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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3月19日的会议上,来自东线的报告(包括三艘军舰被击沉、另外两艘被击毁的消息)证实了达达尼尔海峡战役的作战行动存在缺陷和不足。当劳合·乔治问“是否取得了任何成功来弥补损失”时,已退休但被丘吉尔召回的另一位前第一海务大臣阿瑟·威尔逊(Arthur Wilson)爵士告诉他,“根据收集到的消息……要塞的大炮暂时被打哑”。[125]丘吉尔声称,现在下结论还为时过早,但他同意授权德·罗贝克继续作战,前提是“如果他认为合适的话”。汉基说道:“弗伦奇勋爵和我处于一种相当难堪的境地,以至于我们对丘吉尔说‘我早就告诉过你了’。”[126]在随后的几十年里,丘吉尔将花费大量的精力试图逃避达达尼尔海峡战役失败的责任,但事实对他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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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一场新的危机正在出现,这将对政府的稳定构成更大的威胁。由于基钦纳对目前西线战场风行的堑壕战没有任何经验,他本能地认为弗伦奇对弹药的需求是不合理和夸大的。他也不喜欢在陆军部之外披露军火事务的细节。战前,兵器行业高度依赖德国技术,由于人们普遍认为下一个敌人将是德国,这导致英国非常荒谬地摒弃了德国的技术和产品。[127]多亏英国从瑞典、瑞士和美国购买了机床,该行业才能为军队提供足够的发动机,因为英国没有能力足够快地制造它们。英国几乎没有化学工业——它依赖德国进口——这不仅意味着专利药品存在短缺,还意味着用于弹药和飞机机身的化学品也存在短缺。提高产量的另一个障碍是工会,其成员尚未适应在和平时期难以想象的做法。此外,自19世纪90年代以来,人们将股利用于支出(而非进行再投资),这抑制了创新,其后果如今已十分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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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合·乔治放宽了军备开支限制,政府为军工厂的扩张提供资助。3月1日,阿斯奎斯告诉下院,到本月底,这场战争将花费3.62亿英镑,换言之,考虑到届时战争已持续了240天,平均下来,每天的开支为150万英镑。[128]他说,目前的费用是每天170万英镑,到1916年初将增加到190万英镑。政府的这些计算都不是以战争会迅速结束作为依据。尽管早在2月11日,弗伦奇就让参谋长威廉·罗伯逊爵士警告黑格要留意使用了多少炮弹,但是,如果武器制造或供应方面的进展妨碍了他对军备的控制,那么基钦纳会继续对这些进展设置障碍。阿斯奎斯希望让劳合·乔治控制一个新的军队合同理事会来监督军火的生产,这是基钦纳不会同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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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年3月,在达成财政部协议后不久,阿斯奎斯、劳合·乔治、丘吉尔、孟塔古——他是新的兰开斯特公爵领地事务大臣,负责制定军需工业运作的行政框架——和贝尔福召开会议,设置了一个新的军火委员会,该委员会由劳合·乔治领导,旨在对整个流程进行控制。基钦纳威胁要辞职,他觉得这个委员会完全没有必要,因为在某次行动——这个行动证实了他在印度赶走寇松时所施展的政治手腕——中,他在陆军部设立了自己的委员会。然而,阿斯奎斯说服了他。4月8日,他告诉基钦纳,劳合·乔治将负责军火,而且这个变动在4月5日被泄露给了报界。新的委员会来得有些迟,据估计,在3月10日至13日发生的新沙佩勒战役的前后两周,英国军队使用的军械数量相当于第二次布尔战争的全部军械。[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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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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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建战时联合政府的旅程并不是在一夜之间完成的。这个建议最初于1915年1月23日在沃尔默城堡提出,当时,劳合·乔治告诉城堡主人阿斯奎斯“反对党渴望建立联合政府”。[130]玛戈特·阿斯奎斯(Margot Asquith)声称她之前听说过这件事;劳合·乔治暗地里认为这样的剧变是晋升的大好机会,于是他说,除了贝尔福,他想不出还有哪些托利党人能够效劳。