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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奉律法者担心这样的孩子是否可以获得合法权利，但授予合法权利将对继承法产生影响，而且取决于知道孩子父亲的身份。国家对这些妇女和儿童提供的援助不受欢迎，因为人们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女孩的父母本来应该把她赶出去。“我们已经在削减对婚姻关系的特殊认可方面走了很长一段路，在很大程度上以及在现实中，婚姻关系都是国家的整体结构所依赖的基石，”《泰晤士报》继续写道，“如果每一位女孩（这些女孩跟她们称为士兵的未知男子生孩子）都能得到国家的补助，那么我们的社会状况将会发生一场几乎不可想象的剧变。实际上，我们要说的是，未来的每一场战争都将是一个信号，表明国家将滥发许可证，而国家将为此付出代价。”第二天，该报又回到了这个话题上，暗示如果能够证明某个士兵是私生子的父亲并且已经死亡，那么孩子可以得到一些补助，但是，父母没有义务抚养成年的女儿，并且雇主完全有权利解雇她们，“不能为了荒淫的行为而废除”这些严苛的权力，这似乎有些残酷。[64]该报认为，任何法律上的变通都应当保持在最低限度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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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话题在议会上又被提起，但遭到了冷遇，理由是那些在报纸上报道这个话题的人显然沉迷于性。统一党议员詹姆斯·霍普（James Hope）问道：“为了妥善处理在报纸上报道这个话题的、患有性歇斯底里症的作者们，修订精神失常法不是更加重要吗？”[65]伯特兰·罗素收到一封信，来自他的导师乔治·桑塔亚纳（George Santayana），这封信让他觉得很好笑。桑塔亚纳曾在西班牙的一家报纸上读到关于“战时婴儿”的报道，他在信中写道：“基钦纳在组建军队的过程中创造了爱。对于一个以前只知道结婚的国家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变化。”[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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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即使妇女大量涌入重要的工作岗位，也不足以满足军队对男性的需求。11月初，每天大约有4000名男子参军，陆军部将规定身高从5英尺6英寸[67]降至5英尺3英寸，以便能够招募到更多的士兵。服装厂和军工厂夜以继日地工作。但是，5英尺3英寸这个标准还不够矮。由于工人阶级长期营养不良，如果不放低身高和胸围的标准，那么将难以招募到足够的士兵。于是标准放宽了，随之出现了“矮脚营”，士兵身高不足5英尺3英寸，胸围不到34英寸。最初，政府允许拥有大量工业人口的四个城镇（曼彻斯特、利兹、伯肯黑德和伯里）建立这样的军营。经过一番抗议，1915年2月，该方案扩展到了格拉斯哥和爱丁堡。到了2月下旬，一些军团的士兵身高已经低至5英尺1英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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拖累募兵的另一个因素是，许多人不愿意参军，因为他们的家庭靠着向妻儿发放的军属津贴无法过活，此外，虽然许多雇主承诺战后为男人们保留工作岗位，但其他雇主却没有这样做。丘吉尔就此事劝说劳合·乔治，称这种情况是一种“耻辱”：“任何士兵的妻子都不应当靠着慈善施舍才能生活下去。”[68]男人们担心他们从前线回来后将失业，或者在作战行动中被杀，从而让家人陷入贫困。为此，政府还同意向有亲属（例如母亲或祖母）需要抚养的未婚男子提供津贴，以便鼓励他们应征入伍。不管怎样，工会声称，如果制定更慷慨的津贴制度，那么就不必声嘶力竭地呼吁人们参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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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逃避责任者”，人们义愤填膺，以至于德比建议，应当给那些志愿参军但被发现不合格的人，以及那些正在从事重要工作或等待穿上制服的人颁发徽章。