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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吉尔继续烦扰阿斯奎斯，阿斯奎斯让他专注于作为海军大臣的职责。在英国于1914年11月5日对土耳其宣战后，也许是因为这次宣战，丘吉尔对东线战略更加执着。这促使丘吉尔提出建议，阿斯奎斯将这个建议称为“针对加里波利（Gallipoli）和达达尼尔海峡的英勇冒险，我完全反对”。[80]这是丘吉尔在去年8月（在土耳其成为正式敌人之前）谈到的一个想法的复燃，即迫使达达尼尔海峡成为抵达并占领君士坦丁堡的一条途径。1914年底，汉基认为开辟第二条战线是有益的，于是该计划得以成形。在1915年1月7日的作战委员会会议上，该计划得到了劳合·乔治的支持，他在会议上主张，有必要“从其他方向攻击敌人”。[81]丘吉尔说服海军中将萨克维尔·卡登（Sackville Carden）爵士支持该计划。卡登是东地中海分队的指挥官，但作战经验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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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吉尔认为，在攻击奥匈帝国之前，一旦土耳其受到攻击，巴尔干半岛的国家（例如保加利亚）就会奋起反抗土耳其——格雷也持有这种看法。汉基也想让军队对付土军，丘吉尔主张进行一场新的海军战役，但他的想法是从波罗的海突袭德国，这个计划几乎没有什么吸引力，因此他采纳了汉基的建议。他也得到了费希尔的支持，至少一开始是这样。如果海军能够攻入并控制波罗的海，这将允许俄军在距离柏林90英里的地方登陆，但是，这将导致在途中破坏丹麦的中立地位，除非英国能够说服丹麦加入协约国。1915年初，尽管1915年初，海军部正考虑在达达尼尔海峡登陆，但丘吉尔再次迫切要求攻占波罗的海，然而，这个想法没有任何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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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丘吉尔的达达尼尔海峡计划赢得了支持，但他仍然在惹麻烦。他为频繁前往西线寻找借口，他的障眼法开始让基钦纳大为恼火，因为基钦纳担心这些造访会加剧弗伦奇和他之间的冲突。丘吉尔试图在12月访问敦刻尔克，阿斯奎斯明确告诉他，他不应该尝试去造访弗伦奇。就在圣诞节前夕，阿斯奎斯在沃尔默城堡（五港总督比彻姆勋爵曾把城堡借给他度周末）会见了弗伦奇和基钦纳，弗伦奇同意阿斯奎斯关于丘吉尔问题的看法。尽管弗伦奇对海军大臣“怀有好感和钦佩之情”，但他认为丘吉尔的判断“反复无常”。[82]丘吉尔容易激动，而且令陆军大臣颇为烦恼，王位继承人[83]也是这样。12月18日，伊舍写道：“国王告诉我，当威尔士亲王去见基钦纳勋爵，并让他允许自己出国服役时，他对基钦纳勋爵说，‘我有很多兄弟，即使我被杀了也没有关系！’而基钦纳的回答是，‘我不介意你被杀，但我反对你被俘，并且你没有经验’。”[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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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丘吉尔比大多数人更早地认识到了堑壕战中无法预见的问题，尤其是它对作战部队的毁灭性影响。虽然这不能证明他的东线战略是正确的，但有助于解释这个战略背后的想法。基钦纳也开始意识到，在西线发生的事情与他所经历的战役完全不同——他告诉格雷：“我不知道该怎么办。这不是战争。”[85]汉基的想法也和丘吉尔一样。在他们于12月30日分别向阿斯奎斯提交的备忘录中，他们列出了堑壕战的凶残后果。然而，更让人感到不安的是，18个月后，在策划于索姆河发起灾难性的袭击时，他们忽视了这些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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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绵不断的堑壕意味着不可能采取传统的侧面包抄打法——这是基钦纳对“战争”的理解。