虽然劳合·乔治和贝尔福彼此厌恶,但财政大臣承认,对于建立任何可能的联合政府而言,这位前统一党领袖都是不可或缺的。阿斯奎斯认为,贝尔福——自从1902年担任英国首相以来,为了坚持托利党的立场,他进行了十多年的努力,但基本上没有成功,他态度懒散、漠不关心,这几乎与人们对待奥运会的态度不相上下——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骗子”。[131]阿斯奎斯入主唐宁街六年,他将大部分时间用于应对雪崩般的逆境,但他仍然认为,为了成功地对抗德国,没有理由建立一个支持他的联合政府。他的政敌们不同意,这也许并不奇怪。1月28日,兰斯多恩告诉劳,未来的关系应该包括“让反对党领导人充分了解与战事指挥有关的所有重要事项”。[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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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斯奎斯与同僚之间的麻烦可能使他想要挑选新的同僚。他仍然对劳合·乔治保持警惕,而后者到目前为止对他还算忠诚,尽管这种忠诚不会持续太久。基钦纳专横武断,霍尔丹遭到了攻击,他认为格雷“疲惫不堪、歇斯底里”,他对妻子说道:“温斯顿是内阁中最令同僚们讨厌的人……他让人无法忍受!他吵吵嚷嚷,啰啰嗦嗦,夸夸其谈。我们需要的不是建议,而是智慧。”[133]很早以前,阿斯奎斯就断定丘吉尔并不像丘吉尔本人认为的那样聪明。1914年8月11日,他告诉斯坦利小姐,这位海军大臣在内阁里讲个没完没了,“摆出一副战略专家的样子”。[134]由于斯坦利是丘吉尔妻子的表亲,阿斯奎斯很可能轻描淡写地诉说了自己的感受,以免冒犯她。由于加里波利战役[135]将遭受溃败——3月初,阿斯奎斯对妻子如是说道——他没有支持丘吉尔,这意味着他承担不起失败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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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吉尔毫不掩饰他对组建联合政府的信念。2月9日,阿斯奎斯告诉斯坦利小姐:“很难预测温斯顿在这里的职业前景,爱德华·格雷和劳合·乔治在一定程度上抢了他的风头,而他又没有个人追随者,他总是热切地希望组建联合政府和进行奇怪的重组。”[136]阿斯奎斯甚至打算让丘吉尔担任印度总督,不久后,彭斯赫斯特的哈丁勋爵(Lord Hardinge of Penshurst)将回国,到时这个职位就会空出来,但他拿不准丘吉尔是否会接受。丘吉尔雄心勃勃,而联合政府将向他提供新的征服之地。他最亲密的朋友之一(F. E.史密斯)是托利党[137]的领袖。然而,令人惊讶的是,丘吉尔当时没有意识到,在他于1904年抛弃的政党[138]中,几乎所有人都对他怀有敌意和不信任——尽管他抛弃的托利党领袖贝尔福是一个例外,贝尔福虽然没有忘记丘吉尔的所作所为,但还是原谅了他。许多自由党人理所当然地认为丘吉尔是托利党人,当他谈到组建联合政府时,人们推测他的这个举动是为了让自己与可能上台的下届政府结盟,所以同僚们也不信任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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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3月10日(即基钦纳同意将第二十九师派往达达尼尔海峡的那一天)开始,阿斯奎斯扩大了作战委员会的规模,纳入了劳和兰斯多恩。首相没有对他们留下深刻印象,他对斯坦利小姐说:“他们没有做出很大的贡献。”因此,3月15日,当劳告诉阿斯奎斯,虽然他和兰斯多恩“乐意参加”这次会议,但如果他们再次出席,将会“削弱他们在保守党中的地位”时,阿斯奎斯并没有感到失望。[139]不过,他们在作战委员会中加入了贝尔福的一边,这暂时证明战事指挥得到了两党的支持,以及阿斯奎斯觉得有必要进行两党合作。阿斯奎斯要求汉基把他们列为作战委员会编写的所有文件的分发对象,但没有邀请他们参加会议。然而,从那时开始到建立正式的联合政府,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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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4日,《国家》杂志的编辑H. W.马辛汉姆(H. W. Massingham)告诉阿斯奎斯夫人,丘吉尔正在策划让贝尔福取代格雷,以推动组建联合政府。阿斯奎斯对这个想法感到震惊,认为丘吉尔“受到贝尔福流于表面的魅力的影响,成了复杂力量作用下的牺牲品”,他向劳合·乔治征询意见,财政大臣认为马辛汉姆的信息“基本上是真实的”。