随着关于强制征兵的争论日益激烈，人们开始主动劝说男性参军，甚至在举行足球比赛时，也会有人向人群（和球队）发表演讲。哈里·劳德（Harry Lauder）——国王最喜欢的音乐厅演奏者——在征得陆军部的批准后，带着一队风笛手在苏格兰巡回演出，招募了1000名新兵。为了进一步劝诱人们参军，许多招聘广告特别说明他们只需要不适合参军或年龄太大的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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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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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志愿兵正在接受长达八个月的训练以便奔赴海外服役时，军事局势继续恶化。第一次伊普尔战役[69]瞻前顾后，而新沙佩勒战役让人难堪，在这些战役中，由于缺乏弹药导致未能充分利用早期的战果。在基钦纳上任时，内阁（成员中鲜有人具备军事专业知识）对他心怀敬畏，但这种敬畏很快就消失了，因为他们预料他能迅速取得成功，结果这个愿望未能实现。政客们既没有为新型工业化武器及其可能造成的杀戮做好准备，也没有为消耗战（即堑壕战）做好准备。10月25日，劳合·乔治告诉里德尔——他不只是他那家乏味报纸的老板，还是位于萨里郡沃尔顿希思（Walton Heath）的钦赐住宅[70]的房东，这种安排在今天是不会获得通过的——“他（基钦纳）是个大人物，但他不了解英国人的生活，无论他过去取得过怎样的成就，他都不注意细节，也没能很好地管理手下。他只是个徒有虚名的大人物。”[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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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天后，在内阁会议上，劳合·乔治斥责基钦纳未能在志愿兵中组建爱尔兰军团和威尔士军团，他认为组建这些军团将有助于士兵招募，但基钦纳对此持怀疑态度。他争论说，如果基钦纳不接受威尔士军团，那么士兵们不应在列队行进中或军营里说威尔士语。这并不是他们的第一次争论。一个月前，当基钦纳抱怨将非国教派牧师派往前线时，劳合·乔治不适宜地将这种情况与锡克教徒和廓尔喀人进行了比较，因为后两者可以在军队里拥有和自己信仰相同的牧师。“如果你打算派一支由英国国教徒组成的军队上前线，就直说吧！”劳合·乔治宣称，“但是，你不能带着半个国家上战场”。[72]基钦纳做出了让步，但是，这一次，他告诉阿斯奎斯，“纯粹的威尔士军团是不可信任的，（他说）他们常常粗野无礼，不服从命令，应该在军团中注入些英国兵或苏格兰兵，以便使他们更强大”。[73]陆军部未能妥善管理军属津贴，引发了麻烦，劳合·乔治就此对基钦纳进行了抨击。当基钦纳对别人的指责感到愤怒时，他会提醒自己必须像其他人一样接受批评。基钦纳意识到了另一个更为严重的问题：10月29日，在与劳合·乔治发生争吵后的第二天，他告诉阿斯奎斯，他认为双方很快就会耗尽弹药。他估计，双方每天使用的弹药是之前任何战役的七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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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迫切需要士兵，阿斯奎斯夫人认为基钦纳对待变革和创新的态度证明了他的“愚蠢和缺乏想象力”。她曾问过基钦纳，皇家骑兵卫队阅兵场（从她的卧室窗户可以看到）的募兵站是否应该搭建一个帐篷，这样男人们就不必在雨中排队了。是否应该安排一支军乐队在旁边演奏，这样“热泪盈眶的女人们就会觉得他们是英雄”。[74]当劳合·乔治没能说服基钦纳建立威尔士军团时，他开始对基钦纳挥舞拳头，并对他说：“你真以为自己是个独裁者吗？你只不过是18名成员中的一员！”据说这位陆军元帅一边指着陆军部的窗外，一边回答说：“好吧，如果你认为你能比我做得更好，那么你来做。”他带着一丝怨恨向劳合·乔治让了步，很快，他们似乎又和好了，尽管双方的感情是表面化和形式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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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给大臣们——尤其是阿斯奎斯——更多时间思考，从11月初开始，内阁会议从每天一次改为每周三次。