而且，正如阿斯奎斯告诉斯坦利小姐的那样，“双方目前正在进行的挖战壕行动造成了巨大损失，与所取得的战果完全不成比例”。[86]这些损失是如此之大，以至于12月26日，英国远征军的残余部队被重组为第一军（由黑格领导）和第二军［由将军霍勒斯·史密斯-多林（Horace Smith-Dorrien）爵士领导］。在应对这些挑战时，汉基建议大力开发坦克，使用“汽油弹射器”来粉碎带刺的铁丝网，并保护士兵不受机关枪的射击，这导致阿斯奎斯评论道，“如果我们被迫回到中世纪的做法，那将是很奇怪的”。[87]丘吉尔提出了类似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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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的最后一天，在另一份备忘录中，丘吉尔如实地告诉同僚们：“战争将因为各国的精疲力竭而结束，而不是因为军队的胜利。”[88]然而，他给人留下的印象仍然是享受战争，而不是领悟到了战争造成的损伤。1915年1月10日，他和妻子与阿斯奎斯夫妇一同住在沃尔默城堡。在告诉阿斯奎斯夫人他已经放弃成为印度总督（当时有这样一个职位空缺）的野心时，丘吉尔补充说：“这是活生生的历史。我们所做的一切和所说的一切都是那么惊心动魄。它将被1000代人传阅——想想看吧！不管世界给我什么，我都不想从这场光荣而美妙的战争中脱身。”[89]甚至连丘吉尔也觉得“美妙”这个形容词不合时宜，他恳求阿斯奎斯夫人不要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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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圣诞节，劳合·乔治都在发愁，他起草了一份备忘录，让阿斯奎斯分发给同僚们。他加入了在塞尔维亚和叙利亚开辟新战线的争论。阿斯奎斯开始遭受一连串的批评，这些批评将持续两年，并将导致他的下台。在批评声中，阿斯奎斯要求“采取果断措施以控制局势”。[90]他抨击政府缺乏军事领导，并呼吁召开一系列的作战委员会会议——“偶尔召开的会议只会一无所获”，他说。“目前的僵局持续下去将是非常危险的。”阿斯奎斯当然知道财政大臣正在监视他。这不会是劳合·乔治最后一次试图对重大战略问题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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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阿斯奎斯来说，新的一年开局不利。1月3日，就在担任枢密院顾问的两天后，自由党的首席党鞭珀西·伊林沃斯（阿斯奎斯依靠他来管理政党）突然去世，享年45岁。官方的说法是他死于伤寒，据说他是在吃了一个坏牡蛎后逝世的。他对阿斯奎斯表现出了极大的忠诚，保守了很多秘密。这个损失使得阿斯奎斯更加依赖维尼夏·斯坦利，他仍然每天给她写信，而且措辞越来越激昂。在1915年新年写的两封信的第一封中，他写道，“我亲爱的……在我的生命中，你（总是）无处不在”，这是他典型的示爱情话。[91]四天后，在恳求斯坦利每天给他写信时，他对她说：“我时时刻刻都想着你，你的爱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东西。”[92]那时她刚开始接受护士培训，她最不需要的就是阿斯奎斯提出的令人窒息的要求。如果阿斯奎斯知道她和她的另一位仰慕者孟塔古之间的关系正在升温，他一定会发疯的，不过，他很快就得处理这件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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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劳合·乔治和丘吉尔提出各自的战略时，弗伦奇请求在奥斯坦德[93]和泽布吕赫[94]之间开辟新的战线，以便从后面包抄德国，但被作战委员会拒绝了，因为这个计划需要55个营的兵力和难以置信的大量大炮，他感到很恼火。在当时的情况下，1月12日，基钦纳告诉阿斯奎斯，他手下有175万人，尽管战争只进行了五个月，但伤亡人数达到了8万，尽管人数不足以满足弗伦奇的需要，但一开始的兵力还是令人吃惊的。