[140]阿斯奎斯感到遗憾,因为丘吉尔缺乏“主次观念”,并且没能展现出“更大的忠诚本能”。丘吉尔的阴谋诡计将损害一位资深内阁同僚的利益,也将损害首相本人的权威。在谈到丘吉尔时,阿斯奎斯对斯坦利小姐说道:“我对他的未来充满疑虑。”他继续说:“即使他具有出色的才能,他也永远爬不上英国政坛的顶峰;如果一个人不能激发别人的信任,那么即使他能说万人的语言和天使的话语,即使他日日夜夜地辛苦操劳,也是没有用的。”格雷的视力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尽管如此,1915年4月的上半月,当关于意大利加入协约国的谈判正处于一个微妙阶段时,他跑去钓鱼了,此举显然不能激发公众的信心。在格雷缺席的情况下,霍尔丹通常会接手外交部的工作,但由于报界一直批评他亲德,于是阿斯奎斯介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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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阿斯奎斯的生活中,还有一个复杂因素对他的总体判断造成了严重影响,那就是他与维尼夏·斯坦利的关系。没有证据表明这种影响是身体上的,但是,在战争的头九个月里,他对她的感情依赖不断加深。在3月16日的一封信中,他在“晚安,我最爱的人……今晚我想到的最后一个人是你,我早晨起来想到的第一个人也是你,我一天中最美好的想法都是关于你”之后,以“你的爱人”落款。[141]两天后,他在结尾时写道:“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更加爱你,更加需要你,”并承诺在征询了她的意见之后,才考虑让劳合·乔治担任全职军需大臣。(有趣的是,阿斯奎斯坚决反对妇女参政,但在他认为不适合拥有参政权的数以百万计的妇女之中,有一位就这样被赋予了政治权力。)这给她带来越来越难以忍受的压力,她和潜在的解脱救星孟塔古的关系越来越亲密(阿斯奎斯仍不知情)。即使她决定嫁给孟塔古,但把这件事告诉阿斯奎斯——他自己也不能娶她,因为与妻子离婚是不可想象的——也是不容易的。3月19日,当她暗示自己可能要去国外当护士时,他告诉她,这个举动让他置身于“悲惨的夜幕笼罩着的漆黑午夜”。[142]一个月后,阿斯奎斯夫人给孟塔古写信说,她担心自己会被维尼夏取代,并请他劝维尼夏嫁给他。不用说,他不需要怂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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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战事指挥的负责人,阿斯奎斯过着一种奇特的生活。他会在某个下午坐在自己的俱乐部“阿西纳姆”(Athenæum)里读书,而他自己也承认,此时他本应待在唐宁街,批阅堆积如山的备忘录。就像他对斯坦利小姐的迷恋和晚上打桥牌一样,这是他应对压力的方式,但是,那些在周二下午看到他坐在扶手椅上阅读一本现代英语散文集的人,看到他在英国停止新沙佩勒(在新沙佩勒战役中,有7000名英军和4200名印军伤亡)的进攻后剪头发的人,一定认为他们看到的只是他们想象出来的首相。[143]劳合·乔治告诉里德尔:“他缺乏主动,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控制或团结公共部门,每个部门都是各行其是,听不到批评的声音。在和平时期,这些都没什么大碍,但在大战中,首相应该指挥和监督整个机器。其他人没有这个权力。”[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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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公众得知首相疯狂迷恋斯坦利小姐,或者他下午在阿西纳姆阅读纯文学,或者晚上打桥牌,事情可能很快就会变得无法控制。如果公众得知他有喝酒的嗜好,那么他们将会感到震惊。4月12日,格温告诉中将亨利·威尔逊(威尔逊是与法军进行联系的主要联络官,格温经常与他密谋计划),首相“最近很放纵自己,他的妻子也效仿他的做法,大约十天前,她在一所私人住宅里喝得酩酊大醉,以至于在客厅里和离开时的台阶上呕吐了起来”。[145]阿斯奎斯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也是一个很有天赋的理智人士,他能够迅速地办完事情,并迅速地抓住问题的核心;他还有一种智识上的天赋,那就是能从深思熟虑中获益,尤其是在面临前所未有的问题(即使这些问题相当严重)时,比如一个只习惯于处理和平问题的人所面临战争时。与他的一些同僚不同,他并没有每天将几个小时花费在政治阴谋上。但是,他的信件清楚地表明,他已经疲惫不堪、心烦意乱,而且仍然没能像基钦纳和劳合·乔治那样完全理解这场近乎全面的战争的所有含义和不同需求。