目前，海军问题是首要考虑的问题。基钦纳认为，在欧洲大陆遇到阻碍的德军将试图入侵英国。这个论点与其说给人带来了恐惧，不如说给人带来了希望：大臣们和长官们认为，任何入侵企图都将以德国海军的溃败而告终，都将巩固英国的海上霸权，打击敌人的士气，并朝着胜利迈出重要的一步。在获得大舰队的指挥官、海军上将约翰·杰利科爵士的全面批准后，费希尔的首要任务之一就是把战舰开进北海南部和英吉利海峡，以应对任何入侵企图。然而，掌握制海权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德国广泛布雷，不仅击沉了“大胆”号，也击沉了几艘较小的船舰和商船。皇家海军扫雷舰在北海清扫出“安全”的航道，并告知哪些航道是友好船只可以使用的，哪些是供海军巡逻的，但是，德国U艇仍在多佛海峡击沉英国船舰，例如10月31日“赫尔墨斯”号（HMS Hermes）巡洋舰被击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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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人们持续担忧英国是否有能力打一场胜利的陆战。阿斯奎斯对西线局势的担忧导致了他与军队关系紧张，这让基钦纳从军人变成了政客，处在了招人怨尤的境地。更糟糕的是，军队内部也关系紧张。弗伦奇听说政府对他失去了信心——这是不真实的，尽管他和基钦纳（他俩同为高级军官，也是两兄弟）的关系不好——于是，他把副官弗莱迪·盖斯特（Freddie Guest）——一位自由党议员，也是丘吉尔的堂弟——送回伦敦，以表达他的不满。对此，阿斯奎斯写了一封长长的赞美信，竭力安抚他。不幸的是，弗伦奇对英国远征军的指挥在内阁中遭到了攻击，基钦纳立刻提出用将军伊恩·汉密尔顿爵士（他在英格兰南部指挥反入侵部队）取代弗伦奇，所以，弗伦奇的担忧是有道理的。更糟糕的是，盖斯特向阿斯奎斯汇报的前线战况“令人震惊”。[75]报纸上充斥着在前线阵亡的正规军军官的简短讣告，其中许多人是在威斯敏斯特和白厅参与战事的人所认识的，而且被屠杀的士官和士兵的人数遭到了低估。损失如此之大，以至于“现在一个军团的人数只比一个师多一点”，而增援部队需要花费很长时间才能到达前线。汉基（阿斯奎斯对他寄予极大的信任）告诉阿斯奎斯，英国远征军需要休息，而这只有在法国军队给予支援的情况下才能实现——但这似乎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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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初，阿斯奎斯极度依赖充当精神科社工的维尼夏·斯坦利，并于11月18日向她抱怨说，“我感到非常孤独”，他试图重新确立自己对战事的指挥。[76]为了精简决策流程，他让军事委员会成为一个更加正式的机构，并将其名称改为“作战委员会”。到目前为止，该委员会的组成人员都是阿斯奎斯想要的人——也就是当他需要讨论事态发展时，碰巧在他身边的大臣或长官。现在，该委员会由他领导，成员包括劳合·乔治、格雷、丘吉尔和基钦纳。丘吉尔担任海军大臣，基钦纳担任帝国总参谋长。作为向反对党做出的让步，贝尔福——因为阿斯奎斯看重他的经验——也被邀请加入。汉基担任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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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战委员会并非一个逐日开会的决策机构，而是一个根据需要召开会议的机构。和内阁会议一样，委员会的会议通常没有议程，这让汉基很恼火。[77]到1915年3月，人数增加到了13人，主要是因为阿斯奎斯不愿意拒绝那些觉得自己被排斥的同僚。它经常重复内阁举行过的讨论，但拥有“一群不同的观众”——正如埃德温·孟塔古（他于1915年2月初作为兰开斯特公爵领地事务大臣加入内阁）所说的那样。孟塔古认为，该委员会“应该被其政治成员用来坦率地听取军事专家的意见”。他告诉汉基，阿斯奎斯应该将此作为委员会的具体宗旨。[78]由于奥斯曼帝国与德国结盟，以及土耳其袭击了俄国的黑海海岸，11月5日，英国和法国对土耳其宣战，事情变得更加复杂。军队（包括来自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一船一船的士兵）被派往埃及，以作为对抗土耳其的潜在力量，防止他们攻击苏伊士运河（在2月初，土军就这样做了，这对英军来说是一场灾难）。