弗伦奇确信，虽然先前向他做出了保证，但由于他所造成的僵局，一旦基钦纳的第一波军队在4月或5月前得到训练，那么他就会被取代，基钦纳将会成为最高指挥官；这确实是基钦纳一直在考虑的（尽管他后来否认了）并泄露给西线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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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斯奎斯和他的同僚们可能不喜欢这种僵局，但他们缺乏资源来做出改变，统一党对政府的批评正在腐蚀公众的士气。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阿斯奎斯开始对在达达尼尔海峡开辟新战线产生了兴趣。对他来说，两党支持攻打土军也是很重要的。贝尔福认为，一次成功的打击“将把土耳其军队一分为二，它会将君士坦丁堡置于我们的控制之下，它将使我们有机会获得俄国小麦，并使俄国能够恢复出口……它将开辟一条通往多瑙河的通道”。[95]1月15日，作战委员会一致通过了这项计划。卡登制定了作战计划，丘吉尔在1月12日的一次海军部会议上批准了这个计划，并于次日将其交给了大臣们。至关重要的是——考虑到后来发生的事情——在实施这个计划之前，丘吉尔曾就其可行性咨询了海军专家卡登，卡登回答说，他认为达达尼尔海峡不能“迅速攻克”，但是，“调动大量军舰并展开持久战则可以攻占达达尼尔海峡”。[96]1月3日，费希尔对丘吉尔说：“对土耳其发起攻击将会使我们保持优势！——但只有在即刻进攻的情况下才会！然而，那是不可能的！”[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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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5日，作战委员会召开了批准达达尼尔海峡作战计划的会议，会上，霍尔丹提出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后来成为1915年政治争论的主要议题：所谓的“征兵制”——用他的话说就是“强制征兵”。他采纳了基钦纳的观点，认为战争将是漫长的，大量的伤亡人员使得必须不断地补充兵员。法国征召了所有的成年男子，而德国拥有一支庞大的军队。霍尔丹认为，“根据这个国家的普通法，王国的每一个臣民都有义务协助君主击退对海岸的入侵并保卫王国”，但这个观点没有被普遍接受。[98]霍尔丹是一位相当成功的律师，他承认这种说法没有任何法律依据，但它是“我国宪法所固有的”。当时，人们认为目前没有必要强制征兵，但以后可能会有这个必要，而且如果有这个必要，那么它不仅仅符合这个国家的理念，也是这个国家的理念所固有的。强制征兵需要获得《议会法案》的批准，而这样的法案将与宪法兼容。通常不赞赏霍尔丹的《泰晤士报》宣称，有一种“压倒性”的观点认为，“政府应该动用整个国家的力量和所有可用的武器来打这场仗”。[99]它代表了由寇松领导的卓越的统一党人的观点，现在，他们喋喋不休地说政府不能不加鉴别地继续募兵制。1月28日，兰斯多恩对劳说，“我们必须采取措施，以便明确我们对国王陛下政府的态度。我们不能把事情搁置不理”。[100]寇松向劳抱怨说，也有其他选择，要么敷衍了事，要么组建联合政府，劳回答说：“我很不情愿地得出这样的结论，那就是在此期间，我们唯一正确的做法就是继续走自战争开始以来我们所采取的路线。”[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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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军部，丘吉尔和费希尔的关系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就呈现出剑拔弩张的态势。1月20日，汉基（费希尔的老朋友）造访了阿斯奎斯，向他报告说，第一海务大臣的“心情很不好”。费希尔拥有60年的经验，他本人很喜欢丘吉尔，但这位对海军事务知之甚少的海军大臣否决了他，令他感到不满。[102]费希尔认为，海军的军舰没有几艘在正确的位置，而抽调军舰的计划是不可靠的。前一天，费希尔给杰利科写信说，他担心达达尼尔海峡的行动会抽调“国内决定性的战场紧急需要的”大舰队的军舰。[103]他把自己的担忧告诉了汉基，汉基（尽管他参与了达达尼尔海峡作战计划的制定）向阿斯奎斯传达了这种担忧。