员旗鼓相当。尽管不久后政府将带头推动妇女在国有军工厂就业，但许多私营军火企业仅把雇佣妇女作为最后的手段。为了鼓励雇主们认识到女性可以接受培训，以便从事一项需要技能的工作，这样便可以让男性去参加战斗，政府发起了一场被称为“再教育”的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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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7日，贸易委员会宣布，它希望女性能够通过职业介绍所——其保留了招募岗位的登记册——自愿参加与战争有关的工作。1911年的人口普查显示，年龄在15岁到54岁之间的英国女性有1565.0778万人，其中只有550万人有工作。[56]在头八天里，有将近2.1万名女性前来报名，其中三分之一来自伦敦。截至4月16日，有4.7万名女性自愿报名，其中8000多名正在寻找军工方面的工作。[57]许多女性来自于被称为“中产阶级和富人”的有钱人家，其中许多人表示希望在军工厂工作。[58]其他人则表示愿意开出租车或大蓬货车，或者代替男性在政府机构工作。铁路公司想要招聘女性雇员，虽然不是招聘她们当司机；零售商则招募女性到店里工作。大多数工厂都将技术类工作留给了男性，战争开始打破这些壁垒。国家没有强迫私人雇主雇用女性，也不需要这样做，因为没有女性，企业很快就会无法运行。不久后，妇女组织在其成员中发起了招募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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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篇“由一名女记者”撰写的文章中，《泰晤士报》承认：“大量有能力的女性正走出大学……她们担任议会议员和其他公职人员的秘书，她们能够担任这些职位，而这些职位通常只留给那些毕业于牛津大学或剑桥大学、既没有工作经验也不热爱工作的年轻人。”[59]工人阶层的女性也有很强的适应能力。“男性垄断”的餐饮行业决定为女性提供课程，此外，1911年的人口普查发现，有4名女性担任砌砖匠，所以一切都是有可能的。她还写道，“建议让女性代表来填补议员队伍中的诸多空缺，这也许会让贸易委员会的主席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但是，这种暂时性的尝试将会有其用处”。招募女性加入劳动大军，以及她们对战事做出的不可估量的贡献，将成为妇女获得选举权的无法争辩的最终理由。1915年4月，格拉斯哥市进行了一项实验，让女性充当电车售票员，这项实验宣告成功，很快，其他地方也纷纷效仿，农业学院开始培训妇女从事较为轻松的农活。虽然并非所有女性都适合从事体力劳动（尽管基钦纳告诉阿斯奎斯，他曾在桑给巴尔看到妇女往船上装载货物），但现在，强烈反对女性拥有选举权的首相开始意识到，女性也可以从事一些工作，以便让男性解放出来，即便不是为了让他们服役，也能让他们从事更加粗重的体力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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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作为一种尚未开发的人力资源，女性也给社会带来了它不愿面对的挑战——维多利亚时代遗留下来的过分拘谨的作风还没有被根除——现在，政府不得不面对这些挑战：“预计这个国家将有大量的未婚妈妈。”[60]1915年1月，内阁对此进行了讨论。坎特伯雷大主教兰德尔·戴维森表示，他不赞成与士兵同居并与士兵生孩子的未婚妇女得到的帮助同已婚妇女得到的帮助一样多。“虽然大主教似乎不希望她们或她们的孩子挨饿，”劳合·乔治的情妇弗朗西丝·史蒂文森说道，她对这些事情有着深刻的见解，“但他又不希望她们被公认为应当得到救济。”[61]对这种关系略有了解的劳合·乔治主张，每一个以妻子身份与士兵一同生活的女性都应当得到平等对待，他赢了，这促使戴维森告诉政府，此举“对婚姻关系造成了致命打击，（是在）鼓励不道德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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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晤士报》被这场剧变的社会影响吓了一跳，担心“一股情绪激动的妄言浪潮已经开始，而且人们说的很多话都是在颠覆道德原则和国家根基”。这波私通潮的后果似乎无法低估。“妄言”指的是有人认为“在马恩河和蒙斯河作战的士兵”是将出生的孩子的父亲。该报称，这是真的，“但只是在极少数情况下”，人们在“满口胡言地”谈论“我们死去的英雄的孩子”。牧师安德鲁·克拉克在埃塞克斯教区的隐居处记录道：“在士兵们驻扎的切姆斯福德、霍尔斯特德和特林，与这些地方年轻女性的不道德行为有关的邪恶传闻传到了我的耳中。在今天下午举行的母亲会议上，担任领导的妇女们确认，今年这三个地方的私生子数量将令人震惊，这些数字不仅打破了纪录，还令人难以置信。”[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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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晤士报》继续写道：“在战争爆发引起的激动中，许多年轻女孩失去了平衡。她们需要这样一种反常的行为来揭示父母控制力的减弱、信仰的衰落、理想的堕落，以及教会在某些方面的不作为在多大程度上削弱了对她们的约束。”该报的观点并不宽容。“这些人需要怜悯和帮助，而不是谴责，但我们不能愚蠢地为所发生的事情找借口，这样是解决不了问题的。”该报宣称，“对这些女孩和妇女的悲惨处境负有责任的战斗部队要么属于本土防卫军，要么属于新成立的军队”。人们指责为军队安排宿营的城镇过于拥挤，这为私通提供了机会。英国成立了一个战时婴儿和母亲联盟，并宣布到1915年4月，它已经处理了4000多起案件，为这些婴儿和母亲发放食物补贴。它在全国范围内呼吁筹集资金。卡莱尔主教对这个问题进行说教，并指责家庭没有负起训导的责任；萨里郡的副主教宣布，他将请求即将召开的宗教会议关注“提供管理良好的产房的必要性，在这些产房中，未婚女孩可以因为分娩而入住，并可以接受与自我管控和洁生自好有关的教导”；迟做总比不做好。[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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