随着海军在南太平洋和大西洋进行遭遇战，战争扩展到了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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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德两军之间的僵局使政治阶层分成了东线派和西线派。东线派以劳合·乔治和丘吉尔为首，他们受到爱国主义的驱使，看到了加速结束战争的机会，巧合的是，这个机会对他们有利，他们认为攻击应该转移到东线，集中在德国的盟友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帝国的身上。西线派由阿斯奎斯和基钦纳领导，包括大部分军队高层，他们认为只有在西线才能赢得战争，从西线抽调军队去另一个战场，只会让德军占领法国，尤其是在能把第二条战线的战斗交给奥地利人或土耳其人的情况下。一些大臣（尤其是劳合·乔治）希望英国派兵保卫塞尔维亚，阿斯奎斯担心战线拉得过长，并意识到佛兰德斯的情况是多么不堪一击，于是抵制这种做法。英国也有可能从奥斯曼帝国的手中夺取巴勒斯坦，使其成为英国的保护国，并鼓励犹太人在那里定居。去年11月，威尔斯曾在《每日纪事报》上刊登的一封信中提到了这一点，而英国犹太复国主义者的领袖哈伊姆·魏茨曼（Chaim Weizmann）也招募了第一位犹太裔内阁大臣塞缪尔来支持这项事业。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英国的反犹太主义者也拥护犹太复国主义，把它作为将犹太人从英国社会驱逐出去的一种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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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下定决心要在高加索地区帮助俄国，但是，所有这些援助都将以西线的战斗作为代价。10月7日，阿斯奎斯（他是坚定的西线派，一开始与劳合·乔治在战略上产生分歧）在帝国防务委员会的会议上指出，已经对德军入侵英国的问题进行了讨论，但是，“大家一致认为，目前不太可能发生这种事，这样也好，因为在今后的两个星期里，我们在国内的正规军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少”。[79]1914年，当政客们回家过圣诞节时，东西线的争论就像战争一样深入人们的脑海。无论是否开辟新的战线，都需要更多的炮灰：募兵的年龄限制最初是30岁，后来提高到35岁，接着提高到了38岁。当时，军队已经排除了德国人企图入侵英国的可能性，只是担心会发生由多达1万人发起的零星袭击。虽然本土防御部队是必不可少的，但政府别无选择，只能向法国派遣更多的正规军。每一项军事考虑都会产生严重的政治后果，这类难题将拓展政客们的能力，因为对他们来说，这是前所未有的情况。正如在随后的达达尼尔海峡战役中所表明的那样，除非进行妥善规划，否则任何战略都不可能奏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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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吉尔继续烦扰阿斯奎斯，阿斯奎斯让他专注于作为海军大臣的职责。在英国于1914年11月5日对土耳其宣战后，也许是因为这次宣战，丘吉尔对东线战略更加执着。这促使丘吉尔提出建议，阿斯奎斯将这个建议称为“针对加里波利（Gallipoli）和达达尼尔海峡的英勇冒险，我完全反对”。[80]这是丘吉尔在去年8月（在土耳其成为正式敌人之前）谈到的一个想法的复燃，即迫使达达尼尔海峡成为抵达并占领君士坦丁堡的一条途径。1914年底，汉基认为开辟第二条战线是有益的，于是该计划得以成形。在1915年1月7日的作战委员会会议上，该计划得到了劳合·乔治的支持，他在会议上主张，有必要“从其他方向攻击敌人”。[81]丘吉尔说服海军中将萨克维尔·卡登（Sackville Carden）爵士支持该计划。卡登是东地中海分队的指挥官，但作战经验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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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吉尔认为，在攻击奥匈帝国之前，一旦土耳其受到攻击，巴尔干半岛的国家（例如保加利亚）就会奋起反抗土耳其——格雷也持有这种看法。