就在同一天，丘吉尔向基钦纳承认，“在开始轰炸达达尼尔海峡的要塞之前，我们都不知道事情将怎样发展”。[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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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我认为那老头相当不正常，但我担心他说的有些道理，”阿斯奎斯对斯坦利小姐说。由于费希尔通过汉基向阿斯奎斯表明他反对在达达尼尔海峡开展海军战役，两人的分歧继续加剧。1月21日，在写给杰利科的一封信中，费希尔详细阐述了他的疑虑，他告诉杰利科，他认为这次行动会削弱海军对英国的保护，并且只有在20万军队的支持下才会奏效，他相信基钦纳也持有这一观点。伊舍在日记中写道，费希尔“觉得温斯顿很有才智，但太善变了，他每天都提出不同的计划”。[105]他断定阿斯奎斯是“他俩分歧的仲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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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吉尔指望着基钦纳能在作战委员会给予支持，并指望贝尔福和格雷也能给予支持。然而，费希尔仍持怀疑态度，当作战委员会于1月28日讨论达达尼尔海峡作战计划时，第一海务大臣——他几乎没有参加过会议，因为“我与海军大臣意见不一，并且我认为在委员会面前这样说不合适”——示意要起身离开，但基钦纳说服他，声称他有义务留下来。[106]于是，他“保持了一种倔强的、令人生畏的沉默。他总是威胁要辞职，并且几乎每天都给温斯顿写信，声称他想回到‘在里士满种植玫瑰’的生活”，阿斯奎斯说道。[107]费希尔向汉基、阿斯奎斯和杰利科告知他与丘吉尔之间的分歧，这个做法让丘吉尔感到愤怒，因为这表明海军部的支离破碎、缺少凝聚力。他力图证实费希尔支持他的计划，当1916年达达尼尔委员会就此事询问他时，他声称，如果费希尔没有明确承诺支持他，他不会继续实施这个计划的。[108]阿斯奎斯坚持认为，费希尔之所以反对，不是因为这个计划注定要失败，而是因为（正如他在1月28日上午，也就是在作战委员会于该日下午开会之前对阿斯奎斯所说的那样）他更愿意进攻波罗的海。[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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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令人担忧的是，费希尔——关于达达尼尔海峡作战计划一事，他知道自己寡不敌众——对汉基说，即使是极其冷静的杰利科，现在也开始担心丘吉尔的一些命令了，而且（和汉基一样）还担心费希尔不愿公开反对海军大臣，后者对海军部署的判断似乎很有问题，并且越来越不愿意接受建议。不幸的是，丘吉尔对达达尼尔海峡做出了令人怀疑的判断，同时他未能考虑最坏的结果，而且他预料抽调军队以实施计划并不会增加协约国在西线的脆弱性，这种看法错得离谱。2月25日，他告诉作战委员会，“没有理由相信德国能够随时向西线调派100万人”。[110]事实上，德军在西线的兵力从1915年1月的150万增加到了13个月后（即凡尔登战役开始时）的235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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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法联军也在西线进行了重要部署，英军从海上向东占领了极左翼，而法军则集中在战线的东端。不管这种部署是否公平，英国的政治和军事领导层对法国人的表现并不满意，在弗伦奇与法军元帅约瑟夫·霞飞（Joseph Joffre）协商后，英法联军被分成了两个不同的部分，这让英国人觉得他们可以在没有法国人持续干预的情况下行动，并重新获得一些自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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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15年的头几个星期里，当英国在努力制定一份新的、更成功的战略时，它还必须面对新的、更加直接的挑战：英国商船被U艇击沉。