格温告知威尔逊的这些失礼的事情表明,阿斯奎斯夫人也在备受折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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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中旬,劳合·乔治邀请《曼彻斯特卫报》的编辑、自由党新闻事业的领袖C. P.史考特共进早餐,并对史考特说,他认为这场战争“还会再持续两年”。[146]政府将接受的德国人提出的最低条件是交还阿尔萨斯和洛林,这是德国在1871年从法国手中夺去的,但在“德国人被赶回莱茵河”之前,这是不可能实现的,看不到立刻实现这个愿景的希望。他告诉史考特,必须“收回”波兰,“这不是一个‘摧毁’德国的问题,而是一个击败德国的问题”。不过,“如果我们一个月能生产1200万枚炮弹,而不是三个月才能生产那么多,整个局面就会改观”。劳合·乔治告诉史考特,他曾访问过法国,看到那里军工厂的产量非常高,希望英国也能达到类似的产量。“这个国家最迫切的需要就是组织生产线进行生产,并最大限度地加快速度……而障碍在于基钦纳。”[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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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伤亡人数增加和公众态度变得愈发紧张,政府在策划取得突破性进展方面的压力也越来越大。穿丧服的妇女和穿制服的休假士兵成了街头司空见惯的景象;当地的报纸登载了一卷又一卷的荣誉名单,上面有死者的照片,而且死者往往很年轻,这些名单似乎在不断加长。由于看不到结束的迹象,人们开始对战事指挥是否掌握在正确的人的手中进行了更加直言不讳的讨论。在新沙佩勒战役和达达尼尔海峡战役的问题变得明显后,诺思克利夫的报纸对这些问题的报道并没有怠慢。1915年4月,诺思克利夫对同为报业大亨的里德尔说,阿斯奎斯“懒惰、软弱、冷漠”,并认为“劳合·乔治可能是那个正确的人”。[148]此时,劳合·乔治还没有全面意识到自己的重要性。麦克纳让阿斯奎斯留意诺思克利夫的报纸对劳合·乔治发表的好评,并暗示这两人可能在密谋,或许还带着丘吉尔。这是一个超前的想法——因为那时没有进行密谋——但它令阿斯奎斯和他的朋友们感到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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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9日,阿斯奎斯就这些谣言和财政大臣当面对质,并告诉斯坦利小姐,“我从未见过他如此激动”。[149]劳合·乔治认为,麦克纳这样做是因为仇恨丘吉尔,而托利党的报纸之所以批评阿斯奎斯,是因为他们认为基钦纳——他才真正应该对阻碍战争进行的弹药短缺负有责任——是托利党人,不应该受到攻击。阿斯奎斯写道,劳合·乔治告诉他:“他宁愿(1)砸碎石头,(2)挖土豆,(3)被处以绞刑和肢解(这些都是在他不同阶段进行的充满激情的慷慨演讲中使用的比喻),也不愿意做一件对我不忠的事情,说一句对我不忠的话,或者怀有一个对我不忠的想法……他的眼里噙满了泪水,我相信,尽管他有着凯尔特人的冲动和短暂的热情,但他是十分真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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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斯奎斯对最亲密的知己说的最后一句话,揭示了他是多么不了解劳合·乔治的真实性格。当时他并不知道这些,不过,劳合·乔治很快就把政府高层的动向告诉了他的亲信们,就像他告诉里德尔一样。劳合·乔治的私人生活也让阿斯奎斯对斯坦利小姐的柔情显得纯真烂漫。1915年的春天,这段私人生活经历了一个尤其复杂的阶段。但凡有机会,劳合·乔治就会开车去位于萨里郡沃尔顿希思的房子,他声称自己在伦敦睡不着觉。事实是他害怕烈性炸药,去那里将使他免受齐柏林飞艇的突袭。在离开伦敦的路上,他会带着情妇弗朗西丝·史蒂文森一起走。1915年3、4月间,她病了。劳合·乔治的传记作者约翰·格里格(John Grigg)猜测她可能是流产了,或者是堕胎了。她当时说道“关于私生子的想法不得不暂时放弃了”。[150]据格里格说,她告诉她最终与劳合·乔治生下的女儿,她曾经堕过两次胎。如果让人知道她怀孕了,即使在战时,也会终结这位最不可或缺的大臣的职业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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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劳合·乔治不同的是,阿斯奎斯不喜欢报界,尽管他身边有一两个记者[尤其是《威斯敏斯特公报》的编辑J. A.