汉基也想让军队对付土军，丘吉尔主张进行一场新的海军战役，但他的想法是从波罗的海突袭德国，这个计划几乎没有什么吸引力，因此他采纳了汉基的建议。他也得到了费希尔的支持，至少一开始是这样。如果海军能够攻入并控制波罗的海，这将允许俄军在距离柏林90英里的地方登陆，但是，这将导致在途中破坏丹麦的中立地位，除非英国能够说服丹麦加入协约国。1915年初，尽管1915年初，海军部正考虑在达达尼尔海峡登陆，但丘吉尔再次迫切要求攻占波罗的海，然而，这个想法没有任何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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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丘吉尔的达达尼尔海峡计划赢得了支持，但他仍然在惹麻烦。他为频繁前往西线寻找借口，他的障眼法开始让基钦纳大为恼火，因为基钦纳担心这些造访会加剧弗伦奇和他之间的冲突。丘吉尔试图在12月访问敦刻尔克，阿斯奎斯明确告诉他，他不应该尝试去造访弗伦奇。就在圣诞节前夕，阿斯奎斯在沃尔默城堡（五港总督比彻姆勋爵曾把城堡借给他度周末）会见了弗伦奇和基钦纳，弗伦奇同意阿斯奎斯关于丘吉尔问题的看法。尽管弗伦奇对海军大臣“怀有好感和钦佩之情”，但他认为丘吉尔的判断“反复无常”。[82]丘吉尔容易激动，而且令陆军大臣颇为烦恼，王位继承人[83]也是这样。12月18日，伊舍写道：“国王告诉我，当威尔士亲王去见基钦纳勋爵，并让他允许自己出国服役时，他对基钦纳勋爵说，‘我有很多兄弟，即使我被杀了也没有关系！’而基钦纳的回答是，‘我不介意你被杀，但我反对你被俘，并且你没有经验’。”[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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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丘吉尔比大多数人更早地认识到了堑壕战中无法预见的问题，尤其是它对作战部队的毁灭性影响。虽然这不能证明他的东线战略是正确的，但有助于解释这个战略背后的想法。基钦纳也开始意识到，在西线发生的事情与他所经历的战役完全不同——他告诉格雷：“我不知道该怎么办。这不是战争。”[85]汉基的想法也和丘吉尔一样。在他们于12月30日分别向阿斯奎斯提交的备忘录中，他们列出了堑壕战的凶残后果。然而，更让人感到不安的是，18个月后，在策划于索姆河发起灾难性的袭击时，他们忽视了这些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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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绵不断的堑壕意味着不可能采取传统的侧面包抄打法——这是基钦纳对“战争”的理解。而且，正如阿斯奎斯告诉斯坦利小姐的那样，“双方目前正在进行的挖战壕行动造成了巨大损失，与所取得的战果完全不成比例”。[86]这些损失是如此之大，以至于12月26日，英国远征军的残余部队被重组为第一军（由黑格领导）和第二军［由将军霍勒斯·史密斯-多林（Horace Smith-Dorrien）爵士领导］。在应对这些挑战时，汉基建议大力开发坦克，使用“汽油弹射器”来粉碎带刺的铁丝网，并保护士兵不受机关枪的射击，这导致阿斯奎斯评论道，“如果我们被迫回到中世纪的做法，那将是很奇怪的”。[87]丘吉尔提出了类似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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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的最后一天，在另一份备忘录中，丘吉尔如实地告诉同僚们：“战争将因为各国的精疲力竭而结束，而不是因为军队的胜利。”[88]然而，他给人留下的印象仍然是享受战争，而不是领悟到了战争造成的损伤。1915年1月10日，他和妻子与阿斯奎斯夫妇一同住在沃尔默城堡。在告诉阿斯奎斯夫人他已经放弃成为印度总督（当时有这样一个职位空缺）的野心时，丘吉尔补充说：“这是活生生的历史。我们所做的一切和所说的一切都是那么惊心动魄。它将被1000代人传阅——想想看吧！不管世界给我什么，我都不想从这场光荣而美妙的战争中脱身。”