1月21日，一艘从利斯开往鹿特丹的船只被击沉。击沉商船的做法还没有成为德国的官方政策，但是，2月初，徳皇和德国首相宣布，现在将对英国进行封锁。德国人提议使用无限制潜艇战来挑战皇家海军的霸权。他们警告中立国，任何进入德国划定的不列颠群岛“战区”的船只都有可能被击沉。然而，这次行动并不像它看起来的那样奏效：在那个阶段，德国只有22艘潜艇，数量太少，无法进行有效的行动。英国国王对没有武装的船只遭到袭击感到震惊。他说，“海军军官做出这样的事情简直令人作呕”。[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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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日，英国做出回应，枢密院令宣布，“英国和法国政府将有权扣留所载货物的推定目的地、所有权和原产地是敌国的任何船只，并将这些船只拖入港口”。[112]德国人这样做是在自掘坟墓，因为在直到战争结束的这段时期，除了最接近的邻国，他们几乎无法与任何国家进行贸易，到1916年底，这将会造成严重的物资短缺。4月10日，反潜障碍网拦截了一艘U艇，英国警告德国人在该日后不得进入多佛海峡。德国愿意采取一项可能威胁到平民生命的政策，这导致舆论进一步反德，尤其是在美国。到了秋天，美国的抗议活动迫使德国暂停了这项政策。不过，英国继续对德国进行封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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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8日，阿斯奎斯宣布，自从到达西线以来，英国远征军的伤亡人数已经达到了10.4万人——有被杀的，有受伤的，还有失踪的。[113]在听到这个消息时，已经习惯了长长的伤亡名单的公众并不感到意外，而且异常平静。他们仍然义无反顾地支持军队。当英国战俘在德国战俘营里被冻僵的消息传来时，一场为他们制作并送去保暖衣物的全国性运动开始了。国家犬类防务联盟甚至成功地发起了一场募捐活动，呼吁为新募士兵的狗支付执照费用，这样他们的四条腿朋友不会因为付不起7先令6便士的年费而被杀掉。人们还意识到一些士兵患有“创伤性神经衰弱和精神紧张”，2月4日，坦南特告诉下院，已经开设了一家特殊的红十字军事医院来医治这些病症。[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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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仍然坚定不移地希望追击国内的敌人或者对他们怀有同情心的人。从1914年10月17日（在此之前没有任何记录）到1915年1月30日，英国释放了2821名被拘留的敌国侨民，陆军部的一个分支根据11月11日的内阁命令对涉及他们的案件进行了审查，仅在1月就有717人被释放。[115]为了寻找替罪羊，在诺思克利夫的报纸的领导下，2月初再次爆发了针对霍尔丹的运动。2月8日，在下院举行的一场关于报纸审查运作不当的辩论中，自由党议员约瑟夫·金提出了报纸审查问题。在陈述他对霍尔丹的辩护时，金声称，新闻局的工作似乎“没有明确的原则作为指导，而且引起了怀疑和不满”。[116]其中的一个例子是，拒绝向英国公众透露的与士兵有关的消息在欧洲大陆上自由传播。他评论说，每个人都知道海军的损失——伤亡人数已经公布了——但是，不允许报纸报道这些消息，导致“公众对战争的进展感到不安、震惊、忧虑，甚至迷惑”。[117]此外，还有一个例子对新闻局的无能进行了证明，那就是该局制定了一项规定，不允许对大臣们进行攻击，以防止损害公众的信心。金认为这个所谓的原则与对霍尔丹进行的“放肆而荒谬”的攻击相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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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指责迫害霍尔丹的人“把他说成是比德国特工好不了多少”。[118]攻击事件导致许多选民给议员写信，询问他们是否知道真相，这些消息开始挫伤士气。金想知道，如果新闻局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那么它的意义何在。