斯班德(J. A. Spender)以及同他一样毕业于贝利奥尔学院的校友]。不过,他认真听取了马辛汉姆针对内阁有多么脆弱做出的诠释说明。(他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晨间邮报》的格温很清楚这种脆弱性,他曾就这个问题向劳提出建议。)格温认为,联合政府“将削弱保守党,并将分裂自由党”,只会给托利党人带来短期优势;他确信,为了国家利益,联合政府是不必要的。[151]格温更倾向于举行大选,或者在不需要托利党帮助的情况下任凭内阁顺其自然地行事。阿斯奎斯必须小心谨慎地对待报界。在诺思克利夫的带领下,报社的老板们已经因为审查制度而对政府怀有满腔怒火,阿斯奎斯认为舰队特街关于公众被操纵的说法——或者说“被过度安抚和鼓动”的说法——是完全正确的。[152]4月1日,他和其他几位大臣、审查员巴克马斯特和弗兰克·斯威特南(Frank Swettenham)爵士会见了由来自伦敦的所有报纸(《泰晤士报》除外)的老板和编辑组成的代表团。他说,他对赢得最终的胜利持乐观态度,但他驳斥了认为政府正在发布完全错误的乐观声明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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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30日,《每日纪事报》刊登了一篇关于密谋反对阿斯奎斯的文章,当天晚些时候,阿斯奎斯召见了劳合·乔治和麦克纳,以便让他们澄清事实(丘吉尔也受到邀请,但他谢绝了,因为他觉得没有必要为自己辩护)。财政大臣谴责说是麦克纳让《每日纪事报》的编辑撰写了这篇文章。麦克纳“言辞激烈地”否认了这个说法,并推罪于贝尔福。阿斯奎斯结束了这场激烈的争论,他说,如果他认为任何同僚对他持保留意见,那么他将立刻辞职。三人一致认为,丘吉尔与前统一党首相的关系过于亲密。[153]接着,阿斯奎斯不得不对基钦纳和劳合·乔治就军需委员会发生的争吵进行斡旋。生死攸关的问题应当是最重要的,而他却关注于没有意义的问题,这似乎很矛盾。尽管如此,在他必须为麦克纳和劳合·乔治之间的争吵进行公断的那天,他仍抽出时间给维尼夏·斯坦利写了四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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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由阿斯奎斯、丘吉尔、基钦纳和汉基组成的一小群人召开会议,批准对达达尼尔海峡发动海陆联合进攻,两天前,德·罗贝克向丘吉尔发电报,确认海上单独进攻失败了。劳合·乔治后来说:“精打细算的计划无可救药地误入歧途。”[154]丘吉尔比费希尔制定了更多的计划,费希尔对计划的热情最终化为乌有,这就是所发生事情的很多都归咎于丘吉尔的原因。一个星期前,也就是4月6日,汉基曾在一次大臣会议上警告说,让部队登陆将是非常困难的,但丘吉尔对此置之不理——“他预计在实施登陆时不会遇到什么困难,”会议纪要上写道。[155]现在,派遣地面部队是挽救这场战役的唯一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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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阁得到的消息是,地势平坦,军舰上的枪炮可以消灭试图坚守阵地的土耳其士兵。但事实并非如此,土军毫不费力地为自己挖了堑壕。“这次行动是有风险的,”阿斯奎斯对斯坦利小姐说道,“但我相信我们执行这个计划是对的。”[156]然而,他把取得有利结果的概率比作“在达达尼尔海峡抛硬币,这要看是正面朝上还是反面朝上”,这暗含着一种宿命论的意味。如果英国和法国能够获得执行这个计划的武器装备,那么二者计划在5月初发动联合进攻,以便把德军赶回默兹河彼岸。阿斯奎斯告诉斯坦利小姐,如果硬币正面朝上,那么军队将在达达尼尔海峡顺利登陆,并且协约国在法国的弹药供应将得到改善,“战争应该会在三个月内结束”。不过,鲜有人像他那么乐观。当首轮登陆行动的伤亡情况传到英国时,格温正在给巴瑟斯特夫人写信,谴责这次远征是“带有丘吉尔作风的疯狂阴谋”。[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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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达尼尔海峡战役的问题象征着阿斯奎斯现在面临的种种挑战,这些挑战来自于每一个方面,无论是军事方面的还是国内方面的。斯坦利小姐对自己的未来难以抉择,这种局面已经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4月16日至18日的周末,孟塔古和斯坦利及其家人待在一起,他们似乎已经决定要结婚了。