[89]甚至连丘吉尔也觉得“美妙”这个形容词不合时宜，他恳求阿斯奎斯夫人不要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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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圣诞节，劳合·乔治都在发愁，他起草了一份备忘录，让阿斯奎斯分发给同僚们。他加入了在塞尔维亚和叙利亚开辟新战线的争论。阿斯奎斯开始遭受一连串的批评，这些批评将持续两年，并将导致他的下台。在批评声中，阿斯奎斯要求“采取果断措施以控制局势”。[90]他抨击政府缺乏军事领导，并呼吁召开一系列的作战委员会会议——“偶尔召开的会议只会一无所获”，他说。“目前的僵局持续下去将是非常危险的。”阿斯奎斯当然知道财政大臣正在监视他。这不会是劳合·乔治最后一次试图对重大战略问题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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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阿斯奎斯来说，新的一年开局不利。1月3日，就在担任枢密院顾问的两天后，自由党的首席党鞭珀西·伊林沃斯（阿斯奎斯依靠他来管理政党）突然去世，享年45岁。官方的说法是他死于伤寒，据说他是在吃了一个坏牡蛎后逝世的。他对阿斯奎斯表现出了极大的忠诚，保守了很多秘密。这个损失使得阿斯奎斯更加依赖维尼夏·斯坦利，他仍然每天给她写信，而且措辞越来越激昂。在1915年新年写的两封信的第一封中，他写道，“我亲爱的……在我的生命中，你（总是）无处不在”，这是他典型的示爱情话。[91]四天后，在恳求斯坦利每天给他写信时，他对她说：“我时时刻刻都想着你，你的爱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东西。”[92]那时她刚开始接受护士培训，她最不需要的就是阿斯奎斯提出的令人窒息的要求。如果阿斯奎斯知道她和她的另一位仰慕者孟塔古之间的关系正在升温，他一定会发疯的，不过，他很快就得处理这件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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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劳合·乔治和丘吉尔提出各自的战略时，弗伦奇请求在奥斯坦德[93]和泽布吕赫[94]之间开辟新的战线，以便从后面包抄德国，但被作战委员会拒绝了，因为这个计划需要55个营的兵力和难以置信的大量大炮，他感到很恼火。在当时的情况下，1月12日，基钦纳告诉阿斯奎斯，他手下有175万人，尽管战争只进行了五个月，但伤亡人数达到了8万，尽管人数不足以满足弗伦奇的需要，但一开始的兵力还是令人吃惊的。弗伦奇确信，虽然先前向他做出了保证，但由于他所造成的僵局，一旦基钦纳的第一波军队在4月或5月前得到训练，那么他就会被取代，基钦纳将会成为最高指挥官；这确实是基钦纳一直在考虑的（尽管他后来否认了）并泄露给西线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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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斯奎斯和他的同僚们可能不喜欢这种僵局，但他们缺乏资源来做出改变，统一党对政府的批评正在腐蚀公众的士气。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阿斯奎斯开始对在达达尼尔海峡开辟新战线产生了兴趣。对他来说，两党支持攻打土军也是很重要的。贝尔福认为，一次成功的打击“将把土耳其军队一分为二，它会将君士坦丁堡置于我们的控制之下，它将使我们有机会获得俄国小麦，并使俄国能够恢复出口……它将开辟一条通往多瑙河的通道”。[95]1月15日，作战委员会一致通过了这项计划。卡登制定了作战计划，丘吉尔在1月12日的一次海军部会议上批准了这个计划，并于次日将其交给了大臣们。至关重要的是——考虑到后来发生的事情——在实施这个计划之前，丘吉尔曾就其可行性咨询了海军专家卡登，卡登回答说，他认为达达尼尔海峡不能“迅速攻克”，但是，“调动大量军舰并展开持久战则可以攻占达达尼尔海峡”。[96]1月3日，费希尔对丘吉尔说：“对土耳其发起攻击将会使我们保持优势！——但只有在即刻进攻的情况下才会！然而，那是不可能的！”[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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