诺思克利夫的《泰晤士报》没有理会对大法官的辩护，而是抨击“由于害怕公众紧张而艰难地掩盖灾难和僵局的政策，该政策拒绝向公众透露士兵的所作所为（即使隔了几个月），弄错并尽可能少地列举伤亡名单，秘密行动，甚至在遭到突袭而向公众发布指导其行动的命令时也是这样”。[119]该报建议不要让律师和外行管理新闻局，而应设立一个新的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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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9日，皇家海军开始轰炸达达尼尔海峡的要塞。上周，费希尔订购了三十艘新的军舰，以应对即将到来的战役。[120]从一开始，事情就没有按计划进行。海峡布满了水雷，海军的扫雷舰极易遭到攻击，并且发挥不了作用，天气状况也非常糟糕，土军的装备比预期的要好。由于基钦纳在西线防守不足的情况下行事谨慎，导致难以为随后的地面进攻集结军队。本应由作战委员会——一个机构，现在越来越少、也越来越不经常开会——做出的决定被交由战场上的指挥官做出，因此，当将军伊恩·汉密尔顿爵士于3月中旬到达前线指挥军事行动时，他和海军少将约翰·德·罗贝克（John de Robeck）爵士将决定何时登陆。3月18日，就在汉密尔顿到达后不久，海军发起了攻击，但这次攻击全然无效，海军的两艘战舰被击沉。十天前，三艘军舰在进入雷区后被击毁。“海军部对于光靠军舰就能采取某些行动太过乐观了”，阿斯奎斯对斯坦利小姐说道，并记录下了丘吉尔的又一个污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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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伦奇告诉阿斯奎斯，2月中旬的堑壕战造成了重大伤亡，但是，基钦纳依然坚信，仍在国内的训练最好的师（也就是第二十九师）应当留在国内，以防德军在俄国战线上突然取得突破，进而向西线大举进攻，企图粉碎法军的防线。3月6日，基钦纳的小心谨慎给作战委员会带来了麻烦，因为阿斯奎斯支持基钦纳不要把第二十九师派往达达尼尔海峡的请求，这激怒了丘吉尔，丘吉尔需要这支部队来加强攻势。首相发现海军大臣“表现糟透了……吵吵囔囔、夸夸其谈、说话没轻没重、暴躁激动、盛气凌人”。[121]在做出不符合他意愿的决定时，丘吉尔“毫不掩饰地表现出巨大的愤怒”。阿斯奎斯认为达达尼尔海峡战役是值得冒险的。他对斯坦利小姐说，如果成功了，那就意味着“占领君士坦丁堡，把土耳其切成两半，让整个巴尔干半岛站在我们一边”。[122]达达尼尔海峡战役的成功与粮食价格紧密联系在一起，因为俄国进入地中海将使粮食出口得以恢复，粮食价格是大臣们日益关心的问题。德国宣称其海军正在“封锁”英国，阿斯奎斯手下的大臣们将此斥责为胡扯。首相说，“德国舰队没有封锁、无法封锁、并且永远不会封锁我们的海岸”。[123]然而，不可否认的是，粮食价格正在上涨，这使阿斯奎斯进退两难。达达尼尔海峡战役的成功将缓解粮食供应压力，但这只有冒着不听从基钦纳的建议而派遣军队的风险才能实现。在接下来的几天，很明显，法国和希腊都准备向战区派遣大量军队，但是俄国——以扩张主义的眼光看待土耳其，并考虑将君士坦丁堡和达达尼尔海峡并入其帝国——强烈反对希腊介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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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3月19日的会议之后，作战委员会直到5月14日才再次开会，部分原因是阿斯奎斯不得不在外交部顶替生病的格雷，这从另一个方面表明阿斯奎斯对西线局势的严峻程度、达达尼尔海峡局势的恶化和需要做出的积极反应知之甚少。汉基和伊舍一致认为，轰炸一开始，军队就应该到位，而不是在轰炸之后才到位，也不应该刊登关于进攻的任何新闻报道。然而，出其不意的全部有利条件都消失了。3月15日，汉基告诉伊舍：“现在，我们已经给了土军时间来集结一支庞大的军队，来投入野战炮和榴弹炮，来巩固每一个登陆地点，这次行动已经成了最可怕的一次行动。”[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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