在他离开奥尔德利回到伦敦后不久,斯坦利小姐给他写信说:“这个星期天的经历让我很难继续给首相写信,我没法装作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一样。亲爱的,我该怎么办?”[158]阿斯奎斯计划两天后在纽卡斯尔就战争发表重要讲话,而在此之前她不愿意向他坦白一切。她的信件一定让孟塔古感到非常高兴:“亲爱的,我想我爱上你了,维尼夏。”她确实给阿斯奎斯写了一封暗示未来的信(她写给他的这封信弄丢了),提到(他引述她的话说)她“有可能让我痛苦,”但他补充说,“如果你告诉我明天你要结婚了,我希望自己有足够的力量不去抗议或劝阻。”[159]她没有告诉他她要结婚了——她必须征求家人的意见——但她确实说过,如果她真的结婚,她对阿斯奎斯的感情将不会改变。然而,他需要的是她的一心一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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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初,在审查制度允许的范围内,各大报纸生动报道了弹药短缺,这加重了阿斯奎斯的麻烦。汉基曾到伊普尔会见高级军官,他向阿斯奎斯报告说,“普遍存在需要更多炮弹的情况”。[160]为了研究这个问题,内阁任命了两个委员会(一个来自下院,由劳合·乔治领导,其成员包括孟塔古、贝尔福和工党领袖亚瑟·亨德森;另一个是陆军部的部门之一,由基钦纳领导),用阿斯奎斯的话说,以便“确保将国家所有可用的生产资源最迅速和最有效地用于为海军和陆军制造和供应战争弹药”。[161]有趣的是,基钦纳居然同意这个任职,因为他曾在3月29日暗示说,如果成立这样的委员会,他将把它当作一种批评并将辞职。阿斯奎斯说,委员会拥有充分的授权,以便下令采取任何必要的措施来改善情况。在军工厂集中的利兹、谢菲尔德、纽卡斯尔和格拉斯哥等城镇,经理和工会代表组建了地方委员会,以讨论如何提高生产率。显而易见的办法是从对战争不太重要的其他行业引入更多的劳动力,并加大对妇女的招募力度。由于情况紧急,甚至有人呼吁将那些受过修造工、铁匠或工程师培训,现在担任警察的人调派到伍尔维奇军工厂(英国主要的炸药工厂),并由临时警察接替他们的职责。伦敦市警察局宣布,局长已“邀请”所有未婚警员参与这些工作。达到服役年龄的警察没有被招募加入劳动大军,而警察队伍的空缺则由退休人员填补。尽管如此,劳合·乔治仍然利用炮弹短缺扼住了基钦纳的咽喉。4月16日,阿斯奎斯告诉他的秘书兼未来女婿莫里斯·伯纳姆·卡特(Maurice Bonham Carter),“劳合·乔治确实说了一些话,要是这番话是对他说的,他觉得这是无法原谅的”。[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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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是炮弹,就连士兵也存在数量不足的情况。那些响应基钦纳的号召应征入伍的士兵仍在训练中,鲜有士兵能在6月之前到达法国。应征入伍的人越来越少。4月13日,《每日邮报》披露了这个令人尴尬的结果。该报复制了《晨报》的一份地图,显示当法军在防守543.5英里的前线时,英国远征军仅仅防守了31.75英里,比被占领的比利时防守的17.5英里多不了多少。《每日邮报》称这种“境况非常不光彩”,并指责政府缺乏远见。[163]为了给军队腾出更多的人手,政府采取措施让那些不适合服兵役的人担任基本工作。根据德比的倡议,经基钦纳批准,4月1日,利物浦宣布成立一个码头工人营,以便在港口执行政府的相关工作。它将由那些想要穿上军装但因为年纪太大而不能参战的人士组成。他们需要遵守军事纪律,因此避免了使重要港口陷入瘫痪的罢工威胁:如果人们所称的利物浦的“试验”取得了成功,那么其他地方也会效仿。[164]然而,为了安抚工会,但凡加入该营的人,必须是工会会员;但凡离开工会的人,都将被开除出军队。士官都是前工会官员和老兵,其中一人曾在伊普尔战役中受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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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到政府面临的挑战,4月20日,阿斯奎斯前往纽卡斯尔,向那里的弹药工人发表了演讲。他希望他的话能安抚托利党的报纸,损害诺思克利夫的信誉,鼓舞士气,并强调提高生产率的重要性。五天前,齐柏林飞艇袭击了那里——这在东海岸已成为司空见惯的事情——目标似乎是军火工厂和造船车间,因此,首相访问此地也是恰逢其时。报纸报道了泰恩赛德发生的酗酒故事,为他的到来铺平了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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